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路线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中华民族论文,伟大复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50周年了。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锐意改革，艰苦奋斗，使神州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50年的实践给予人们的经验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使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才能顺利完成改革和建设的各项任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一、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为振兴中华民族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条件
[1]中国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振兴离不开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自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之日起，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斗争，最后经过延安整风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才得到彻底的解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概括这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对上述历史作了深刻的总结，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他坚定地认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1094页。）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2]从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出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首先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坚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看来，关系中国发展的第一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打破“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正是通过对真理标准这场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使中华民族在自己发展的紧要关头获得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并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概括这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践，逐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历史的发展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在实现自己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中国人民只有对自己每一实际步骤都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且弄清抽象理论原则与现实之间的各种联系，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历史主动性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一级的程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功的经验，在如何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要想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首先要求主观指导的正确，即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其次，要想认识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此复杂事物的客观规律，还必须具备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基础，这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10点认识，到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讲话中总结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的11个方面的认识，都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
二、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从而成功探索出振兴中华民族的胜利之路
[4]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活动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在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领域中，都离不开人的作用。问题在于，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特点和人的作用因素，在不同形态的社会，其性质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恩格斯曾经预言，人类只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注：《马恩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58页。），因为这时“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注：《马恩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59～760页。）。但恩格斯在这里只是就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事实上迄今为止出现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同上述的论断相距甚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特别象我国尚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依然存在自发因素，依然不时出现客观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现象，存在人们对某些规律处于盲目状态的情况，出现影响人的历史主动性发挥的种种制约因素。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处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关于使人成为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主人的诸种条件只有在这种经常变化和改革中才能逐步实现。
[5]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在不断改革的实践中得以实现。50年代中期，当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扬帆启航之始，毛泽东就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与旧社会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同时，旧的矛盾解决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他并且为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和方法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只是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由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分析判断出现失误等原因，这些探索未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下去。而这种情况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延缓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邓小平指出，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20年的实践表明，改革是我们党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探索一条胜利之路而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没有改革在理论上的突破，就无法推动改革实践的发展，而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功又反过来证实理论和发展理论。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其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并非固定不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即现有体制中的弊端如不实行改革，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其二，新时期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改革自然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又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其三，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其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即既要解放思想，敢闯、敢冒，又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明确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表现形式及解决途径，从而保证了新时期改革的顺利进行。
[6]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群众的事业，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不完善部分，建立起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开发主体生产力。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就涉及到这一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按照马克思生产力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分工和协作理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个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上。我们以往在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商品生产、分工协作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而改革之所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一，就在于通过商品经济的路子推动专业分工与社会协作的发展，从而造成了新的生产力。改革前的农村公社制，在那里实行的是自然分工和原始协作，即还基本停留在落后工具和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分工和低水平的协作上。这种劳动方式极大压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农村发展就是以市场为取向，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使农民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乡镇企业奇迹般繁荣的奥秘也在于从一开始就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由此促进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一发展经济的实质就是把长期以来存在于农村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专业分工和市场经济转变，发展了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协作，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迅速发展。同样，城市体制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点，也正是在于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途径，打破原有“小而全”、“大而全”的格局，大大发展了社会分工和协作，其结果是，“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注：《资本论》第1卷，第366页。），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党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从而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总之，改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7]中国的改革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世纪，为振兴中华民族进一步创造条件。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五大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继续解放思想，在总结2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和重大决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全面认识公有制，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确认非公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尤其是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面向世界的中华文明。可以预料，随着上述决策在实践中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使他们继续沿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成功之路上迅跑。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沿着十五大指明的方向，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8]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人类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没有尽头。随着实践的发展，原有的思想、认识又同新的实践发生矛盾，经过解放思想，突破旧的认识，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在新的条件下的统一，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次循环，都使这种统一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针对一些人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的糊涂观念，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因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揭示，为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依据。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一以贯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用实践来检验、丰富、完善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既要防止和克服超越阶段的错误做法，又要防止和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9页。）这里提出的四个“必须”，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上取得的重要的认识成果，也是对我们的实现振兴中华伟业的征途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而提出的新的要求。
[9]50年来，在思想路线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始终围绕着怎样实现振兴中华民族这一根本问题上。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在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上，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从而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99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在邓小平看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所遇到的种种疑惑，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正是在于，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最重大的时代课题，指明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
[10]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要求把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到十五大要求的水平，提高到时代要求的水平。党的十五大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作为大会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坚持、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是20年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为了落实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当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就要全面学习和正确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全面学习和正确领会十五大精神，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上来，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避免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其次，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的今天，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实现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宏伟目标，必须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创新意识。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在振兴中华的征途上，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和正在发挥出令人瞩目的创造精神，党的十五大在运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显示出的果敢和创造性，更是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再次，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近一个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善不善于捕捉和运筹机遇，关系到振兴中华伟业的兴衰成败，而能否捕捉和运筹机遇，则取决于是否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以往我们抓住过重要的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这一切都与思想路线是否端正直接相关。今天，我们如果不是继续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揭示其内在的联系，那就难以及时而准确地把握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或条件。我们应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而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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