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探析论文,竞争性论文,相互依存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8)03－0025－08
[修回日期：2008-01-20]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正呈现出缓慢的嬗变，中美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手，“非敌非友”也难以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关系正呈现出涵盖对手与朋友的双重性质。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既可能退为对手/敌手关系，也可能上升为真正的伙伴关系。
以往看待中美关系，往往采用单一的视角，难免出现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又常常导致观点的左右摇摆。从今后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竞争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的此消彼长。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如下变化：其一，竞争的性质在变化，非零和竞争在上升。其二，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但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其三，竞争与相互依存互动关系的特征和趋势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把握。其四，必须避免对立与相互分割的两个极端做法，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竞争与相互分割的视角均不足以全面把握中美关系，必须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中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一 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变量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变量的变化，分别表现为竞争性质的变化和竞争模式的转变。
(一)中美之间竞争的性质和内涵均出现嬗变
说到竞争，所谓“竞”是互争高低，竞争是“为了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而与人比赛”。①韦氏词典关于这个词的解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了一个目标而进行斗争(比如职位、利益或者奖励)；第二层含义是处于敌对的状态。②从概念上看，竞争具有多重性，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出现两种倾向：其一，不影响别国发展的自我竞争在加强。许多大国关注国内自身发展，立足于内部挖潜和完善内部机制。这种自我超越式的发展不会激化与别国的矛盾和冲突。其二，随着沟通、交流以及协调机制的逐步增强，各国间的竞争正在规避零和博弈模式，向着双赢共赢的合作模式发展。在以上两种趋势下，中美之间的竞争也经历着历史嬗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特征一：中美竞争是现实存在，历史造成的结构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利益都在拓展，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使得美国面临着前未所有的利益竞争局面。
特征二：中美之间的竞争存在不对称性。所谓“潜在的战略竞争”是由美国引发的，是由于霸权主导国对于可能出现的未来大国的防范所引起的，而中国一直试图避免这种竞争的出现，避免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努力将这种竞争限制在合作与依存的主流之下，使竞争不至于出现失控。正因为如此，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竞争，但结构性的战略竞争格局并未真正形成。目前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全球战略竞争，不是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虽然在广度上有所延伸，却远远没有上升到战略竞争层面。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体制，反而成为积极参与和维护现存体制的重要力量。西方舆论认为，“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根本没有兴趣同美国争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中国关心的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经济发动机。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是不利于贸易发展的。换句话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③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不是冷战时的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
特征三：中美战略博弈更多是在多边猎鹿博弈的框架下展开的。中美之间面对共同威胁的严峻性使得中美互为对手的现实可能性减少。双方的博弈正呈现出新的双重博弈的特征。既有交叉与重叠区域，也有对立的区域。中美战略博弈呈现的特殊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更趋理性，竞争中的理性博弈正在成为共识。第二是中美竞争处于多重博弈之中。中美之间既有多边猎鹿博弈中的合作与协调，也有双边博弈。中美之间的双边博弈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多边猎鹿博弈所取代。一方面，竞争中有合作；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均出现了新的合作增长点，如防核扩散问题、地区安全稳定、能源安全合作等。
特征四：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多元性，总的趋势是由过去单一的军事竞争转向多元化的竞争。“尽管民族国家仍然在互相‘竞争’，但那种竞争已经离开军事领域(政府在这个领域占支配性地位)而转向经济领域了，在经济领域，国际组织在协调和谈判方面日益占据支配性地位，例如发达经济体组成的‘G8/G7集团’或世界贸易组织。那就是说，传统经济力量和竞争向上转移，或者说从国家转向了系统”。④
总之，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了非对抗性竞争和对抗性竞争交织的状况。所谓对抗性竞争，是指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竞争；而非对抗性竞争，更多涉及经济、环保等领域，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中美关系的竞争来看，非对抗性竞争在无形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多，非对抗性冲突成为新的冲突形式。
(二)从权力竞争模式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已由权力竞争模式向软权力竞争模式转化
软权力竞争更多体现为影响力的竞争，影响力更多体现为吸引力，而不直接等同于强制力和控制力。同时软权力竞争也体现在制度构建领域，即面对如何维护与完善现有制度，或不同制度间如何共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更需要合作与沟通来实现。国际制度是一项软权力资源，而软权力资源转化为软权力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所能提出的理念、议题、感召力和动员能力。软实力竞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共存性，软实力竞争也为合作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以上变化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观的改变。多元竞争分散了矛盾焦点，竞争中的合作减少了原有竞争的对立成分。中美关系虽然具有竞争性，却向着良性竞争方向转变。中美之间有对抗，但对抗程度大大降低。这应该成为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不会轻易失控，亦可称为“竞而不破”。这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一个新特点。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军事安全领域的潜在竞争仍存在变数，并有可能带来双方关系的恶化。现在美国一些人仍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尤其按照实力政治原则，视中国为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对于中国国防自卫能力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做出应对反应。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当一国考察它的环境，以决定哪些国家对自己构成威胁时，它主要关注潜在对手的进攻‘能力’，而非意图，因此出于对生存的忧虑，国家必须对对手的意图做出最坏估计。然而，实力不仅可以得到测量，而且决定了他国能否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总之，大国制衡实力，而非意图”。⑤
在军事上的防范和竞争表明，中美关系并没有消除对手/敌手的担忧，还存在成为对手/敌手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一些人仍然相信，传统的国家威胁从长远看比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能够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生存。两国实力差异的缩小，强化了美国的防范意识，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一旦实力增长，就可能会改变和平政策。“至早到2015～2020年，至迟到2020～2025年，中国可能开始新的安全战略”，“到那时，中国可能会变得不是更愿意合作，而是更自负，要求更多的利益，甚至企图修改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⑥
简而言之，一些美国战略决策者仍以“中国战略未定论”来看待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视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这使得中美竞争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⑦
二 中美两国关系中相互依存变量的新特征
中美之间具有竞争性，却不再像冷战时期美苏关系那样具有对抗性，而呈现出新的非零和特征。其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未所有的程度。同时，正是因为竞争性质的转变，才使得两者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而新世纪以来的中美相互依存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笔者对于相互依存的理论假定是：首先，中美间的相互依存是复合相互依存；其次，中美相互依存虽然具有不对称性，但相互影响程度很高，在经济与安全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意识。中美相互依存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美国已经意识到无法孤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无法排斥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现状的行为离不开中国的协调。第二，中美相互依存是全球相互依存普遍加深的体现。⑧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出现了双边与多边相互交织的情况。第三，国际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国际安全全球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外化。
由于有关中美经济间相互依存的论证已较为详细，笔者在此更多从中美安全的相互依存角度来加以分析。
首先，中美两国在安全上的互助与互利正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助与自行其是的行为。安全困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中美之间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正在化解无政府状态，相互依存本身正在有效地制约自行其是的行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大国之间敌对的传统模式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不仅是因为先进技术的传播使社会面临更大的危险，而且也因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改变了安全问题的性质。暴力的扩散比传统的大规模侵略更容易构成威胁，这驱使各国不得不为了共同的安全而进行复杂的合作。甚至那些最不情愿的国家也不得不如此。通过军事部署保持力量均势的传统概念将不得不被更为微妙的合作概念所取代”。⑨
阿瑟·斯坦(Arthur Stein)认为，博弈论强调利益的相互依赖，也体现为决策的互动影响，形成了一种限定性合作，即没有合作，自己的利益也无法独自获得。⑩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表现为协调性或协作性博弈。利益攸关者的概念是认识中美关系的另一个新的角度。中美两国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 of 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11)传统现实主义强调的国际社会“自助体系”之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互助体系。
其次，安全上的复合相互依存促进了中美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强化着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领域是中美安全合作的重点，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具有跨国性、相互制约性和综合性，一国无法单独应对和解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世界的未来。在经济增长、地区安全、反恐、防扩散、人权、公共卫生以及环境等关键领域，美国与中国的紧密、坦率和合作的关系将使美国有机会在其全球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毫无疑问，只有在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下，美国才能最好地驾驭它所面临的核心国际公共政策挑战。”(12)中美在这类领域的合作才刚刚开始，这种合作尤其在亚太地区表现出十分迫切的势头。同时，中美在共同创立新的安全机制和制定安全规则上正在开展程度不断加深、范围日益广泛的合作，合作的依存度在深化。(13)马丁·怀特认为，大国之间关系能否超越实力政治，主要是看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具有共同利益。(14)中美之间安全利益的扩大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之间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对立与分割，从而形成安全共存与互利的有机关系。
再次，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安全体制，强化了中美之间在安全制度层面的相互依存。中国加入了包括核不扩散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安全机构，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均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冷战结束前夕，中美合作的意识和形式日益模糊，仅仅局限在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避免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和潜在冲突等议题上，尽管中美双方在安全议题上没有重大矛盾，但双方缺乏在一些地区冲突中寻求合作的意愿和迫切性。(15)但冷战之后，中美之间在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的意愿和现实可能性都大大增强。国际安全制度层面的合作使得双方的信任度得到加强，合作的效益更大，也为双方可持续合作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最后，中美之间不仅仅存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而且处于安全复合体之中。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如果以太平洋区域为界，中美之间应同处于一个“安全复合体”之中，在这个复合体中，中美之间形成了安全相互依存。“无论这个所定义的‘安全相互依存’是被敌意还是被友善所驱动。这个消极的末端存在着冲突的形式，相互依存从恐惧、竞争以及共享威胁的认知中产生。这其中包含着安全机制，国家仍然将彼此当做潜在的威胁，但是为了减少它们之间的‘安全困境’，已做了保障性安排。”(16)“安全相互依存”的模式尽管不是永久性的，但肯定是持久而影响纵深的(例如，远远多于一次性互动)。(17)在这个安全复合体之中，中美安全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两国安全合作的日益机制化，这种状况显示了依存程度的加强。这种机制化是使得两国关系不可能轻易引向对抗与对立的保障。由于突发事件引发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中美关系经受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国台湾海峡危机的多次考验。美国在安全上开始意识到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2007年5月，美国和日本公开将“协防台湾”从其联合计划中删除，(18)2007年12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台湾所谓的“入联公投”，并称“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19)其二是在热点问题上达成了更多安全共识，有些甚至是全球战略共识。比如在台海稳定问题上、在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上，中美双方保持了高度一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美双方均达成高度共识，意识到中美双方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在安全领域已形成安全合作惯例、危机处理惯例，针对非国家威胁和跨国威胁的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决策者都清楚，中美冲突是最危险的一项选择。另外还要看到，中美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正在超越一些局部问题所带来的困境。
从目前看，由于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的威胁不断增大，中美之间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20)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虽然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没有完全消除，但中美成功避免彼此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越南战争中的中美军事力量对抗与抗美援朝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美在这场战争中只能算是间接的冲突)。
诚然，安全上相互依存的国家并不必然会进行合作，有广泛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进行合作。国家间进行安全合作必须有合作的意愿、途径及可能性。在安全上存在相互依存的国家间既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和交叉利益，又存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同时也存在着合作中的主导权争夺问题。当双方利益一致时，合作会成为主流，反之，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会上升。
总之，由于中美之间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休戚与共关系，虽然中美两国之间还面临着由于美国遍布全球的传统联盟所导致的结构性障碍，但仍然不应错估或低估两国安全相互依存的作用，中美安全相互依存不仅存在，而且正在进一步深化。中美关系进程表现出强烈的不可逆性，其合作趋势呈缓慢的梯形递进势头(见图1所示)。
双方有识之士均相信，安全合作上的倒退将导致安全成本的巨大损失。中美之间曾出现多次有可能导致危机升级的突发性事件，但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引发更大程度的裂变效应，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美安全依存关系的制约使然。无疑，美国还在防范与遏制中国，(21)但接触与合作也在增加，而且随着接触与合作面的扩大，冲突有可能被抑制，竞争面有可能被缩小。
三 竞争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相互依存性。竞争不可避免，但又彼此依存，这就造成了中美关系之间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
中美之间的竞争性相互依存是一种新型的对立统一，这种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已经大大提升，相互依存关系对竞争的制约作用也大大提升。中美之间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可以用共同目标合作理论来加以解释。共同目标合作理论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界的热点。心理学家多伊奇等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只要冲突双方进行共同目标的合作，加强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就能形成某种无形的“统一整体”，而在这“统一整体”的范围之内，冲突自然会得到抑制。多伊奇认为，冲突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重要的是“不要强行压倒世界上的冲突，而应使之文明化”。(22)据此，我们可以将中美之间的对立理解为双方的差异和利益的不同需求，而将依存理解为中美关系基于共同的利益，双方对立关系的转化则可以视为观点的趋同和利益的共赢。
美国与中国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彼此相竞争的利益。中美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增加冲突的危险，但也有可能促进合作，而这种竞争中的合作也可以促进相互依存的深化。中美关系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在于，中美竞争变量的变化无法完全由竞争本身决定，而取决于与相互依存变量的互动。竞争与相互依存既是中美关系变化的自变量，也互为因变量。
从竞争与相互依存两个变量来看，首先，出现了竞争与相互依存变量互为因变量的情况。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竞争，反而可能使竞争频度增加。随着中美合作的增多，竞争的领域与范围也有所增加，这可以从双方首脑和战略对话讨论的议题中得到证明。然而，相互依存强化了机制建设，促使竞争的范围和性质发生转变，从而使竞争限制在良性循环的轨道内。相互依存有可能激发竞争但同时也对竞争产生了抑制作用，而竞争既可能削弱相互依存也可能进一步强化相互依存。从目前来看，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抑制了恶性竞争的势头，而两国间的竞争基本没有对相互依存的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竞争趋向良性，依存在加深。两国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由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更大风险的发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机制化安排。我们以安全依存度和竞争度来综合说明竞争性相互依存度的变化。如果安全依存度高，竞争度低，则竞争性相互依存度高，若竞争度高，则竞争性相互依存度降低(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竞争度与依存度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几乎很少出现竞争度和依存度双高的情况。但自2002年出现相互依存度持续走高而竞争度下降的趋势，从而造成中美双方竞争性相互依存度走高的状况。中美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安排从1997年开始，但随后由于中美两次危机事件而中断。2002年开始，中美安全相互依存关系保持高水准，并且抑制了冲突事件的发生。其中中美撞机事件促进了中美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安排。(23)竞争与相互依存变量中的相互依存变量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以上变量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未来中美两国的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冲突。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利益分歧的必然，但这一竞争并不必然外溢为安全利益的竞争。如果我们明确了安全利益的相互依存，然后再来分析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就会发现，中美安全上的竞争体现为一种责任上的竞争。在一些热点问题和安全问题的解决上，中美之间的分歧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思路和策略的不同，而不必然会带来利益上的争夺与分割，这类竞争不会引发权力争斗和国家间的对抗。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会必然引发对抗。
中国台湾问题与朝核问题实际上都是中美齐抓共管的典型案例。由于中美之间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中美之间由一个热点问题引发为中美直接对抗或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到2020年，中国几乎将成为其所有邻国的主要进口国，或许还将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国家，因此几乎不容怀疑中国将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将出现一段战略抗争期。不过，这种抗争不大可能演变成公开冲突”。(24)
中美之间不是盟友，无法保证中美之间避免战略与安全层面的竞争，但中美之间又正在形成一种大国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类似于因事联盟或专项联盟的关系，即在某些共同关注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强化了协调一致、彼此负责，而不是相互拆台与相互对立。美国有识之士强调，在重视盟友的同时，不能忽略中国。(25)
中美之间“打不起来”或“打不起”的现状决定了中美必须保持理性的、良性的竞争与对话，必须从地区和全球角度负起更多责任。中美之间既承受不起战争，也承受不起对抗带来的风险。可以说，中美关系的重点已经不是避免战争，而是避免对立或对抗。中美关系风险的警戒线不是升高而是降低了。中美关系的复合性已经较大地改变了中美关系在对立与合作两个极端摇摆的状况，两者关系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中国目前不是敌人，将来也不应该成为敌人。美国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中国为敌”。“只有双方犯下大错时，中美之间才会变成战略对手”。(26)
当然，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认知仍然存在，双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战略疑虑。虽然美国对华战略不确定性的认知正在随着中美全方位合作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合作而逐渐减少，但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还远没有消除。也有人认为竞争和冲突只是被抑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马修斯直言，九一一事件并“没有改变美中之间最基本结构和意识形态冲突源，只是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罢了”。中美之间围绕中国台湾问题、核不扩散、人权、导弹防御及美军在亚洲的存在等主要分歧和相互猜疑依然存在，“仍可能出现(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天”。(27)
第二，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要求中美双方辩证地看待中美关系，更加全面务实地理解对方政策。中美关系之中竞争与依存并存是一个重要特点，突出地体现为不可分割性和全面性，不是有的领域竞争，有的领域依存，而是在多数领域均出现竞争与依存关系，是个矛盾的复合体，具有很强的辩证色彩，竞争必须置于依存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竞争性相互依存在传统上是指政治安全竞争，经济上相互依存，而现阶段中美间的竞争与相互依存却适用于所有领域。
竞争与依存之间形成有机联系，无法中断。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合作的深入客观上要求中美两国联系在一起。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间的相互依存带来双边关系的互动与相互促进，不再是一方有求于另一方。
辩证看待中美关系有助于理解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美国对中国政策一度在接触与遏制两者间徘徊，从遏制、遏制加接触到接触、接触加遏制、有限接触等。遏制是传统竞争意识的体现，而接触是相互依存现实的必然选择。目前美国关于对华政策接触、借重、威慑还是遏制等手段的讨论仍在继续，“两面下注”和“防范性融合”就是这种讨论的体现，这些词汇本身表明美国事实上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关系。起码在现阶段，美国无法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也无法将中国列为孤立或打击的对象。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接触与合作将会明显占据上风，而且如果这种势头得以继续，对抗与对立的可能将会进一步降低。
在竞争与依存这两个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既联系又分割。一方面，由于经济依存，政治决策的门槛提高，底线不断上移；另一方面，经济冲突可能十分激烈，却不大可能影响政治决策，所谓“政经分离”。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围绕这一竞争性相互依存框架而展开。
竞争依存模式强化了利益共存与利益分享的意识，也改变着对抗的结构，双方都意识到如果竞争失去限度，将会共同受损，因而双方的风险意识都在增强，趋利避害成为理性决策的必然选择。结构性对抗的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于合作竞争结构之中。
四 结语
中美竞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在相互依存条件下的竞争趋向于可控的良性竞争。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引发的竞争很难导致尖锐的冲突，因为任何一方都会不堪重负。相互依存促进了竞争性问题的解决。中美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相互依存条件下的竞争。竞争不会引起单纯的对抗，有些竞争性问题也有可能促进合作，也要求双方进行合作。长期以来，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复合性缺乏深入认识，使得双方对彼此利益的共存互利的一面认识不足。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利益的相互渗透与延伸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拓展，这在客观上要求中美双方应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充分把握中美复合关系性质的变化，认清这一关系性质的变化，将有利于把握机遇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矛盾将继续，但合作空间可能增大。中美关系已经更趋成熟与理性。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竞争，但会发挥“减压舱”的作用，(28)抵制恶性竞争，使之趋于良性。
现实主义设想的世界是无法实现真正长久合作的，而自由主义又坚信合作可以化解权力之争。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合作与竞争在并行发展。现实主义忽视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力，而相互依存又认为权力政治会自动让位。因此这些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在看待中美关系时，应避免对立两分法，而强调辩证统一与多元共存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以前未有过的现象。也许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但却是可能长期存在的现象，或许也是国家间关系在当今时代的真实反映。从未来看，相互依存与竞争两个因素很难分割而独立存在，或出现一方占绝对地位的情况，这两个矛盾因素将长时期地交织在一起。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竞争对相互依存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利用相互依存的局面更为有效化解竞争中的冲突与矛盾。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新华大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27页。
②Stuart Berg Flexner and Leonore Crary Hauck,eds.,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417.
③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美国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内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国际实力。参见[美]伊恩·布雷默：《看不见的冷战》，载西班牙《国家报》,2007年4月15日。
④[美]托马斯·巴尼特著，王长斌等译：《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⑤[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⑥Michael D.Swaine,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 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and Future," RANDReport,2000,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21/index.html.
⑦近一段时间，一些美国官方人士强调中国是其利益攸关者，承认中国正在越来越负责任，但防范中国的言论和做法从未因此而减少或停止。
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表示，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撰写的关于相互依存的著作，未必是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实际上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存。约瑟夫·奈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存”，转引自陈舟编：《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⑨[美]约翰·斯坦布鲁纳著，贾宗谊译：《全球安全原则》，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⑩[美]阿瑟·斯坦：《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转引自[美]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0页。
(11)陈东晓：《“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载《美国研究》，2006年2期，第36～37页。
(12)Carla A.Hill and Dennis C.Blair," Engaging the new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7,2007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7/04/26/opinion/edhill.php.
(13)中美安全合作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中国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与美国结成反恐统一战线时，美国将信将疑；当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原则并坚决谴责朝鲜核试时，美国方面对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认知度在上升。
(14)[英]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15)刘学成、李继东主编：《中国和美国——对手还是伙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16)[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17)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21页。
(18)邱江波：《美日同意删除共同战略目标中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7-05/02/content_8203312.htm。
(19)严锋：《赖斯重申美国反对“入联公投”》，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22/content_7293686.htm。
(20)从美国国内政治看，中国因素已经不再是美国政党政治炒作的话题，原因在于中美关系必须稳定的大局难以改变。
(21)比如在亚太范围内举行美、日、澳、印等国参加的外长与国防部长的“2+2”会议，谋划“亚洲小北约”等，但澳大利亚等国明确表示这并不是针对中国。
(22)[美]M.多伊奇《国际冲突的心理研究》，载[美]斯贝拉罗主编：《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第1页，转引自朱永新、袁振国：《政治心理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23)布什对华政策由强硬转向务实早在九一一事件爆发前半年即已开始，双方在理性处理撞机事件的过程中已显示出中美关系所具有的韧性和弹性。此后，美国官方已经公开放弃将中国继续称为战略竞争对手。鲍威尔多次举例说明，在处理撞机事件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美关系正走向成熟的因子。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至今，中美关系保持了六年多稳定而未出现大波折。
(24)[英]维克托·托马斯：《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载《参考消息》，2007年1月23日，第16版。
(25)[美]戴维·芬克尔斯坦：《二次大战后的一个教训就是别在亚洲打地面战》，转引自陈舟主编：《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26)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艾什顿·B.卡特认为预防性防御意味着美国今天没有任何敌人，转引自陈舟主编：《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7)Jessica T.Mathews,September 11,One Year Later:A World of Change,Policy Brief,Special Edition 18,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pp.4-5.
(28)虽然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中原有的压舱石和绊脚石出现了变化，中国台湾问题由绊脚石成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经济问题有可能由压舱石变成绊脚石，但没有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相互依存的复合关系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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