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真理”与现代制度浪漫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真理论文,泡沫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使人们警醒和深思，但是，人们可曾想到，难道仅仅在经济领域会产生泡沫成分吗？在其他社会领域，例如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是否也会出现泡沫成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领域泡沫成分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形态如何？会引起何种后果？如何防范，排除……？
显然，这是一个难而又难的问题。今天，我们暂不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尝试着从已经开始变黄的历史档案中提出一个个案：苏联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历史角色，作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引子。
泡沫经济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术语，它用于泛指基础缺损的经济“繁荣”。虚假，是经济泡沫最基本的特点，而通过炒作，制造、支撑虚假的经济效绩，是形成经济泡沫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再用其来观察其它领域，就可以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会产生泡沫。苏联六十年代以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轰轰烈烈，似乎就让人们嗅到了这样的味道。
“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明者，是一九六四年发动“宫廷政变”罢黜赫鲁晓夫后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成为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后，企望表现出不逊于前几任领导人的理论建树，提出了这个理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在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他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重申了这个论点，并在一九七六年苏共二十五大上要求把这个概念写入新宪法。一九七七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载明：“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
应该说，勃列日涅夫开始提出这个理论，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相对“真”的成分。因为他将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从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宣布的“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将在八十年代基本建成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时期，故而比赫鲁晓夫向客观实际靠近了一步。但是，从这个理论强调苏联建成了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一面来看，又是非真的。因为当时苏联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远未达到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勃列日涅夫的论断还是在过高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路里踏步。当时，即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除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接受这个理论，朝鲜、蒙古、越南等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肯定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以外，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公开表示不同意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
然而，关于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论不管有谁不同意，不管有多少人不同意，只要它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出的理论，就不会不正确，就不会不是真理。于是，这个理论从呱呱堕地那天起，就钦定成为指导苏联各个社会领域发展的理论纲领。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理论只是一个论断，过于简单，与它拥有的崇高地位不相匹配。于是，从一九七一年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挖掘这个理论的伟大意义，把它构筑为恢宏、辉煌的理论大厦，成为社会科学的中心和光荣的任务。
论证这一理论有两个关键。第一，要把本未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论证为发达社会主义。在这里，适宜地界定“发达”（特征、标准）的含义，是一个关键。所幸的是，革命导师那里没有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现成论述：马恩未使用过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列宁虽然使用过发达社会主义一词，但是未作具体阐释，这就给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筑师们留下了足够宽广的空间。
当时，有些学者提出了根据社会劳动生产率判断社会主义是否达到发达程度的“惟一标准”说。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苏联显然还没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因为直至八十年代初，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还只相当于美国百分之四十。若按照这个标准，将会使苏共第一书记的论断感到尴尬。于是，多数学者提出了“综合标准”说，即不但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看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水平。这样，就可以用其他领域的“高水平”扯平劳动生产率。于是，第一书记的论断可以堂而皇之地成立了。总之，不需要以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准去衡量苏联，而是根据苏联的社会发展水平去制定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准。
第二个论证的关键，要使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为勃列日涅夫贯彻的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勃列日涅夫们是从赫鲁晓夫时期过来的人，他们亲眼目睹了赫鲁晓夫改革引发社会主义阵营离心倾向，苏联经济政治秩序混乱，终遭下台的政治厄运，从中感悟到：由于苏联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大家庭”以苏联为中心经济政治一体化，因此，改革举手投足，都要冒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秩序被打乱甚至失控的风险。同时，勃列日涅夫们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的认识也顽固地作祟，因此，他们在上台初期还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当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现新的混乱以后，他们便采取了收缩的方针——从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再也不提改革一词，实行了一面强化集中控制经济政治运行，一面对体制问题修修补补的“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路线。然而，勃列日涅夫们并不能一手遮天，苏联社会上一直存在着要求继续改革的社会力量，为了使这些呼声缄口，勃列日涅夫们需要为不改革的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刚好，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于是，在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的领导下，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家们都被召集到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的队伍中来。在阵容强大的全方位的论证中，苏联被描绘成了一个不存在对抗性矛盾，“单一的”、和谐的社会。如，生产关系方面，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完全消灭；政治制度方面，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国家；社会结构方面，各民族、各阶级、各社会集体的利益接近，在苏联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文化思想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普及和树立”；对外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高度国际化，“社会主义大家庭”实行“经济一体化”……。于是乎，由于苏联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今后的任务，只是使发达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过渡阶段，直接长入共产主义。
总而言之，自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论后十几年以来，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论文、大部头著作发表了成千上万。在这些著作中，有着兢兢业业职业习惯的理论家们无不希望自己的论述更新颖、更深刻、更系统、更严谨、更科学。于是，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被越说越真，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理论被越吹越高，什么“对马克思主义武库的巨大贡献”，“科学共产主义的重大发展”……发达论已经距离初始仅有的一点相对真的成分十万八千里，成了十足的“泡沫真理”。
“泡沫经济”使东南亚经济遭受了惨烈重创，那么苏联呢？美国著名记者，苏俄问题专家Hedrick Smith七十年代在苏联工作时， 听到了一个悄悄流传的政治笑话：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同乘坐的共产主义列车陷在泥潭里。三个苏联领袖商讨采取什么应急措施。斯大林说：“枪毙司机，再下放全体工作人员，换另一批人上来。”赫鲁晓夫说：“赦免那些被下放的工作人员，让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勃列日涅夫说：“放下百叶窗，假装列车在前进。”这个政治笑话，把勃列日涅夫晚期，停滞、粉饰太平、在虚假盛世下隐藏着严重危机的典型特征，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实际上，当时以泡沫真理作为制定社会发展方针的理论基石，在苏联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着错位，消蚀着社会主义的基础。
第一个错位，是老百姓对苏联社会主义认识的完美化。老百姓在各种媒体言必称“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舆论灌输下，在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背景下和对外部信息的严格控制下，为苏联取得了世界上“目前社会发展进程的最高成就”而充满自豪感。苏联科学院院士 T.扎斯拉夫斯卡娅回忆当时老百姓的心态说，他们以为， 苏联“在迈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天堂。苏联人民过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西方国家则遍地饥馑。”
其次，凡是与“完善”论相悖，实则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革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被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严厉批判，使一九六五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使苏联经济逐步进入停滞时期。由于苏联改革停顿了十几年，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发展为痼疾，改革成本迅速呈倍增之势，终而付出了苏联解体的高昂代价。
再次，勃列日涅夫们把苏联正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幻象当了真，不惜工本，在社会各个领域搞起了发达社会主义的人造景观。在经济上，强制地扩大全民所有制成分，将大批集体农庄进行合并，过渡到国营农场；在社会关系上，从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强制民族自治共和国推广俄语；在思想文化上，不断强调“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加强僵化和集中的控制；在对外关系上，不惜在一九六八年出兵捷克，仰仗武力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尽管国民收入只及美国百分之六十五（西方估算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却透支经济资源，争得对美国军备竞赛优势，俨然以世界第二军事超级大国的姿态，在全球与美国争霸……。
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像精神鸦片，在勃列日涅夫们眼前产生了美妙的幻象，在这幻象的底里，苏联社会的矛盾在深化和激化；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机构日益臃肿；政治生活日益僵化；地下经济迅速蔓延；贪污、贿赂、特权、腐败风行社会；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被强制迁徙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重病缠身却又讳疾忌医的超级大国日渐虚弱，开始步履蹒跚。
泡沫真理毕竟要回归初始的价值。一九八二年，勃列日涅夫逝世。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安得罗波夫已经难补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千疮百孔，不得不后退了一步，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起点”，同时锐意改革。然而，积重难返。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难以扭转，八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比七十年代初已下降一半以上，降至战后最低点。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得不将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界定再次后退，于一九八六年提出苏联还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并提出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和根本的改革。但是，改革遇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抵制，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希望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呼吁对苏联历史进行全面反思，以使社会各界认识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九八七年十月全会以后，苏联社会展开了对苏共历史的大讨论。对斯大林模式和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错误的公开批判，成为舆论的中心和热点。在这场大讨论中，勃列日涅夫们罩在苏联社会主义列车上的窗帘被拉开了，老百姓看到了“具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民主”，却能容许斯大林及其少数亲信，恣意制造血腥的大清洗；“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可比拟地快得多”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却落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为了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在二战前后十一个“于苏联国家安全是不可信任”的少数民族约三百万人，付出了背井离乡，被强制迁往边远地区的代价……。这些与发达社会主义宣传天壤之别的现实，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承载力，当虔诚遭到虚假的浩劫之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破碎了。而后，激进民主派浪漫的现代制度主义填补了在苏联大地迅速蔓延的信仰真空。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在动摇、崩塌……。
苏联解体以后，我曾听过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一次讲演。他说，一九九一年底，当苏共工作人员最后撤离苏共中央大楼时，楼前自发聚集了成千上万名群众。当苏共工作人员出现在大楼门前时，人群倏地闪出一个夹道——当苏共工作人员走过这个夹道时，人们纷纷向他们身上吐口水！苏联，这个曾令全世界无产者为之憧憬、追随、骄傲、热爱的社会主义的楷模，就这样陨没了。
那么，泡沫真理的始作俑者是谁？
戈尔巴乔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在其著作《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曾提出了一个观点，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当时集中全力去论证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而完全忽略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的新时期。”虽然利加乔夫不是从制造泡沫真理，而是从贻误了七十年代科技革命机遇的角度批判了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但是他提出“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的观点。我想，不能完全同意利加乔夫的分析。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应对制造发达社会主义论负主要责任的方面：苏联文化体制的作用。
苏联文化体制形成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高度集中是这个体制最初的特征。这个体制的基础是当时业已形成的联共（布）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马龙闪教授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文化体制的沿革，他认为，苏联文化体制尽管在赫鲁晓夫年代受到了“解冻”改革的冲击，但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回潮，完全僵化和凝固化。
实际上，与苏联经济政治体制虽几经改革，至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保留着高度集权的框架相适应，七十——八十年代苏联实行的文化体制也保留了高度集中的基本特征。这种体制可以划分为几个层面：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思想等同于马列主义，使他的思想享有神圣、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的理论层面；建立了对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教育、科学、思想、宣传、舆论等）全面领导和监控，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中央的组织系统层面；形成一元化、教条化、封闭化、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层面；以思想批判、组织清洗、法律制裁为基本手段压制剪除异己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严厉管理体制层面。
在这种文化体制下，苏联的理论家们尽管有智慧，有学识，却只能在给定的逻辑中思考，否则，轻者著作受冷遇或被“枪毙”，重者被扣上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当然也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派别）的帽子，开除党籍，或被抛进监狱，送进精神病医院，甚至浪迹国外。“发达社会主义”的泡沫真理，就是在这种文化体制下，经过深加工而成的产品。
那些参加了发达社会主义论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那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坚守住知识分子伦理，在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时推波助澜，对于制造泡沫真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职业责任。但是，社会科学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那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只不过距离政权更近些，但是他们并没有进入政治精英的圈子，充其量只能附之骥尾。现代制度浪漫主义在苏联轻而易举地登陆，已经对这些知识分子当时的参与作出了历史的裁判与惩罚，但是，如果还让他们承担同苏联国家领导人一样多的、制造泡沫真理的责任，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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