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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盛会。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共八大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拟就如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综述。
一、八大的主要历史功绩
学术界对八大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表述上不尽相同，但肯定之点却是一致的。
1、八大继承和发展了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有学者认为，八大虽未提七大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但其实质却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主要理由是：第一，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第二，八大党章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第三，八大会议反复强调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大力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我们的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第四，八大决议告诫全党：“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①]
2、八大确定了我国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新时期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②]。
有学者认为，八大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其中，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它的实质就是指出要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物质基础[③]。
另有学者认为，八大制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即“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政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④]。
3、初步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⑤]。
有学者认为，八大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企业自主权问题。根据这一探索成果，八大决定：第一，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第二，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⑥]。这种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是试图突破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传统模式的最初努力[⑦]。
有学者指出，在经济模式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吸收了周恩来、陈云的重要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内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⑧]
4、八大正确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若干经济政策[⑨]。
研究者认为，如何正确认识国情，恰当确定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八大总结了建国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建设中曾经发生过的盲目冒进倾向，强调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政策，一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⑩]。
5、八大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文件，使它正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
有学者提出，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辨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并且有待继续努力贯彻执行的党对科学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①①]。
6、八大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①②]。
有学者认为，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八大提出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及健全国家法制等措施。八大强调要系统地制定法律，要依法办事，并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①③]，要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①④]。
7、八大总结了党自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新经验，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①⑤]。
有学者认为，八大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决策，是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问题。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我们党的切身体会，科学地阐述了政党、阶级、领袖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心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①⑥]
还有学者认为，八大在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党风关系两方面总结了党的建设取得的新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群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一是坚持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二是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一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二是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三是克服个人崇拜[①⑦]。
总之，学术界一致认为，八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党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前进，那么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肯定要比我们今天所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宏伟得多[①⑧]。
二、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
有学者认为，“八大”依据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是正确的，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地方的积极性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条件，必须把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结合起来，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2、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必须使上级机关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相结合，在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使企业在计划、财务、人事和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
3、在农业、手工业的集体生产和个体经营的关系上，农业合作社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前提下，适当给社员以必要的个人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允许农民经营适合个人经营的各种农副业。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不宜过分集中，应允许一部分手工业者独立经营。
4、在商品流通方面，必须改进统购包销制度，改进对市场过死过严的限制，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推行选购的方法；对所有商品实行按质论等分价。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①⑨]。
5、陈云集中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格局：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但是还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还要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②⑩]。
三、八大成功召开的经验
八大为什么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的学者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其成功的经验。
1、大会的筹备工作坚持七大以来的正确路线，为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2、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阶级关系作出正确分析，为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3、全面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集中全党的智慧，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4、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形成和谐、团结的良好会风，是八大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②①]。
四、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八大未提七大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对其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提议[②②]。“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把它归罪为是刘少奇有意“砍旗”，这是蓄意诬陷。而西方学者则把它看作是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动摇和下降，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②③]。
有的学者从三个方面探析了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第一，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党和毛泽东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作风的逻辑发展。在4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过不宜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去鼓吹；建国初期，毛泽东强调：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1954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56年初，毛泽东对关于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的建议再次强调，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筹备八大时，毛泽东再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得到党中央同意，因此，这一改变是党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策。
第二，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经验，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更深层原因。
研究者认为，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科学指导思想确定下来，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党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和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有了深刻认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不仅局限于七大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必然要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第三，避免引起外界的某些误解，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原因。
有学者还着重指出，八大在文字上不提毛泽东思想，并不意味着八大在根本内容和指导思想上放弃和否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八大文件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体现了其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②④]。
还有学者认为，八大在毛泽东威望正处于高峰时，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变动，是出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经中共中央同意，并在党内进行充分的解释和说明，取得普遍理解所致。其理由是：
第一，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由毛泽东本人在一份批示中正式提出来的。
第二，从毛泽东一系列批示的内容看，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主要考虑的是：其一，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在对外宣传上把两者并列起来，容易引起两者有不同内容的误解。其二，把中国党及其领袖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恰当地位，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但不宜同马列主义并列。
第三，教育中国党把自己摆在马、恩、列、斯学生的地位，保持谦虚谨慎，是毛泽东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重要出发点[②⑤]。
五、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缘由
有学者认为党的八大本应宣布过渡时期结束，但未宣布，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主要有：
1、拘泥于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到1956年底，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党的八大因而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
2、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八大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留有尾巴，故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
3、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理论认识上的原因。
第一，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就算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未建成’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立后，经过十年至十五年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理论，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将1953年关于过渡时期的提法，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社会主义建成。”
第二，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党的八大前后，把社会主义改造的内涵扩大了，标准提高了。
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1953年提出我国的过渡时期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科学的。这也是党的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认识上的一个原因[②⑥]。
六、八大存在的不足
学术界在一致肯定八大的历史功绩时，也探讨了八大的不足，并提出不尽相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就是八大的不足。另一种观点认为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八大对许多问题认识是不明确、不深刻和不巩固的[②⑦]。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也包括八大自身的认识所表现出的某些不足[②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有学者认为，八大对党的工作重点已发生的战略转变认识和准备不足[②⑨]。对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成熟和牢固地建立起来[③⑩]。
2、有学者认为，八大对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三大改造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新的特点认识不深刻[③①]。
另有学者指出，没有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什么范围，还存在什么样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没有划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同一定范围阶级斗争的界限[③②]。
3、有学者认为，八大虽然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但是对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还很不足，对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对我国实际情况调查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也没有跟上，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对八大所提出的上述经济总方针认识很不一致[③③]。
4、有学者认为，八大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重要缺陷。八大没有提出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没有确立起把人治变为法治的思想；没有把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提到战略目标的高度来认识，没有真正做到把法制的健全与建设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一般地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回避了党内存在个人崇拜问题[③④]。
再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八大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建设执政党的问题缺乏深刻完整的认识，没有提出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民主的任务，执政党的建设也没有与这方面联系起来[③⑤]。
5、有学者认为，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说法不当。八大决议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不精确说法，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一时疏忽，实质上也是急于用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反映，因而不久，在生产关系上很快便冒出“一大二公”的模式，并片面地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表现[③⑥]。
6、有学者认为，八大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认识不大清楚[③⑦]。
八大对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缺乏深刻地明确地认识[③⑧]。当时仅提出中央同地方，地方与企业分权问题，这种以简政放权、分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并没有冲破苏联模式[③⑨]。
七、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
八大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这一正确路线最终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对其原因，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不同的观点。
1、从八大的不足之处探其原因，认为，八大路线之所以未能坚持下去，是因为八大有它的历史局限性[④⑩]。但表述深度有所不同。
有学者指出，党的八大对工作重心战略转变认识不彻底，由于存在这一不足，1956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国内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时，很快就改变了八大对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正确分析和对主要矛盾的提法[④①]。另有学者提出，八大在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认识不深刻，因而无法防止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导致十年内乱[④②]。
有学者认为，由于八大在经济建设上存在不足，八大以后不久就一再批评反冒进，后来又提出忽视经济规律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用以代替了八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和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对八大所确定的国民经济各项发展指标作了全面的修改[④③]。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八大没有指出当时经济建设的主要倾向是冒进，也没有具体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客观条件，因而没有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脱离实际可能的高速度，将会导致比例失调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未能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思想，以至后来对反冒进批判纲上得越来越高，最终完全脱离了八大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的轨道[④④]。
有学者认为，由于党的民主生活和国内民主生活的不足和国家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加上后来林彪等有意地宣扬个人崇拜，使得人民和党员的应有权力不能行使，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实际上处于一种难于受监督和约束的地位，严重地妨碍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使许多应该和可能防止的错误得不到制止和纠正[④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八大没有把建立高度民主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战略目标提出来，也没有从这个战略目标来考虑建设执政党。后来，这个不足被毛泽东发展，认为“民主实际只是一种手段”。这就大大削弱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和民主与法律建设，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能有效地纠正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错误政策的推行[④⑥]。
有学者则认为，八大不恰当地作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这一不恰当地论断使许多人以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无限发挥主观能动性，甚至一再去做那种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的蠢事，背离八大正确路线[④⑦]。
2、从广泛的社会背景究其源。有的学者针对上述观点指出，研究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不能用八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笼统的概念来说明，必须从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作出实际的考察与分析。主要理由为：
其一，八大路线是在几乎瞬间到来的历史巨变中仓促形成的，这使路线的制定者本身对这一路线的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缺乏将其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念。
其二，中共领导核心毛泽东对八大路线存有疑议，并首先对八大路线提出批评，这是中央偏离八大路线不可逆转的推动因素。
其三，在拉开新的历史时期的帷幕时，也潜藏着深刻的历史断裂，在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下，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中共对形势产生错误估计，于是沿着传统的阶级斗争道路走了下去。
其四，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客观形势变化的错误估计。中共八大在蓬勃高涨，成绩显著的气氛中召开，有些问题并未充分显露。问题一旦暴露，便产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估计而产生错误判断，终于偏离八大的路线[④⑧]。
3、从理论方面寻其根。有学者认为理论准备不足，是八大路线未能全面贯彻的最重要原因。
第一，关于八大路线的形成背景。研究者指出，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会议的主题基调几次改变，从1955年下半年的“反保守”到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使最后确立的“八大”路线实际上是在历史突变的形势下仓促形成，来不及进行足够充分地理论探讨和足够深入地科学研究，在客观上造成八大路线的理论根基不够深厚。
第二，关于八大的政治路线问题，有几个重大的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其一，关于社会性质的分析。研究者认为，从八大文件的用语中可以推论我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八大并未明确宣布过渡时期结束，而是仍然沿用了过渡时期的概念，为后来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仍将阶级矛盾视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打开了理论缺口，反映当时全党对过渡时期理论认识不够，存在误区。扩大过渡时期的内涵，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大过渡”理论，最终导致了对八大路线的完全否定。
其二，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研究者认为，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但是八大关于阶级形势，阶级斗争的估计也存在不足之处。八大文件对剥削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国外资本主义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的可能性没有作出足够清醒的预测，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的特点规模、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法等问题未作出明确的阐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过快必然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认识不足，警惕不够[④⑨]。
注释：
①张弓：《光辉的“八大”》，《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② ③ ①⑤ ①⑦ ①⑧张德成：《党的八大的历史功绩》，《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
④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⑥ ②② ②⑦ ②⑨ ③⑩ ③②方晓主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⑤ ⑦ ⑧ ⑨ ⑩ ①④ ②⑧ ③④ ③⑥ ③⑦ ③⑨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①⑨翟作君、邬正洪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②⑩范守信：《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及其实践》，《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①刘继增、毛磊主编：《中国共产党工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
②③ ②④黄象品：《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探析》，《湖湘论坛》990年第4期。
②⑤林蕴辉：《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原委》，《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②⑥黄景芳、汤丽霞：《试析党的“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缘由》，《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③③ ③⑤ ④⑩ ④① ④③ ④⑤ ④⑦张弓：《八大的历史意义及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① ④② ④④ ④⑥孙力：《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③⑧周承恩：《有关党的“八大”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④⑧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④⑨洪小夏：《“八大”的启示——讨论“八大”路线未能全面贯彻的理论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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