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苦撑待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1-0190-04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1]本文将从外交层面对“苦撑待变”战略进行论述。
一、“苦撑待变”战略的产生和提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持久抗战方略，一面坚持武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一面希望欧美列强能积极援助中国并有效制裁日本。中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种坚持和期待并重的外交战略，后被驻美大使胡适以“苦撑待变”一词作了高度概括。
国民政府“苦撑待变”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全面抗战爆发数年之前。早在1933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军事整理会议时就说：“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同年5月20日，日军开进北平城内，蒋介石在“致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电”中表示“事已至此，唯重整军容，坚守平、津之东北前线，与敌相持死拼，以促国际形势之变化，而徐图转机。”[3]从蒋介石在1933年的这两次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抵抗日本的决心，但他显然很明确两点：一是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只有长期抗战，别无他途；二是国际形势必会有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发生，两者的结合是中国死中求生的机会。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说向国内退军战略时明确指出，日本要占领中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长时期内，国际形势必定会有大变化。他说，以占领中国一省历时一月计，日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的时间，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4]
一年后，蒋介石关于持久抵抗和国际形势必变的观点得到了当时一贯坚持中日交涉、争取和平的知识界代表胡适的响应 （也可能是不谋而合）。1935年6月，胡适接连两次致信王世杰，为解决中日问题而向政府献策。其中6月20日的信中，胡适指出，要“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1)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2)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5]6月27日，胡适进一步向王世杰指出，要促成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的演变，“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的决心不可。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的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6]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主张做最大和平努力的胡适也认为，一旦和平不可得，中国只有下定牺牲决心，咬定牙根做三、四年的苦战，如此则必能促成国际形势的重大演变。
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曾嘱王“千万设法使蒋先生知道此意”。据此，我们可以合理推定，胡适的观点对蒋介石坚持自己前述主张应该是有助益的。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在7月13日致宋哲元的密电中表示“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有关各国外交，皆已有把握。”[7]至8月7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持久抗战战略时起，“苦撑待变”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在中国独力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始终都相信“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我英勇抗战，定可改造国际形势。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8]这种思想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如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倭寇终必失败。”[9]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演讲，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苦撑待变”的主张，[10]为国民政府的坚持战略和期待心理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
“苦撑待变”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在于它的提出是建立在政府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之上的。
首先，中国有苦撑持久的客观条件。尽管中国的国力与武器装备不如日本，但与日本相比，中国地广人众，能够经得起持久的消耗战。中国的抗战“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11]因此，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除客观的物质基础外，中国也具备了苦撑待变的精神条件。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年，中国在知识、国民精神、国民人格、政治组织和民族自信力等方面取得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进步，使它成为“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12]国民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极为强烈，抗日御侮的战斗意志，能历久不衰。因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中国都能持久地抗击日本侵略，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变化。
其次，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问题是个世界问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定会引发它与列强之间的冲突，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食之羔羊。中国之能幸存苟全，实由列强各自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厚利益，不容某一强国独享所致。如有某一强国，企图独占中国，必然引起环伺中国的列强干涉或支援中国。[13]因此，日本对中国的独占企图终将会引发它与列强的共同冲突。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就认定日本对东亚均势的破坏，必然会使列强因中国问题，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战。[1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更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36年爆发。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始终是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问题中考虑，他们坚信，日本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所产生的独占与共管的尖锐冲突必定会使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再次，日本独霸东亚的侵略野心决定了国际形势必定会朝着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之国策有二：一曰北守南进之海洋政策；一曰南守北进之大陆政策。其最终目的，皆在独霸东亚。然以进展之方向不同，在国际间利害冲突亦异。如北守南进，必与英美发生正面之冲突；南守北进，必与苏俄发生不可避免的强烈斗争。”[15]由此可见，日本以中国为中心进行的独霸东亚的侵略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决心与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英、美、苏等强国为敌的。因此，日本的侵略行径必定会使这些国家都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中，从而使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作为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指针的“苦撑待变”思想是早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所进行的种种外交活动，从根本上讲，都是对“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
二、“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
在“苦撑待变”的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
（一）进行舆论宣传
为使世界各国同情中国的抗战，扭转在国际上孤立主义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十分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其宣传重点在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宣扬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及宣传和平不可分割、局部侵略将危及全人类的思想等三个方面。1938年2月12日，蒋介石在致世界反侵略和平大会的电文中指出，“日之侵华，不独无法理可言，且将国际公法、九国公约及非战协议，作彰着之摧残。……是日本之举措，不啻一举而欲毁弃全世界之法律秩序与文明，而陷之入中古时代野蛮之状态。”因此，中国抗击日本野蛮侵略的神圣战争，“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16]中国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忠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17]同年7月7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一周年之际发表《告世界友邦书》进一步明确指出：“和平为不可分，孤立为不能有，日本侵略一日不制止，远东及世界和平即一日不能维持。”[18]中国所做的这些宣传，既是争取国际舆论和道义支持，同时也是为主张中立的国家做战争的心理准备，促使其尽早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
（二）积极争取外援
为增强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国民政府致力于争取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和物资援助。中国首先改善和加强对苏关系。为消除苏联援华的顾虑，中国放弃签订互助条约的主张，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由此敞开了援华的大门，仅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苏联就同中国签订了四次以货易货协定，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物资。[19]同期的西方国家尽管都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超出中日两国冲突的范围，造成了世界性的危险”，[20]但他们对日本侵华所做的不过是“温和的指责”[21]而已。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没有放弃争取它们援助的努力。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政府的主要求援目标由英法转为美国，并为此特派在美国素有声望的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到任后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华暴行，诉说中国抗战面临的严重问题。蒋介石也曾多次亲自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在中国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11月30日批准贷款给中国2500万美元，贷款合同于次年2月签订，“这是美国‘援助受侵略国’原则的第一次运用”。[22]此后，在国民政府的积极争取和多方的有力推动下，美国继续向中国提供贷款。这样，从1939年到1940年秋，美国向中国提供了3笔贷款，共7000万美元。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随后又决定贷款500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法币的平准基金。不久，法国国民议会援华集团也同意拨款400万法郎，并准备将法国储存价值1亿法郎的医药送往中国。[2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通过争取主要国家经济援助的方式，比较成功地将它们的利益与中国的存亡绑在一起，使它们能更快更直接地感受到日本的侵略和威胁，从而尽早与中国建立共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
（三）呼吁制裁侵略，反对各国与日本妥协
在积极进行舆论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大力呼吁欧美国家有效制裁日本的侵略活动。每逢抗战建国周年之际，中国政府都会郑重吁请各友邦，采取有效方法，“制裁此灭绝人类天性之国际公敌，以树立世界之正义和平。”[24]在1940年1月23日发表的《为日、汪协议告友邦人士书》中，中国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太平洋有密切关系之各友邦，……开诚布公，共同合作，……迅即采取有效方法，断绝日本物资及武器原料之来源，俾远东合法秩序，得以早日恢复。”[25]与此同时，中国竭尽全力反对英美苏等国与日本妥协。1939年7月和1940年7月，英国两度分别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和同意封闭滇缅公路为代价同日本达成了妥协；法国也多次迫于日本的压力，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问题上对中国设置障碍。中国为了阻止它们对日妥协，不仅自身发表抗议声明，还吁请美国出面施压，[26]但无甚效果。在美国准备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以求得美日和谈成功时，蒋介石指示胡适向赫尔要求，“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否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27]他还敦促丘吉尔与中国一道，反对美国的提案。在中国强烈反对下，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为了阻止苏联和日本达成妥协，蒋介石曾直接劝告苏联不可轻信日本，它迟早要进攻苏联。但苏联最终还是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中国呼吁欧美各国制裁日本侵略，并反对它们与日本进行妥协的活动，虽然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中国所作的努力至少使这些国家不能无所顾忌地出卖中国，自然也不能一味屈服于日本。换句话说，英美苏等国与日本冲突的根源始终存在，一旦时机成熟，冲突就会爆发，日本就会成为中英美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四）倡导建立反日国际联盟
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南进意图暴露无遗后，中国为确立同美英法苏等国合作抗日的局面作了不懈努力。蒋介石多次提议美国出面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能共同一致对日。三国同盟订立后，蒋介石在10-11月间多次约见英、美驻华大使，表达其对中、英、美三国进行经济、军事合作的热切愿望。他还让宋子文、胡适、郭泰琪在美英两国积极活动。然而英美始终拒绝结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的合作结盟构想有了实现的可能。珍珠港事变当天，蒋介石就向英美苏等国大使提出成立中、美、英、苏、荷、澳、加、新八国军事同盟的建议，并推美国为领导，八国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8日晚，蒋介石又召见美英驻华武官，表示愿与友邦配合作战，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或许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把中国看成了抗击日本的一个主要盟友”，[28]中国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美英两国都认同蒋介石的建议，丘吉尔还向蒋介石热烈表示，“我们一直都是朋友，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样，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所期待的有利于中国抗日的国际形势终于成为现实，“苦撑待变”外交战略也由此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苦撑待变”外交战略简评
从上文“苦撑待变”外交战略的实施内容来看，“苦撑待变”的重点非在待援，而在等待和促进国际形势的演变。中国在确立“苦撑待变”外交方针后，多渠道推动国际形势朝着中国所期冀的方向发展。
中国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大力宣扬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有利于争取国际舆论和道义支持，而道义支持是物质和军事支持的先声；中国向世界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思想，就是要使国际社会明了，国与国之间息息相关，任何局部侵略都可能危及整个人类。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并不足以保证避免战争。因此，这种宣传是在为主张中立的国家作战争的心理准备。中国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既是为了增强中国持久抵抗的能力，同时也是推动国际形势发生有利变化的一种手段。在和平主义与绥靖主义蔓延的不利国际条件下，美、英、苏等国都竭力置身事外，避免卷入中日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中国很难获得这些国家尤其是英美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军事物资援助。然而通过争取它们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商业贷款的方式，却可以把这些国家与中国绑在一起，从而达到促使国际形势朝着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的目的。呼吁各国制裁日本侵略，尤其是反对它们与日本进行妥协，是阻止英美苏与日本接近，力挽国际不利形势的必然选择。早在1934年，中国著名的专栏评论家孙林生就指出，“中国要生存必须利用日苏、日美间的冲突……中国应积极阻止美日、苏日接近。使美俄在反对日本的共同战斗中成为我们的盟友是中国惟一的外交选择。”[29]1941年10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四年多抗战的最大希望就是日本从单纯的侵华战争，进一步冒险侵犯国际，来参加世界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世界反侵略各友邦，共同一致制裁日本。”[30]因此，每当英、法、美、苏各国试图与日本进行妥协或产生达成谅解的想法时，中国总是要设法阻止和反对，以使国际形势不致发生重大逆转，而仍能沿着中国所期待的方向进行演变。至于倡导并积极推动建立反日国际同盟，则更是直接的促变努力。
就实施效果来看，这一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在“苦撑待变”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军民面对残暴的侵略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使敌人为之胆寒，也博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如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于1937年10月28日就上海抗战所刊发的社论指出：“华军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的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外人认为不能支持一周的阵地，而他们竟坚守至十周之久，这就将使中国各地发生极大的精神影响。本报对这次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3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多次对中国抗战给予高度赞扬，“我们在同英勇的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器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中国人民破坏自己劳动果实以免为日本掠夺性军队所用的巨大牺牲，树立了牺牲精神的崇高榜样。”[32]中国坚持苦战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这也是英美苏等国后来实施援华制日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实施“苦撑待变”战略，成功地将日本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阻止了日本北进侵苏，延缓了日本南进侵略英美，对整个世界战局和国际形势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之所以背着中日战争的包袱冒险南进，实际上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33]但最终却陷入与中国和英美等国家同时开战的不利形势中，中国实施“苦撑待变”战略的根本目的也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作为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日外交战略，“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收稿日期］20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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