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论初探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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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1-0057-04

以“子”、“论”、“难”、“说”、“释”、“辩”冠名的文章,数量上居我国古代散文的大宗。这类渊远流长的文章体裁,或博明万事、或精研一理,与今天所谓论说文的范畴大致相当。与其它国家仅将论说文视为理论工具不同,我国的这类作品不但讲究“义理”而且注重“辞章”,文学特征表现得更为显豁。自三国以迄江左的二百年里,文体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文学批评也蔚为风气,形成了我国文论的第一个高潮,而人们对论说文的关注和评论,则有如其中的一朵浪花,不断地积聚、丰富和壮大。笔者不揣鄙陋,将魏晋论说文文论分为三国和晋代两个时期,以整合分析现存资料为基础,爬梳剔理,对其各自的存在风貌和特点作了概括性描述和初步地寻绎,并简略地勾勒了其发展嬗变的历程。

我们首先来看三国时期。

对论说文进行理论研究,其荜路蓝缕之功,当属魏文帝曹丕。他通过《典论·论文》以及与吴质等友人的书信交流,沿着辨析文体和评论作家作品两个方向,阐发了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主张。曹丕而外,桓范对论说文也很重视,他的《世要论·序作》以专论的形式集中对论说文展开讨论,其作法是难能可贵的,观点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另外,徐干、曹植、吴质、应玚、阚泽等人也在他们的各类文章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论说文,虽然多为只言片语式的体会,但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知道,汉代文论的特征,一言以蔽之,是经学的泛化。论说文的情形也是如此,皓首穷经的汉儒仅仅将其当作经学的传声筒看待,长期漠视其文学特征。而三国时期论说文文论最显著的特点则在于对汉儒的保守观点予以反拨:努力使论说文摆脱经学的附庸,确立其独立的文学地位。批评家们在论文体、论创作、论作家的才能时所提出的新的见解,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种努力。此外,他们还论及了论说文的功用等问题。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P1097)他将浑浑灏灏的古今典籍分为“四科八体”,其中“书论”代表论说文,与诗赋等体裁是并列关系。这看似简单的并列,实则意味深长:我们往往以诗赋为着眼点来理解这段著名的论述,认为它反映着纯文学样式地位的提高,而将论说文与诗赋等最具文学价值的体裁相提并论,而且声称二者本同而末异,这是否也反映着曹丕对论说文文学性的某种认同呢?不管怎样,曹丕将论说文列为“文”的一科,为其在文学领域内开辟了一席之地,这是论说文走向独立的先导和标志,也为更进一步地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创作论中,本时期的新观点也以谋求论说文的独立为指向。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承汉绪,汉代尤其是汉儒旧有的文学观念还在惯性延伸,而新的时代风气又为新观点提供了得以孕育产生的沃土。因此,本时期论说文的创作论还呈现着新、旧两种观念共存和交织的面貌。

在极端迷信经书的汉儒眼里,论说文不过是儒家传道的工具,所以,他们号召发言属论不诡于圣人,规定其唯一的内容来源和立论依据只能是阐述经典,所谓“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2](《问神》,P164)与这样的内容要求相适应,他们大都推崇质朴文风,反对论说文的文采,称之为巧言惑道。上述保守的论调直至三国时期仍然不绝如缕:曹植在《七启》中以“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章”[1](P1142)来匡范论说文的内容,依旧重复着“溺于经”的态度;而桓范认为论说文应该:“不尚其丽辞,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1](《世要论·序作》,P1263),也还是“巧言惑道说”的翻版。然而,这些声音毕竟随着逝去了的时代而渐趋微弱了。汉末纲常崩溃,儒学之普遍的约束力日渐式微,学术思想则日渐解放,汉儒的观点也失去了昔日的权威,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首先,在内容方面,曹丕、吴质等大胆地突破了“经”的藩篱,为论说文的内容寻求和树立了另外的规范——“理”。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1](《典论·论文》,P1097),又说:“书论宜理”[1](P1098),吴质则称赞曹丕:“发言抗论,穷理尽微”。[1](《答魏太子笺》,P1221)很明显,曹、吴二人不再像汉儒那样强调“经”对于论说文的第一义意义,而是转换了立论的角度,以是否有道理代替了是否符合经义。“经”固是一“理”,但“理”的内涵却远远大于“经”,这就为论说文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内容空间,也暗含着对自出机杼的作品的向往和呼唤。其次,在语言形式方面,随着诗赋理论中追求华美思想的初见倪端,本时期很多文人对论说文的文采表示了肯定和提倡。应玚说:“陈平敏对、叔孙据书,言辨国典,辞定皇居,然后知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1](《文质论》,P701)曹植也说:“辨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1](《七启》,P143)可见,推重文采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文人的共识,而论说文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作品,文采又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因为唯其如此,才能凸显其审美价值和文学特质。将这些新观点综合地理解,我们不难看出:“理”的旗帜使论说文的自由发挥成为可能,推重文采又赋予其更多的文学性,这两者相辅相成地推动着论说文独立的进程,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时期的批评家还探讨了论说文作者的才能问题,这里面也透露出论说文要求独立的消息。前人谈到某位作家时,大都笼统地称其“善属文”,至于其究竟长于哪一种文体,则很少有人留意。曹丕、吴质等首先发现能文之士未必皆擅长论说文:曹丕在《典论·论文》里一面概括地指出文章之四科不同,作者鲜能备善,一面又举体气高妙但不能持论的孔融为例,加以具体说明;吴质也认为:“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1](《答魏太子笺》,P1221)他们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论说文的作者需要某种独特的素质,较之前人,这种看法已经略显深入了。根据曹丕的“文气说”来推断,他们所理解的这种独特素质带有天赋的因素,但包括曹丕在内,批评家们并未忽视作者后天的修养。这些修养涉及才、德、学等方面。这里试举两例:在曹丕看来,《中论》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关键在于作者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1](《又与吴质书》,P1089),实质是褒扬其德才兼备的操守。高贵乡公曹髦曾坦言:“吾学不博,所闻浅狭,惧于所论,未获其宜”[1](钟会《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P1190),他则是从反面强调着学识对作者的重要性。就观点来讲,上述言论还未免稍嫌直观和粗疏,但能够从泛论文士的才能跨越到针对论说文的作者发表见解,这一作法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是弥足珍贵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论说文渴望独立的呼声,使作者的“别才”获得了一定的理解和尊重,这有助于他们更加自觉和自信进行创作,也丰富了论说文文论的视角和内容。

前面已经指出,汉代的文学观念对本时期还有着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不独表现在创作论里,而且表现在人们对论说文的功用问题所表达的看法上。概括起来,本时期的批评家从两个方面继承着汉代以来的观点:一是遵循“三不朽”的成说,认为作者可以凭借论说文的传世达到生命的永恒。曹丕、杨修等很多文人都持此论(注:参见曹丕《典论·论文》、《与王朗书》、《又与吴质书》和杨修《答临淄侯笺》等文。),其中尤以桓范的阐述最为典型,他说:“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1](P1263)二是秉承汉人重功利的文艺思想,对论说文的讽谏、教化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三国志》记载:“(孙)权尝问(阚译):‘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3](卷五十三,P1249)阙名的《中论序》则指出《中论》的写作缘起也出于教化的目的,他说:“(徐干)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1](P1360)上述两种观点在本时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似的言论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赘述了。

我们再来看晋代论说文文论的面貌和特点。

得益于三国时期批评家们所作的开创性努力,晋代论说文文论有了向纵深发展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玄学盛行一时、佛学渐见流传,倡言玄理和佛法的客观需要使晋代论说文的作品激增,大量的创作实践为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晋代论说文文论较前一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种进步性首先表现为论说文研究的规模扩大了:陆机的《文赋》、李充的《翰林论》以及葛洪的《抱朴子》等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论著都给予了论说文一定的篇幅,孙盛等人也对它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此外,择取一个玄学命题而广招名士进行反复辩难的清谈,实际上是一种口头的论说文创作,从时人对清淡家的褒贬里也可以发现他们对论说文的某些倾向。同时,来自僧肇、支敏度等释家的见解更加丰富了本时期论说文文论的内容。研究规模的扩大无疑能够反映晋人对论说文的重视。

晋代论说文文论进步性的第二个表现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尽管与上一时期一样,本时期多数批评家的观点还是通过评论特定的作家作品来发表的,但李充的《翰林论》却打破了这种以只言片语表达见解的僵局,用“析理选文”的方法推动着论说文的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他说:“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矣,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1](P1767)在这里,李充首先追溯了论说文的起源,继而提出了创作规范,最后又例举了他所赞赏的作家作品。虽然行文简短,但它却是论说文文论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系统性的论述。它继承着《汉书·艺文志》“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使晋代论说文文论的面貌有了新的气象,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我们可以在《文心雕龙》所采用“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中看到它的影响。这是晋人值得骄傲的贡献。

当然,要把握本时期论说文文论的进步性,我们还必须对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做深入细致地考察。

由于讲究创作技巧是晋代文论的总体作风,而论说文的文学地位也已确立,晋人不再需要为廓清文体作更多地投入,因此,晋代论说文文论的核心是探讨创作论的问题。在考评具体作品时,晋人往往以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作为标准。他们将文章的内容因素称之为“理”,也称“义”或“旨”,将形式因素称之为“辞”,有时也称“文”。有的批评家推崇“辞约旨达”:如支敏度在《合首楞严经记》里谓支越“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1](P2364),而面对常以约言服人的清谈家乐广,王衍、裴頠常自叹:“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繁”[4](《赏誉篇》注引《晋阳秋》,P434),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葛洪则欣赏“辞富理约”,他称赞《陆子》:“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1](P2132)也有人肯定“文婉旨远”:如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盛赞《维摩诘经》:“其文微而婉,阙旨幽而远,可谓唱高和寡,故举世罕览。”[1](P2364)释僧肇也认同这种文风,他为《百论》作序,称其:“理致渊玄,统群籍之要;文旨婉约,穷列作之美。”[1](P2423)总之,晋人已经认识到:“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剖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闲涩有主宾,妍蚩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5](《辞义篇》,P182)在他们看来,不管风格多么迥乎异趣,凡“思想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1](孙盛《与罗君章书》,P1816)的作品,都是上乘佳作。

由此可见,晋代论说文文论最具普遍性的观点是: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充分理解文无定式,继而包容多种风格。

晋代论说文文论的上述特点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知道,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追求“文质彬彬”。晋人能够从“辞”、“理”结合的角度评价论说文,正是遵循着这一传统。其次,两晋是儒、释、玄三种文化交融贯通的时期,而儒、释、玄的义理都要靠论说文来阐释,因此,上述三种文化中关于文学方面的思想极易被论说文的作品和文论所吸收。具体到风格上,儒家论文,提倡“辞达而已”[6](《卫灵公》,P170);被尊为“三玄”之一的《庄子》,其也说:“书不过语,语有贵也”[7](《天道》,P356)。晋人所推崇的“辞约旨达”,显然与之都有一脉相通的关系。同时,来自异域的佛家,善于“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佛法”[8](《方便品》,P238),不仅以其博大精深的佛理征服了晋人,而且以“奇诡无已”、“深妙靡丽”[9](P9)的佛经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晋人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可了华丽、深婉的文风。可以这样说,正是文化上的多元化使论说文作品多姿多彩,也使其文论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色。另一方面,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在其“文气说”中指出:作家所秉之“气”清浊不同,所作的文章即风格各异。此后,人们对“才性”同异的问题越来越热衷,到晋代则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玄学命题,晋人普遍认为性格与才能有其必然的联系,人有个性故才有偏能,不可求全责备。因此,在讨论文章时,他们喜欢将文风的不同归结为作家才性的差异,很少简单地比较作家作品以分其高下,虽然也希望出现通才和完美的作品,但并不过分苛求,而是宽容地对待各种风格。关于这一点,葛洪在《抱朴子·辞义篇》里表达得很清楚,他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养而不深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5](P182)

晋代论说文文论中还有一种以陆机为代表的强调形式的观点。在《文赋》里陆机说:“论精微而朗畅”、“说炜晔而谲诳”[1](P2013)。他以论说文的外在表现作为立论的切入点,认为优秀的文章应该呈现给读者或深刻明白、情理通畅或纵横捭阖、锋芒毕露的整体感。应该说,他观照论说文的角度较晋人惯用的“辞”“理”兼顾的作法,更注重于形式。不惟如此,陆机还谓裴頠的《贵无》、《崇有》二论“文辞精富”[4](《文学篇》注引《晋惠帝起居注》,P201),竭力称赞其形式美。在论说文已渐趋骈偶化的晋代,讲究技巧、注重形式是大势所趋,也是论说文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一代文坛领袖,陆机无疑引领和顺应了这一文学的主流风尚。如果说三国时期人们对文藻的提倡还是小心谨慎的,多数晋人对文辞的赞扬还要以“理”为参考,陆机能够纯粹以表现形式来研究论说文,彻底摒弃前人所津津乐道的教化内容,专业致志地为提高论说文的审美价值作努力,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在笔者看来,陆机重形式的倾向或许有其矫枉过正的一面,但他努力的方向是引导人们更加关注论说文的文学性,因此,其积极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其消极性的。

最后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葛洪。王瑶先生认为葛洪的文学观点“是汉人的,而不是魏晋的”[10](《文论的发展》,P77),罗宗强先生也称其为“与时俗异趣的人”[11](第四章,P152)。就论说文而言,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像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例举过的他的那些观点,就是与晋代主流相吻合的。然而,葛洪对论说文的见解,的确有其保守的一面。他不喜欢诗赋而特重子书,三国时期批评家所突破的“经”的权威,又被他重新抬了出来,论说文又成了传道和教化的工具。在《抱朴子》里他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如《百家篇》说:“或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均龙章于素质,可悲可慨”[5](P185);又说:“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5](P185);《应嘲篇》说:“立言者,贵于助教”[5](P183);《尚博篇》谓子书正与正经:“虽津涂殊闢,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5](P157)葛洪的这些观点虽承汉魏旧说,却是整个封建时期论说文文论中最正统、最根深蒂固也是最顽强的一种声音。无论新观点如何强大,都不能使它销声匿迹。它的存在对论说文的发展也有两面性,其不利的一面自不待言,而每当论说文流于浮华虚诞的时候,它又往往被作为纠偏匡正的武器。因此,在以陆机为代表的晋人为提高论说文的表现能力而显露出偏重形式的倾向时,葛洪适时地敲响了警钟,其作法是有远见、有针对性的。若论说文单纯沿着陆机或葛洪的观点毫无阻碍地发展,或流于形式或倒退复古,都是相当危险的,好在他们的观点在晋代论说文文论中有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结果是化不利为有利,通过彼此的限制,相反相成地为论说文提供了一个“不失其度”的成长环境,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以上我们通过考察三国和晋代论说文文论的规模和特点,已经对其发展嬗变的历程有了大致地了解,这里不妨再作一简略地梳理。三国时期的批评家们不但树立了“理”的旗帜来对抗“经”的禁锢,而且意识到了文采的价值和作家独特的修养,使论说文获得了独立的大学地位,也为文论的发展打造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晋代,随着创作的日渐丰富,对论说文感兴趣的的批评家越来越多,文论则呈现出了新的面貌:首先,李充以其“析理选文”的方法,使论说文的研究向系统化迈进;其次,人们不再对论说文的外部问题作过多地投入,而是集中精力探讨其创作规范,或从“辞”、“理”兼顾的角度,或从形式技巧的角度,肯定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作品。当然,汉代以来的旧观念也没有偃旗息鼓,在上述两个时期,它们与新的见解都时有交织,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势力。

在本文的最后,还有一点需要附带说明:长期以来由于受狭义文学观的影响,我们对魏晋文论的观照往往以诗赋理论为重点,而对包括论说文在内的散文文论相对投入不足。这种研究状况是不符合当时文论的实际情况的:魏晋时期“文”的概念还相当宽泛,人们对散文与诗赋也没有厚此薄彼的看法,散文与诗赋理论存在着相互渗透与补充的关系。笔者以为,要全面把握三国两晋文论的整体走向,以往那种做法是有待调整的,这正是本文选择散文文论的重要分支——论说文文论作为课题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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