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管理科学与软科学研究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科学论文,加强管理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两种明显趋势。管理科学与软科学就是这综合趋势中的一类研究领域，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相互交叉与综合的研究与应用领域，用于组织管理与决策支持。从应用范围上看，它涉及到国家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到部门、从企业到机关。
管理科学与软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归根到底来自社会实践的需要。社会实践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与其环境的协调发展等等，都是我们主要的实践活动，社会实践的鲜明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组织性。要清楚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能不能干以及怎样干才能干得好，这就涉及到决策和组织管理问题。
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突出表现在空间活动范围上越来越大，时间尺度变化上越来越快，层次结构上越来越复杂，效果和影响上越来越深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绝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社会实践不仅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实践具有高度的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它不容许我们孤立地和静止地简单处理，需要综合运用人类知识体系中各种有用知识的指导和帮助，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当今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实质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既不是无所作为，也不能为所欲为。如何使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不仅关系到现在，还影响到未来。这个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更为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战略、规划、政策和措施等决策和实施问题，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涉及到社会；但仅靠社会科学技术也解决不了，需要的是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即使这样，我们还要处理有可能至今我们尚未遇到和认识到的新问题。像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伟大的社会实践，就有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这样的实践就更为复杂和困难，因而也就更需要研究和探索，更需要创新。
人类知识体系包括直接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这类知识的特点是，只知道是什么还不能回答为什么。尽管如此，这类知识对于我们仍然是宝贵和有用的。经验知识往上一个层次就是科学知识，这类知识不仅能回答是什么还能回答为什么。如今这部分知识已发展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对于我们来说尤为可贵，是我们科教兴国的基础力量。人类知识体系还包括哲学，哲学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也是人类智慧最高结晶。
在综合运用人类知识体系指导实践的时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同时还要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甚至有用的经验知识，特别是把这三个层次的知识综合集成起来的新知识，就更有力量更能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对于决策和管理问题，我们对科学知识特别是综合运用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往往重视和应用的不够，而依靠经验知识却起了重要作用。这可能是造成我们在某些方面管理落后和有些问题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所以增加决策研究和组织管理中的科技含量，加速从经验为主的管理与决策向以科学为主的管理与决策的转变，对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组织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实践的需要推动了我国管理科学与软科学事业的崛起。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对管理和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总的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还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今后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决策部门的重视、应用和支持的程序；另外，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和决策支持能力的提高，这两者也是一种供求关系。从决策支持角度来说，首先是信息的支持，信息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但有了信息未必就有知识，而有了知识也未必就有智慧。决策支持研究，应该既有信息也有知识还要有智慧方面的支持，这类研究成果不仅有信息和知识的含量，还要有智慧的含量，否则难以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起到参谋和咨询作用，这也是这类研究的复杂性和困难所在。
江总书记在全国技术创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加强科技创新，而且要加强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观念创新”。这后面三个创新都和管理科学与软科学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实现这三个创新需要管理科学和软科学研究的创新。
管理科学与软科学这类综合性研究，涉及到不同层次的知识（经验的、科学的乃至哲学的）、不同领域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定性的、定量的），如何把这些知识综合集成起来，涌现出新知识，而不是像“拼盘”一样拼到一起，这就有个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仅靠自然科学方法或社会科学方法都难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方法，这也是这类研究创新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十多年来，国外出现了所谓复杂性研究和复杂性科学。80年代中，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葛尔曼为首的一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美国组建了桑塔菲研究所，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他们称做复杂性研究，他们的研究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趋势。葛尔曼曾说过，研究已表明，物理学、生物学、行为科学，甚至艺术与人类学都可以用一种新的途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有些事实和想法初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新的方法都很容易使它们发生关联。从他们的研究来看，一方面想走“精密科学”之路，不同于依靠思辩的定性研究；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定量方法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处理不了复杂性问题。他们高度重视计算机技术在复杂性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如遗传算法、计算机网络、演化经济和人工生命系统等。但1995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报道了他们的研究从复杂性走向困惑，似乎陷入了困境。究竟问题在哪里？恐怕还在研究方法上。问题是仅仅依靠计算机技术能否解决复杂性问题？这就涉及到今天的计算机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思维科学的研究表明，人脑和计算机都能有效处理信息，但两者有极大的差别，从信息处理角度来看，人脑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它是定量、微观的处理信息方式，另一种是形象思维，它是定性、宏观的处理信息方式。而人的创造性主要来自创造思维，创造思维则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在逻辑思维方面确实能做很多事情，甚至比人脑做得还好，已有很多科学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如吴文俊先生的定理机器证明。但在形象思维方面，计算机还不能给我们以任何帮助，至于创造思维只能依靠人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期望靠机器（计算机）来解决复杂性问题，至少目前是行不通的。桑塔菲科学家们走了一条人·机结合以机器为主的技术路线，这可能是导致他们困惑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80年代初，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将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的半理论、半经验方法来处理复杂系统问题。后来在他指导下的系统学讨论班上，又继续方法论的探索，到了80年代末，他明确提出了处理开放的复杂系统的方法论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后来又发展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实践形式。这个方法的核心是采取了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技术路线。人·机优势互补，人帮机、机帮人和谐地工作在一起。机器能作的尽量由机器去完成，极大地扩展人及逻辑思维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实现信息和知识的综合集成，这里包括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的知识，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
这个方法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数据和信息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这个方法成功的应用，就在于发挥这个系统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这个系统在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方面，比起单纯靠人（专家体系）或机器体系都有更强的优势。它能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所以它是一种走“精密科学”之路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是思维科学，方法基础是系统科学与数学，技术基础是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
这套方法在应用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资助的“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体系研究”的重大项目，就是为了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而设立的。
信息的综合集成可以获得知识，信息和知识的综合集成可以获得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集成方法和研讨厅体系是人·机结合的知识生产系统，是知识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它使我们由过去完全依靠人脑进行知识生产转变为人脑、电脑相结合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也是当前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