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英国法中的领主附庸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附庸论文,领主论文,英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主与附庸关系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在11世纪之前的英格兰(这段时期也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野蛮的日耳曼人完成了封建化过程。① 这场封建化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时的法律文化，尤其会在诸“蛮族法典”中留下投影。
“领主与附庸”关系实际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然而，当时仅仅是武士与首领的关系，不是社会关系的主流。到成文法制定时，伴随着国家的完全成型，新的经济及社会关系的形成，新兴的贵族以及国王强烈要求控制民众。因此，这种法律关系就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关系，② 其强度甚至超越了原先的血缘关系，“到1066年为止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对自由民而言极为重要的关系就是与领主的关系。……纵观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无论其法律还是诗歌，均生动地证明了这种关系”。③ 刚刚诞生的国家以及崭露头角的王权，就用了新的权力之手，促成并强制了这种法律关系向全社会扩展。④
以蛮族法典中的规定为主轴，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在法律文化中主要有如下关系。
一、对于附庸而言，领主既是养父，也是保护人
(一)领主对附庸的义务
1.领主为附庸提供衣食和保护。领主是附庸的衣食父母，其可以授予附庸土地，也可以为附庸提供衣食。这一点我们已经不用赘述。早期的日耳曼社会，就已呈现出这种状况。脱离了领主的附庸，就会流离失所。另外，领主还可以为附庸提供保护。这与上一点不同，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之后才形成。在战乱的年代，强大的领主可以保护附庸免受或少受颠簸流离之苦，烧杀掠夺之灾。正如埃德加《韦特波德斯坦法典》(Edgar' s code issued at" Wihtbordesstan" )第16条所宣称的那样：“我将尽我一生之力成为你们高尚的领主，我很高兴与你们为伍，因为你们是如此热切地维护和平。”同样，《埃塞尔雷德1008年法令》(Ethelred' s code of 1008)第35条更宣称道，“让我们光荣地支持一位高贵的领主吧，所有人一起保卫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正如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
2.领主甚至庇护附庸。领主不仅保卫附庸，还经常庇护犯罪的附庸，甚至支持附庸的犯罪，以至于以立法的强力支持农奴化进程的阿瑟尔斯坦国王，都要在他的法律中明文规定，“如果领主拒绝审判，并支持犯罪的附庸，以至于国王接到控诉，就要偿还与货物相当的金钱，并罚付120先令给国王。……”(《阿瑟尔斯坦格雷特利法令》第3条)。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一条规定紧紧相连的前面3条规定(第2条，第2.1条和第2.2条)中，阿瑟尔斯坦国王还在极力宣扬对无领主者的各种制裁。看来，国王崇尚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并不遗余力地以重律推广它，但还是不允许其危害到国王的统治、国王的和平。“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不应该超越“臣民与君主”的关系。一旦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忠诚程度超越并对抗了臣民对君主的忠诚，则国王会毫不留情地处罚他们。对此，那个时代的一份采邑契约也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该契约提到：“如果修道院院长有诉讼案件诉诸王室法庭，那么附庸应该支持他，除非案件反对国王本人。”⑤ 对君主而言，任何人，首先应该忠于国王，其次才应该忠于领主。
3.领主有为附庸作证等义务。领主对附庸还有其他的义务，比如为附庸作证的义务，根据《克努特法典》(Law of Cnut)的规定：如果一个人被百户区怀疑为盗窃，并因此多次受到指控。在他的宣誓或神明裁判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其领主要带他及所在百户区的两个值得信任者，在以后的温彻尔斯特举行的贤人会议中宣誓。当然，领主还可以授权地方官代劳，免除他的这项义务(世俗部分，第30条和30.1条)。而《阿瑟尔斯坦格雷特利法令》甚至规定，受到指控的附庸在受到审判之前，领主不能任其离去(第22.2条)。
对于家内的仆役，主人的职责更重。《洛西尔和艾德里克法令》(The laws of Hlothhere and Eadric)规定：如果一个奴仆杀了一个身份高贵者，后者的身价是300先令，则主人要将奴仆交出，并罚付3倍的赎杀金。如果凶手逃跑，则主人罚付的赎杀金更重。同时，他还要声明自己无力抓住凶手，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第1-2条)。而《克努特法典》则明文规定每个领主必须为其家内仆役提供保证(世俗部分，第31条)。对于犯罪的仆役，如果逃脱，主人要对国王承担责任，交付相当的赎杀金(世俗部分，第31.1条)。而如果领主被控建议奴仆逃跑，那么领主需要5名塞恩(低等贵族，后来也可以用来指具有较高身份的平民)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领主就要被处罚，要向国王支付自己的赎杀金，而逃亡的奴仆则被处以“处于法律保护之外”之刑(世俗部分，第31.1a条)。
(二)领主对附庸的权利(权力)
除上述义务之外，领主对附庸有很多权利和权力，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1.对于犯罪的附庸，领主有资格收取一定的罚金。这方面的规定以《克努特法典》最为典型。除了相关的第30.3b条规定外，该法令还规定：一个伪誓者，当其伪誓被戳穿之后，其必须被罚付自己赎杀金的一半，而这笔金钱则由其领主和主教共同获得(第36.1条)。而对于做伪证者，领主也有资格收取一定份额的赎杀金(第37条)。
领主的利益不仅如此，还体现在相反的方面，即附庸成为受害者的情况。附庸如果因争斗受伤或被杀，领主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埃德蒙血亲复仇法令》第3条)。
甚至，如果有人在自己的地盘上犯罪，领主也可以获得赔偿。《克努特法典》就规定，如果有人作出伪证，并被驳倒，那么他的证词自此无效；同时他必须向国王和所在地的领主赔偿他的赎杀金的十分之一(世俗部分第37条)。埃德加《韦特波德斯坦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果他在5天内没有做到(外出旅行，带回购买的牲口，应该获得其村民的证明)，村民们必须通知百户长，……而购买者要被罚没牲口，因为他没有将此通知邻里；此地的领主获得一半(的罚没物)，而百户区获得一半”(8.1条)。而一旦宣布是在证人的证明下购买的，但是不能成功证明的话，那他的地位就比较危险。此人有可能被当成贼，要失去他的生命和财产，而所在地的领主可以保管他的牲畜和财产，直到(真正的)所有人寻找到它，并经过证人证明它的权利(第11条)。
更为典型的是，有的贵族甚至成为教堂的领主。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该教堂及教会人士行使领主权，后者则成为他们的附庸。这种情况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后期变得十分普遍。因此，当有人对他的教堂及所属教会人士犯罪时，该领主也有资格受领赔偿金，比如《阿尔弗雷德法典》(Laws of Alfred)第8条就规定，“如果有人未经国王或主教的同意，而将一个修女带出女修道院，他要支付120先令，国王分一半，主教和教堂所在地的领主分得一半。”《克努特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
2.领主可以收取死亡贡物税(heriot)。死亡贡物税是领主针对死亡附庸所征收的一项特定的财产税。《克努特法典》就规定，如果有人无遗嘱而死，不在意而死或突然死亡，则领主从死者那里获得的财产，不能超过死亡贡物税(《世俗部分》第70条)。
但是，死亡贡物税的征收数量，要按照死者等级决定：
(1)如果死者是一个伯爵，则征收8匹马(其中4匹有鞍，4匹没有鞍)，4个头盔，4身盔甲，8支长矛，8张盾，4把剑和200mancuse(每单位相当于30先令)的黄金(《克努特法典》世俗部分第71a条，下同)。
(2)死者是国王最亲近的塞恩，则征收4匹马(其中2匹有鞍，2匹没有鞍)，2把剑，4杆矛，4张盾，1个头盔，1身盔甲和50mancuse的黄金(第71.1条)。
(3)地位稍低于前者的塞恩则要缴纳1匹马及其马衣，他的武器(在韦塞克斯可以是死者赎杀金的十分之一)；在默西亚和东盎格里亚，此类人的死亡贡物税是2磅(第71.2条)。
(4)国王在丹麦聚居区的塞恩，则死亡贡物税仅有4磅；如果他和国王有较亲密的关系，则为2匹马(其中1匹有鞍，1匹没有鞍)，1把剑，2杆矛，2张盾，和50 mancuse的黄金；如果他的地位低一点，则为2磅(第71.3条、第71.4条和第71.5条)。
而对于死亡贡物税的征收时间，要求每个寡妇在死者死亡后的12个月内交纳死亡贡物税，否则会被处罚金(73.4条)。
3.领主们还拥有司法领域的权力。正如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家的形成中，即封建化的历程中(也是在成文化的同时)，领主的司法权迅速成长：“在司法方面，也沿着封建主义方向大步发展，把国王的权力委托给个别有权势的人们。只要当地没有很强大的地主反抗法庭的判决，旧制的郡法庭、百户法庭和村镇法庭还可以发生相当的效力。一旦有了强大的半封建领主，旧式法庭的权威就削弱了，于是授予这些领主自开法庭之权，以补旧法庭的不足，并且一部分代替它们。”⑥ 领主的法庭不仅可以树立他们的权威，还可以为他们赢得巨大的收入，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因此，领主法庭迅速布满了英格兰，挤占了原有的百户区法庭的空间，同时又获得了对抗王权或国家政权的实力。因此，莫尔顿形容道：“私人法庭永远是封建制度一个最明确的标志，到了诺曼征服的时候，已在英格兰根深蒂固。”⑦
二、附庸对领主负有各种义务，他要遵守各种道德准则
(一)附庸要忠心耿耿地服从领主，不得反对领主
这是作为附庸的基本道德准则。正如《埃塞尔雷德1014年法令》(Ethelred' s 1014 code)在收笔之处(第44.1条)高呼的那样：“让我们忠诚地支持某个高贵的领主，让我们每个朋友互相衷心地关爱，并恰当地支持他。”所以，对附庸的忠诚要求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在形式上，《克努特法典》就规定，领主的授权礼物(legal gift)要永远保存，以此表明对领主的永远忠心(《世俗部分》第81条)。
而反对领主，则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有人被指控密谋反对国王和领主，则他要以其生命和所有财产受罚，除非他进行三重的神明裁判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克努特法典》世俗部分，第57条)。对此，《阿尔弗雷德法典》的处罚更重，要被处死并罚没所有财产，除非他发誓支付领主的赎杀金(第4.2条)。而反对国王——最高的领主，则会受到更重的处罚：要被处死并罚没所有财产；如果他要为自己洗脱，则要发誓支付国王的赎杀金(《阿尔弗雷德法典》第4条和第4.1条)。
领主的地位至高无上，甚至比誓言和保证要重要，附庸们必须忠于领主。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目中，誓言和保证必须诚实，必须履行。这在诸多成文法中得到体现。而且，誓言和保证也是最为重要的法定证据制度，是支撑法律规范实际运行的制度保障，是法律之车的轮子，也是法律之舟的桨。没有誓言，就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因此，我们可以在《阿尔弗雷德法典》(885-899年)的第1条看到，“首先，我们指出，这是最重要的，即每个人都要极度重视他的保证和宣誓”。如果它不重要，就不可能被放在第1条中规定，可见国王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紧随其后的规定中，我们还会看到具有强烈价值倾向性的言语，“如果任何人，错误地被他人强迫，发誓反对他的领主，或其他任何非法的行径，则不履行该誓言比履行要更好”(第1.1条)。也就是说，宁可让人违背最为根本的法律制度，也不愿让领主受到各种威胁。看来，通过简单的两条规定，我们就可窥斑见豹——对国王们和显贵们而言，他们心中还是有一杆称，孰轻孰重，一看就知。
从最基本的角度看，忠于领主，首先就不能离开领主。《阿瑟尔斯坦格雷特利法令》就规定，如果未征得其主人的同意，严禁任何人接受他人的附庸。如果谁这么做，则他要将此人交还其主人，并因此向国王交纳罚金(第22条和第22.1条)。即使是因恶行而被领主驱逐的附庸，接受者也必须向原领主支付金钱，任何人接受了别人的附庸，(而此附庸)是因为他的恶行及不能被控制的恶行，才遭到驱逐的话，则此接受者必须向以前的主人支付金钱，并支付120先令给国王”(《阿瑟尔斯坦格雷特利法令》第1条)。
但在实际上，有时附庸也可以重新寻找新的领主。不过条件可能苛刻了一些，代价可能会大一些，例如《阿瑟尔斯坦埃克塞克法令》第2条就规定：“如果领主，希望不公正地陷害他的人，则他(附庸)可以要求，如果他可能的话，在一个公共大会上审判自己；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必须寻找这样一个领主，即他在大会上见证了自己(附庸)的清白，因为，我授权给任何一个被冤枉的附庸以按照自己意愿选择领主的权利。”而《阿尔弗雷德法典》的规定则更为复杂和苛刻：如果有人想到其他地方寻求新的领主，他必须获得以前所在地的伯爵的证明；如果没有获得证明，新领主承认他为附庸，则新领主要罚付120先令；如果附庸以前犯过法，则新领主要为他支付120先令的罚金给国王(第37条、第37.1条和第37.2条)。
(二)为了领主的利益和荣誉，附庸们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克努特法典》规定，因为胆小而抛弃领主或伙伴者，不管是在海上远征还是在陆地上，他要被罚没所有的财产和妻子。领主获得这些财产，及以前所授予附庸的那些土地；如果附庸有文书地，则要还给国王(世俗部分第77条和第77.1条)。
8世纪时，西撒克逊的基内伍尔夫国王被反叛的王子围攻。当他的塞恩赶到时，国王已被反叛者杀死。而反叛的王子对国王的随从们许以重金，力图收买他们；但是他们都拒绝了(除了一位不列颠土著人)，最后一一战死。后面赶来的塞恩们也受到了此类的诱惑，但是，“他们回答说，对他们来说，没有亲属比他们的封君更亲，他们决不给杀他们封君的凶手效劳……”。⑧ 于是，战士们同反叛者展开激烈的战斗，并最终消灭了叛军。
另一方面，为领主而战死者，会受到各种优待。例如，对待这种勇士，可以免征死亡贡物税，在《克努特法典》中就有类似规定，“对于在领主面前战死者，可以免于征收死亡贡物税，不管是在份地内还是在份地外；而继承人必须继承份地和财产，并将其公正地划分”(《世俗部分》第78条)。
为了鼓励人们为领主而战，法律甚至明文规定此种战斗可以免受血亲复仇。《阿尔弗雷德法典》第42.5条就这样规定：“我们宣布，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领主而战斗，如果他的领主遭到攻击的话，则不会遭到族间仇杀。同样，领主可以为他的附庸而战斗。”当然，这里的义务是双方的，即附庸要为领主而战，而领主也要为附庸而战。只不过领主很少为附庸而战斗，即使是有，也多是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这种的义务其实只是单方的，仅仅针对附庸。此外，不仅要为领主而战，而且还严禁针对领主而战。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条，该法典是这么规定的，“同样，一个人可以为他的族人而战斗，如果他(族人)被错误地攻击的话，但是不能针对他的领主；我们当不同意这样(对待领主)”(第42.6条)。也就是说，一旦对领主的忠诚与对血亲的忠诚发生冲突，法律站在领主这一边，要求附庸违背亲情，服从领主。由此可见，在优先性方面，领主优于血亲。但是很明显，这仅仅是法律的规定，是法律对社会的一种设想，一种要求。面对这种冲突时，可能在多数人心中，“领主与附庸”关系还是超越不了血缘关系。
(三)附庸要向领主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
在最初的“武士与领主”关系中，双方的经济关系是武士为领主而战，领主为武士提供经济保证和享受。二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交换，“在一段时间内，与武士们之间的领主关系是王权建立的基础，日耳曼首领们与那些壮士们关系密切，后者成为他的扈从并希望因此获得珍宝或土地回报”。⑨ 所以，领主负有的经济义务非常重要。但是，当“领主与附庸”关系被扩展到整个社会时，负有经济义务的一方发生了改变。当附庸由武士变成农夫时，既可以是一个无地的农民，通过向接受领主的土地从事耕作来确认这种关系；也可以是一个有地的农民，投靠一个贵族接受他的保护，来确认这种关系。而更紧密的领主与附庸关系，还表现在人身关系上，在这种更入一层的关系中，领主甚至优于血亲；也就是说，当领主与附庸的血亲发生冲突时，要求附庸站在领主一边而非站在血亲一方。但不管是哪一种关系，附庸总是对领主负有经济义务。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附庸由武士变成了农夫：作为武士的附庸需要的是财富，同时以武力为报；而作为农民的附庸需要的是安全，他们以财富为报。
对于那些没有及时尽到经济义务的附庸，法律要给予惩罚，如埃德加的《韦特波德斯坦法典》开头就宣称“如果有佃户忽视了向领主交租，没有在预先指定的那天交纳，如果领主仁慈的话，可以宽恕它的疏忽，接受地租而不处罚他”；而“如果他经常通过他的管家收租，其他人被证明不顺从，蔑视他，而意图抵制他，则领主可以在怒气冲冲时处分他(佃户)的财产或生命”(第1.1条和第1.2条)。不仅是这些佃户们，即使是雇工，也会受到严惩(第1.3条)。
诚然，法律条文和制度是死的，而社会现实是活生生的。通过上述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文化中(尤其是成文法)领主和附庸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关系。由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那个时代英格兰的社会主导关系，了解和研究这类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蛮族时代的英格兰法律制度和文化。
注释：
①当然，这种关系并非立刻产生。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端倪就已显现于当时的日耳曼人社会。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描述。但这与其说是上下等级关系，不如说是兄弟情谊。在进入不列颠之后，这种关系在长年征战中得到加强，转化为截然的上下关系，依附关系。同时，其扩展到整个社会，成为一种趋势。应该说，这种趋势十分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国王的需要，他们更希望通过与下属建立“领主与附庸”的关系来控制下属，建立起维护自己统治的坚定力量。
②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页。
③Bryce Lyon,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New York,London,1980,p.86.
④最典型的是《阿瑟尔斯坦法令》第2条、第2.1条和2.2条的规定。对于这条规定，梅特兰是这样评价的，“无论如何，这推动了将自由人区分为领主和附庸(的现象)，同时(确定了)国王作为总领主的地位，……”。参见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Volume I,Cambridge Press,1968,p.30。
⑤[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6页。
⑥[英]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4页。
⑦[英]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5页。
⑧[英]《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页。
⑨D.P.Kirby,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Unwin Hyman Ltd.,1991,p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