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南六大古镇的文化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成因论文,古镇论文,试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88(2003)02-0069-03
江南六大古镇在本文中特指苏州、嘉兴和湖州三市的周庄、同里、甪直和南浔、乌镇、西塘六镇。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具体地说，江南六大古镇文化的成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群体所依存的水乡生态环境、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变迁以及本身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一、江南典型的水乡地理环境为古镇文化提供了必须的生态背景
六大古镇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地处太湖流域——江南运河这一平原水乡空间，它们与山地丘陵或盆地区域的市镇相比，有着不同的聚落空间。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河道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交通纽带，形成了镇区进水、蓄水、回水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构成了六大古镇因水成镇、因水成市的亲水性文化。
从聚落地理角度来考察六大古镇，其实可以分为二类：一类以同里、周庄、西塘、甪直为代表，位于太湖东岸，由于娄江、东江、吴淞江的淤塞、堙废与太湖东部湖泊的兴衰，导致东岸环境不断发生变迁，淤泥堰塞成陆地，决定了四古镇的历史定型——低地湖泊型聚落。
最典型的莫过于吴江县同里镇，位于太湖之东，是个被湖、江、荡、河层层包围的古镇，周围有庞山、南星、叶泽、九里、同里五湖环抱。0.67平方公里的镇区，水域面积占了五分之一。呈“川”字形的市河及其支流纵横分隔，形成七个小岛屿，乡人称之 “圩”。因境内三河平行成“川”字，也叫“同川”。
吴县甪直，古名甫里，据《苏州府志》载：“六直浦自界浦以东有大直、小直、直上泾，而一浦界其间，南北可通六处，故曰六直浦。”甪直向有“五湖之厅”和“六泽之冲”之称，北面是阳澄湖，东面是金鸡湖、独墅湖，南面是万千湖、澄湖。又有6条江水相聚，即吴淞江、清水江、南塘江、界浦江、大直江和东浦江，是一个典型的水乡小镇，旧时有72座半桥，人称“五步一桥”。
昆山周庄，地处昆山、吴江、青浦三县交界处，为澄湖、白蚬湖、淀山湖、南湖所怀抱，南北市河、油车漾河、中市河和后港河4条河道贯通古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水乡”。
嘉善西塘，历来有“吴根越角”之称。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所修的伍子塘之水直达镇内，所以又称“胥塘”。“胥”、“西”，音相近，后人遂称之为“西塘”。元时称斜塘里，明正德间，改名为西塘，境内“皆平畴，无大高大洼”，故别名“平川”。由东西向的西塘港和南北向的三里塘，呈“十”字形构成了西塘的骨架，其他有六斜塘、显仁港、乌泾塘、十里港、杨秀泾等支流汇入这两条主河道，形成了河网纵横的水乡古镇。
另一类以南浔、乌镇为代表，地处江南古运河及其支流，属于典型的低湿地河川型聚落。
桐乡乌镇，历史上位于两省、三府、七县接壤之地，向来是水陆交通的要冲。“乌青当三江五湖之冲，众流交汇，泽国之下游也。”[1](P2)
南浔地处江南运河与荻塘交汇处，“运河横贯市心中，南北支流屈曲通。”(董蠡舟《浔溪棹歌》)河渠纵横，舟楫四通。
江南六大古镇的形成，可以说是一部水与人的历史。吴越文化的“水”环境，赋予了江南六大古镇“水”的品性。与中国其他地域城镇相比，它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以“水”为中心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它直接影响了古镇的自然风貌、民居风格、城镇格局和生活方式。
二、明清以来水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古镇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六大古镇由于湖泊纵横、地势低洼，为耕种渔桑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自三国孙吴定都江东，江南地区首次得到了大开发。历经六朝、隋、唐、宋，本区域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至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使六大古镇的经济结构进入了以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为主要特征的时期，形成了众多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市镇。如南浔、乌镇是丝业专业市镇。同里是粮食专业市镇，同时也是一个棉布业中心，另外还是一个造船业中心，在同里镇辽浜，居民多于此设厂造船。周庄则是一个竹木器业和水产业专业市镇。西塘则是一个产漆器的名镇，“漆器出斜塘镇，旧良今渐恶矣。”[2](P5)尤其是杨汇从元代起就是制漆器的名地，元初有张成、杨茂、彭君宝等名匠。
明清时期江南古镇的繁荣，离不开发达的水网系统。在这一市镇网络中，纵横密布的河流成为其中的结点，连接着大大小小的市镇，组成了各镇平均距离约为2公里的水乡经济市场网络。许多古镇因其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而成为区域性的集散中心。如同里，邻近乡村丰富的农副产品运至同里加工成手工业商品，或通过同里转销至各地，使同里成为以农副产品集散与商品转销为主要功能的市镇。“饭箩洗帚作在姚家湾、宋家浜，居民男女，多制竹器为业，四处变卖。近在市镇，远则入城，并有贩卖取利者。”同时又是一个米粮集散地，“米市在冲字、洪字、东桧、穊四圩。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3](P2)南浔则是一个丝业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周庄在元朝时，是松江棉纺业的集散中心。
在六大古镇中，因其“水”环境，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水市”商业中心。如南浔“十里桑阴水市通，家家门外白苹风。”(范锴《浔溪纪事诗》)“浔溪溪畔偏桑麻，溪上人家傍水涯。”(张树培《浔溪诗》)“东西水栅市声喧，小镇千家抱水园。”(吴锡麒《南浔舟中同问渠叔作》)乌镇“市河通贾舶，而列肆贾区夹处两岸。”因水成市，贾商云集，屋宇林立，从而改变传统市镇的格局。富庶的经济，导致了大量财富的集聚，从而带动了古镇文化的繁荣。古镇文化正是孕育于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之上的，与中国封建传统市镇文化并不一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如南浔，在明代有所谓“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美誉。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南浔有进士7人，举人27人。入清后，进士16人，举人50人。周庄历史上曾出了进士、举人20余人。同里宋代进士7人，举人5人；元代进士2人，举人3人；明代进士18人，举人46人；清代(嘉庆前)进士11人，举人31人。西塘自明代至清代，共有进士19人，举人31人。
三、文人雅士的流寓、本土士人的崛起，为古镇文化丰富了内涵
江南古镇是我国吴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地区，它的文化源头可以追溯至“太伯奔吴”。以“融合性、开放性”为主体特征的吴越文化，使得江南地区在秦汉时期被司马迁列为中国文化发达的四个地区之一。六朝定都江东后，历经唐宋明清的发展，长期安逸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以六大古镇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成了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导致了社会精英流寓、定居在古镇以及本土人士的崛起，从而赋予了古镇更深的文化积淀。古镇在历史的发展推进中之所以能从市镇到古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镇望族群体的繁衍、迁徙和士大夫个体的凸显，他们对古镇文化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对提高当地古镇的知名度和文化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望族身上反映了极富个性的市镇文化，他们或娴熟于传统文化，本身就是诗书画名家；或积极引入异质文化，提倡新风尚，体现了明清以来江南古镇文化的繁荣昌盛。这些望族和士大夫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编纂和整理地方文献。一方面办好本族“族塾”教育，另一方面又协助地方创办书院、社学、义学。
同里自宋元以来，因教育发达，俨然为苏州“小邹鲁之乡”。明弘治五年(1492年)，吴江知县金洪奏革同里税课局改建同里社学。同川书院位于同里秜字圩，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吴江知县奉苏州知府傅椿谕创建。至光绪年间，又创设新式学校。良好的文化氛围，吸引了一大批雅士名人在同里设馆授徒，如明代董其昌、清代沈德潜等。所以明清时期同里不仅是周围乡村的经济中心，而且是苏州府东南的文化中心。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金松岑(《孽海花》作者之一)创办同川自治学社(1902年)开吴江新式教育之先河。退思园主后代任传薪办丽泽女校。正因为如此，同里自宋元以来文化昌明、人文蔚起、科第兴盛。“自宋元以来儒士大夫彬彬辈出，虽蕞尔地，无异通邑大都焉。”“自古遵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自宋迄今，故科第不绝，儒风不衰。”[3]如宋代淳祐年间状元魏汝贤，元代进士、翰林承旨徐纯夫，明初举人曾官至江西布政使的何源，明代嘉靖进士、累官至南京监察御使的陈王道，明代著名园艺家计成，清代道光进士、军机大臣沈桂芬，清末著名画家陆廉夫，辛亥革命“风云人物”、近代爱国诗 人陈去病，近代教育家金松岑等。元代中叶，南浔人沈祐徙居周庄，后人沈万三经商而富，使原本贫脊的贞丰里成为苏州的名镇，更因为陈逸飞的画“故乡的回忆”，而闻名世界。乌镇的知不足斋，为鲍廷博所居，南浔人张熙等在光绪年间在东栅建浔溪女学。
二是造福乡梓，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修路、造桥等“义举”。
江南自古以来即是水乡泽国，水道既是市镇交通所必需，也是联系城乡、全国的渠道，因此疏浚市镇河道、修筑桥梁，保证水路畅通极为重要，而一些望族往往也乐于参与其事。如同里镇，“乾隆六年，里人赵植、任德成、陆廷聘等，募赀开市河”，“嘉庆八年，里人王自稿、陈北、刘守遇、刘德新等募赀开市河”。江南秀丽的水乡，吸引巨贾名仕前来居住，于是遂成“商贩骈集”，古镇规模也日趋扩大，如同里曾经作为放生池的荷花汤，在清嘉庆年间“今日渐淤塞，填架土屋，亦成闹市，俗称新填地。”[3](卷2)
三是望族在古镇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园林就是其中的集中体现。
同里的退思园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甪直的文化标志就是保圣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寺内有唐代雕塑大师杨惠之所塑的十八罗汉像。湖州人赵孟頫为寺院题联：“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正因为此，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关注。民国时期，顾颉刚、蔡元培、叶楚伧、马叙伦等发起了一场抢救寺院运动。在保圣寺的西边，有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别墅。同里方圆不过0.67平方公里，曾经有梵刹法喜教寺，慧日忏院，普明、西归、江渡、圆明诸庵，道观有东岳庙、玉清洞真观、仁济道院、翊灵道院，园第有元代宁昌言的万玉清秋轩、元代叶振宗的水花园、明代布政使何源的归老之处遗老堂。如此之多，可见文化底蕴之深厚。
乌镇，梁武帝时昭明太子随他的老师在此读书，留下了昭明书室遗迹。现代著名文学家沈雁冰的故居，为嘉兴市争得了该市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庄沈氏后裔在明末清初营建了“沈厅”，周庄更因近代南社的柳亚子的“迷楼”和叶楚伧的故居而平添了几分历史感。又如南浔的小莲庄、张石铭故居、“红楼”等名人故居的园林建筑，都传承着社会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江南古镇之所以能幸存至今，与它们长期以来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北方自东汉末期，一直战乱不断，而江南虽有短暂的战乱，但总体来说社会安定。独特的水环境，不仅影响了古镇的文化形态，同时也使古镇较少受到历代战火的影响，保存了明清时期的许多建筑物和独特格局。
江南六大古镇，无疑是我们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历史遗存。在后现代化的今天，更显其文化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