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性与社会性的互构：里士满 社会工作的历史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
刘 振 徐永祥
内容提要 国际学术界普遍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视为社会工作专业性之源。文章从主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四个维度重审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研究发现，里士满在对专业性追求的同时，又不失对社会性的要求，这构成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两大核心命题。因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处于一种“同源”“共生”乃至“互构”的发展状态。正是二者之间的“互构”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这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玛丽·埃伦·里士满 社会工作 专业性 社会性 互构性
问题的提出
1917年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llen Richmond)的划时代著作《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出版，自此开始了社会工作对科学性与专业性的追求，实现了从慈善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①。当时与里士满齐名的还有美国赫尔馆(Hull House)创建人——珍·亚当斯(Jane Addams)。1889年亚当斯在英国汤因比馆学习之后，效仿其模式在美国芝加哥建立了著名的赫尔馆，将睦邻组织运动引入美国，开创了社区工作的先河。学界普遍将二人视为社会工作注重个人治疗和环境改善两种服务取向分歧的根源②，或言之，二者即是社会工作中专业化和社会化两条取向最初的发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在后续的发展中美国社会工作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渐呈现出“去社会变革化”的特征③，走上了个体化、微观化的发展道路。对此，曾有西方学者提出过严厉批评，称其为“背叛/堕落的天使”④。在他们看来，这种过分依靠个体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途径会使社会工作背离其帮扶弱势群体的初衷，沦为可收费的心理治疗工具。这样，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二字将再无意义。中国学界也看到了这一点，社会工作“去专业化”和“反专业化”的论述开始出现⑤，社会工作回归社区、回归社会的讨论也成了热点⑥。如此一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似乎是“非此即彼”，存在着某种“不可消弭”的张力。
就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而言，学界更加青睐于以推动制度变革、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睦邻组织运动，大都认为睦邻组织运动更接近于社会工作帮助和服务下层民众的专业使命。但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找回社会”并非只能是回到亚当斯所开创的“社区为本”的传统立场。里士满也是大家公认的社会工作创始人，她的社会工作思想是否存在着“社会性”的元素？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二者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可消弭”的张力？这也是一些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这里，笔者并非想分清里士满和亚当斯的社会工作思想孰优孰劣，只是想通过对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探讨，化解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以期能给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
何为社会性：社会工作中“社会”的多重涵义
起初社会工作是因“专业性”的缺失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后来又因“社会性”的背弃而屡遭学人诟病。何为专业性？学界早已有了深入的探讨。但何为社会性？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最早有学者在追溯西方社会工作历史发展过程后，指出“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二字就是提醒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目标，有着改变社会以及达致社会公义的涵义”⑦；后又有学者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启示下，强调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本体论意义，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⑧；也有学者在社会变革的视角下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认为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是社会工作“社会导向”的应有之意；⑨有学者强调社会工作“社会”二字中“社会关系”的意涵，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这既是社会工作的目的，也是社会工作的手段⑩；另有学者从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性，认为反思性和政治性是社会工作中“社会”之维的设定
，回到“社会”的社会工作则需要理顺自己的社会理论基础，以理解社会工作背后“不确定的实践领域”
。
综上不难看出，虽然当下社会工作研究中回归社会、重拾社会、社会转向等呼声时常发出，但不同学者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二字。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而应从一个全面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意涵：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一种作为服务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是由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构成。其次，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关注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社会脉络中解释、解决案主的社会问题，亦即社会工作的经典命题——“人在情境中”。再次，在方法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推动社会结构变迁来解决社会问题。最后，在价值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社会工作具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团结的价值旨向和社会功能。下面，笔者将从主体论(谁来从事社会工作)、认识论(怎样看待社会问题)、方法论(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和价值论(具有何种价值功能)等四个维度对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进行审视和再思考。
百年误解：里士满视域下的“社会工作”
自1917年《社会诊断》一书出版，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中就展现出了对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强烈追求，表现出了浓厚的病理实践取向
。但里士满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追求，并非意味着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放弃。或许，后人一直在误解里士满——以里士满对专业性的强烈追求将其社会工作思想中社会性的一面掩盖。
Mary Ellen Richmond,“Introduction Ⅱ”, The Long View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1930, pp.56-69.
发生呼吸系统感染时，不仅要了解患病的部位，而且要了解感染的原因，尤其需要了解病情的程度，千万不要被医学名词吓倒。
(一)谁来从事社会工作：一种有组织、有慈善精神的志愿服务机构
Paul Michael Garret：《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黄锐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在里士满看来，教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反贫困组织，因为它把心思放在“人”的身上，为让人们拥有适合的生活而斗争。“教会为我们提供了慈善工作的动机，它鼓舞了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参与到慈善工作中。教会将我们带上了生命的战场，参与到众多问题抗争的运动中。如我曾经所言，若没有教会提供的慈善动机，我们一部分社会工作就无法完成”
。可见，教会能够为慈善和救济活动提供价值观的指引和动机的激发。而对于慈善事业功效的提升则主要是依靠慈善事业的组织化。对此，里士满曾强调，“当下人们并不认为他对邻居负有责任，而这只能由慈善组织给予弥补和替代，每个大城市都有必要具备一种组织良好的社会救济形式，以补足社会结构的改变”。那么，在里士满看来何为“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什么样的慈善组织才是令人满意的呢？1900年里士满曾在《慈善评论》上发表《什么是慈善组织？》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她认为“慈善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但由于缺乏知识和组织，这往往是一种盲目的力量，然而，我们看到和宣告的愿景应该是一个纯洁、开明的慈善机构。这么一种慈善机构能够无限发展，能够成为一种伟大的社会力量”
。慈善组织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慈善中的欺骗与资源浪费。一个令人满意的慈善组织，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慈善精神的机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这么一种由社会力量构成的慈善组织强调合作原则、调查研究和注册登记，有一批受过专业教育的“友善访问员”，从不会把精力和资源浪费在“冒牌者”身上，可以更有效地传递慈善理念和救济服务。
(二)怎样看待社会问题：个体因素与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慈善组织会社自成立起，就认为贫穷是个人的责任，应该通过个案调查来了解穷人的致贫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给予帮扶。虽然，里士满也是一直坚持慈善组织会社“社会调查”和“组织间合作”的方法，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以“社会诊断”为核心的专业化慈善模式。但与慈善组织会社观念不同的是，里士满并不认同贫穷是由单一的个人因素所造成。在对慈善组织会社“个人主义”贫困观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里士满对贫穷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专注于个体，我们就会夸大在个体身上致贫因素的重要性，可能会过度强调个体身上那些缺乏道德精神的恶习，比如酗酒、无节制浪费、懒惰，或者无能，甚至，我们中有些人会轻率地将贫困者所有的困难都归因于酗酒或懒惰；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服务的某些人，常常会夸大那些个体之外致贫原因，在他们看来，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不完善的法律似乎是造成贫困的所有原因。甚至，一些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说，穷人们的遭遇是源于他们自身无法掌握的社会状况……贫困的原因则在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
在里士满看来，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决不能将贫困归因于个体的不自爱，也不能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和环境因素。“贫困的事实是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寄生虫恰巧同时是一名贫困者时，我们称其为乞丐。贫困与有被救济资格完全是两回事，贫困者或许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变得一无所有，而被迫去接受救济，然而一个真正的乞讨者，无论他贫穷还是富有，心里都有寄生虫的习性”
。社会工作者要做的则是从个人和环境两个层面进行有效干预，消除心里的寄生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微观社会治疗与宏观社会改革相结合
③李伟：《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社会》2018年第4期。
2009年，农场开始大面积进行土地平整，实施旱改水工程，试行集体种植，按照“迈小步、不停步、走稳路、年年有进步”的发展要求，在场内进行“土地流转”，集体种植面积从起步时的9000亩增加到2018年秋播10万亩。2017年上交土地租金连同利润全年近亿元。2011年底，江苏农垦整合农场种植业资源，成立苏垦农发新曹分公司。耕地资源划转后，存续农场精耕林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符合新曹实际的转型之路。
虽然，社会结构的改善一直是里士满开展社会工作的重要抓手，但里士满也并非是单一倡导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她同样认识到个案工作和社会改革二分的必要。在《零售法的改革》一文中，里士满表明了她的社会工作理念和基本立场。她将慈善组织会社关注个体的服务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和反奴役、童工等社会改革活动比喻为“零售法”和“批售法”
。在里士满看来，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途径在于改善社会条件与家庭探访技巧相结合，这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连接的。
(四)具有何种价值功能：调整社会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里士满把个案工作和社会改革都视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手段，二者的连接点则在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在《什么是个案社会工作》一书中，里士满将个案社会工作定义为“用以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艺术”
。这样，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个案工作主要用以调整微观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改革主要是用以调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而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则是里士满视域下社会工作的价值功能所在。对此，里士满曾明确指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个性，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里士满所谓的社会环境并非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环境，而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辞典里将环境定义为‘周围事物和条件的总和’。但当我们在前面放上‘社会’二字时，很明显，很多个人和事物被排除在外，还有很多替代物被包含在内。环境不再仅是空间上的环境，它扩大到人的思想范围，扩展到维持关系的能力界限，同时也排除了所有对他的情感、精神生活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的事物。”
可以看出，里士满将社会环境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个人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通过一些社会行动调整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是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也是社会工作的价值功能，更是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思想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里士满的专业社会工作思想并非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微观社会工作，也不只是单一强调宏观取向的社会改革，而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介入对象的社会服务活动。就社会工作的主体而言，里士满强调的是由一种有组织、有慈善精神的志愿服务机构来开展社会工作；就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而言，里士满认为以贫穷为代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个体因素与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工作的方法而言，里士满倡导的是一种微观社会治疗与宏观社会改革相结合的实务方法；就社会工作的价值功能而言，在里士满看来，应该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的民主团结和公平正义。可以说，不论是主体论层面、认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还是价值论层面，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涉及了“社会”的要素。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里士满对于社会工作中“社会”二字的理解，尤为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意涵。笔者认为，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更多是建立在“沟通理性”基础上，形成一种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社会性，这也正是社会工作相较其他专业、职业的特殊性所在。
同源、共生、互构： 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国际学界普遍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视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之源，但通过对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里士满的专业社会工作中也有“社会”的属性。可以说，里士满在对专业性追求的同时，又不失对社会性的要求。因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恰恰相反，二者处于一种“同源”“共生”乃至“互构”的发展状态。
第一，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的“同源”。社会工作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产物。工业化、市场化使我们生产力迅速提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均是为应对上述问题所产生。在社会结构闭塞的传统农业社会，其保障和救济以分散的形式在家族之间、团体内部和区域范围内进行。但工业化与市场化的来临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打破了传统的保障和救济形式，人们不再能很好地享有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救助和帮扶。正是这么一种旧的社会救助体系已然失灵，但新的社会问题又日渐增多的现实情境，呼唤着某种新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产生。在当时,对新社会救助体系的诉求主要存在专业化和社会化两种倾向：一方面工业化、市场化改变了社会福利结构，扩大了社会力量在社会救济中的参与，形成了一种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路；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社会问题的大量产生，催生出了避免资源浪费，实现社会救助“精准化”“精细化”的要求，进而形成了一种慈善事业专业化的导向。正因如此，在当时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打着“科学”慈善旗号的慈善组织会社和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睦邻组织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工作的前身。因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性均是为应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产生，二者具有同源性。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的“共生”。近年来，社会工作重返“社会”既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也成了本土性的焦虑。诚然，社会工作之所以谓之“社会”工作，固然有其“社会”意涵在其中，学界普遍强调“社会”才是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关键因素，无疑有其合理性所在。但我们在追求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存在。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社会工作必然有其与慈善活动、志愿服务的不同之处，亦即社会工作有着对科学化、职业化的追求。虽然早有学者提出了对社会工作中“专业主义”的忧虑：“一旦将专业化当作实现专业人士自身利益的手段，以助人为使命的社会工作将有可能成为追逐私利的专业活动”
。但专业性并非“专业主义”，社会工作在回归社会性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对专业性的要求，成为单一强调社会道德、公平正义的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实则，专业(professional)的词义中就带有获得报酬的意涵，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依靠其职业活动获得相应的报酬、地位甚至权力都是正当的。只要不是放弃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一味地把社会工作服务视为牟利的手段，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职业地位来套取政府资源、牟取个人利益，就并非专业主义的行为。社会工作专业是经历了一段与慈善活动、志愿服务的短暂伴生关系后逐渐发展成熟，慢慢分离出来的，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工作在理论和实务上追寻专业化的过程
。所以，专业性是社会工作专业存在的前提，我们在保持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同时，也需要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引导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性是一对共生的概念，离开了社会性，社会工作会偏离其价值走向，沦为治理的技术工具；而失去了专业性，社会工作又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成为人尽可为的职业。简言之，专业性与社会性是社会工作存在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存在的基础，缺一不可。
第三，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的“互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除了具有共生关系之外，还具有一种互构性特征，即二者之间有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形塑的作用。自社会工作诞生起，偏重个体性治疗(专业性)，抑或是注重社会层面的改革、强调社会正义(社会性)，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对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和专业性之间并不是没有整合的可能。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社会性的微观基础，微观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改革必须从具体事实出发，才能有效达到个体层面；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是其专业性的重要保障，宏观社会改革能够给微观专业实践创造制度性条件，以提升专业实践的效率与效果，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概言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性并不是一对“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二者均是遵循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逻辑，为了实现社会工作专业的目标服务。
总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同源同构、共生共变、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互构性”关系。不仅在西方国家如此，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也是可见一斑。回眸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的日渐增多，给民政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和压力，产生了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诉求。正因如此，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教育培训制度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在“教育先行”的发展路径中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征开始显现，但恢复之初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其实践领域“一片空白”，社会性特征更未出现。后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的呼声逐渐产生，独立的社会领域日渐扩大，社会工作开始了“社会性”转向。但是，在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中其专业性特征并没有退却，反而是加速前进、快速提升。2006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不断产生，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提供了实践的“场域”。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确立，又使社会工作的实践短板进一步“补足”，其专业化水平更是日益提升。因而，当下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与社会化之间具有的是一种“互构性特征”，正是二者之间的互构，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可替代性”。
对施工材料的管理要从计划、采购、领料、回收等多方面进行管控。首先，按照合同和施工工程量对材料的数量、质量、价格等进行估算，最终进行确认后由采购部进行采购。这个过程要严格把控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等是否符合合同要求。施工材料的使用环节也要对领料人员进行管控，财务部对材料领取登记进行统计和消耗核算。将材料的消耗量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如果超额则进行分析原因和制定解决策略。在工程竣工阶段，要及时回收和管理施工材料，降低材料的损耗，最大限度的控制材料的使用成本。
水稻种质资源耐旱性鉴定与评价………… 王宝祥，余剑锋，徐 波，刘 艳，邢运高，孙治广，迟 铭，石时来，边建民，徐大勇（1）
Mary Ellen Richmond, “The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of Begging”, The Long View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6-69.
如上所述，里士满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是个人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将问题归因于任何单一因素。那么，基于如此认识论前提，社会工作实务应当如何开展呢？社会改革的热情支配着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当时的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识到，以个人为对象的社会服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结构的改革也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里士满同样深有体会。在日常的个案社会工作中，里士满发现很多案例难以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和技巧加以解释和解决，这些案例的失败大都可以追溯到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失或不足
。这引起了里士满的思考，她密切关注国家和各个城市的每一次社会改革和进步运动，逐渐成了改革和立法的推动者。在垂暮之年，里士满出版了《童婚》《婚姻与国家》等著作，将童婚等类似社会问题视为社会因素导致，倡导通过宏观结构层面的改革予以应对
。
④Harry Specht, Mark E. Courtney,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pp.9-11.
⑤雷杰：《“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话语论述》，《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4年第1期；吴越菲：《社会工作“去专业化”：专业化进程中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反叛》，《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选择适用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的双超产流模型作为汾河水库水文站控制流域的产流模型，单元体双超产流模型主要包括植物截留计算、微元入渗、超渗产流、超持产流、单元体蒸散发计算5个单元功能模块。汾河水库流域汇流采用瞬时单位线模型[8]。汾河水库流域河道流量演算模型采用水文学模型[4]。双超产流模型计算流程图见图2。
⑥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
⑦甘炳光：《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重拾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本质》，Th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No.3,Vol.44 (2010).
⑧陈立周：《“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徐选国：《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
⑨郑广怀、向羽：《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社会工作》2016年第5期。
⑩陈锋、陈涛：《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
何雪松：《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路径与议题》，《学海》2018年第1期。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很好地把握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在急速工业化的冲击下，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贫困、失业、犯罪、通货膨胀等问题层出不穷。当时的美国，从民间到各级政府都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此时，慈善组织会社、睦邻组织运动等社会运动“由英转美”，大批的志愿性服务机构在美国产生。不论是慈善组织会社，还是睦邻组织运动，其倡导者和创立者都是教会牧师，众多其他救济协会和救助机构也都起始于教会。质言之，社会工作的形成与基督教公益慈善密切相关
。
姚进忠：《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①Elizabeth Agnew, From Charity to Social Work :Mary E .Richmond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Profession ,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卢成仁：《社会工作的源起与基督教公益慈善——以方法和视角的形成为中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Mary Ellen Richmond, “Our Relation to the Churches”, The Long View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56-69.
根据目前的有关文献研究，实验班的特征主要包括：多维度的培养模式、跨学科的跨学科的通识课程体系、严格且开放的选拔淘汰机制及优化配置的精英教育。
3.1.2 医学图书馆业务能力要提升。图书馆的采访工作要根据学科采访，有目的的进行采购图书，使学科分类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读者能根据专业去找相关文献，流通部人员不仅要对中图分类法熟悉也要对上架图书有大体了解，对读者有问必答。情报部人员要对各个数据库了如指掌，细心解答群里各位用户的问题。期刊部人员要对中外文期刊准确上架，追溯过往期刊的排架。
Mary Ellen Richmond, “What Is Charity Organization?” The Long View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56-69.
②D.L.Franklin, Mary Richmond, Jane Addams, “From Moral Certainty to Rational Inquir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 No.4,Vol.60(1986), pp.504-525.
根据海河流域防洪规划和相关成果，分析确定三河站、海子水库、官厅水库、于桥水库、梁各庄、大清河南支枣林庄站、北支白沟站、白沟河东茨村站、南拒马河北河站及代表南北支之和的新镇站等水文站现状及规划调度方案情景下的设计洪水洪峰、洪量成果及相应洪水过程线。
Mary Ellen Richmond, Friendly Visiting among the Poor :A Handbook for Charity Workers , New York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899, pp.15-16.
Mary Ellen Richmond, Fred S.Hall, Child Marriages ,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25, p.9.
徐永祥、刘振：《社会工作学科的先行者：里士满学术思想述评——写在〈社会诊断〉问世百年之际》，《学术界》2017年第11期。
Mary Ellen Richmond, “The Retail Method of Reform”, The Long View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216.
《庄子·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乘船过河，前面有船要撞上来，这个人破口大骂，骂对方不长眼。等船撞过来，却发现对面船上没人，是个空船，刚才的满腔怒火，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生气的不是撞船本身，而是对面有没有人。一件事对你造成了伤害，你生不生气，发不发火，并不取决于事情本身，而是对方的人！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居然无视我！这个人居然伤害我！不行，我要向他讨个公道，情绪也就在这里爆炸了。
Mary Ellen Richmond, What is Social Case Work？An Introductory Description,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22,pp.98-99,p.104, pp.88-99.
葛忠明：《从专业化到专业主义：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中的一个潜在问题》，《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每个看过威特金传记的人都会发现，字里行间有足够多的证据显示，作者带有某种一眼看去像是病态痴迷的心理，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检验尘世存在基础的尝试，一种探讨区分标准和偏差的分类方式的尝试，一种用开放的眼光超越边界的尝试，目的是为了发掘威特金想要用什么影像来定义“神”。
冯元：《由亲缘性到互嵌性：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关系》，《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刘振、徐永祥：《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天府新论》2017年第5期。
由于区块链中节点众多，节点地理分布较广，且不同节点之间的通信存在延迟，因此需要一种算法决定新块的记账权以保证节点数据的一致性，这种算法被称为共识机制[2]。共识机制以所有诚实节点数据保持一致为目标，同时要求在节点互相平等的情况下明确记账权的归属。由于共识机制的存在，用户无需信任交易，另一方同时也无需信任第三方机构即可完成交易。区块链支持多种共识机制，这些共识机制在效率、安全性、资源消耗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文章中我们着重探讨了常见共识机制的发展历史、效率以及安全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17CSH05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号：16ZDA07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项目号：16ZDA084)的阶段性成果。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益于与徐选国博士的讨论，在此致谢，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 刘振，社会工作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天津，300384；徐永祥，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汇贤讲席教授”。上海，200237
〔责任编辑：毕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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