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共产党人的利益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每做一件事，无论是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无不受利益的驱动。这是因为经济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在商品经济大潮滚滚而来的情况下，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利益问题，就成为衡量共产党员纯真与否的一块试金石。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过去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患难与共的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在今天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物质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的情况下，却忘记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一心追逐个人私利，做出了背离党的宗旨、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情。有的人甚至利欲熏心、唯利是图、利令智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损害了党的事业，也毁了自己和家庭。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经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现象，概括起来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以权谋私。有的人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信条，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捞取个人好处的筹码。管人的以权谋方便，管物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管钱的用钱买好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二是跑官要官。有的人把升官作为第一追求，没有位子谋位子，空了位子要位子，要不到位子闹位子。为了升官，不顾廉耻，人格低下，什么样的话都能说出来，什么样的事都能做出来，四处钻营，请客送礼，甚至不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三是追逐金钱。有的人把金钱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尺度，为了金钱，可以不要理想，不讲人格，甚至不顾党纪国法，搞权钱交易，化公为私，坑蒙拐骗，巧取豪夺。
四是享乐挥霍。有的人把吃喝玩乐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终日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艰苦奋斗的传统，勤俭办事的原则，早被忘得一干二净。开会讲排场，办事摆阔气，用车比豪华，花公家的钱再多也不心疼。
五是弄虚作假。有的人想问题、办事情，把个人出名获利作为出发点，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讲真情，报喜藏忧，甚至夸大成绩，美化缺点，欺上瞒下。
六是乱拉关系。有的人终日谋人不谋事，干工作，心不在焉，敷衍搪塞；拉关系，轻车熟路，不遗余力。对领导，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待同事，亲亲疏疏，拉拉扯扯；交朋友，看来头，问背景；办事情，搞感情投资，投桃报李，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实惠。
七是盲目攀比。有的人事事处处横攀纵比，收入同多的比，待遇同高的比，条件同好的比，总觉得别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事业不成，怨条件不好；工作不力，怨环境不好；关系不顺，怨领导不好。似乎只有组织上对不起他，而他对党的事业没有半点愧心。
八是腐化堕落。有的人向往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对“黄色”的东西感兴趣，甚至为了寻求刺激，道德沦丧，生活糜烂，出没于色情场所。
以上问题虽然不是我们队伍中的主流，但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任其蔓延，就会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坏，把人心搞散，把事业搞垮。
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各种错误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党员的利益观发生了偏移。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不敢谈个人利益，结果压抑了大家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纠正了“左”的倾向，制定了富民政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强化了人们的利益观念。这既在主导方面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在人生价值观上造成一些错觉，再加上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使一些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因此，要纠正这些错误倾向，必须从思想教育入手，围绕正确对待利益问题，澄清是非，正本清源，树立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认识和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第一，正确认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全面把握利益的内涵。
一提到利益，有些人就想到工资、奖金、住房、待遇，以为实现个人利益，就是物欲的满足、感官的快乐。一句话，就是认为利益只是物质的东西。这种看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利益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的需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相应的，人们的利益也就既有物质上的，又有精神上的。我们共产党人丝毫不轻视物质利益，始终认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追求和创造，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首先是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后又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首先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主要的还不在于物质上的占有和享受，而在于有精神生活。当然精神生活也有高尚和卑下之分。这里是指高尚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指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知识、道德、荣誉、理解、友谊等精神方面的需要和满足。社会越发展，这种精神生活的需求就越具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也包括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和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如果离开了精神上的追求，人跟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财富就是金钱。但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品德，是更为宝贵的。有的暴发户，票子、房子、车子应有尽有，但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亲情，失去了友谊，失去了尊严，觉得十分空虚，以致感叹：“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有个名为《贫穷的女富豪》的电视剧，写的是希腊女船王的一生。她继承父业，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资产，但她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幸福，成为精神上的乞丐，最后以自杀了结一生。这个电视剧说明，拥有巨额资产的女富豪，在精神上却是一贫如洗的。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说得好：钱能买来食物，却买不来食欲；钱能买来药品，却买不来健康；钱能买来熟人，却买不来朋友；钱能带来奉承，却带不来信赖；钱能使你每天开心，却不能使你得到幸福……。可见，即使在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有识之士也重视高尚精神生活的需求。这几年我下基层，接触了许多同志，包括一些老专家教授，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优裕，但他们寄情于工作，献身于事业，硕果累累，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人们的敬重，精神上很充实，很快慰。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讲了三句话：“追求事业自得其乐，物质生活知足常乐，对待同志助人为乐。”这种崇高的境界，使我很受感动。这些都说明，人最大的需要是事业有成，最高层次的利益是精神的富有。所以我们对利益的理解，千万不能片面性、庸俗化。
第二，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实现个人利益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对待个人利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个人利益至上，把满足个人需要作为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至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则很少顾及。另一种是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共产党人并不否认个人利益，但也从来不孤立地谈个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毛泽东同志也强调，要提倡以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这就是说，每个人的利益总是同社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溶化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固然与自己的劳动奋斗有关，但主要的还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中国有句老话，“大河有水小河满”，就是说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上，社会利益是前提，是基础，个人只能在社会发展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脱离了社会，离开了集体，个人的利益也就没有保证。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离开了社会的需要，你的工作就没有价值；离开了集体的力量，你就寸步难行；离开了他人的帮助，你就势单力薄。而要得到他人的帮助，你就要帮助别人；要得到集体的力量，你就要为集体贡献力量；要实现个人的价值，你就必须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恩格斯说：“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4页）所以，以国家为重，以集体为重，以他人为重，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人利益符合并服从于社会利益，并不是一种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对人对己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利的最好选择。
第三，正确认识奉献与获取的关系，把为社会多做贡献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
在古今中外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最耀眼的是赤诚奉献闪烁的光辉，最醒目的是大公无私的杰出人物。从精卫填海的神话，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白求恩、雷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焦裕禄、孔繁森的无私奉献、一心为民，这些最纯洁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会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尊崇，而且成为完美人格的崇高境界。但现在却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奉献精神过时了，面向市场要讲成本效益，少奉献多获取才有效益。这是非常错误的。奉献与获取的关系，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奉献小于获取。就是得到的东西多于创造的价值。这就必然要占有他人的劳动，侵占他人的利益。如果每个人都是消费大于创造，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整个社会就会崩溃。二是奉献等于获取。就是创造多少，获取多少，这样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人类无法进步，社会也不能发展。三是奉献大于获取。就是说人们总要提供积累，献给他人，留给后代，这样社会才能前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享受了前人奉献的成果，难道不应当为后代奉献更美好的未来吗？市场经济是要搞等价交换，但交换也是首先要付出，然后才有收入；面向市场是要讲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是用较少的耗费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决不是用坑蒙拐骗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在这里，获取是以奉献为前提的。有耕耘才有收获，有贡献才有价值。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嘲笑、鄙薄奉献精神，强调等价交换，一味追求获取的人，往往并不是要公平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想少奉献，多获取，甚至不奉献，也获取。这不要说同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换原则来衡量，也是相悖的。
第四，正确认识名利与道义的关系，通过诚实的劳动和正当的途径实现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名和利。我们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我们的富民政策，也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成名也罢，富裕也罢，都有一个怎样获取的问题，这就是名利与道义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道义问题有许多深刻的阐述。孔子把“义”看作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道理，他认为一个正直的人最宝贵的品质是按道义行事；孟子把“义”与“正”联系起来，说义是指做人应当正直、刚正、走正路；墨家认为，“义”就是利人、利天下；荀子则把“义”看成是公道。古代哲人之所以如此重视道义问题，是因为它是立身做人的基础。名不是自封的，它是社会的承认；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对个人奉献的回报与肯定。如果为了名利而不讲道义，违背社会公德，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巧取豪夺，取不义之财，得非理之名，就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和肯定，即使能够得逞一时，也决不可能得成一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并不少见。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工作很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个人功利心太强，自身形象不好，群众也不买账。而另外一些同志，不仅工作有成绩，而且人品好，他的价值自然更容易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从长远看，诚实的人、老实的人是不吃亏的。
第五，正确认识权力和责任的关系，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
强调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权力，既可以用来为社会办好事，也可以用来捞取私利。在旧社会，当官与发财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即使是“三年清知府”，也有“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的官与旧时的官有本质区别，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权力，是要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如果我们只要权力，却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那就不仅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而且是损害公众利益的窃权行为，其结果只能是被社会被人民所唾弃、淘汰。我们总讲执政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考验什么？就是看我们能不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现在我们又讲共产党员面临着权力的考验，考验什么？也是看我们是以权为公还是以权谋私。陈云同志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是这个道理。强调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就有一个对谁负责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可有的人想问题，办事情，只图领导喜欢，不怕群众埋怨。表面看这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实质上，是对上对下都不负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利益。真正的共产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如果共产党为了一党私利、一己私利，就不是真共产党，就会失去群众。共产党一旦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就会变质，就要垮台。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利益观，要有比一般社会成员更高的标准。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第二，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融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中；第三，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群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共产党人要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克己奉公，为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那么，共产党员怎样实践这种利益观呢？优秀共产党员、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以他光辉的业绩，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孔繁森的精神，集中起来就是“五个第一”，即国家第一、事业第一、奉献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国家第一，就是始终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产党员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立志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这就意味着对共产党员来说，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孔繁森同志生在山东，家在山东，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但是他更懂得，西藏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繁荣发展需要内地的支援。为此，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两次奔赴西藏，为了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舍弃了家庭的温暖，舍弃了比较安定的工作环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加快西藏建设、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崇高品质。我们要学习孔繁森同志，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事业第一，就是要“志当存高远”，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强烈的事业心。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种是献身事业，有所成就，给人类创造价值，对后代有所奉献；另一种是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甚至成为社会的蛀虫。孔繁森同志的一生，是事业第一、有所建树的一生。他理想坚定，抱负远大，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尽力做到造福人民。在西藏工作时，他跨高山，过草原，访藏胞，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团结和带领当地干部和群众，扎扎实实地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奋斗，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爱戴和尊敬。然而，我们有些同志，本来可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但经不住物欲享乐的诱惑，把精力用到了其他地方，影响了工作，妨碍了事业。这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个人的前途，都是很可惜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像孔繁森同志那样，把自己的一切融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最值得骄傲的。
奉献第一，就是要确立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民造福的观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唐朝李商隐的著名诗句。原来是比喻爱情忠贞、至死不变的痴情，而后人则多用它来形容一个人为祖国、为人民终生奉献的高尚品格。我们讲共产党人要奉献第一，就是要像春蚕吐丝那样，终生为民造福，像蜡烛那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孔繁森的一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身为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他深知自己的重任。他把率领阿里群众致富作为“天职”，以顽强的意志工作在条件极为艰苦的“世界屋脊的屋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中央的关怀带给西藏人民。从孔繁森同志身上，我们感到，奉献第一，既可以体现在轰轰烈烈的战场，也可以体现在平凡的工作中，关键是要有公而忘私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会被名利缠身，自寻烦恼，也不会因自己工作的平凡而自甘平庸，而会像鲁迅先生那样，做一头为人民谋利益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工作第一，就是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确立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人的一生无非是工作、生活两部分。把什么摆在第一位，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有的人以生活为重，过分看重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沉湎于吃喝玩乐，玩物丧志，信奉“清闲即是福”，工作拈轻怕重。这与革命的人生观相去甚远。共产党员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也希望过好日子。但我们知道，工作是生活的基础，离开了劳动和创造，就失去了生活、享乐的前提。孔繁森同志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作为儿子，他要赡养年迈的母亲；作为父亲，他要抚育三个儿女。但是，为了工作，他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上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只身进藏，把对母亲的爱献给藏族老人；把对子女的爱献给藏族儿童。他这种工作第一的精神，使藏族人民真切地体会到了我们党的伟大，共产党人的崇高。
他人第一，就是要先人后己，宽人严己，确立毫不利己、助人为乐的道德情操。共产党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历来是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而著称的。正是有了这一条，我们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获得了群众的支持，成为凝聚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孔繁森同志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他人第一的生动体现。但是，近些年来，有些同志党员观念淡薄了，先锋队意识淡化了，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上，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拔一毛利他人的事不干，少得一点利益就大喊大叫。这些人同孔繁森同志相比，难道不感到羞愧，不应当自责吗？
我们强调五个“第一”，不是五个“唯一”。作为党组织、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时刻关心每个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但从共产党员的角度讲，一定要坚持“五个第一”，才能摆正个人利益的位置，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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