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影响与双重批判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黑格尔的“对话”

双重影响与双重批判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黑格尔的“对话”

摘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代表之作,所以理所当然地容易将其中属于马克思自己理论的独创性给湮没。尤其是再加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更难以显现出马克思思想的超越性。但细读之后,这篇博士论文却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一方面,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双重的,这其中既有来自黑格尔本人的影响,也有经由青年黑格尔派解读后的那个“黑格尔”的影响;另一方面,《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双重的,既有马克思对黑格尔直接的批判,也包含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间接批判。

关键词: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伊壁鸠鲁哲学;自我意识

在所有反映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学术联系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无疑是其中最“和谐”的一篇。因为按照形象的说法,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研究正值“蜜月期”:《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认同不仅体现在他承认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还体现在他在方法论上对黑格尔的全盘接受。但如果我们再细读这部早期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就会发现《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远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事实上,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体现出的黑格尔思想,既有来自黑格尔本人的思想,也有经由青年黑格尔派解读后的那个“黑格尔”的思想;既有马克思对黑格尔直接的批判,也包含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潜在批判。因此,马克思《博士论文》中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双重的,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双重的。

一、对话的缘起:双重目的

1840年马克思开始创作他的博士论文之时,黑格尔就已经是对他影响深刻的哲学家。可以说,“转向黑格尔哲学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件大事”。[1](p77)这一点从 1937 年11 月马克思写给父亲的信中可以得到确证。在这封信中,马克思首先向父亲承认:“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2](p10)其次,马克思向父亲表明自己此时已经远离从康德和费希特那里受影响而形成的理想主义,而是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黑格尔哲学,这个曾经被马克思嫌弃的“离奇古怪的调子”的体系,开始“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2](p15)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再次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是一个自觉自发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原来受康德—费希特影响下要建构的法学体系所具有的虚假性,体系纲目的清晰与现实的执行竟然也是对立和割裂的,“法的精神和真理”竟都消失了。所以,转向黑格尔哲学正是马克思自觉自主的求真和求知的主动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对马克思而言,他不仅要承认自己之前的努力都是不恰当的,而且还意味着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斗争,意味着许多不眠之夜,苦恼于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的烦躁和把曾经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的郁闷。但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轻言放弃对真理追求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出现危机的时候,并没有固守,而是更加积极地学习与思考。这也为他后来的各种超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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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马克思也向父亲展示了他对新哲学的学习:“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2](p16)在信中,马克思提到了“博士俱乐部”,提到了鲁滕堡,提到了鲍威尔,尤其强调了鲍威尔黑格尔学派的学术地位。这说明马克思研读黑格尔期间已经同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有了密切的接触,并借由与他人的争论,马克思与“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一边研读黑格尔的专著,另一边也没有回避掉黑格尔哲学分裂的现实并逐渐参与到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运动中,而这种影响直接的结果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了。

1838年5月10日,马克思的父亲去世,这使得马克思的择业问题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虽然父亲一直希望他做一名律师,马克思却受鲍威尔等人的影响,想成为大学教师,取得博士学位就成为先决条件。但以何内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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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分期法。黑格尔将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希腊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而在希腊哲学中,又细分为三个部分:从泰利士到亚里士多德,罗马世界中的希腊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哲学。黑格尔在第一个部分中就曾赞扬了德谟克利特,将他称为经验主义哲学家。而在第二部分中黑格尔将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悉数归入罗马世界的希腊哲学中。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基本是沿袭了黑格尔的这一历史分期方法,只不过马克思的叙述是“跳跃式”的。马克思从第一部分“泰利士到亚里士多德”跳到了第二部分“罗马世界中的希腊哲学”,他将原本在黑格尔那里并无更直接联系的两个人“跳跃式”的比较在一起。

“从前对兰溪不甚了解,到了以后才更深入地了解到这里深厚的历史人文传统,了解到兰溪人李渔以及有关的艺术文化背景,当然还有学画之人都熟知的《芥子园画谱》等等。所以越来越觉得兰溪有历史、有故事、有韵味。”姚晓冬这样说道。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阅读黑格尔《哲学史》后的所思所想。在1839年到1940年初他为写就博士论文而准备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7册摘录笔记中,黑格尔的《哲学史》给了马克思以直接的启发。事实上,黑格尔对三大体系的评价促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背景以及更宏大著作的写作计划。黑格尔从历史分期上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视为希腊哲学发展史上的独立阶段,是亚历山大里亚哲学之前的第二个时期,是罗马世界的哲学。但对此,马克思却提出自己的思考:“相当有意义的现象是,构成纯粹希腊哲学的一套三个哲学体系,即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都从过去已知的东西中吸取各自的基本要素。例如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哲学大部分是赫拉克利特的,而它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似……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基本上是德谟克利特的,而道德规则与昔勒尼派的道德观相似……但是它们不仅为自己的科学找到了现成的建筑材料;它们的精神世界的活生生的精神本身可以说作为先知出现在精神世界之前。那些属于它们体系的个人是历史人物。一个体系可以说包含在另一个体系之中……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2](p167)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和论文的对象部分都一再强调,他将会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因此,他的论文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虽然很遗憾,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写作计划,但却可以说明,马克思自身对于三大体系的地位是有着自己的认识。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鄙夷以及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轻视,促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的评价可谓是极为轻蔑,他甚至直接断言:“对于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我们不能有什么敬意,毋宁说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思想。”[4](p73)但马克思却通过大量地阅读希腊哲学以及大量的笔记发现,哲学家们包括黑格尔在内,对伊壁鸠鲁学派的评价却并不客观和公正。尤其当他摘录到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时,马克思意识到伊壁鸠鲁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原子的偏斜”所赋予的重大哲学意义。这也是马克思后来论文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因此,就《博士论文》本身而言,马克思的另一重写作目的就是要修正黑格尔。

二、对话的展开:双重影响与双重批判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也是他们两人之间第一次的学术“对话”。但这次“对话”却不是简单而直接的,而是复杂和间接的。复杂在于,马克思此时受到的影响不止来自黑格尔的影响,也有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解读影响。间接在于,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直接的,但也间接地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

第三,马克思《博士论文》吸收了黑格尔的方法论形式。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指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并且最重要的是继承了他的方法论工具。”[6](p4)的确,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大量使用了黑格尔的认识论范畴。例如:在讨论伊壁鸠鲁原子概念时,马克思指出:“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了质。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绝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7](p49)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描述了现象的产生。他运用的就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涉及的描述以及诸如现象、特性、质和质料等概念之间的联系。而在《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章中,马克思提到的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概念时,他所使用的“实在的可能性”与“抽象的可能性”依然是借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本质论”的方法论述。除此以外,诸如否定、矛盾、实存、现象、存在、特性、本质、形式、质、实在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相对的必然性与绝对的必然性等概念也均是来自于黑格尔。由此也证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是接受并积极吸收了黑格尔的方法论形式的,这也是《博士论文》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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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思考是双重的:一方面,选题源自鲍威尔等人以及“博士俱乐部”的影响。据麦克莱伦所述“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3](p27)原因是在于青年黑格尔派此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情形中找到了黑格尔“总体哲学”后的时代共鸣,而且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也同样包含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中。所以,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就是想通过对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

第二,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基本的哲学史观是源自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认知。黑格尔指出:“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这种联系并不是哲学史里面需要加以考虑的一种外在的观点,而真正是表示了它的内在本性。”“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成。”[4](p9-11)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不但是一个连续的并有着内在本质联系的认识过程,而且也是时代的产物,不能脱离时代和现实的客观内容而去理解。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认同,他说:“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为了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2](p17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认为哲学史是由黑格尔“开始”的,而且也承认黑格尔是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5](p529)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双重影响。其中,黑格尔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马克思借鉴了鲍威尔的“批判”方法论。众所周知,“批判”一词一直是马克思最为核心的哲学武器,其最早就是受到鲍威尔的影响。1838年后,鲍威尔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启示史批判》,标志着他进入宗教批判的领域并与施特劳斯进行论战。他批判了哲学与宗教的联姻,反对将黑格尔视为宗教的支持者。他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强调独立的自我意识,认为哲学和现实的矛盾应该落脚于主体之上,主体才是克服非一致性的力量所在。鲍威尔将哲学的目的视为批判,这一点对马克思有非常强的吸引力。据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所述“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如下三种形式运用鲍威尔式批判方法论。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其次,他将伊壁鸠鲁解释为批判的支持者……最后,在博士论文中,是马克思第一次运用批判的武器来批评某一特定哲学。”[6](p139)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以“批判”为题,但很显然,自《博士论文》之后,批判方法已经成为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哲学研究策略,甚至可以说,“批判”已逐渐成为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了。

相对于《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批判的直接性,马克思对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就显得间接得多,更多还是通过与鲍威尔对自我意识的认识差异而导致对自我意识哲学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当然,这种隐形的批判也埋下了马克思日后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伏笔。

但《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的复杂性还在于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还体现于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对马克思理解黑格尔哲学产生影响的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对马克思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次,《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并不仅仅停留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上,恰恰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我们才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在论文背后那呼之欲出的思想的独立性。很明显,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直接的,而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论文的立论基础。在论文的开篇,马克思就毫不留情地说:“虽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规定了上述各个体系的一般特点,但是一方面,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说来哲学史只能从它开始——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另一方面,黑格尔对于他主要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7](p11)在马克思看来,虽然黑格尔开创了哲学史,但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既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又重思辨、轻体系,看不到体系背后蕴含的重大意义。所以,他在《博士论文》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三,马克思是借由鲍威尔、科本等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来展开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重新认识。据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例如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兴趣的影响。尤其是当鲍威尔对基督教的起源问题的追究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学派和怀疑论哲学后,马克思才注意到黑格尔对自我意识哲学的“不公正的评价”。“自我意识”本是黑格尔用以表示世界本质、理性规律的工具,是一种能把思维主体与对象加以区分的认识能力。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虽然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下来的,但他却把历史视为“自我意识”的发展史,“自我意识”不仅是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绝对的能动主体。基督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产物,要消除异化就需要对意识进行批判,通过批判“自我意识”就可以认识自身并克服对象的异己性。鲍威尔等人创立了以“批判”为特点的“自我意识”哲学,其主要任务是揭露和根除现存制度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而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者视为“自我意识”的预言者,他在1841年底到1842年写就的博士论文新序言中写道:“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后来删掉的一段话:“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哲学,即自我意识哲学,即被以前的哲学家当作思辨哲学加以摒弃,也被那些同样在编写哲学史的有学识的学究当作……加以摒弃。”[7](p103)通过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在伊壁鸠鲁这里发现了“自我意识”的力量所在,他更把伊壁鸠鲁视为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先驱,把“自我意识”的批判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而也为“自我意识”哲学找到了历史效力所在。

第一,黑格尔低估了某些哲学家的重要性,导致了三大派在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被忽视。黑格尔不仅低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重要性,就连早期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和虚空理论也被他低估了。黑格尔将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者视为古希腊哲学衰亡的实例,理由是教条主义以及过多地对主体性的强调。尤其是伊壁鸠鲁主义,它一方面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坚信观念起源于感官知觉;另一方面,使主观成为最高德性,使思想与外界隔绝,最终导向消极的宁静和无痛苦。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认识却相反,伊壁鸠鲁因为自我意识哲学和自然哲学,事实上开启了哲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伊壁鸠鲁不仅是现代唯物主义诞生前的古代精神象征,而且他还充分挖掘了自我意识的力量。在《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写道:“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不过每个环节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些体系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这也是偶然的吗?”[7](p17)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在三派那里得到了空前的彰显,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而每个环节都被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这样,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就形成自我意识理论的完整结构,而这正是他们的创新之处。三派哲学体系之所以不容忽视,就在于它们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之所以对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不是出于“批判”的需要,而是理性地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认为,既然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以往的哲学对希腊哲学具有奠基意义,那么其后的三派则在主观形式方面对希腊哲学做出了重要的创新,使人类对哲学作为精神体系的承担者的理解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甚至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没有足够的重视。首先,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的学说并没有超出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范围。在黑格尔看来:“伊壁鸠鲁的本质,事物的真理,和留基波与德谟克利特一样,乃是原子与虚空。”[4](p61)其次,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没有说明本质、原子和感性现象的关系,伊壁鸠鲁只是“漂泊在一些什么也不能说明的不定的说法中”。“我们在他那里看不到别的,只看到他把概念、抽象和实在毫无意识地纷然杂陈在一起。一切特殊的形相,一切事物、对象、光、颜色等等,甚至灵魂,都不是别的,只是这些原子的某种一定的安排、排列。”再次,黑格尔完全忽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原子偏斜的意义,只将其视为“一种从直线稍稍偏出的曲线而运动。”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否认概念和普遍的东西是本质,强调一切产生都是偶然性的结合,偶然性是支配一切的东西,所以,一切目的性以至世界的整个最终目的也就一起消失了。但马克思却不这样认为,在研究了哲学史上诸多对伊壁鸠鲁的评价之后,马克思发现伊壁鸠鲁并没有被公正的对待,不但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抄袭了德谟克利特,就连他的“偏斜”理论都被视为是“虚构”和“谎言”。事实上,伊壁鸠鲁的“偏斜”理论不但改变了传统的“原子观”,还使得原子的形式、观念得到了显现,从而重塑了原子世界的内部结构。可以说,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而黑格尔却完全没有认识到伊壁鸠鲁“偏斜”理论的意义。而且,即便是对德谟克利特而言,黑格尔也没有足够重视。黑格尔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视为同一哲学流派,两个都是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典范。对于德谟克利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也没有将其放到足够重视的地位,就算是德谟克利特久负盛名的原子论,在黑格尔看来,留基波才是原子论的奠基者,而德谟克利特不过是完成了剩下的工作。但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德谟克利特是作为仅次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重要支持者而出现的。

芽孢杆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菌,可以形成孢子[3]。在水产养殖过程中利用的大多是枯草芽孢杆菌,运用芽孢进行繁殖,芽孢处在菌体中心位置,因为芽孢繁殖的特殊属性,芽孢对于化学物质、高温及干燥环境有着极强的抵御性,因此,枯草芽孢杆菌的应用受到化学物质、温度及湿度的影响非常小。

第三,黑格尔对于宗教仍存在妥协的成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由于宗教和哲学都被他视为绝对精神的体现,所以黑格尔哲学就为宗教存在相当的妥协性。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否定宗教,但实际上却相当于为宗教做论证。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和哲学的差别只是绝对精神自身的内在差别,它们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理念。但马克思却否认这种宗教与哲学的同一性。在他的《博士论文》的附录《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中,他就谈到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即:神学化的理智对哲学的态度。对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引用大卫·休谟的话来回应:“如果人们迫使哲学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辩护,并在对它不满的任何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对理应到处都承认享有最高权威的哲学来说,当然是一种侮辱。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p11)也就是说,马克思明确认为哲学不应屈服于神的意志,人的自我意识,才是最高的神性。事实上,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无神论一直赞赏有加,他指出伊壁鸠鲁不但正确的考察了人类灵魂的本质关系,而且认为宗教的前提就是源于人的愚昧和恐惧。正如马克思在这部分的附注上所言明的那样:“因为自然安排的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神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就在于现实,而并非是永恒理念。

第一,马克思接受了鲍威尔关于《博士论文》的建议并注意到黑格尔方法论的重要性。早在1939年12月11日,当马克思准备他的博士论文期间,鲍威尔就写信提醒马克思要注意黑格尔的逻辑形式。他在信中写道:“你谈到关于逻辑上的对立力量等,我认为,黑格尔在方法论那一节中的有关地方对它们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8](p81)在这里鲍威尔所说的方法论是指黑格尔描述思想达致绝对观念的过程所使用的方法和程序。鲍威尔将自己对黑格尔的理解传递给马克思,使得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方法与体系的区别。事实上,鲍威尔一直是马克思论文的“导师”,他甚至对马克思的论文序言直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对于这些意见,马克思也大都欣然接受。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虽然从无神论的立场克服了黑格尔的泛神论,从自我意识中清除了上帝,并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克服了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的调和态度。但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绝对化,割断了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普遍性的名义下把自我意识的作用无限夸大,同时,无视历史发展规律,把自由理解为主体的不受任何限制,这不仅破坏了黑格尔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也倒退回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在《博士论文》中,虽然马克思也是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出发,但他却没有滑向主观唯心主义,而是主张要同现实发生积极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只是客观精神在主体意识中的存在方式,因此就自我意识就应该同客观精神一样具有普遍性、个别性和否定性,并且把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其完备的结构。由此可见,鲍威尔等人仅满足于抽象地谈论个别性,但马克思却推崇伊壁鸠鲁对感性和经验的个别性的强调。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经验的个别性才是具体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观念的个人。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在论文中论述“自我意识”,但对于“自我意识”最后的认识却开始与鲍威尔有区别,而区分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义的因素。这一点不但注定了马克思后来很快与鲍威尔的决裂,也注定了他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三、对话的结果:双重超越

对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而言,很多学者都将其视为是黑格尔思想激发的产物。例如,德国学者梅林认为: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则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表明,他那时不过是对鲍威尔的某些思想深有同感的一个普通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罢了……那里并没有任何马克思特有的思想。虽然我们从《博士论文》中的确一再读出了黑格尔甚至是鲍威尔的影响,但却不应该把独属于马克思的思想闪光点给埋没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点:

第一,马克思的“自我意识”是与唯物主义结合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大胆地承认了“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物质的形式。马克思虽然承认黑格尔所指出的自我意识的运动本质,承认在现实世界中,形式与物质的斗争,一个规定取消另一个规定,即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另一个自我意识才得到满足,才能在矛盾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感觉到它的本性对象化了。但是,马克思却看到了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立性,看到物质的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自我意识不但具有了物质形式的否定,而且还变成了存在和自然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当主观性成为独立的东西时,自由意识就在自身中反映自身,以它特有的形态作为独立的形式同物质相对立。”[7](p62)因此,马克思将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视为“自由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并因此将伊壁鸠鲁视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王婆立在门前,二里半的山羊垂下它的胡子。老羊轻轻走过正在繁茂的树下。山羊不再寻什么食物,它困倦了!它过于老,全身变成土一般的毛色。它的眼睛模糊好像垂泪似的。山羊完全幽默和可怜起来;拂摆着长胡子走向洼地。

很明显,这种对“自我意识”的肯定方式已经开始突破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有的概念解释。同时,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固守在黑格尔的解释框架下去进行概念的发挥。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潜在地认识到如果把“自我意识”绝对化,将会来带消极的后果。“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而且,就算换种情况“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迷信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7](p63)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提前认识如果将“自我意识”沿着唯心主义的思路放置于绝对的位置,不管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还是那种只在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下表现自身的自我意识,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结果不仅真正的科学要消失殆尽,而且还会使迷信和神秘主义大行其道。

广西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另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在培养社区居民带头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促进了公民参与,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力量。其在促进居民个体境遇及社区环境的改善的同时,将居民、社区、政府和社会联系起来,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协助社区居民适应社区生活,实现个人与社区的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区居民更广泛地社会参与,形成社区凝聚力和社区意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社会倡导或政策倡导的功能,搭建政府与居民平等互动的交流平台,改善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第二,借助于对“自我意识”理论地位的强调,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使命”问题。《博士论文》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闪光点就是马克思将“自我意识”理论置于了哲学的使命意义之上,这就赋予了“自我意识”以重要的理论地位甚至革命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那些体现着进步的哲学体系就如同具有了独立性的个别的自我意识一样,担负着“双刃”的要求,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哲学的“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也把自己从那些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引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自我意识理论意义的升华部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在黑格尔哲学中散发“内在之光”的自由的理论精神如果不走出阿门塞斯冥国,不去面对现实世界,将永远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量。而只有经过世界化了的哲学,才可以使得现实中的思想专制被打破,使得自由得以实现。正是这一理论的闪光点,作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博士论文》中“对话”的结果,奠定了马克思日后超越青年黑格尔派乃至超越黑格尔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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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1-0013-07

作者简介:马新颖(1978—),女,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北京邮电大学2018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才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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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影响与双重批判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黑格尔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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