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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1)01-0080-08
一、“生产因素”与“投资导向”阶段并存的产业发展
检验东协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国家竞争发展，我们发现目前东协四国中，多数的产业结构是相当符合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所提出的“国家发展阶段”（注：Porter指出国家竞争发展有四个阶段：生产因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富裕导向阶段。）的第一阶段，即“生产因素导向”阶段，其中又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原物料产业最值得注意。这些自然资源所带来经济利益可以从这四个国家目前所外销的主要商品中获得验证。例如：马来西亚的石化原料与相关产品、棕榈油、原木以及家具、橡胶等原物料；越南的原油、稻米、鱼货、咖啡、橡胶、茶；泰国的农、鱼产品(21%)与一般原物料产品(5%)、燃料；印尼的燃料(26.4%)、食物制品(12.7%)与一般原物料产品(9%)；菲律宾的椰子制品、铜矿与鱼类(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World,1997)。
此外，除了自然资源与原物料出口外，我们发现东协四国已经从生产物资或原物料出口阶段迈入所谓以制造业或轻工业为主的生产阶段。在1997年的对外出口产品类型，印尼有51.8%外销产品是属于制造业机械或产品；菲律宾的电子或家电制品、纺织产品；马来西亚的家电制品与纺织业等。这些以外销家电、纺织与制造业产品为主的生产模式显示出，东协四国的国内外资本有逐渐朝向制造业、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趋势。
上述资料显示出，东协四国产业发展正朝向生产因素与投资导向阶段并存的发展模式。而在投资导向阶段里，“市场需求”，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求条件将逐渐取代过去的生产因素。成为主导国家产业竞争的决定因素，再加上，随着区域经济整合时代的来临，国际市场需求将远超过本国市场的需要，而国外企业投资与资本的流动将比目前更为迅速；因此，我们预期未来东协四国的产业发展结构对于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将会日趋加重。
二、人力资源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越趋明显
东协四国对于自然资源产业的依赖将随着产业的发展或转型而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资源的多寡与知识资源是否能有效累积。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派将人力资源纳入整个生产过程并加以讨论以来，人力资源的多寡与素质一直是决定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关键。其中，劳动参与率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一直是衡量劳力是否充分利用的指标。随后，在制造机械与工作流程越趋专业分工下，人力素质便取代数量成为测量劳动力的指标，例如：文盲比率（注：文盲比率一般常用在测量生活素质(Quality of life)，不过也可用来测量国民教育水平。）、教育程度与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等，都是评估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
根据World Bank所进行的调查资料显示，近十年里，东协四国整体的人力资源已经大幅的提升。在1995年，15岁以上成年人口文盲比例下降到10%以下的有菲律宾、泰国，而印尼与马来西亚也下降到20%左右。在1980-1990年时期，每年劳动参与的成长率增加得相当快，在1990-1997年期间，劳动参与成长率则有趋缓的现象。其中以泰国与越南下降程度最为明显；相较之下，马来西亚下降程度较不明显。这结果可能反映出马来西亚在最近期间，劳动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仍持续地在成长或扩充（注：虽然，有不少研究持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马来西亚在积极发展科技产业的同时，已经面临到国内人才素质低落的问题。许多科技公司纷纷任用邻国科技人才来满足科技人才的不足，例如新加坡，而原本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则输出到其他国家或其他产业部门，来担任低技术性的工作。不过，从总体劳动市场劳动力需求情况而言，马来西亚的劳动需求量与比例在东协国家里仍居高位。），因此，不断的吸引许多劳动人口参与就业。相反地，泰国与越南可能出现劳动市场对劳力需求已经呈现饱和或衰退的情况，是否与最近亚洲金融风暴有关，造成劳动市场对劳力参与的萎缩，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从妇女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东协国不同的产业结构，并反映出妇女在当地劳动市场与家庭分工所扮角色。在泰国与越南社会里，妇女不管是在家庭与职业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接近五成的泰国与越南妇女投入就业市场。这种现象除了凸显出传统泰国妇女的社会与家庭角色，以及显示越南强调社会主义男、女工作平等的观念外，也反应出泰国与越南劳动市场有许多工作机会或产业性质是适合妇女就业，例如：成衣业、纺织厂与轻工业等。相较之下，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的产业结构或家庭对妇女角色的期待等因素，便限制了妇女的就业；例如：菲律宾具有工作能力的妇女出国工作、马来西亚或印尼产业结构多需耗体力的制造业，或因伊斯兰教教义等等限制，使得妇女的劳动参与机会便明显的低于泰国和越南。
最后，比较东协四国政府对教育投资经费比例之后，我们发现马来西亚用在教育经费的支出比例（与GNP相比较）位居东协四国之冠。在1980年与1995年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分别是6.0%与5.3%；其次，则是泰国的3.4%以及4.2%（见表一）。高比例的教育投资反映出马来西亚与泰国政府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未来专业分工及强化市场竞争所下的决心。事实上，除了对教育资源的投资外，许多研究也发现，马来西亚对于未来竞争所需要的资讯与通讯基层组织建设相当投入。因此，我们预期在未来以人才与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竞争社会里，马来西亚较其他东协国家拥有较高的竞争能力。
表一、东协四国人力资源指标比较表
三、知识资源将成为决定知识经济社会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关键
传统人力资源多寡与素质的好坏来决定产业竞争实力，将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而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知识是否能够不断的创新、知识是否能够有效率的累积、以及知识是否能够已快速的传播与使用。而在未来创新导向阶段里，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将远超过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等一般生产因素，直接影响产业的市场竞争。虽然，目前东协四国的国家竞争发展阶段距离创新导向阶段仍有一段距离，但我们认为未来企业若要挑战或持续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应藉由创新来寻求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根据资料显示，东协四国对于未来知识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已经愈来愈重视，除了持续提升人力资质的教育投资外，各国政府也将知识资源扩大到通讯、网络科技、资讯与研发人才的培育上。其中，又以马来西亚政府对于投入在电脑与网络基础建设所做的努力最为明显。在1996年，马来西亚每千人中便有42.8台个人电脑，在1997年7月底，每万人中便有19.3个架设网站，该指标显示出，该国积极推动民间上网以及广泛地运用电脑与相关资讯。尽管电脑普及率与网站架设，并不一定会立即促进产业的竞争能力与优势，但欠缺资讯或网路设备等相关基础建设或处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产业，是绝对无法挤入高竞争力国家或产业之林。
此外，检验目前外销高科技产品在制造业的比例，我们发现以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的比率最高，分别高达67%与62%，这结果显示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在东协四国中早已经是属于科技产品领先者的角色。虽然绝大多数科技产品是由外商或国内投资的OEM厂所生产，这些产品多属于电子零组件且在国际市场中并非尖端科技，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外资科技厂商或OEM厂的科技产品将会带动其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未来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无疑将会对其他东协国家带来不小的竞争压力。
虽然，印尼与泰国在外销高科技产品的比例较为逊色（注：外销高科技产品的比例该国是否符合外资投资环境有绝大的关系，马来西亚拥有较理想的资讯或网路基层建设，当然是吸引高科技外商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菲律宾拥有较高的人力素质与英文能力，也是吸引外资投资的重要因素。相较之下，印尼的种族纷争、泰国的金融脱序与通货膨胀、以及越南的社会主义与较晚开放市场等因素，皆让外商在投资海外科技产业时裹足不前。），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属于研发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数的比例上，却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与菲律宾（见表二）。印尼与泰国每百万人里分别有181、173位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虽然离美国的3732人、日本的5677人仍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能够将这些科学与工业研究人力运用在产业创新或产品研发上，或是将科学理论研究有效地与产业相结合，我们认为印尼和泰国还是有机会在未来知识经济竞争中，迎头赶上马来西亚或菲律宾在高科技产品生产。
表二、东协四国知识资源指标比较表
四、资本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动力
投资是经济成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当今以开放经济体系(Open Economy)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投资的主要来源为海外直接投资(FDI)以及国外借贷融资；但是国内储蓄仍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1993年世界银行对东亚经济成长的研究发现，在1965年8个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注：世界银行的研究将1965-1990年间东亚地区快速的经济成长归功于该地区23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以及南韩及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并以此8个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对象。），其储蓄率低于拉丁美洲国家，但是两地区的投资率大致相同。1965至1990年间，HPAEs的储蓄比例与投资比例显著增加，并高居所有发展中地区之冠；到了1990年东亚的投资率已两倍于拉丁美洲国家，而部分HPAEs也因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经济发展而逐渐成为资本输出国。
1990年始，快速的经济成长和高投资率持续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地区蔓延，1990至1997年间，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平均每年国内投资总额的成长率分别为：15.1%、10.0%、10.3%和5.8%（注：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The 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10～211.）然而由表三东协四国储蓄与投资差额占GDP百分比可见，1993至1996年亚洲金融风暴前，东协四国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明显现象；若以1990至1997年间，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平均每年GDP的成长8.7%、7.5%、7.5%、3.3%来看，外人直接投资应是推动东协四国经济发展的主因之一。
表三、东协四国储蓄与投资差额占GDP百分比(%)
事实上，东协四国在高经济成长、高投资率以及大量外资的背后所隐藏的则是：投资过热以及被外资和举债所填补的经常帐赤字。表四是东协四国实际外债的情况，1997年印尼、泰国、菲律宾的外债数据还分别包括IMF的援助贷款2,970百万美元、2,429百万美元、855百万美元。1995年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的经常帐赤字分别达：4,147百万美元、7,023百万美元、13,553百万美元、1,980百万美元。举债的恶性循环使得东协四国的偿债能力倍受质疑，只能不断地在短期债务加码，最后终于暴露其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乏。
表四、东协四国实际外债的情况（百万美元）
亚洲金融危机反映了东协四国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特性。尽管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的重要策略，但是引进外资的初期目的是为弥补国内储蓄不足，而中长期的目标应是引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日本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认为，东南亚地区未曾推行农地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使得财富聚集在少数企业及地主手中，无法自广大的民间累积资金、投入在持续高经济成长以及高投资的发展下，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的进口扩张高于出口成长，1990年以来，经常帐逆差不断扩大，依赖外资的数额亦如滚雪球般成为经济危机的潜在因素。至于马来西亚，则因过度依赖电子单一产业的出口，1996年始，因全球半导体市场供过于求，出口萎缩，虽能维持贸易盈余，但其经常帐赤字也令政府部门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尽管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已使得国际间资金的流动更具弹性，特别是东协四国金融自由化的脚步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吸收国际资本的能力相对较强，因此在1997年金融风暴引燃前，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有价证券市场的短期外资比例分别为：19%、59%、34.3%、0.9%；（注：三菱综合研究所，亚洲全预测[M].工商时报出版社，1998(155).）菲律宾因在IMF经济监管下实施金融自由化，金融体制及经济基本面较其他三国佳，但外资也相对较少。由此可见，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成长极可能因短期游离外资的流动而造成资金市场的抽空，引发金融市场的骨牌效应。
综观东协四国在资本资源的掌控上，虽拥有较其他发展中国家高的国内储蓄率，但因投资过热、依赖外资，其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未能由引进外资转为本国资本的累积（注：长谷川庆太郎著，汪仲译，亚洲金融风暴[M].时报文化，1998,(84-88).），终于影响其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国际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协四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调整仍在持续进行中，国际资金虽有回笼迹象（注：经济部国贸局，东协五国经济情势与相对竞争力分析，主要国家经贸政策分析月刊，1999.11.http://www.moea.gov.tw/～ecobook/masterna/101/3.htm），但产业结构重整、外债问题、国际竞争等，亦影响个别国家吸收国际资金的情况，以及ASEAN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
五、基础建设是产业发展的基石
观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可发现：基础建设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甚至在某些国家更选择以基础建设为优先发展而达到吸收投资、带来经济契机的发展策略。而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国家竞争力评比的权威机构也都将基础建设列为评比的项目，其所涵盖的层面包括：运输系统、通讯系统、邮政、快递、能源、电力等，都属于生产因素的重要基石。世界银行在进行国家竞争力分析时，更以能源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运输基础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等四类指标作为评比项目（注：世界银行就该四类基础设施提出32项检测的内容；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主要评估各国是否能充分利用现有能源基础设施；在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则以掌控资讯的技术及设备条件为重点；运输基础设施方面，以人及货品的流动便利性；至于环境基础设施，则以维护全球环境变迁所分摊的职责。）。前文曾就东协四国的个人电脑比例、网路普遍率等知识资源指标进行分析（见表二），以下将就其能源消耗、运输建设予以探讨。
能源虽然属于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但若未能开发利用转换为生产动力，也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评估能源基础设施的优劣，除了能源供给状况外，更重要的是对于能源设施的利用效率。由表五可知东协四国中，马来西亚和印尼是能源自给度极高的国家。两国主要的电力系统来自石油及天然气；泰国和菲律宾则是依赖能源进口，1996年泰国、菲律宾的商业使用能源分别有45%、55%是依赖进口。电力供给不足一直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菲律宾长期处于能源危机的威胁，电力不足直接冲击制造业、矿产和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为了解决电力供给的问题，政府部门除了由能源部统筹能源政策外，更采行BOT的方式进行电力基础建设，以改善供电问题，否则将影响其外资投入及经济发展。
表五、能源进口占能源消费的百分比(%)
就工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而言，东协四国在运输基础设施上都无法满足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中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相较其他三国为佳，但电力供给和港口设施等亦不敷作用。菲律宾在运输基础设施的条件上是东协四国中最差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其道路兴建比例不及1%（见表六），航空运输量也相对落后。遗憾的是，就亚太地区运输的区位条件而言，马尼拉机场至亚太地区八个主要机场的平均飞航时间只需3小时30分，排名第四；而其与东亚地区六个主要港口的平均航行时间为68小时，居第三名。（注：亚太地区八个主要机场间所需的平均飞航时间分别为：台北（2小时55分）、香港（3小时05分）、上海（3小时25分）、马尼拉（3小时30分）、汉城（4小时）、东京（4小时55分）、新加坡（4小时55分）、雪梨（6小时15分）。东亚地区六个港口间所需的平均航行时间：高雄（53小时）、香港（64小时）、马尼拉（68小时）、上海（78小时）、东京（110小时）、新加坡（125小时）。）不论就国内经济发展的指标或强化ASEAN在亚太区域的经济地位，现阶段东协四国积极投入经济重整的工作，不但应重视金融体系的健全、产业结构的调整，亦应同时改善能源、资讯通讯以及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有利于将资金导入生产性部门的发展。至于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在当今国际社会愈来愈重视经济与环境兼顾的永续发展下，东协四国的都市化发展应考虑环境维护可能造成的资源损耗。
表六、东协四国部分基础建设概况
六、东协四国在ASEAN的产业竞争力趋势
检验1970年以来ASEAN区域内的贸易额与比重的变化（表七），我们发现过去三十年间，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其余三国在区域内的贸易成长比例呈现消长的趋势（1980～1988年间）；马来西亚近二十年来区域内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明显增加，从1980年19.7%，增加到1991年的24.2%、1998年上半年的35.2%；泰国在区域内的贸易比例则呈现微幅波动。相较之下，印尼与菲律宾的区域内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又以印尼的情况最为严重，从1991年的10.2%迅速下降到1998年上半季的3.6%。
表七、东协四国对区域内贸易额与贸易比重
上述的资料显示，1980至1988年间东协四国的贸易总额快速增长，然而除了马来西亚在此期间对区域内的贸易比重明显升高之外，其余三国，乃至整个ASEAN的区域内贸易比重也只有不到一个百分点的成长。此外，东协各国所生产的产品具有高度同质性与替代性的特性，这也是扩大市场产品竞争的主要因素。ASEAN国家除了新加坡是以高科技产业及服务业部门为主，马来西亚积极投入多媒体走廊的设置以提升产业结构外，其余大部分的国家都属于传统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些产品多属外部投资OEM厂所生产的电子、资讯与通信产品，且多数东协国家都未能掌握关键技术，并以美国为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ASEAN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不仅要与中国大陆来竞争，甚至区域同同质产品也面临削价竞争。
然而，尽管区域内外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东协四国仍有若干产业与产品维持相当高的竞争能力；例如：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资讯通信产品；印尼的塑橡胶制品、木制品、鞋帽雨伞羽毛制品；泰国的橡胶产品、皮制品、电子产品、资讯通信产品、家用电器品；菲律宾的电子产品、电机产品、资讯通信产品。这些产品中又以家用电器产品、电机产品、塑像胶制品最具国际竞争能力。至于个别国家中，又以泰国的家用电器产品类、菲律宾的电机产品类、印尼的塑像胶制品类最具竞争力。（见表八）
表八、东协四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七、结论
从东协四国在生产因素的表现而言，其天然资源涵盖农、林、渔、牧、矿等有形资源，若再以地理位置、气候等条件来看，ASEAN在整个亚太地区是一个极具市场潜力的区域。日本企业长期的投资开发，中国台湾及南韩自80年代中也陆续投入，ASEAN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天然资源和外资优惠等诱因促使该地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成为东亚雁型发展模式的另一环节。在HPAEs所建构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ASEAN经历了90年代快速的经济成长。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东协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所累积的结构性问题，资本结构不健全、国内储蓄率无法满足投资的需求、经济成长的推力未能将外资导入生产性部门以提高国内资本等，显现出东协各国未能掌控资本资源以推动投资导向阶段的发展。
如今，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对新经济(New Economy,Digital Economy)的观望态度，游离的国际资金对ASEAN的市场潜力仍感兴趣。在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愈趋稳定的同时，东协各国若无法强化基础建设、人力资源以及知识资源等生产因素的条件，可能在国际资本的争夺上，会与中国大陆产生竞争排挤。因此，东协各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应慎重选择经济发展策略，在ASEAN区域整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考量下，加强区域同贸易，评估各国产业优势，发展区域内分工（注：宋镇照.东协国家在亚太政经秩序变迁之挑战与发展[J].理论与政策，1998,(47):106.），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此外，同类产品的对外出口是ASEAN经贸发展的特殊现象，主要因素除了成员国间的产品结构相似，贸易伴仍以美、日等贸易大国为主外，身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一环，过去东协各国自新加坡向国际市场的转口贸易模式，也因企业全球运筹管理而改变。因此，未来各国是否会在经济调整的同时，重新思考区域整合对各国产业发展的助力，以及未来ASEAN在APEC的影响力，并随着AFTA的发展而增强区域间的贸易往来，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最后，尽管部分较保守的政经观察家指出，要在一个竞争性多于互补性的区域完成经济整合，需要经历漫长的协商过程才可能完成。但我们认为，过去东协各成员国未能就本身最具优势的产业汇聚区域内资源、扩大生产、创造经济规模，以提升国际竞争力，显然未来ASEAN经济统合的空间还相当宽敞。然而，不论是乐观的统合主义者或悲观的保守派都不得不承认，东南亚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导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已使得中南半岛成为ASEAN拓展区域内需市场以及提升对外部争的另一腹地。在当今全球经济板块竞争日炽的情势下，ASEAN的整合不但有助于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更能在APEC组织中确立其影响力。因此，东协四国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应同时考虑本身在ASEAN市场中的产业发展方向，厚植生产因素的各项资源，以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