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政治作为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致力于研究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其中既有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有对实际政治运行的研究，既有国别研究也有多国、跨国研究。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于欧洲。而政治学被引入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介绍他国政治制度开始的。限于认识的条件，也限于认识对象本身的政治发展状况，政治学进入中国时介绍的主要是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知识。最早介绍这种知识的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后，可以举出的有林则徐请人翻译瑞士人瓦特尔编的《万国公法》、魏源著《海国图志》(1842年)、梁廷楠著《海国四说》(1846年)、徐继畲著《瀛环志略》(1849年)等。稍后便有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太平天国洪仁玕著《资政新篇》、李圭著《环游地球新录》、王韬著《漫游随录》等。及至甲午战败，为了针砭政弊，吁请变革，康有为连续写出了《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等著作。到了清末新政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留下了两本日记，即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综观这些研究，作者中既有洋务官员和朝廷重臣，也有王韬、康有为这样一些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尽管出发点并不相同，但都是在内忧外患深重、变法图存的呼声高涨的背景下，表现出日益迫切的认识欧美政治制度的愿望，企图通过引介欧美民主宪政来寻找中国的出路，因此，介绍与政论相结合，成为这些研究的特点。虽然考究日益精细、体察愈加深入，也能对欧美各国政体加以区分考察，比较得失，但这些作者要么缺少亲身经历，主要是采寻西人杂说，询问在华的欧美官员，或者虽曾出国考察，但多限于走马观花的游记，不可能有深入的科学化的研究，总的来说算不上系统的学术性研究。
辛亥革命起，清朝灭亡，民国诞生。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但其学术贡献仍是广为人称道的。20世纪20年代，无论国立大学，还是教会大学或者私立大学，纷纷模仿欧美大学设立独立的政治学系。与此同时，一批留学欧美并选习政治学、法学的学生学成归国，成为中国主要大学政治学系的领导人和学术骨干①。因此，民国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逐步走向学院化，即正规化、系统化和学术化。这里，笔者将主要依据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并参考超星图书馆等网络资源，对民国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情况作概略的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领域
(一)多国政治制度与政治通论
民国时期的前辈学者曾从整体上对外国政治制度进行过宏观的研究，并出版过为数众多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体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按国家排列，分别讲述各国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第二类按主题排列，把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构成穿插在各章节中进行比较；第三类按政体排列，综合比较和分析不同政体的特点及其典型国家。第一类著作最为多见，如刘逎诚的《比较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4-1939年②)。该书曾作为当时多所高校的教材。它按照政治制度的历史背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顺序依次介绍了英、美、法、德、苏、意等国的政治制度，不仅引证材料翔实，而且论断公允严谨。潘楚基编的《各国政治制度》(世界书局1931年)、胡越著的《比较政治》(神州国光社1933年)以及萨孟武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南方印书馆1944年)亦属此类。潘著其在安徽大学的讲稿集合而成，它分述了英美法苏瑞五国的宪法、选举、政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地方政治等；胡著介绍了英法苏德意瑞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渊源及政党等，其中对各国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的叙述颇著笔墨，可谓一大亮点；萨著阐述了英美瑞法苏意德七国的宪法及政治制度，更注重对各国政治总体特点的把握，如把英国政治概括为责任内阁制、法治主义、分权的地方自治，把美国政治概括为联邦主义、三权分立和自由主义，等等，颇有见地。除此之外，杨幼炯和符彪编的《各国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35年)也较有特色，既介绍了世界七大强国政治制度，也概述了五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第二类著作如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此书1936年后的版本经过钱端升教授的修订而改为王、钱合著)。该书至今仍被列为治宪法学和比较政治的必读书目，它对各国公民的权利自由、议会、行政机关、法院、联邦制、宪法修改等制度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开创了以个人基本权利自由理论为宪法研究核心或首要任务的宪法学术体例”③。与前一类著作相比，以主题为序的编排方式能够使比较的视角更为清晰，且便于引入更多国家的制度构成以作参照，不过这样的结构设计显然不足以反映出特定国家的政治全貌。第三类著作如沈乃正的《比较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共分两编：第一编主要探讨现代国家各种政府的形式，如内阁制政府、总统制政府、瑞士制政府、苏俄制政府及其体现的精神；第二编则对各种政制的优劣作了评述。该书的最后一章“最优良之政制”阐发了政制须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并在展望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发展前景时提出“将来之制度，或为上述两种趋势混合而成之结果，亦未可知”④，联想到后来法国式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的出现，不能不令人感佩他的先见之明。张慰慈著的《政治制度浅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樊德芳著的《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钟山书局1934年)也可划为此类。张著的后半部分别探讨了不同的政府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比较了英国式的内阁制和欧洲大陆式的内阁制，这是其他一些著作所未加区分的。樊著是作者师从拉斯基教授读硕士时的毕业论文，分别叙述了英美两国政制的起源，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职位及其与选民、国会、内阁的关系，以及两国政党与行政首脑的关系，其所运用的比较方法，即“先分析首相与总统和其他政治机关所生之关系，再进而考察其功用，而后比较二制之得失，以定其价值”⑤，就是今天看来亦有可取之处。
(二)国别政治
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家在国别政治的研究方面也曾贡献过一大批高质量的著作，而他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国主要是欧美老牌民主国家、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以及苏联。
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系指英美法等国，而一战结束至1933年期间的德国亦可划为民主国家之列。作为知名教授，钱端升先生的《法国的政府》和《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3年和1934年)一经出版即备受赞誉。前者探讨了法国的立宪史略、总统、行政制度、参众两院、国会、法院、地方政府及党派等；后者探讨了德国的宪法史、德国人的权利和义务、政党、国会、法院、政府等。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陈之迈曾这样评价《法国的政府》：“钱先生为学严谨的态度使此书所叙的事实正确无(伪)，完全可以征信”⑥，又褒扬《德国的政府》：“能注重实行的经验，且均为悉心研究的结果，实为可足庆幸的佳作。”⑦钱著之外，介绍英美法等国民主政治的著作还有赵蕴琦编的《美国政府大纲》(商务印书馆1921年)和《法国政府大纲》(商务印书馆1922年)，丁云孙编的《英国政府大纲》(商务印书馆1930年)，张慰慈编的《英国政府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何子恒编著《现代法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万居编译《现代英吉利政治》(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不过，它们大多属于编译性质，如《英国政府纲要》就主要节译自奥格的《英国政府及政治》。相比较而言，杨朝杰教授的遗著《德国政府大纲》(民智书局1934年)被认为是兼“单纯绍介”与“阐扬品评”，“合理论与实际”，“以客观之态度，循比较之方法，观察德国政治制度之优劣，此诚其精深之处也”⑧。
就法西斯国家而言，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了解其政治生活的需要变得极为迫切。研究德国政治的著作主要有黄子度编著的《现代德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37年)，该书概述了一战后德国政权的转移，特别是对国社党的上台及“狄克推多”(即dictator的音译，今译为独裁)的实现进行了评论，并介绍了希特勒政府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德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等。研究墨索里尼统治时期意大利政治的著作有萧文哲的《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该书系统阐述了意大利的组合国家、宪法、国王、大评议会，以及它的立法、行政、司法和文官制度，并附有重要法规和近百年大事纪，既全面且细致。但是，作者虽自称“秉笔直书”、“未参杂主观私见”，序言中却提到促进德意日三国强盛的正是法西斯主义，并渴望“参照各国(当然包括德意日)政治制度，补我所需，以臻完善”，字里行间难掩作者对法西斯主义制度的倾慕之情⑨。研究日本政治的著作为数众多，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曾留学日本的金长佑所著的《日本政府》(商务印书馆1937年)。陈果夫在为其作序时盛赞其“举凡彼邦国宪精义、政治组织、军事制度以及议会之地位职能、政党之内容功能，悉能根据法理以阐其真意，追溯史实以明其渊源，包罗各部，分析详明”⑩。除金著外，具代表性的还有刘庄著的《日本政治制度》(日本研究会1932年)、钟荣仓编著的《日本现代政治制度》(正中书局1935年)、张道行著的《日本政治机构》(商务印书馆1937年)、王纪元著的《日本政治研究》(生活书店1937年)等，这些著作的内容大体都包括日本的政治沿革、宪法创制、天皇、中央和地方政府、选举制度、政党等，而它们的集中出版反映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想要获知这个毗邻岛国政治讯息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社会。然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声誉曾因为斯大林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清洗活动而受到很大的损害，并致使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其政治制度列入独裁体制。一些左翼人士相对客观地评述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如张庆泰著的《苏联政治讲话》(华南图书社1937年，张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该书介绍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计划经济的实践、政治机构、党的派别和组织等。不过，相比而言更具学术味道的是胡庆育著的《苏联政府与政治》(世界书局1935年)和林孟工编著的《现代苏联政治》(商务印书馆1937年)。胡著共分三编，分别是苏联政府之理论上的根据，苏联政府之由来、组织及其运用，附论——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林著较有特色的则是抓住苏联“向着社会主义之道路迈进”的趋向，始终从动态的角度去审视其国家机构、民族民生问题、外交政策、党内斗争、宪法改革等。有意思的是，这三本研究苏联的著作中都有部分内容不属一般所理解的政治的范畴，其原因正如林孟工所解释的那样，“苏联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对于它的政治活动的把握，非从其中央集权的强力政治统制下的一切方面的实际活动情况，不能得到具体的说明。”(11)
二、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问题
纵观所掌控的文献，民国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者们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公务员制度、独裁政治、地方自治，接下来将分别作简要的叙述。
(一)议会制度
鉴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与议会相类似的机构，因此向西方宪政民主国家探寻议会建设的有益经验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种探寻尤其侧重于议会自身的组织和运作情况，以及议会与政府关系的处理。早期出版的孔昭焱的《议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13年)和辛钟灵的《代议制度》(赣民月刊社1927年)更关注前者，而梅碧华(陈翰伯笔名)的《国会与政府》(世界知识社1948年)则更关注后者。其中，孔著概要介绍了各国议会的沿革、性质和组织，辛著重点比较了德普奥俄的代议制度及新旧宪法，而梅著则围绕选举、国会、政府组织等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新民主国家及苏联的政治制度。与上述三本著作相比，邱昌渭的《议会制度》(世界书局1933年)不仅篇幅更长，也更具理论深度。该书由著者在东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而成，它系统考察了代议政治理论、议会组织结构、议会职权、议会的解散、议会政治下的政党等内容，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比如谈到当时议会政治在英国的成功和在欧陆的失败时指出，“议会政治的失败，不是议会政治本身的罪恶，而是行使议会政治的人员，缺乏几种应具有的民族性，与缺乏良好的永久文官制之组织的原故。”(12)
(二)选举制度
选举对民国政治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先生提到的四大民权中就包含了选举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治建设也将选举活动视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一环。民国时期可查到的最早的专以选举为主题的研究性著作是张慰慈编的《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它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介绍了英国议会改革前和改革时、1885年以后、1918年的选举制度。邵曾原编的《各国选举权制度考》(新中国建设学会1933年)在考察的范围上更为宽广——虽然更为简略，它所涉及的国家达数十个之多，其中既有英美法德意苏日等大国，也涵盖了北欧、巴尔干及南美的诸小国。与这两本书不同，陈震异的《选举之理论与实际》(南京书店1933年)没有按国家来展开论述，而是通过举例并结合实际阐述了选举权的理论、选举的方法和程序、选民与被选举者的资格、妇女选举权问题、多数代表制与比例代表制、选举舞弊及争讼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仍属现代选举制度研究的重点，而且陈著尤为难得的还有下面这点，即“在每个问题的后面”罗列“西方先辈学者之各种不同的正反底论究，务使学者对于选举得到一个整个而非支离的概念”(13)。
(三)政党制度
政党是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相关论著的数量很多。这些论著可根据研究范围的宽狭而概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聚焦于特定国家的政党或政党史，第二类则属于通论性的对多国政党的介绍。属于第一类的有周龙光编的《英国之政党》、《美国之政党》(内务部编译处1918和1919年)，盛子明编的《日本政党史》(华通书局1929年)，陈继烈编印的《法国政党之研究》(出版社不详，1931年)，符涤尘著的《日本的政党》(生活书店1933年)等。它们的篇幅都很短，且基本上都以介绍特定国家现有的政党及其政纲为主要内容，而未作过多的理论解释。与之不同的是，沈乃正编的《美国政党》(商务印书馆1930年)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美国地方和州的官吏、国会议员、总统和副总统等候选人的推荐制度，意在使读者对美国政党政治的运作有更为生动的认识。就第二类著作而言，可以查询到的有彭学沛的《欧美日本的政党》(太平洋书店1929年)、何子恒的《各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周焕的《欧美各国政党》(社会科学编译馆1936年)等，它们都只选取六七个大国的政党组织进行介绍，相比之下顾树森编译的《最近世界各国政党》(中华书局1929年)及高乔平编著的《世界各国政党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则涵盖了更多国家。当然，在这两类著作之外，还有刘秉麟著的《世界各国无产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等专以无产阶级政党或共产党为主题所作的研究，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属服务于政治官传需要的应景之作。
(四)公务员制度
由于起步较晚，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公务员制度建设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为此，一些民国的学者本着学以致用的考虑，将目光投向了国外，试图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找到有益的经验，于是就诞生了第一批系统研究欧美公务员制度的著作。其中，龚祥瑞和楼邦彦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世界书局1934年)及张云伏著的《欧美公务员制》(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较有代表性的。这两者都以英法德美四国作为研究的对象：前者探讨的是四国员吏的管理机关、考试任用、生活保障及制度沿革等内容；而后者考察的是四国公务员的考选、作用、晋升、权利义务、救济保障等内容。同时期出版的陈乐桥的《英美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则只选取了英美两国，而分别介绍了其文官制度的历史发展、性质与现状。与这三种著作相比，张金鉴的《各国人事行政制度概要》(正中书局1943年)在范围上更为宽广，一共介绍了英美法德日苏意瑞八国的人事行政制度，不过该书也仍将论述的重心放在前四国上，原因正如作者所说，“英国公仆之服务精神最为高强，德国官员之统治效能发挥甚高，法国员吏之法制观念，及美国人事行政之科学技术”，“其足资借镜者良多也”(14)。
(五)独裁政治
独裁政治成为民国学人热议的话题，有着极为特殊的背景：一来法西斯主义对当时的部分国人有吸引力，他们因看到了德意日的崛起而认为舍独裁和专制无以救国(15)；二来日本意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关心时局的国人都想多了解这种特殊的政体形式。为适应这种需要，上海华通书局在1932年就特别推出了独裁政治论丛书，其中有今中次磨的《独裁政治论》、《现代独裁政治史总说》、《现代独裁政治学概论》等多种著作，而同期国内学者也撰写了多种论述独裁政治的著作，包括王嗣洪的《独裁政治的理论与实际》(统一评论社1936年)、张国安的《三大独裁政治制度》(正中书局1940年)和郑晖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般书店1941年)等。王著探讨了独裁政治的意义、性质、种类、历史，区分了苏式的左翼独裁和德意等国的右翼独裁，并就法西斯独裁及独裁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张著未就独裁政治本身的理论问题作过多的探究，而是侧重于通过描述苏德意三国的具体制度构架来反映其政治的全貌，并在此过程中“注重于制度之演变轨迹，尤留意于最近政制之变革”(16)。郑著则显然是对国民党文人攻击共产主义政治的一种回应。该书论述了政治制度的利弊及演变，以及民主政治中代议政治与议会职能的问题，并着重比较了德意的独裁政治与苏联的民主政治，其扬苏抑德意的隐义不言自明。
(六)地方自治
在民国时期，研究地方自治问题的著作非常多，而且大多数都附有对各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简单介绍。从整体上看，专以比较为视角的著作有周成的《各国地方自治纲要讲义》(泰东图书局1929年)、乔万选编著的《比较地方自治》(大陆书局1932年)及吕复著的《比较地方自治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它们大多选取英美德法日等国的地方自治制度进行分章节的阐述，其中吕著按高级地方自治、下级地方自治和特别地方自治来展开的结构编排相对更有特色。在这些著作之外，张锐的《比较市政府》(华通书局1931年)、王孟邻编著的《比较县政府》(正中书局1943年)等也从另一个侧面探讨了国外市制、县制的组织、沿革和得失。刘逎诚先生曾于1934年慨叹“多数著作每以地方政府无足轻重，未予以应有之篇幅，或则发挥不甚详尽，或则叙述过于杂乱，不能使读者得着一种有系统的概念”(17)。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因为一大批研究地方政治的著作的出版，这种状况可以说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总体上看，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问题是比较集中的，除前面列举的6个重要问题之外，联邦政治、民族解放、工人运动等也都有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三、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特点述评
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称得上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一段黄金时期，无论是就出版的著作的数量还是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都是如此，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留学欧美的政治学家(18)的归国。当时出版的比较政治研究的著作通常都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目的来看，带有强烈的适应中国实际政治需求、经世致用的意图。以张慰慈为例，他之所以要编《英国选举制度史》，就在于要“使读者能够明白这‘选举权’的真确意义，不至于到了投票的时候被一般腐败政客利用他们的权利，或者自命清高，放弃这种重要权利”(19)。有时候，这样的意图甚至会影响到学者治学方向的选择，比如龚祥瑞当初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时就是抱着“吏治救国”的思想而专攻公务员任用制度的(20)，因为他觉得“中国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不是在没有宪法，乃是在吏治腐败”(21)。不过，忧国忧民的情怀并未对民国一代政治学家作研究时所秉持的客观立场产生消极的影响。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曾就中国的前途命运撰写过激情澎湃的政论文章，但在研究外国政治时却都一再强调也的确做到了(除在对苏联的评价等少数问题上)“不掺杂一己私见”。王世杰先生在其《比较宪法》初版序中曾经谈到：“本书的态度，是陈述的，不是批评的。”“盖政治制度大都含有时间性与地域性，抽象的评断，不褊狭，即不免失之肤浅；非但无益，且有蒙蔽他人思想之虞。”(22)这种态度事实上是当时大多数比较政治研究者所接受和赞同的。
第二，从研究对象国来看，压倒性地集中在美英法德意日苏这些当时所谓的“世界七大强国”。一方面，政治通论式的著作里极少出现小国，或者纵有涉及也极为概略。仅以杨幼炯和符彪编的《各国政治制度》为例，虽然该书介绍的国家非常多，但就每个国家所占的篇幅来看，七大强国平均占15页，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平均占4页，亚洲、非洲、美洲的其他国家则平均只占2页。另一方面，国别政治的著作中专以小国为研究对象的更是寥寥无几。像对周边东南亚国家、西亚国家、印度及欧美七大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通常都只能从对其国情、历史和社会的简介性著作——如潘公昭著的《东南亚各国内幕》(世界知识社1948年)——中来获得其政治生活的些许粗浅认识，或局限于通过一两本翻译过来的著作来了解其政治架构。戴望舒的《现代土耳其政治》、吴克刚的《现代捷克斯拉夫政治》、董希白的《现代比利时政治》、刘保寰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商务印书馆1937-1938年)是仅有的少数几本七大国之外的国别政治研究著作，可它们大多属编译或导引性质的著作，而且其作者亦非专事政治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当中，只有钱端升在早期曾“结合政制的实际运作而细致研究过欧洲政府特别是东欧和中欧新政府”(23)。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普遍采用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以宪法文本为依据的探究路径。如钱端升、萨孟武、吕复等人都非常重视对宪法文本的解读，他们把各国宪法作为比较各国政治的参照物。张桂琳教授在评价钱端升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指出，是他“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24)。然而事实上，这种方法的运用不只限于钱端升，与他同时期的政治学家大多认为，比较政治就是比较政治制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比较宪法。考虑到制度主义、历史分析等方法在二战前的西方政治学中占主导地位，而行为主义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分析等比较政治方法又还没出现，他们的理解应该说无可厚非。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有其局限性的，比如容易忽略掉对影响一国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分析，也缺乏实证调查材料特别是大样本的数据来充当比较研究的基础，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它仍有助于学者们相对科学地探讨外国政治，而不至于太过局限在作各种主观的价值评判上。
第四，从研究内容来看，注重对不同国家的宏观政治制度架构作静态的勾勒描述。如果把民国时期每一本比较政治研究著作的主题都列个清单，那么出现次数最多的必定是如下这些：宪法史和政治沿革，政体的分类，中央政府机关，议会的结构、职权和地位，法院和司法体制，立法程序，人民的权利自由，政党的领导人、政策和派别，公务员的考选铨叙，选举的组织和方法，地方自治，等等。当代的政治学家可能会指出，一国宪法和法律中的条文规定与其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脱节，只满足于对形式上重要的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作解析是难以深刻理解动态而复杂的政治过程的。然而在20世纪初，正是有赖于制度即宪法和法律的这种倾向，政治学才“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学由此开始了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25)。尽管后来对政党、利益集团的活动及选民的投票行为等有了更多的实证调查研究——那的确有助于经验的、量化的政治科学的形成并最终推动政治学的整体发展，但就算在今天，制度主义或者所谓结构主义仍是比较政治学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很显然，不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就奢谈这样的比较那样的比较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援引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各国政治的比较就既缺乏准确的依据，也难有说服力。
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在谈及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时曾提到，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存在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的问题(26)。尽管这的确是事实，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比较政治的研究是民国政治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目前来看，要系统总结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成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的匮乏。因此，笔者这里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共同参与完成这项任务：第一，要注意对民国时期知名政治学教授传记及其年表的分析；第二，要注意深入挖掘梳理国内各大高校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第三，要注意搜集和整理既有民国政治学文献特别是期刊文章；第四，要注意从台湾政治学教材的相关学科史叙述中寻找线索。
除此之外，国内的出版社应该本着繁荣学术的宗旨，加强对民国时期比较政治研究著作的影印和出版工作，毕竟现在已影印出版或经重新编排后出版的民国政治学著作仍然为数很少。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政治学以来，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再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不仅出版过多部以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为题的教材和专著，而且研究的视角也由单纯的国别研究转向了国家之间的比较，并日益重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已经开始了有意识地探讨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在此过程中，若能借鉴民国时期前辈学人所做的贡献，当不无裨益。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研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总体而言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是令人钦佩和赞叹的。
①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第5～6页。
②本文所列举过的大多数著作，其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依据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政治》(上、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另外下文中出现的凡属商务印书馆的著作，引注时都简化为“商务”。
③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王世杰、钱端升与〈比较宪法〉》，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序前第16页。
④沈乃正：《比较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第221页。
⑤樊德芳：《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钟山书局1934年，第9页。
⑥转引自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31～32页。
⑦陈夏红：《导读：“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载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目录前第5页。
⑧杨熙时：《卷前哀志》，载杨朝杰：《德国政府大纲》，民智书局1934年，第1页。
⑨萧文哲：《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序言第2、4页。
⑩参见金长佑：《日本政府》，商务印书馆1937年，陈序。
(11)林孟工：《现代苏联政治》，商务印书馆1937年，编者序言第2～3页。
(12)邱昌渭：《议会制度》，世界书局1933年，第407页。
(13)陈震异：《选举制度之理论与实际》，南京书店1933年，弁言第2页。
(14)张金鉴：《各国人事行政制度概要》，正中书局1943年，序，第2页。
(15)30年代初，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曾在《独立评论》撰文，鼓吹中国必须先补上专制一课，才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走向民主，由此掀起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大论战，而支持蒋观点的还有吴景超、丁文江等人。
(16)张国安：《三大独裁政治制度》，正中书局1940年，自序。
(17)刘逎诚：《比较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4年，导言。
(18)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学家的留学背景可参看王向民的论文《中西璧合：民国时期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第二部分，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9)张慰慈：《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页。
(20)转引自孙宏云：《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88～89页。
(21)龚祥瑞、楼邦彦：《欧美员吏制度》，世界书局1934年，第1页。
(22)可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初版序第1页。
(23)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191页。
(24)张桂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载《光明日报》2000年7月18日“理论周刊”版。
(25)张桂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
(26)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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