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1]2000年在《《花间集》与巴蜀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力图将文化背景引入到《花间集》的研究中，通过将《花间集》放在“文学—文化”现象下进行观照，从而映现出《花间集》身上的巴蜀文化印记。全文共分三大部分。 文章的第一大部分主要从《花间集》的18位作者入手，通过严谨周密的考证对他们的生平仕历作一个简单的浏览，从而凸现出他们和西蜀之间的密切关系（蜀人，仕蜀，或寓蜀）。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主要探讨巴蜀文化之特质，通过对天府之国的巴蜀和西僻之乡的巴蜀双重意义的剖析与考察，得出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一种以享乐为本位的文化。 文章的第三大部分主要探讨《花间集》中的巴蜀文化底蕴，在肯定其主流和总体是巴蜀文化的产物的基础上，又详证了其内部由于受不同文化影响和冲击之下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分流，即艳情词与非艳情词的分流;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的分流;淫词与鄙词的分流。
金思思[2]2013年在《巴蜀文化视域中的《花间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笔者将《花间集》置于“巴蜀文化——文学”的研究视域中进行观照,截取晚唐至五代做为时间节点,试图从巴蜀文化的整体系统中来考察《花间集》的发展规律。并通过花间词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文本的题材选择及艺术风貌等方面,观照和发掘积淀其中的巴蜀文化的内涵,溯其根源,为《花间集》的研究注入一点新的活力。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界定了本文所指“巴蜀”的时间、空间范围,并试图从文化生态和精神内涵两方面揭示巴蜀文化的特质。巴蜀自古四面环山,雄关险踞。偏安剑南的稳定政治和粳稻莫莫的天府之国不仅催生了蜀地好逸尚奢的民风民俗,酬唱冶游的生活方式,瑰丽多姿的文学艺术,也造就了蜀人离经叛道的人文精神,天马行空的浪漫情怀和世俗享乐的宗教信仰。独特神奇的巴蜀文化成为《花间集》发展的沃土。第二部分首先分析18家花间词人与蜀地的渊薮(或为蜀籍或官旅蜀地),并从《花间集》题材的选择(艳情词、仙道词、风物词、羁旅词)和艺术风格(浓绮伤怨、冶艳俚俗、清新雅韵)两方面揭示《花间集》之巴蜀文化烙印。第三部分主要探究《花间集》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原因：巴蜀独特的地域文化催生《花间集》；浓厚的音乐氛围应和花间词的文本选择；爱情意识的勃兴契合花间词人的主题取向；繁盛的歌妓文化增进花间词的娱乐功能。第四部分主要肯定了《花间集》新天下耳目的文学价值：不仅是感觉文学的典范,更创制了后世词坛以婉约为综的词学范式。并通过花间、南唐词的比较分析,得出一方地域有一方之文学的结论。
李博昊[3]2017年在《论赵氏家族的政治危殆与《花间集》编纂的政治动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曲子词集,其编纂虽是为在酒宴樽前聊佐清欢,但后蜀严酷的军政态势、编者赵崇祚困窘的家族处境,才是促成此书问世的深层动因。赵氏家族编纂《花间集》乃是为向蜀主孟昶传达醉心乐舞、忠心为臣之意。赵家几经动荡后平顺的政治结局则表明此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家族政治危机的作用。
陈未鹏[4]2007年在《《花间集》与地域文化》文中研究表明在风格、常用物象、抒情范式、词调等方面分析了南方地域文化对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的显著影响。认为这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结果。
黄香菊[5]2007年在《“词为艳科”成因与巴蜀文化》文中认为《花间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18家共500首词。其中巴蜀词人的作品占大部分(305首),形成花间词的主流。因此,要探讨花间词“词为艳科”局面形成的原因,就有必要对晚唐五代时的巴蜀文化进行分析研究。
秦琰[6]2011年在《男性视角下的《花间集》与《醇酒·妇人·诗歌》情爱主题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男性视角指的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它的主要文化特征是将女性的价值置于男性的价值观中来衡量,它所遵循的是男性制定的标准和尺度,用一整套严格的道德和伦理体系来规范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本文选取晚唐五代诗集《花间集》中的60首以男性视角为主的作品和12世纪拉丁学生诗集《醇酒•妇人•诗歌》入手,首先具体展开两部作品,从花间词集中选择六十首左右男性视角所写的情爱词作,试阐述其男性视角下的爱慕,相思,欢合之作,并试图通过简要梳理12世纪西欧中世纪拉丁诗集《醇酒•妇人•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身份并分析其爱情诗作,展现以男性为视角的情爱表达方式,比较两者的意象的重复性、作者的群体性特征,以及情爱表达以描绘感官之爱特色。因为女性形象的刻画是表现男性视角下的情爱主题的主要方式,故笔者随后以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范式,分析相关意象的重复性特征,指出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主要通过花意象来表达。而花意象中透露出中西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色,其中既有作为人类情感普泛化的相似性,也有些不同之处。在最后一章中,笔者对两部作品究竟为何侧重感官之作了原因上的分析,并指出两部作品分别是对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叛逆和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反拨:花间集中男性视角下的爱慕,相思,欢合之作中反映了西蜀士大夫追求个人情感欲望的自然天性,是对儒家审美情趣的叛逆,体现了士大夫品格的多元性。哥利亚德创作的爱情诗追求感官之乐,体现了个体主体对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叛逆,与同时代文学中的爱情观也有迥异之处。
黄全彦[7]2003年在《《花间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将《花间集》放在晚唐五代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中，并且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著作来考察，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时代风潮与花间词集”，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叙说。外部原因一是唐代重视科举取士，但高中的士子往往轻浮放浪，《花间集》多有此类作品，与此大有关系。另一是《花间集》大部分作者活动于四川成都，在唐灭亡以后，该地由于大量中原人士的迁入，使得前后蜀成了唐代文化的代表，花间词人的奢靡之风与当时的西蜀文化关系极深。内部原因同样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考察，论述了词这种文学的兴盛是与唐代音乐的发达分不开的。二是从晚唐诗歌的艳丽来加以讨论，探讨了诗词递变的轨迹。 第二章“语真情真”，是对《花间集》具体作品进行的分析，过去研究者往往将《花间集》视为妖冶放荡之词，本章将全部《花间集》五百词划分为具体的三类，分别为“恋情与欢情”、“写景与咏物”、“咏史与言志”，论述了《花间集》并非以轻浮之词占据主流，他们的作品都是自己真性情的抒发。 第三章“清新与沉郁”，探讨的是《花间集》的作品风格，本篇立足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对各种纷乱说法理清了头绪，认为花间“韦词之清新”，以语意浅显，描写如画为基本特色。“温词之沉郁”，着重谈论了温庭筠个人遭遇以及对他命运的影响，详细论述了温词“沉郁”的体现，辨析了温词有无“寄托”。 第四章“花间与民间”，自来人们习惯性将《花间集》视为“诗客曲子词”的代表之作，而与民间无涉，本章“采莲子、竹枝词、南乡子”从花间作品内容上进行分析，“联章体”则从形式上进行分析，从而论证了《花间集》与民间关系极深，我们今天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仅看作是一部纯粹的文人词集。
李雪静[8]2018年在《《花间集》艺术手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花间集》收录了晚唐五代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等18位花间词派文人作品,在我国词学史上地位非凡。花间词人注意修辞艺术,多使用比喻、比拟、借代以及其他各种修辞格,影响着作品的艺术风格。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比喻修辞格。比喻修辞格主要以女性容貌、衣饰、居室描写为本体,形艳色美的意象是比喻喻体甚至是《花间集》意象的重要构成;明喻节奏清疏明快,成为绮丽浓艳的花间词中罕见的“亮色”;暗喻语意丰富,是《花间集》最常用的比喻类型;借喻在相同空间内使用意象更加密集,因而语言凝练,辞采绮艳,词意深隐。第二章讨论比拟辞格。比拟辞格使得词句更加含蓄凝练,也提供给读者更多审美、想象空间。拟人重视感官体验与心理感受,从形形色色的具体可感的意象(本体)中,读者能够窥探到隐藏在其中的是词中人物(且多为闺阁女子)的情思涌动、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拟物不仅将部分写客观实物的动词用于表现离情别绪,还将日常习惯的搭配打乱并给以新的形象化的组合,使得语言更加新鲜,看似奇特却十分贴切。第三章讨论借代辞格。根据借代修辞格本身的分类以及《花间集》的使用情况,本文将借代修辞分为以特征代事物,以部分代整体,以具体代抽象三种类型。以特征代人或事物,借代对象以女性人物以及自然物象为主,从闺阁走向庭院,以闺中女性的视角观察身边的物象。借代特征主要是体现在:a.以物品形状体态借代闺阁物品,制造浓艳的视觉效果;b.以浓丽色彩代女性、女性妆容以及自然物象,体现出花间词人对浓丽明艳色彩的偏爱。另外,本文还选取了用典、双关等在《花间集》中使用相对频繁、比较重要的修辞手法,讨论它们的使用情况。本文还选取了部分盛中唐诗、李商隐七律以及晚唐李煜词等,针对不同修辞格在这些作品中的使用情况,分析了各种修辞格的使用情况及其对具体作品以及诗人词人整体风格的影响,并就此与《花间集》进行了对比分析。
范松义[9]2003年在《《花间集》接受论》文中研究指明《花间集》为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在词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过后人对《花间集》的评价有褒有贬，并不一致，这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读者在《花间集》流传中的作用，加强《花间集》接受史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历代的社会风气、美学思想、词坛风尚出发，考察后世读者对《花间集》的接受，展现《花间集》在历代词坛的影响和地位的变化。全文共分引言、正文、余论三部分。引言提出选题的缘起、价值与论文主旨。正文以时间为纲，分为四节。第一节，宋人对《花间集》的接受。宋代是《花间集》接受的第一个高潮。一、词人对《花间集》的接受。宋代不少词人都对《花间集》有所借鉴，而他们的接受又分属不同的层面。二、选词者对《花间集》的接受。《尊前集》可称《花间集》的补编，《金奁集》可谓《花间集》的再选本。三、词论家对《花间集》的接受。（一）、在宋代，《花间集》往往被作为论词的标准与尺度。（二）、宋人对花间词的艺术特色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三）《花间集》在宋代地位的变化。北宋李之仪以《花间集》为宗的观点影响大而深远。其后张炎又以《花间集》为“令曲之则”。南宋人陈善和陈振孙将《花间集》的地位推至峰顶。在南宋，《花间集》也受到了批评，其价值遭到了怀疑。这些批评之音与推崇之声显然很不协调，原因是论者所持评论标准不同。第二节，金元人对《花间集》的接受。金元两代在《花间集》接受史上是一个低谷。一、金人对《花间集》的接受。《花间集》在金代虽颇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但除了元好问，并不受其他士人的欣赏。二、元人对《花间集》的接受。与金代相比，《花间集》在元代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贬斥者如赵文、吴澄，肯定者如戴表元、王礼。第三节，明人对《花间集》的接受。明代是《花间集》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一、明人作词有以《花间集》为典范者，更有刻意模拟《花间集》者。明代词选中亦有与《花间集》关系密切者。二、明代有异于前代的接受形式是对《花间集》的评点。一为汤显祖评点本，一<WP=4>为杨慎评点本。这种接受行为有利于《花间集》的普及。三、整体而论，《花间集》在明代词坛上的地位非常高；具体而言，《花间集》的大盛是在明中后期，《花间集》的刊刻情况可作例证。与其他词选相比，《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坛的地位不可动摇。《花》、《草》相比，《花间集》又略逊一筹。四、《花间集》在明代之所以备受推崇，首先与明代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思潮有关，其次与唐宋词籍的流传有关。再次，与明人的词学观念有关。由于《花间集》的巨大影响，有人将明词中衰归罪于《花》、《草》的传播，这并不合史实。第四节，清人对《花间集》的接受。就《花间集》的接受而言，清代是一个理智的时期。本部分拟大体以词学流派为纲，并兼及一些在《花间集》接受史上较为重要的个人，剖析清人对《花间集》的接受。一、清代初期，词坛风气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云间余脉以及兰陵、柳洲等派词人所作不脱《花》、《草》风气。二、扬州词人亦颇重《花间》。王士禛《花草蒙拾》以及与人合作编选的《倚声初集》都与《花间集》有关。扬州词人创作上从《花间集》中沾溉甚多。扬州词人的可贵之处是他们能对《花间集》有较为合理的认识。三、浙派鼻祖朱彝尊对《花间集》的接受可注意者有两点：其一为早年喜《花间集》而晚年有所变化，其二为对《花间集》和《草堂诗馀》一褒一贬。这两点在浙派后劲郭麐的词论中都有所体现。其他浙派词人或受浙派影响的词人也不同程度的对《花间集》加以肯定。否定者亦有，但影响不大。四、常州词人对《花间集》的接受颇有歧异。张惠言将《花间集》肢解为两部分，常州后人陈廷焯也继承了这种观点。这种做法有不合理之处，故其他常州词人多有肯定《花间集》者，如周济、况周颐。不过况周颐并不主张学习花间词。清代后期在《花间集》接受史上值得注意者是谢章铤。另外近人王国维亦须一提。 余论部分概述《花间集》接受史纷纭复杂的情况，并解释其原因。
管明捷[10]2012年在《《花间集》闺怨作品研究》文中提出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两大巅峰，花间词处于这两者的交汇地带，是诗歌艺术到词曲艺术过渡的纽带。花间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开启了宋词的先河，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花间词作家、作品、校勘校注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本文主要从《花间集》中的闺怨作品入手进行研究，闺怨词是《花间集》中数量最多且最能体现花间词风格的词体，仔细来看，前人对《花间集》的闺怨作品系统研究的不是很多。我国古代闺怨诗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诗经》。花间闺怨词的艺术成就一方面传承并吸取了历代闺怨诗的精华，一方面又为后世的闺怨诗词提供了参考标杆，所以说花间闺怨词在整个文学史的闺怨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系统的研究《花间集》中的闺怨词。第一部分追述花间词以前的闺怨诗。闺怨诗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诗经》，并且在历代都各有特色，晚唐五代的闺怨词就是在前代的不断沉淀下达到了成熟完备，所以对闺怨诗的传统进行一下梳理很是必要。第二部分研究《花间集》中闺怨词闺怨情节之成因。从地域、人文、时代、文人心理等方面客观分析晚唐五代闺怨词大放光彩的原因。第三部分研究《花间集》中闺怨词的叙事方式。传统诗歌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花间闺怨词却以叙事为主。抒写离情别恨的闺怨词，在对女子内心复杂情感的表达上，花间闺怨词极少采用抒情手法而是以叙述的方式让读者自己从中体会其意蕴，这些或明或暗的叙事使情感的抒发更有感染力，这在诗词表现手法上既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改革。本章将针对花间闺怨词的叙事特征，分别从闺怨词的故事性、叙写过程中运用的表现手法、叙述口吻和视角、联章体叙事等方面着手，对《花间集》中闺怨词的叙事特征进行细致研究。第四部分研究《花间集》中闺怨词的情感表达方式。主要从意象、行为、梦境等闺怨词常用的有典型意义的方面入手，对花间闺怨词在创作手法上进行分们别类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传统的文史结合的方法，将《花间集》中的闺怨作品同其相同题材作品的历史演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同时还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及版本学的一些方法，对词的结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花间集》与巴蜀文化[D]. 陈明. 西北大学. 2000
[2]. 巴蜀文化视域中的《花间集》研究[D]. 金思思. 浙江工业大学. 2013
[3]. 论赵氏家族的政治危殆与《花间集》编纂的政治动机[J]. 李博昊. 江苏社会科学. 2017
[4]. 《花间集》与地域文化[J]. 陈未鹏. 沈阳大学学报. 2007
[5]. “词为艳科”成因与巴蜀文化[J]. 黄香菊.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7
[6]. 男性视角下的《花间集》与《醇酒·妇人·诗歌》情爱主题比较研究[D]. 秦琰.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7]. 《花间集》研究[D]. 黄全彦. 四川大学. 2003
[8]. 《花间集》艺术手法研究[D]. 李雪静. 山东大学. 2018
[9]. 《花间集》接受论[D]. 范松义. 河南大学. 2003
[10]. 《花间集》闺怨作品研究[D]. 管明捷. 辽宁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