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正确分析和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际出发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正确论文,优势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伟人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纪元的时候，十分强调要重视研究和认识中国现实的国情。他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他在这里说的是：“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的最大的、最基本的国情，我们想一切问题、办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个实际。我们发展经济，推进改革，稳定社会，都是要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个实际去谈论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种力量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中国现实的客观存在，是近现代中国全部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而作出的能动的选择。所以，要准确和能动地认识和把握，就一定要弄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所包含的那个先进主导性成分带领广泛群众性成分前进并克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落后反动性成分这样三者相统一的重要命题之深刻涵义，特别要搞清楚这个社会条件下先进主导性成分所处的领导地位的根据、重要性及其意义、作用，要搞清楚先进性成分带领广泛群众性成分和克服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落后反动性成分的基础、必要性和条件以及其所遇到的挑战。这才能有我们冷静清醒地认识和把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先进主导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方向的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先进主导性成分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更是有其上层建筑和思想精神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长期努力的结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泛群众性就在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不平衡，和基于此而产生的文化科技教育道德法制等等方面的缺陷。这是长期历史的积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存在，那就是落后反动的成分。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罪孽。这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必然现象，那就是顽固地要走前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及反映他们要求的社会思潮。其中主要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思潮由于国际社会主义低潮，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具有的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优势，而得到鼓舞，而趋于活跃。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们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我们党在党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思想精神方面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优势和保证、支持和动力之所在，这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以很好发挥而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来考虑和研究问题，从而明确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和怎么样去做。
对我们的优势要有确当的估量、充分的珍惜和恰当的发挥
思想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很好的优点，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极为需要有正确的估量，充分的珍惜，努力地强化，恰当地发挥。
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优势是长期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重要条件。在1985年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邓小平同志说，这是“真正优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事实。我们所以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所以敢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所以有胆略来搞“一国两制”，等等，等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我们的思想政治优势，就是对我们的思想政治优势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但是，在当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歧见，主要的也就是邓小平在讲到上述一些话时就已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即：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一些同志更是不那么以为然了。这也就说不上珍惜、强化和发挥了。
这种“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以为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现实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优势，表示了困惑或迷惑；一个是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优势不是必要的，没有巨大的保证和推动作用。有些人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更有为数不是很少的人，包括有些居于领导岗位上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困惑的。这是应当尖锐地提出来并认真地予以解决的问题。不把我们党和国家事实上存在的思想政治优势和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的重大作用的正确认识同那些“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以为然”的观点尖锐地对立起来，我们就不能提高从严治党，搞好党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也不能搞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也就不能建设成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以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对于一些善良的人们来说，从思想认识上来说，最主要最根本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缺乏从大局出发看问题的必要高度和宽广视野。我们必须也只能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从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走出新路的历史责任感来看问题，以邓小平同志的“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的教诲来要求自己，才能深刻地懂得：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而资本主义尚具有某些经济军事优势的国际环境下，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社会主义遇到重大挫折因而步入低潮的时候，在今天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今天这样的实行改革开放既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又要抵制其恶劣影响的条件下，我们要以较短的时间、较小的代价来实现现代化，实现比资本主义现代化要干得好、显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依靠思想政治优势是绝对不可设想的，不依靠我们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榜样示范和积极带领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优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和认识，不仅要看到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以优良党风和民族精神为集中代表的思想政治优势在党内、在人民群众中的深刻影响和根基；而且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正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使我们党在自己的旗帜下集合了中华民族的精英，这些立志献身为人民谋利益的人们正是支撑着我们社会的脊梁，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个个胜利的基本动力。对于现实生活中实际地存在的主流，对于振奋我们民族奋进的浩然正气，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说明，加以证实。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一定要驳斥那种因为党内存在腐败现象而否定党的主流，并从而否定党的那种言论，特别要揭露某种利用善良人们心态来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我们思想政治优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经历了计划经济年代，因而是具有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属性。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一个应当纠正的观点。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从表面的联系看问题，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确也不应当全盘袭用过去的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具体内容和活动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讲理想、讲道德、讲正气、讲大局、讲整体、讲奉献，这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完全需要的，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是非常需要提倡的。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拿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困难来说，其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那里的领导班子背离我们党的发扬思想政治优势的传统的作为相联系的。那种观念陈旧，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没有能力把企业推向市场的软班子；那种面对困难精神不振，畏缩不前，单纯等靠要的懒班子；那种领导之间不团结，内耗严重，以致影响企业发展的散班子；那种贪污受贿、严重以权谋私的坏班子；那种主要领导独断专行，造成重大决策失误，不发挥集体作用的家长式班子，不正是那样地干着的吗？！而就在同样的情况下，甚至比之更困难的情况下，正气和朝气充沛的领导班子则创造出令人折服的业绩。
我们在珍惜思想政治优势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采取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需要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使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有效发挥。这是一个我们正在实践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去回应挑战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地去做，否则，我们就枉为中国共产党人了。
用科学的忧患意识来作超前的研究以实现防患未然的努力
在现阶段，当谈到从严治党，搞好党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人们似乎更多地关注遏制和打击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特别是忧虑于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出生率高于死亡率”的问题。这是应当认真重视和探讨的问题。
从严治党搞好党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包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挥我们民族的良好精神风貌的一面，和遏制打击与此相对立的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另一面。我们党的优良党风，我们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是保证我们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遏制打击与此相对立的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后，从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具体部署和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的实践，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邪不压正，高扬正气，造成崇尚正气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就是遏制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出生率高于死亡率”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有着联系的两个社会现象。我们需要去研究它。这里，需要我们摆脱感情的冲动，理智地去分析这种现象的根由。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执行科学的对策。实际上，“出生率”和“死亡率”是不尽相同的两个范畴的问题，应当分别加以探讨。
先谈谈“出生率”，也就是今天腐败现象高发多发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们忧虑的问题，这是一个妨碍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问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披露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材料中发出“本来不该发生这样的事”之类的感叹。而如果我们冷静地作理智的思考，那末，就会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来说，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 版，第2卷，第101页。）这里，有两个观念应当十分注意，一个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一个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论断，一个是讲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一个讲的是人们认识规律之后的能动性。这是相辅相成的命题。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比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要小的代价，来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现代化，而且要干得比他们还要好。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探索，这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决定着我们必须而且一定能够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推进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众多弊端问题，我们不能完全避免，包括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消极腐败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而不是“本来不该发生这样的事”。
“消极腐败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这是一个似乎使有正义感的善良人们难以接受的，有许多人写过批判“腐败难免”的文章。但是，我们既然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是处于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应当懂得“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2页。）道理。就会懂得处在同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共处、国内实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是既不能使腐败现象完全消除也不能使之不再产生。这个唯物主义的道理，我们应当懂得。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而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并正视的事实。在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正处在建立而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已经难以生效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现实程度上，由于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欲望的驱动，消极腐败现象的丛生多发，就在所难免。这是我们应有的冷静的理智的态度。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忧患意识。这就是邓小平经常讲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所以，“出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我们的思想政治优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我们清醒地认识，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出现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我们在清醒地认识的基础上，应当而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使之“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我们可以降低其“出生率”，但不能做到使之既不存在又不再产生，而是要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
“出生”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降低“出生率”也必须按规律办事。这就要研究消极腐败丑恶现象产生的具体成因，对症辨治。
提高我们的对症辨治能力是当务之急。这需要作大量的调查研究。这里，要提到一个我们重视不够的领域。那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出现的消极腐败丑恶现象产生的具体成因的研究。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有这样的一种幼稚的想法，就是以为我们是社会主义，那些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就不应产生，不会产生。不客气地说，这就有点沾染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嘲笑的那种德国庸人习气。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他进一步解释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0 页。）这一番话，给予了我们重要的方法论的启示。市场经济、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现代化，必然为中国带来巨大效益；但是与此同时，也会相伴带来弊端缺陷。我们要正视，并着力去解决。马克思嘲讽当地的德国庸人，说：“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1页。）这一番话是十分辛辣的。 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一些同志不愿去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负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去研究，不去作必要的努力。我们老祖宗的这番话，应当是一帖苦口的良药。我们的任务不是用社会主义优越性来自我安慰，自我满足，而是要研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这些历史上难以完全避免的东西尽可能地减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法制建设，为遏制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滋生，作出了努力。强化我们的忧患意识，是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必要条件。
既然，消极腐败丑恶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就不应当不必要地去吊高人们对消除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也要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提出的理想主义般地实现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根除”的热情是可嘉的，但是却是不现实的，因而是不能实现的，而且会造成某种误导。在慷慨激昂的气氛中，说这样的话，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对于搞好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是很必要的。
对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实现控制“出生率”，是可以做到的，同样，提高其“死亡率”，也是可以做到的。这同样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作些借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这样说过，“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不仅提出并肯定了可以借鉴的重要思想，而且明确了两个重要指导原则，一是要搞得比他们还要好，而不是照抄照搬，这是人们比较多注意到了的；另一个是，邓小平强调了他们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的方面是：“管”，是“管得严”，是我们要“管得更好”。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突出一个“管”字，就是要发挥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有效地同消极腐败丑恶现象作斗争。应当指出，在研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时候，有些同志的视野不够开阔，尤其对一些经验教训的本质理解和把握不准确，那就结果会适得其反。比如，在吏治方面，有些同志非常热衷于推荐“高薪养廉”，甚至以为是唯一的良方。而只要多方面地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中国现实生活不可行的，而且同那些国家经验的本质是不一致的。凡是搞得比较好的，主要还在于严格规范的管理，而“高薪养廉”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管理的支撑点而已。
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搞市场经济进程中在吏治、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等等方面已经发生的和面前存在的问题，既要认识其之某种不能完全避免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发挥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优势，来使之“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出生”和“死亡”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而实现控制“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也必须按规律办事。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研究现阶段的积极的现实可行的近期目标。近年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从实际出发的积极奋斗目标，我们就是要切切实实地使之落到实处。情绪冲动，以为不过瘾，那至少是一种天真幼稚。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开拓，设想十全十美是不现实的。在从严治党，搞好党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上，把我们的好传统，把我们的正气，发扬到最大程度，把消极丑恶面减少到最低限度，是可以的，更是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注：《毛泽东传（1893—1949）》第705—706页。）努力地工作，实现两个最大的“限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是应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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