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领域改革开放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通领域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流通体制，中国流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流通领域长期存在高度集中而又封闭分割的特征，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内贸与外贸相互隔绝，存在两个管理体制和两种政策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内外流通体制逐渐接轨，朝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不断演进。今天，内外一体的流通体制已经出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真总结流通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探索客观经济规律，成为我国未来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驾驭现代市场经济能力的必要认知基础。
一、中国流通领域体制环境的基本描述
（一）开放型现代流通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
1.流通组织基本成为竞争型的市场主体。
在计划体制下，中国流通组织的经营范围不仅受国内外市场划分的限制，而且其本身所有制单一，在计划管理和行政审批严格限制下垄断经营，流通组织事实上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手段和工具，基本没有经营自主权，当然也谈不上企业的经济效益。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流通组织的面貌基本改观，已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格局，绝大多数流通组织已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这个变化经历了一系列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中期，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实行工贸结合；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期，实行对外贸易经营承包责任制，外贸企业自负盈亏；9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更彻底的外贸经营权改革，给予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一部分乡镇企业以及部分科研院所外贸经营权；90年代后期，开始了外贸经营登记制改革，一部分私营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从此，外贸经营不再是一种国家特许的权利，而是完全成为企业经营者考虑的业务内容。在国内流通领域，80年代初期，随着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从计划管理转向市场调节，出现大量农民集体合作的流通组织以及非公有制的个体户和私营流通组织；从80年代中期推进城市改革开始，国有商业机构和流通组织普遍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随着生产资料管理体制的改革，物资流通组织开始企业化并走向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全面推进流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进程。
2.市场化运行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方式。
在计划体制下，商品流通基本被计划管理控制，实行计划分配和计划价格、财政补贴；对外贸易实行进口商品计划控制和配额管理、出口创汇计划管理和外汇管制，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经过30年改革，流通运行模式已基本改变，计划管理手段已缩减到极少数资源性商品领域，市场调节手段已基本覆盖绝大多数商品流通领域。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随着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外贸经营权不断下放；大幅度削减关税、减少进口许可证商品和进口配额管理、减少出口商品配额许可证管理以及出口配额实行招投标制度等一系列政策调整，使外贸经营主体已按市场运行机制自行开展进出口业务，这为中国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体制基础。在国内流通领域，面对计划体制下商品分层分类计划管理的严重束缚，①伴随着流通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的重塑，改革经历了从减少计划管理的品种和比例到基本全部放开的过程。90年代后期以来，根据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要求，我国发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初步形成了具有批发零售、期货现货、有形无形市场相结合的交易体系。
3. 国内外市场分割基本打破，内外贸一体化运营已经起步。
在计划体制下，由于内外贸分割，外贸企业采取出口收购制和进口拨交制与国内的生产流通过程产生联系。外贸公司在执行进口计划中，按照国家计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下达的货单完成订货、承付、托运、验收等对外业务后，将进口商品调拨转交给用货部门，用户可能是生产企业，也可能是内贸企业，用户企业可以派人参加技术谈判，但不与外商发生合同关系，不承担进口质量和效益的责任。改革后，这种内外贸分割、国内外市场严格划分的体制基本打破，内外贸一体化联动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打破内外贸分离、国内外市场割裂的状况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经历了近20年的不懈探索，首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找到了突破点。这些外资企业的设立既打破了生产与流通的界限，又打破了内外贸划分的界限，它们既是制造企业，又兼有进口和出口功能。到90年代中期，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放宽，流通领域允许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资工业企业产品的内销限制也进一步放松，从而事实上加快了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这个过程虽然发生在利用外资的相关领域，但对全面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开始实行工贸一体化战略，允许部分生产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90年代末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②允许绝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部分私营企业和有条件的科研院所拥有外贸经营权。伴随着逐渐深化的外贸经营权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内外贸经营的体制界限最终被抹平，从而为内外贸一体化创造了全国统一的体制条件。
（二）与WTO接轨的商务管理体制已见雏形
1.建立了统一管理内外流通的行政管理机构。
2003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经贸委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成立商务部。根据机构改革方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内贸管理与对外经济协调和重要工业品与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原国家计委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以及原外经贸部的全部职能划归商务部管辖。这标志着我国内外贸分割、国内外市场分割和进出口配额分割管理体制的结束。在国务院批准的商务部组建方案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内贸工作和内外贸的综合协调，搞好市场运行和商品供求状况监测，整顿和规范流通秩序，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2.市场组织化载体已成为管理流通经济的重要平台。
建立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市场组织化体系，是国家实现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主要途径。这种组织化的载体是通过两种形式实现的。一是遍布城乡的商品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市场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农副产品（含粮油）、日用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商品市场体系，构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领域的组织化载体，为政府规范流通秩序、监测市场运行和商品供求、协调生产流通与消费提供了重要条件。二是重要商品对内和对外流通的宏观调控制度。在对外流通方面，中国对粮、棉、油、糖、羊毛、化肥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建立了完整、公开、透明的关税配额管理体制；在对内流通方面，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级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风险基金制度和市场价格调节基金制度、进出口调节制度和生活必需品应急制度，完备了全国和区域性的市场信息监测网络，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三）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延伸促进了流通领域的体制创新
1.传统商业改革和产业延伸扩大了流通领域的交换内容和体制覆盖范围。
由于多元投资主体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各类现代商业业态对中国传统商业模式形成了挑战。在国际商业竞争的促进下，以传统批发、零售、仓储、运输为基础的商业模式纷纷向现代商业模式转型，催生了新的服务产业。最典型的是物流业，它集批发、仓储、运输为一体，通过电子信息平台，达到商品高效率配送的目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连锁经营等各种商业业态的发展，把商品流通发展提高到空前的水平，带动了人员、信息和资金的流动，产生了对这些流动的消费需求。餐饮、酒店、金融、房地产、信息产业在商品流通业带动下应运而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服务业产业体系，从而使流通领域的交换内容从物质产品向非物质产品扩展，并为体制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电子商务和计算机网络通讯为新体制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条件。
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对计算机网络通讯的商业需求，拓展了计算机网络进入商业化经营的领域，使各种网络运营商、软件制造商获得了新的商业机遇，同时也为国外信息服务业的外包业务奠定了国内承接业务的基础。
3.商业集聚带动了服务业产业集聚，中央商务区改变了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和流通体制的空间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这既是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也是一个产业集聚的过程。在21世纪以前，产业集聚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集聚，城乡工业园区成为制造业集聚的中心，许多工业园区成为新的城市建成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地产价格的上升，工业逐渐撤离城市，商业集聚成为城市产业集聚的主流，各种商品流通业态在城市商业区扩大和聚集，带动了各种生活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的扩大和聚集，在城市中心区开始出现中央商务区，并成为服务业产业最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服务经济最集约经营的区域。中央商务区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城市经济模式，从过去主要以物质产品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非物质产品为主的经济模式；从以居住型消费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生产与投资型消费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从粗放利用土地空间的经济模式转变为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经济模式。服务业集聚改变了城市经济模式，使城市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且成为流通体制创新最重要的空间。
二、流通领域改革开放30年的主要经验
（一）以对外开放为先导，以开放促改革
1.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打破商品流通计划体制，形成商品流通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
改革开放初期，为吸收外资，创建了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三种企业形态。在这些企业设立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仍然是在计划体制控制下，其在中国境内所采购的原材料、设备和零部件、中间投入品不可能从计划渠道获得，因此获准通过市场渠道以不同价格获得。这些企业的产品除规定的出口比例外，也允许在国内市场流通，这里的商品流通和价格也摆脱了计划的控制，成为自由市场成长的土壤。特别是这些企业的外汇收入，除用于企业自身和卖给国家以外，也允许企业留成部分进入外汇调剂市场，从而在国家计划控制最严密的外汇领域也出现了市场因素。开始，这些市场因素是弱小的，但随着外资经济的增加，这些市场因素不断成长，成为整个流通体制不断改革的示范，并发展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2.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创造了区域突破的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这些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提升外资经济的比重，创造了与内地不同的体制与政策环境，改变了商品流通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些地区，市场机制在流通领域逐渐占主导地位，计划体制退居次要地位，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流通体制。为了保证区域性体制创新的实现，当时在特区和内地之间还设立了所谓“二道关”，把内地的商品流通与特区的商品流通分开，这反映了当时特区流通新体制与内地旧体制的区别。尽管有“二道关”的分隔，但经济特区新体制的示范和影响是难以阻止的，而且特区的“二道关”毕竟不是主权经济体的海关，许多商品仍然通过正常与不正常的渠道在不同体制区域间流通，并随着内地改革的逐渐深入而不断扩大，这不仅在观念上、政策上影响了内地，而且在经济循环上也促进了内地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变化。
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了流通体制改革并促进了新的商务体制的形成。
随着2004年7月1日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的颁布，中国开始实行外贸经营权登记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认真履行对外开放的承诺，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修改、制订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法律和规章。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的分类，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的平均水平。这不仅意味着这些部门将实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标志着中国旧的流通体制基本上已经被新的商务体制所取代。新的商务体制不仅从内涵上完成了市场机制的创新，而且在外延上已经覆盖了整个服务贸易领域的各个行业。
（二）流通体制改革遵循先易后难、边破边立、逐步完善的渐进路径
1.以农产品流通改革为发端，先农村后城市；以满足人民消费为出发点，先消费品流通后生产资料流通——先易后难的改革步骤成效显著，极大地鼓舞了改革锐气。
农产品流通改革首先起于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80年代初，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农村集市贸易，而且开放了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允许城市郊区社员进城出售自己的产品。③其次是调整和改革农副产品的购销体制。改革前，按照农副产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国家将其划分为一、二、三类，分别进行统购、派购和议购。改革措施包括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同时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不仅改善了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状况，解决了长期困扰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副食品和蔬菜的供给问题，而且活跃了农村经济，巩固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成果。城乡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得到了生活实惠，增进了改革的认知和认同感，为进一步实行城市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82年，原商业部与轻工业部联合发出通知，日用工业品购销体制在统购统销（统配）、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四种购销形式的基础上，增加代批代销形式。此后，在代批代销购销形式的基础之上，又发展了工商联营联销形式，从而形成了6种购销形式并存的局面。到1984年，商业部管理的计划商品由原来的135种减少到26种。④随着日用工业品零售环节改革的初见成效，日用工业品批发体制改革稳步推进。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批发体制进入深入改革阶段。
日用工业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成功，自然而然扩展到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从缩小计划管理、调整物资部门部分商品供应着手，发展了定量定点供应、配套承包供应、凭票供应等多种供应形式，扩大市场调节商品范围。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是导致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调整价格的同时需要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同时强调“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由此可见，在价格体系改革未能深入进行的条件下，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⑥这一时期，中国商品流通体制还处于旧体制未彻底打破，新体制尚未建立的“双轨制”状态。
2.商品价格逐步市场化，市场主体逐渐多样化，流通经济管理向宏观调控方式转变——边破边立的改革思路促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商品价格市场化。到1992年年底，在各类商品价格中国家定价的比重已不足20%，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上升到90%。生产资料领域，除少数（10种）物资尚需按计划分配供应外，1993年基本实现生产资料自由购销。政府定价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轨初步实现，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⑦
市场主体多元化。首先，公有制商业企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一方面以国有商业企业为基础组建股份制企业；另一方面国有小型商业企业试行股份合作制。其次，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蓬勃发展。1997年年底，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共占42.5%，其他经济比重已超过50%。⑧再次，外商投资零售企业从试点发展到扩大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1992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同意来自国外的零售企业试办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商业零售企业，经营百货零售和进出口商品业务。1999年6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将零售业中外合资合作试点城市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会城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同时允许外资零售企业进一步介入批发领域。⑨至此，中国流通领域竞争性市场主体基本形成，流通领域进入竞争性市场阶段。
流通经济管理向宏观调控方式转变。1992年以来，中国商品流通间接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首先，国家商业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1993年撤销原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主管全国商品流通，结束了生活资料流通和生产资料流通长期分割管理的局面。1998年根据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将国内贸易部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作为商业流通行业的主管行政机构。其次，颁布和实施了《经济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商标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与商业、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再次，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农产品风险基金，以保证社会生活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截至1996年，我国已经建立了粮食、棉花、食油、猪肉、食糖、农药、钢材、铜、铝、成品油等商品储备以及管理机构。最后，发展各类中介组织。机电、金属、木材、副食、纺织、百货、餐饮等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专业协会；出现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专业性服务中介机构和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劳务公司等从事经纪业务的经营性企业。
3.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建设开放型商务体制，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完善的改革思路促使中国流通领域形成内外联动、有序、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
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起到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定型”的作用， 目的是使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制化和稳定化。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有序、开放、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根据《决定》和《报告》的要求，国内商品流通改革和发展方面的探索主要围绕内外贸一体化、中国流通现代化、流通国际化等展开。⑩
为了实现内外贸一体化、中国流通现代化、流通国际化的目标，我国政府加大了法律环境的改革力度，通过清理现有法规、设计法律框架和制订新法规，构建市场流通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促进流通监督管理法制化。第一，全面清理市场流通法规文件。商务部成立之初，设立了市场流通法规文件清理办公室，重点清理1993年以来发布的法律文件495件，分两批废止不适应当前市场流通形式的法律文件110件。第二，初步设计完成中国市场流通法律体系的框架。2005年商务部组织相关部门，从中国市场发展和法规建设的要求出发，研究建立、健全我国市场流通法律体系的框架方案。该框架以市场流通为基础，包括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市场调控与市场管理五个方面的法规制度。第三，制定和发布《城市商业网点管理条例》、《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等一批重点法律和规章。此外，在管理上还建立、健全了市场运行监测体系以及应急管理系统，增强了运行调控能力。2005年，商务部完善了生活必需品、重要生产资料、重点流通企业和特殊内贸行业管理等4个直报监测系统；新建了社会信息搜索、专项调查、专家评估等3个间接监测系统和全国商品流通数据库；形成了国内与国际、城市与农村、现货和期货密切相连的市场监测系统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市场动态分析、市场专题分析、市场综合分析、商品供求分析、市场预警分析和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六大“信息品牌”，及时向社会公布市场供求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
（三）突破传统商品流通领域框架，建立了容纳更多服务业的新商务体制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服务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以物质产品为主的流通领域必然导致服务业分工的扩大与产业延伸，形成新的经济结构，新体制的建立也必然与旧流通体制有着内涵与外延的区别。体制创新客观要求建立一种覆盖服务业更多部门的经济制度、商务环境与政策体系。
新的商务体制是由商品流通部门和与商品流通有直接关系的服务部门组成的体制环境与政策体系。它至少包括货物的国内外贸易和运输、服务产品的国内外贸易、物流服务、商业地产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旅游服务、金融服务、特许与专利服务等。随着旧流通体制的废除，新商务体制是在商品流通和其他服务劳动交换的市场环境中建立并不断完善起来的，因此，它与旧流通体制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计划”与“市场”的区别，还有流通内容的区别，即单一商品流通与商品、服务两种交换关系结合的区别。
新的商务体制虽然是以市场调节商品流通和服务交换为基础，但也重视政府的调控手段。政府调控的对象主要是少数重要商品和稀缺商品、服务交换中的金融信贷服务、商业地产服务等，调控手段以经济杠杆和法律法规为主，同时也采用行政手段。在管理体制方面，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流通管理，建立有序、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商务服务业作为重要产业纳入管理，促进商务服务业快速发展。在促进体制方面，建立主要面向中小流通企业的国内贸易促进服务体系；加快培育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同业协会组织建立与企业的双向交流机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在经营体制方面，加快粮食、棉花、石油等重要商品流通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提高市场化程度；多途径推进新型流通组织发展，营造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型流通组织体系；积极支持组建大型流通企业集团。(11)
三、对流通领域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
（一）选择出口导向型开放战略为突破口的必然性
我国流通领域在改革之初选择出口导向型开放战略作为促进改革的突破口，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并不是盲目模仿某些东亚经济体的巧合。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次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建议的方式。与一般发展中国家贸易体制改革不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贸易自由化过程必须在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完成。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自由化问题，而必须顺应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和步骤。就贸易措施而言，先逐步放松对外贸易计划，代之以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扭曲的程度逐步减小，对外贸易数量控制也随之减少，直至最后取消数量控制措施。就改革目标而言，是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比较优势，扩大出口贸易，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外汇约束；通过贸易保护，发展新兴产业与特定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组合措施是，一方面继续维持对国内产业的有选择保护；另一方面采取出口补贴、外汇留成、出口退税等大力度出口鼓励措施，抵消保护政策造成的扭曲，优化资源配置，使一部分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扩大出口规模。运用扭曲理论进行分析，我国消除贸易扭曲不是从扭曲根源上消除，即不是通过消除贸易保护来消除对出口的歧视，而是运用其他的出口鼓励扭曲来抵消保护扭曲，虽然是一种次优选择，但却是纠正扭曲的切实可行的做法。
其次，吸收外资、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是实现上述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目标最现实的路径。当时能够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企业仍然在计划体制的束缚下，不仅难以释放比较优势，而且也缺乏国际市场的联系渠道。而利用外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灵活的用工制度释放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境外投资者的市场联系解决产品销售问题，利用境外资金市场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同时在中国关税的保护下，外商投资企业的一部分产品还可以内销，得到国内市场利润的激励，从而使出口导向制造业发展起来，增加中国本土的生产和经济总量，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再次，选择出口导向型的开放战略作为突破口、也是当时实际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十分贫穷，解决温饱是民生的头等大事。贫穷的根源是缺乏就业岗位，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剩余劳动力形式出现的隐性失业问题暴露出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需要投资和生产，但国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购买力，也就是没有市场。因此产业发展必须以出口为导向，而能够实现出口导向目标的，当时只能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就制定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的根本原因。
最后，出口导向型生产既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选择，也是国际资本的投资选择。从8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体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后，国际资本就已经在寻找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并酝酿国际化生产布局和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新调整。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有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中国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周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但仅有这个优势是不够的，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不是急于去搞贸易自由化，而是先解决体制高度集中垄断的弊病，解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外贸企业自主经营问题。暂时被搁置的贸易保护，既给国内产业发展提供了过渡期，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中国贸易体制改革进程的安排，尽管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却与国际资本的投资策略不谋而合，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二）市场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内在联系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但改革事业所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党和政府积累了一整套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生动活泼、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理解和领会的话语体系，就是借助这样的文风，党和政府成功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和解释了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成功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诸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放开搞活”、“简政放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动员口号，既是针对高度集中垄断的旧体制弊病的改革导向，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改革导向又引导了具体政策的制定，这里虽然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但他们掌握的经济学理论远不如那些口号有影响力。流通领域的体制改革同样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的。
经济学理解这些口号及其政策条文的总体含义是，流通组织要成为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多种投资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从而打破国有商业流通组织独家垄断流通领域的旧体制。但经济学还必须解释，这些口号在具体的细分市场上的含义是什么，即在每个具体细分市场上，其应该形成的市场结构是什么？是完全竞争，还是不完全竞争，抑或寡占结构？这确实是那些口号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可以提供智力支持的地方。但是，结果往往是自然的过程，经济学只能起到事后解释或提供调整方案的作用，因为那些口号所动员起来的行动力具有爆发性，容不得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论最佳方案。
这个过程虽然是自然的，但却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这个规律就是，细分市场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富集程度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受到人力资本条件的约束。流通领域的改革最先是从农副产品这个细分市场开始的，这个细分市场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最低，最易于动员农民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改革方针最容易成为实际的改革步骤。在这个细分市场上，“放开搞活”的改革导向必然使市场结构演进为完全竞争市场。遵循这个思路，可以继续解释日用消费品市场也相继演进为完全竞争性市场的现实。但在生产资料商品中，一些商品的流通经营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如机器设备和动力运输工具等，即便改革的方针也是“放开搞活”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但这些细分市场却不可能在短期内演进为完全竞争性市场，而只能成为不完全竞争性市场，这就是人力资本约束规律的作用。一些受行政垄断控制的细分市场，如石油、金属等资源性产品，其所以成为寡占的市场结构，除了受行政垄断的原因之外，客观上也有着人力资本的制约，这些细分市场的流通经营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知识。在服务业各行业中，其市场结构也同样遵循人力资本约束的规律。商业、餐饮住宿业、仓储运输、旅游等行业的经营，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对较低，其市场结构的竞争性就强，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易于被调动起来；信息通讯、金融、咨询与中介服务、专利特许、文化教育等行业，除了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限制之外，人力资本约束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其市场结构的竞争性相对较弱。
人力资本因素是动态的，它会发育成长，它发育成长的过程往往也是市场结构从集中向竞争性更强的方向分解的过程。例如外贸体制改革，初始阶段“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导向不可能导致全民办外贸企业，因为外贸经营领域对人力资本的实际需求要高于国内商业的许多细分市场。第一步只能做到有限地下放经营权，除了中央外贸部门的大公司，其他中央部委和省一级行政单位，可以成立新的外贸企业；今天我们解释这个现象可以用逐步积累经验这个说法，但这只是主观原因，其客观的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的约束。直到90年代中期，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一些优秀乡镇企业才被允许进入对外贸易经营领域，到90年代后期，私营企业才成为被调动积极性的对象进入外贸经营。这个过程经历了近20年，积累“放开搞活”的经验是不需要20年的，但积累人力资本显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随着这个积累过程的完成，外贸经营领域的市场结构日益走向竞争性，今天它已同国内商业一样，除了极少数的商品细分市场之外，都已成为完全竞争性市场。
（三）扩大非物质产品流通是体制创新的重要基础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产品，研究物质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规律。传统“流通”的概念就是以物质产品为对象，即以商品流通为对象。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部门划分以三次产业分类，其中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但它的使用价值没有实体外观和物理性能。例如商业部门的服务劳动、住宿餐饮部门的服务劳动等，还有其他许多服务业劳动，都发生在社会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比重日益超过物质生产部门，因此，现代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规律，而且要研究非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规律。
把这个认识运用到总结中国流通领域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和经验中就会看到，其整个过程既是一个破除旧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建设新体制的过程，而后者的任务之所以更艰巨，是因为它不仅要建立与过去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法规和政策，还要建设新体制所赖以建立、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基础、新的产业基础和经济结构。因此，新体制的建设过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在计划体制下，流通领域不仅被分割为“内贸”和“外贸”，而且由于生产力十分落后，产业单一，流通领域只包含狭义商品流通的批发与零售商业，以及服务业中的住宿与餐饮业，流通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既简单又原始。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不仅要使建立在简单原始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之上的经济制度、运行规则发生市场化取向的根本性改革，还要通过引进现代流通方式来改造旧的生产力基础，即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使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重大变革。同时，新的经济制度、运行规则还必须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国内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即整个市场交换，成为全球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这又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随着旧体制的破除和消亡，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分工扩大，产业细分的过程发生了，与原有商品流通联系最密切的新产业出现或更活跃了，如物流、商业地产、金融服务等；与传统住宿餐饮业联系最密切的产业兴旺起来了，如旅游、运输和通讯服务等。这样一个产业多元化的过程，也是新体制建立必然伴随的产物。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流通领域的体制，而是容纳新的经济结构，即容纳多种服务业产业基础上的商务体制。要保障这个新体制的有效运行，还必须伴随大量的管理改革和创新，这就是流通领域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最终的目标。可以清楚地看到，直到今天，这个改革还远未结束，服务业各领域的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多元化不仅仍在进行，而且有的还刚刚起步。新商务体制的框架虽然已经建立，但仍需完善，管理改革和创新没有路径可依赖，要靠新的探索。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新体制建设任重道远。尽管如此，30年改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深化改革的动力来自增加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利益，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只有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改善人民的福利，改革才能得到人民拥护，改革才能深入进行。而且，改革的目的不是简单意义的利益关系调整，不是在存量上进行再分配，而是要求在增量上有可分配的福利，并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什么可以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深化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四）生产推动型增长向流通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将中国经济增长带入快车道的话，那么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改革的重点是将中国经济转入增长的稳定区间。增长模式从生产推动型增长向流通主导型增长转变是这一改革的应有之义。与生产推动型增长相比较，流通主导型增长的增加值贡献更多体现在生产过程以外，包括上游的采购、设计，生产过程的非物质投入，以及下游的营销、服务及销售等过程。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流通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加需要着眼于“大流通生产力”的概念，通过流通环节引导生产，促进生产按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按照供应链管理原理运行，即按需求—订单—采购—生产—流通—消费的规范运作；推动新的流通体制、流通模式与流通方式的建立，发展流通生产力，实现从生产推动型增长向流通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12)首先，出口导向型策略不断弱化，内外贸一体联动成为必然。从满足国外市场需求品味定制生产向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品味、再对世界市场出口的方式转变。这种变化不可小觑，它意味着中国产品设计、品质、服务将成为一种国际标准。其次，人力资本进一步向除生产以外的各流通环节聚集，同时也伴随着各类非物质产品流通的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流通分工的细化，并引发流通市场结构的进一步细分，这都将给流通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
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挑战与新任务
（一）部分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的流通体制改革仍需深化
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粮食、棉花、食油、猪肉、食糖、农药、钢材、铜、铝、成品油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以及管理机构，但是在经营体制和价格机制上仍然存在过于集中统一和定价机制僵化的现象，难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统筹发展的要求，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既不能反映市场供求，也不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回顾中国流通体制改革，一个总体特征是消费类产品的市场化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度，而反观生产资料类产品，尤其是部分农产品及资源类产品仍处于伪市场化状况。这种流通格局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消费品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脱节，使中央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跋前疐后的窘境。出现这一症结的根源在于两类产品的市场结构具有非一致性，即生产资料市场的卖方市场特征与消费品市场买方市场特征的矛盾使宏观经济一旦遇到不可预测的外界环境变化，经济抗风险能力就大打折扣。因此，除从供给角度在生产领域引入更多类型的生产主体外，流通主体多样化也是必然要考虑的解决方案。不能以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为借口，使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攫取垄断租金，而使老百姓成为这些租金的最终贡献者。
（二）市场主体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增强
由于产业集中度低，规模不经济，加上经营分散，整个流通产业的市场竞争处于过度竞争状态，造成资源运营效率较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国日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直接导致被动型的而不是主动型的内外贸一体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外渠道基本是由外商控制的，绝大多数贸易企业没有自己的海外营销网络，少数有海外分支机构的大企业，距离真正具有配置海外商业资源功能的跨国公司还很远，因此，中国还没有几个能够实行跨国经营的大型商贸公司，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市场主体去实现所谓内外贸一体化。而现阶段的内外贸一体化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进程中由外资商贸公司推动的，因此是被动型的内外贸一体化。由外资企业的市场运作所带动的内外贸一体化，虽然进一步打破了我国内外贸易分割的格局，但是对我国商贸企业形成了激烈竞争，因此要大力培养国内市场主体，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流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市场交易体系还处在初级形态，交易效率还有待提高
目前全国城乡已经建立近9万个各类市场，但绝大多数市场还处在初级形态，虽然兼有零售和批发功能，但交易形式简单，基本没有期货交易和拍卖交易，都是现货交易和租赁小商业店铺交易的形式，大量市场实际上是集聚贸易商家的大卖场；而经营市场的投资者只是商业地产商，而不是市场服务的供应商。这种市场模式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价格发现功能。中国是部分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大国，也是相当多制成品的出口大国，所有商品在国内市场流通中的交易量都很大。但是在绝大多数产品领域，由于缺乏现代交易方式，如期货和拍卖方式，导致市场缺乏价格发现功能。这不仅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提供了条件，也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丧失许多重要产品的定价话语权，如石油、铁矿石等大宗进口产品，甚至作为世界第一的茶叶生产大国，也没有出口定价话语权。
2.服务体系不完善。除少数建设水平较高的市场有较完善的金融服务和政府提供的工商行政、税务服务外，我国市场交易体系中大都缺乏如下的服务功能。(1)对商品技术与质量的监督服务。在发达国家采取非关税壁垒的国际市场环境下，市场如果缺乏这种监督服务，企业就会很不适应国际竞争环境。(2)研发功能。市场如果缺乏这种功能，就难以引导企业去寻找新的细分市场和新的消费群体。(3)品牌推广功能。品牌的培育虽然主要是生产企业的责任，但市场的推广也十分重要，缺乏市场的品牌推广作用，既是市场服务的缺失，也将导致市场吸引力下降。(4)物流服务。目前我国市场尤其缺乏第三方物流服务。
3.缺乏国际经营辐射力。中国许多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国际化经营的措施，特别是没有海外的二级市场和延伸市场，既没有实现企业的“走出去”，也没有实现市场的“走出去”。这只是一种单向开放的市场，而不是双向开放的市场，因此缺乏国际经营的辐射能力，不能有效地把国内市场整合为国际化的市场。市场功能不完善，不仅导致促成交易的效率不够高、市场交易半径不够长，而且还大大限制了分工分业的细化发展，许多极有潜力的服务业难以依托市场成长起来，如物流、研发、教育、技术咨询、消费服务等，许多本可以成为市场衍生产品的服务业，也丧失了发展的机遇。
（四）转变流通领域增长方式的任务艰巨
1.外贸增长方式仍需继续转变。从“十五”规划末期开始，中国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特别是针对出口贸易粗放式增长产生的问题，如过度依赖廉价的劳动密集产品、产品附加值低、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较多，从而造成贸易摩擦等，要求出口商品结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不仅要求不同地区依据开放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出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任务，而且还要求流通环节提高效率，包括提高运输仓储效率和港口码头的工作效率；规范出口经营秩序，解决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问题；进一步提高通关的便利化程度，等等。
另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也包括转变进口贸易的增长方式。它所针对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传统习惯并构建一种新的体制，以便有利于引进新技术和关键设备，达到促进我国在技术上自主创新的目的，避免过去重复引进、过度依赖外来技术的现象；同时探索新的贸易方式，规避进口贸易中的价格风险以及探索灵活的金融服务方式，规避外汇风险。后者涉及国际期货贸易和价格话语权，涉及不同货币在贸易结算和支付中的灵活使用等新课题。
2.促进服务业分工扩大和产业延伸。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领域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取决于狭义商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而且还取决于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过程中所有相关服务部门的生产效率。因此，促进服务业分工扩大和产业延伸，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效率，是流通领域转变增长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涉及的体制改革问题还很多。如新的服务业主体如何从工商业企业中分离或外包出来；如何从事业单位、行业协会转型过来；服务业资本形成如何从工商资本、土地资本中分离出来；如何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服务业；服务业如何在市场交易体系发育中成长壮大并形成高效的市场服务体系等等，这都是需要探索与实践的新课题。
（五）建设现代开放型商务管理体制仍需探索
1.政府部门的设置以及分工与职责是否科学仍有待实践检验。依据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批准组成的国务院机构和现行的分工，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由商务部主管，服务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在服务业中涉及进出口的服务贸易，由商务部主管，而旅游、运输等还有相应的主管机构。把整个服务业分由几个主管部门管理，必然出现管理分散、政出多门、部门分割和互相扯皮的现象，但部门太少又容易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管不过来等管理缺位、官僚主义现象，因此，科学设置政府管理机构、合理划分其分工与职责，是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务管理体制的首要环节，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2.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管理理念尚未转化为新的商务管理体制的具体实践。首先是中国企业的海外生产经营未进入中国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吸引外资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经营的新形势，我国采用了GDP统计体系；但现在和未来，中国面临的是海外资产增加和海外生产经营的扩大，需要由新的统计体系来反映和监测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其次是海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及其与国内资源的整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及其与国内市场的整合，均未纳入中国发展规划的内容。再次是对海外生产经营运行与国内经济运行的相关性也没有相应的监测和协调机制，甚至对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管理和其他经济管理都未成为国家经济运行监督与管理的内容。目前对企业“走出去”项目的审批和外汇使用的审批，都还是很初步的管理内容，远远达不到两个统筹的目的。
3.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体系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破题。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体系是政府管理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市场走向规范和有序竞争的必要环境。政府要发挥规划、指导、组织、协调、服务的作用，创造信用服务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通过立法、行业组织制定行规来引导全社会对信用服务的需求，培育信用产品市场体系；同时要建立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社会诚信教育体系；建立失信惩戒机制，最终达到完善市场运行环境的目的。中国缺乏现代商业信用的制度基础，要探索和建立这样一套新制度、新规范和新环境，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在计划体制下，国内商品流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并按照政府层级和商品类别实行分层分类计划管理，即所谓国家统配分类物资、部管分类物资和地方管理分类物资。
②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1998年。
③唐明峰：《改革十年回顾——在治理整顿中走出经济困境》，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④张卓元、黄范章、利广安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⑤唐明峰：《改革十年回顾——在治理整顿中走出经济困境》，第266页。
⑥刘学敏：《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第273-305页。
⑦丁俊发、张绪昌：《跨世纪的中国流通发展战略——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⑧丁俊发、张绪昌：《跨世纪的中国流通发展战略——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现代化》，第193页。
⑨李飞、王高：《中国零售业发展历程(1981-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
⑩陈文玲等：《现代流通与内外贸一体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249-309页；宋则、郭冬乐、荆林波：《中国流通理论前沿(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12、251-315页。
(11)商务部研究院商务信息部：《“十一五”期间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基本思路》，《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1期。
(12)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商业政策研究工作委员会和财贸经济杂志社“大贸易、大市场、大产业——中国内外贸易一体化学术研讨会”纪要，2004年11月。
标签：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商业管理论文; 计划管理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经济论文; 商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