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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康、张钧译
施拉姆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针对西方近年来诋毁毛泽东之趋势，在1994年3月号《中国季刊》上对毛泽东作出全面评价。他认为，在20世纪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过毛泽东。虽然毛泽东受其他思想影响匪浅，但主要的还是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施拉姆以较大篇幅谈论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他认为毛仍然是一个对各方面都有极大影响的人物。他称此文不是谈论毛本人，而是谈他对中国做了些什么。
他认为，首先，毛的所作所为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符合。毛年轻时的性格与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五四时期形成的，打有这个时期的烙印。五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赋予中国的思想与政治主流以激进的性质。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青年所关心的，这就是在由列强统治的世界中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为此要吸收导致西方强盛的知识与思想，同时又要保留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换言之，他谋求同时促进中国的“复活”与“文化变革”。开始时，毛认为可以不对现有秩序作实质性的改变就能达到这双重目标。但不久，他得出结论，要拯救和更新国家，进行深刻的革命是其必要的前提。
1912年，他18岁时发表的文章颂扬了商鞅。到1917年，他认为中国人有许多不好的习惯，思想太陈旧，但西方思想也不全对，也需要象东方思想那样予以改变。1917至1918年，他热情地赞成一系列西方思想，包括他所说的“个人主义”与尼采的思想。然而，即使在五四时期最激进的时候，毛也不同意当时盛行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到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上说，应改造中国与世界，并认为改革是修修补补的办法，应该进行大规模地改造，走俄国的模式。这时，他已全力投入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工作。这样在寻求改造与更新时，他终于在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西方思想中找到了答案。
当然，毛不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个列宁主义者。在他对马克思的理论有更多了解以前很久，就拥护列宁主义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毛说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典范，而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原型。毛得益于马克思和列宁，但他得益于列宁和列宁的学生斯大林的程度又胜过马克思。
虽然马克思鼓吹暴力革命，但人们认为他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致力于解释19世纪在欧洲和美洲发生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而不完全是个政治思想家。相反，列宁却主要是一名技术人员，善于运用政治力量，加快革命的步伐，或在客观条件还很不成熟的地方进行革命。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9世纪推翻欧洲王位的许多动乱，而列宁则仅有1905年不成功的俄国革命的第一手经验。他生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对普通公民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毫无信心。在列宁看来，需要的是在革命精英的严格指导下的有纪律的行动，以攫取政权并将俄国拉入20世纪。毛对待政治的方法实质上与列宁的观念相符。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毛最爱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他读了一百多遍。当有人问他，从这本书里，他学到了什么？他回答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当然他知道，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植根于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然而，当胡乔木在延安时期，想要引起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注意时，他却对之毫无兴趣（见施拉姆1989年5月19日与胡乔木的谈话）。换言之，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在于对具体时期（特别是西方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作详细的分析，而在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这一基本思想。
他在农村战斗的20年里，他的战略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的，即人的革命潜力主要不在于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在于他所受压迫的程度。他还提出，对参加革命者的教育辅以思想灌输和改造，就能改变人的客观性质。这两个观念消弱了革命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毛自己的从农村夺取政权的道路合法化。
至于政治结构，毛泽东是列宁的真正学生，他在20年代就背叛了他年轻时的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说一旦将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就会有巨大的危险。他后来（1927至1949年）战斗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更为宽容。这一时期毛不仅要反对国民党和日本人以求生存，也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派。不论是在1930年的福建事变，还是1943年延安的肃反中，毛对犯有反对他的罪过的人是毫不怜悯的。
毛的思想是一元化，这要靠所谓“群众路线”来完成。这一政策的确是要将人民引入政治进程，以便激励并改造他们。然而，这并不仅仅是群众要求什么就做什么。虽然他是向人民征求意见的、但最终目的是要人民相信，领导人和党认为对他们最好的也就是他们所需要的。
1949年以后，毛维持统一的工具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新国家除了镇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和帮助有幸成为“人民”的人改造思想而外，主要目的就是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
毛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观念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摧毁而是完成由资产阶级开创的工业革命。因此，要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致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二者已改变了19世纪的世界，并将继续改造20世纪的世界。毛完全赞成“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在4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经常使用这个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毛一方面依靠1949年创立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维持秩序，如果资产阶级敢于反叛，就予以镇压；一方面又提出了在符合中国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社会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化框架内进行改造和现代化的任务。这样，国营与私营、计划与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并存。然而，不久，毛自己就否定了这一过渡阶段的理论，而使国家走上了一条苏联式工业化的道路。
几年后，毛认为苏联模式的活力也不够，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并激烈地进行改造。他说1955年的合作化高潮将一切牛鬼蛇神都扫除了。在经过一段根据《十大关系》的相对平衡发展后，他发动了“大跃进”。
25年前，西方认为毛主要是一位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但现在，有一种趋势，以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待毛的领导。毛的确从中国的过去学得统治的技术和统治者的秘诀，他象商鞅那样谋求促进国家的富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迷恋所享有的特权和环绕他的光环。虽然我是第一个指出毛的这种思想，但目前流行的对毛的看法，即毛只不过是又一个皇帝，则又走得太远了，因为他有意识的思想结构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
当然，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当他在1938年提出这个口号时，他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宣传的重要性。他明确地说革命理论只有一个完整的框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理论。1956年8月，他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基本理论，它产生于西方。我们无法区别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同时他强调，必须将“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样，毛泽东过去是，而且始终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问题不是他丢弃了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让感情与冲动取代系统的思想作为行动和政策的根据。毛的感情是受到中国的各种思想的滋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957年12月，当时他正准备发动大跃进，他要求给他弄来各个版本的《朱子》，阅读并比较这些版本达几个月（见《古藉新解，古为今用》）。屈原的《离骚》是他最喜爱的诗。他对《南歌》之热爱无疑有助他在1958年提出文学的浪漫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号召和大跃进的浪漫主义情调。
一位观察家说，毛在大跃进时期对中国现代化的方法只不过是“乡士气的革命浪漫主义”。虽然其中的确有这个因素，但毛对跃入未来的乌托邦梦想并不完全是乡土气的。它们也受到列宁和斯大林传统的影响，他们也都相信共产主义天堂是并不遥远的。不管怎么说，促使毛在大跃进期间采取各种政策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对发展的努力有所消弱。事实上，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不止一次认为张之洞开创的工业化是整个中国革命的起点。1958年9月，他以机床数量来衡量发展的进展，而1959年2月，他衡量的标准则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大小。“以钢为纲”这个口号包含着经济上数量的增长，是革命变革中的重要动因。
毛认为斗争和主观力量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这一信念导致他的乌托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民在战胜了地主的压迫和外国的统治以后，能以自己的英雄行为将经济提高到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水平。这一目标虽然是崇高的，观点也是鼓舞人心的，但这些幻想却引导毛和中国走向灾难。
在大跃进期间，延安与井岗山精神继续在起作用，最明显的是他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反复号召废弃工资制，恢复供给制。毛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不仅是战斗的经历，而且是在农村中战斗的经历。1955年12月，他宣称中国的农民比英美的工人还要好。毛在1958年将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人民公社与城市相比较，他说城市居民要求“正规化”，有许多脱离群众的衙门。虽然他在1959年2、3月郑州会议上说“农民毕竟是农民”，在工农关系中，工人是“老大哥”，但一穷二白仍然是他终身衡量革命道德的标尺。使他发动大跃进的战时共产主义始终是他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革命看法的核心。
毛晚年对工农的态度与他早年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1920年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都发起于市民。1949年3月，他说胜利后中国革命的模式要反过来，应该由城市领导农村，但这一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久就又被他忘记了。
毛时代的正统观点是：农村是中国的实际，也是革命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受到西方毛的崇拜者的热烈拥护。按照这一观点，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被认为是中国纯净和革命的身躯上的赘肉。有讽刺意味的是，1978年以来，农民再度成为改革的先锋，这恰恰是由于他们急于要摆脱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所鼓吹的集体化。鉴于农村在经济上和人口上的重要性，不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任何进程，在中国都不能持久。城市是专业知识和先进思想的中心，这一作用不应被低估，但老年的毛完全排斥了他年轻时在这方面的思想。
毛在1958年的乌托邦观点导致人力和物力上的巨大浪费。近年来中国人估计3000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据官方数字，1959至1960年，中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毛本人不久也承认大跃进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他对这场灾难要负责。恰恰是由于他承担了错误的责任，反而使得纠正这些错误成为不可能。虽然他了解大跃进的后果，但在涉及大跃进的政策时，他是很敏感的，因为这些政策是他的政策。他认为对这些政策的最温和和实事求是的批评也就是对毛本人和他的判断力的批评。他越来越认为对他的忠诚就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试金石。他坚持明知不利于生产的政策，从而破坏了经济，并指责使他掌权的人们是官僚主义份子和修正主义份子。文化大革命可能只导致100万人的死亡，但对中国人民的集体思想意识所造成的伤害，却可能比大跃进更为严重。
我在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比1949年以前和以后时期的毛时，说人们可以说，毛更善于夺权，而不那么善于治理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判断，却不够公平。因为毛在1949年以后所面临的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等问题比毛在以前各时期所面临的要难处理得多，有时更为复杂。在井岗山或延安，问题是输羸、生死的问题，而1949年以后的问题，就不那么明确，难以在一日之内解决，甚至十年之内也不可能。
但毛在治理中国27年里失误不仅是由于客观困难，还由于他的错误判断，拒绝面对事实和由于傲慢自大、鲁莽冲动，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报复行动而犯的错误。
人们对毛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失望程度，明显地表现在1986年我在湘潭大学作“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报告时。当我说毛善于征服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时，挤满大教室和楼梯的700名大学生中有1/3自发地大声鼓掌。这种反应是很广泛的。但是，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我对毛的批评。1989年6月4日前后，还出现了“毛泽东热”。但是造成毛逝世后在中国出现“信仰危机”的恰恰是毛本人，因为他提出了伟大的乌托邦设想，而这些设想已被证明是实现不了的。
我一开始时就说毛给20世纪的中国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一些以前认为他是中国一位最伟大的统治者，也是当前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人，现在都说他领导的革命只不过是略有重要性的稍纵即逝的事件而已。对这一观点，人们不应予以重视。一个在占有全世界人口1/4的国家里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使人民处于史无前例的戏剧性胜利与灾难的运动，是不能这样一笔抹杀的。人们可以，也必须问，毛的行为中哪些具有持久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好，还是坏。
在中国，许多人认为毛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在内战和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和著作，而不是他在50与60年代的“走社会主义之路”。毛早期的成就当然是被肯定的，因为没有他的思想和个人的魅力，就不能肯定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和夺取政权。然而，毛泽东在历史中的地位归根到底要由他作为统治者的行为来决定。即使人们承认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是极不公正的，旧秩序的护卫者国民党是反动、腐朽的，但对毛推翻旧秩序的胜利作出评价时也要参考他所创建的国家的情况。
1949年以后毛提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等目标是普遍受到共产党内外拥护的，但他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方法，说得客气些，也是怪异的。大跃进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却导致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苦难。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摧毁官僚主义，建立一个人类的新集体，却将社会弄得分崩离析。这两件事都使中国倒退，或走进死胡同。然而，在他掌权时期，经济增长率很高，技术发展很快（如制造出热核武器），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
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来考虑，毛的形象还是正面的，虽然也还有争论。如果说，对毛的评价是正面的，那么，毛的统治时期应当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虽然毛的社会动员、乌托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都是不利于生产的。但是他以公社来发展工业，尽管指导有误，却在农村引进了新技术和新观念，有助于近年来在农村出现的工业高潮。
虽然大跃进的政策给农民带来了苦难，但1946年以后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摧毁了旧的地主经济，奠定了80年代农村家庭小农场制度的基础。
虽然他在晚年采取了反知识主义，但在某些方面，他的作用却是正面的，他坚定不移地使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服务。他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其一身，他借鉴西方思想。
毛泽东逝世以前，他在世界上已为中国和他自己取得了地位，以致美国总统也匆忙地在紫禁城内向他朝拜。尽管他还有其他错误和过失，这一事实已载入史册。
对毛在历史上匆匆走过，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毛提出过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他毫不犹豫地否定过自己的意见。他晚年常说“，不破不立”，应该承认，廓清旧的道路有时是个积极步骤。毛动摇了中国古老的、家长式的和阶层化的世界，开辟了一条出现新思想、新组织之路。
虽然他摧毁的许多东西是应该保留下来的，但毛的统治成果是不能一笔抹杀的。由于他的各种行动，在他去世后，已经出现了许多改革，其中一些是他想象不到的，也有一些是他不能接受的。虽然他的统治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毛的确在许多方面将中国推向前进了。
*此标题为编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