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一条线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回顾新中国成立的50多年走过的历程，我国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经历了4次比较明显的外交战略大调整，大致可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东西冷战的影响，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联合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采取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战略，积极支持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开始，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联合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并在党的十二大上得以确认。
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在国际局势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项基本对外政策：当时，美国经历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其政府开支失控，通货膨胀严重；反战示威此起彼伏，黑人反歧视斗争遍及全国，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加上在越南陷入困境，伤亡惨重，美国由于深受越南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其实力受到极大的影响，美国开始丧失了多年来一直拥有的优势。尽管美国一直想谋求充当“国际宪兵”，但其目标与能力、欲望与力量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尼克松上台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考虑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收缩自己的战线，以便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和日益严重的国内问题。与此同时，苏联则趁美国陷入困境之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而且竭力同美国争夺霸权，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由于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的认识上的差异，导致逐步升温的中苏论战，最后导致国家关系的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增加兵力，在两国边境不断挑起事端，苏联领导人甚至声称要“让火药保持干燥，随时打击敢于冒险的敌人”，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同时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增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唆和支持印度反华，并在阿富汗扶持傀儡政权并最终占领阿富汗。从北面、南面和西面对中国形成了军事包围之势。这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20世纪60年代，中国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战略，推行“反帝、反修”的战略方针，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承受着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导致国内的建设和发展缺乏应有的国际环境。这种局面要求我们党和政府对外交战略进行一次大的调整。1968年8月，苏联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显示苏联要使用武力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争端由来已久的国家，不得不绷紧准备用武力对抗苏联这根弦，随后发生的中苏两国珍宝岛武装冲突使中国领导人开始认为，同美国相比，苏联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注：《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举出了4点论据来论证这一观点：1.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2.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3.苏联有高度集中的国家经济和专政机器，更容易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4.苏联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以防中苏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从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领导人积极寻求国际上的支持以尽快摆脱两线作战的境地。当时中国要摆脱这种境地的突破口只有一个，这就是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苏联的威胁。虽然在6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相比之下，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威胁还不像苏联那样迫在眉睫。而且，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美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对其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的时期。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和当政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愿意和解与改善关系的信息，想通过与中国和解与改善关系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以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这同时也给中国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和条件。毛泽东明确提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注：曹桂生：《学习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载于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92页。）。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解释了中国必须调整对外战略方针的理由，并且道出了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一条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打乱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部署，以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这种形势分析和战略方针实际上指导了整个7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也是“一条线”外交战略形成的直接动力。
中美双方都意识到苏联对自己造成的威胁要大于对方造成的威胁，于是在对付苏联这个最大威胁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最终走到了一起。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在70年代初走向和解。中国也最后确定了新的对外战略方针，即“一条线”外交战略。1972年，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当尼克松谈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哪一个威胁更大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注：基辛格：《白宫岁月》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页。）这显然说明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是苏联。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表述了“一条线”的思想。他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注：宫力：《重构世界格局》，中原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至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概念，美国无疑是这个国际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联美抗苏”。邓小平1985年9月14日在接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对“一条线”外交战略也有一个具体解释：“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二
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一种对外战略总是既有利也有弊。而且一国的对外战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本身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要适应这种变化而变化，可以说新中国制定的4次对外战略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得与失、是与非、功与过。不能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实行全方位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就否认其积极意义。“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当时走出外交孤立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大门，由此，带来了中国的建交热潮，使中国逐步摆脱日益严重的外交困境，有效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
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要同我国和解的信息时，毛泽东抓住机遇，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经乒乓球外交到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由于美国认识到了与中国为敌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逐步改变了执行多年的对华不承认、不接触政策，开始采取缓和对华关系的现实主义政策，因此美国的盟国和受美国控制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不再担心美国的制裁。由此，中国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在大范围展开；中国与大洋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中国基本完成了与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建交过程。中美的接近，改变了两国直接对抗的局面，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1970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只有55个，到1980年后已增加到124个。中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在国际上孤立的地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国际舞台。中国确立和贯彻“一条线”外交战略，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即为了抵制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得到实现：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苏关系虽然十分紧张，但是两国间没有发生大战，也没有出现60年代末那样的流血冲突，中国在国内十分困难、动荡的时期赢得了和平。
2.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使中国得以重返多边外交最重要的讲坛，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美国也由于自身国力的下降，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进逼面前难以招架。因此，作为对中国外交姿态的回应，美国开始考虑松动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这个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最大障碍开始松动，无疑给中国解决联合国席位问题带来了最大的机遇。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开始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中国利用联合国这个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作用和影响，使自己的一些正确主张通过联合国这一渠道在国际社会得以确认。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利用自己在联合国中的特殊地位，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和第三世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如：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提出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要求遭到发达国家反对时，中国坚决支持和肯定这一合理要求，为新海洋法的制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第36届联大要改选联合国秘书长，中国顶住压力并经努力最后终于导致来自第三世界的德奎利亚尔当选；中国在联合国中与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协调和合作关系，积极推动联合国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促成南北对话和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不懈努力；中国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坚持不渝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广大南非黑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等等。中国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广大坚持正义立场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3.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这为后来我国确立在新时期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条线”战略的实施，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放在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美国实现和解。70年代的“联美反苏”与50年代的“联苏反美”有一个本质差别，就是“联苏”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根支柱上的。而“联美”主要是基于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利益，而在意识形态上是严重对立。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曾说过：“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注：基辛格：《动乱年代》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尼克松也说：“中国人民看到了美国：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但在反对苏联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苏联是中国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因此中国人看到了与我们共事的好处。他们只好在意识形态和生存方面作出选择，他们选择了生存。就那么简单。”（注：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确定了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取代了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方针。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联美抗苏”一直是中国所坚持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虽然“联美抗苏”并不意味着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但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客观上造成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的局面。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中国更注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原则在我国新时期实施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中得到全面体现。
“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毕竟是中国把苏联的威胁极端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特别是对时代主题已开始发生的变化模糊不清，而且在国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没能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没有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和对外开放发展经济两者联系起来。这些错误认识难免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中体现出来，而且它随着时代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弊端日益明显：
1.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气焰，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确立其“一超”地位，也增加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砝码。
在“一条线”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两国虽然在共同战略利益下走到一起，但是中美毕竟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共同的战略利益消弥不了两国的巨大差异。中国和美国由于两国实力悬殊较大，中国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在两极争霸的格局中，无疑美国是把中国看成它手中的一张牌，依据美国的全球利益出牌。中美和解以后，美国一直在搞“两个平衡”，即在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之间搞平衡以及在美国与大陆的关系和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之间搞平衡，以达到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的力量，同时也利用苏联与中国台湾的力量制约中国大陆的力量的目的。美国利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着手加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取得了对苏的战略优势，并最终在世界上取得“一超”的地位，成为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最大障碍。尽管70年代中国的“一条线”战略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对苏战略，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但美国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它把中国寻求与西方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的努力看成是中国有求于它，并利用这种情况在中美双边关系和世界政治中大肆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它认为是中国本身没有力量，在全球战略中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而不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出于这种估计，美国有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苏联持强硬和对抗政策，则无论美国在台湾或其他问题上怎样作为，中国也只能忍耐下去，所以美国一直拒绝在对台关系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并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设置障碍。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大三角”战略对美国的重要性逐步减弱，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越来越强硬。中国的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在事实上也确实受“大三角”战略的制约，毛泽东曾对尼克松说过：“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注：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2.在外交实践中存在着“以苏划线”的倾向，使自己与一些国家特别是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
实行“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以制止苏联的侵略和扩张。”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大改善了中国同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使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有助于我国外交的开展，有助于中国抵制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但它本身有明显的缺点，它与以前我国采取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一样，是以战略关系划线。在“一条线”外交战略实践中，必然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我国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突出了中国与苏联与东欧集团的敌对关系，这样，容易导致“以苏划线”的倾向，在外交实践过程中往往片面地把其它国家对苏联的立场来决定我们对它们的外交政策，这就限制了中国发展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使中国同苏联及其亚洲盟友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致使中国面对着十分险恶的周边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作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与美国建立准同盟关系，这就必然受制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这样，中国的独立自主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不利于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利用美苏矛盾，损害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从长远来说，“一条线”外交战略显然不利于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要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是缓和与改善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要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因此，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取代“一条线”外交战略就势在必行。
3.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不完全准确的判断，过分渲染战争的危险性，在实施对内对外政策时存在着“左”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和平形象。
尽管中国党和政府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在20世纪70年代采取的对外政策难免给人一种好战的印象。主要表现在：(1)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估计是：由于苏美争霸的加剧，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世界人民已经面临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新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从这种认识出发，在指导中国外交和国内建设时，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备战上。为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极力渲染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号召人民“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大力宣扬“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思想，特别是在1975年、1978年通过的两部宪法中去掉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提法。(2)把西方的“和平主义运动”斥责为“绥靖政策”思潮，“裁军”被简单地否定。“一条线”战略的实行、美中的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美苏缓和主要体现在两国首脑的互访、会谈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方面。尽管美苏搞缓和本质上仍是争夺，只不过是它们争霸世界的一种手段，但对当时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有一定的缓和作用。(3)对苏联向中国发出缓和的要求看成是阴谋而加以排斥。毛泽东去世之后，苏联鉴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压力，主动向中国表达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但遭到中国的拒绝。1976年11月15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欢迎中非总统的宴会上说：“社会帝国主义在继续对我国进行诬蔑和威胁的同时，却不断制造缓和的假象，妄图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界限，甚至狂妄地要求我国改变政策。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注：周文琪等：《特殊而复杂的课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页。）这显然表明中国对苏联发出缓和的要求不予回应。这些做法难免引起世人对中国党和政府追求世界和平的诚意产生怀疑，也就破坏了中国的和平形象。因此，邓小平指出：“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注：《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4.单纯着眼于从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并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的角度去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显然这样的关系是脆弱的。
“一条线”战略的实施，实现了中国与西方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1972年与日本、1979年与美国的建交，减轻了中国对安全的忧虑。这本来为中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由于对战争的估计过于严重，中国在“一条线”战略的实施主要是从战略与军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没有相应的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在国内依旧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利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缓和与改善关系的机会引进它们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尼克松说他1972年去中国时，“在我与中国人会面的这五天，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一次也没有。他们只关心战略大事和苏联的军事实力。20年后，我们所谈的几乎都是经济问题，并且是中国特色。”（注：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这说明“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局限性，它没有以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心。在实行“一条线”战略时期，外贸尽管有一定的发展，但相对于国际贸易迅猛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来说，是非常落后的。特别是，国内还出现了批判“出卖资源”“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排斥对外开放的事情，阻碍了对外经济交流的发展。同时为了维持反苏统一战线，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数量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仅仅从战略安全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和平问题的合作是脆弱的。20世纪70年代的这种合作关系不是以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作为基础，因此一旦共同的敌人的威胁消除，战略合作也就难以维持。事实上，随着苏联国力的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战略安全合作关系的基础不断削弱，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主要是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利益互补和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正因为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才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甚至在1989年风波和苏联解体后仍然得到发展。
三
从“一条线”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得失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体会和认识：第一，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原则制定对外战略，尽量减少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干扰。不能只单纯把国家利益理解为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应该认识到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与进步以及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等等，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第二，把对外战略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大力发展自己，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当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心后，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第三，要用“非敌非友”的观念取代“非友即敌”的观念。“非友即敌”的观念长期限制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由于这种观念的支配，新中国在冷战时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或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或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导致自己深陷于东西方冷战之中。只有树立“非敌非友”的观念才能使我国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立场，才能够做到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对外政策，为自己拓展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也更有利于中国的内部发展。第四，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和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一条线”外交战略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里根上台以后，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行径，使中国政府深深感到“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种种缺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的需要，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的各种对外战略，特别是“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是非得失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地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我们党确立了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新的外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最终实现了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所概括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上的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时代主题的看法：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第二个转变，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服务（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