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蕴涵关系的两种解释模式——描写和解释对应关系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两种论文,蕴涵论文,个案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蕴涵关系的两种描写
“描写”和“解释”是语言研究的两大基本内容。就“形式描写、功能解释”这个方面来说，当代语言类型学是做得比较成功的，这主要体现在蕴涵关系的分析上(陆丙甫，2006)。
语言的表面形式千变万化，语言学研究的第一步是从这些表象的变化中找出稳定的规则，即各种变化中的不可能形式、不同程度的可能形式甚至强制性形式，这是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分布描写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但传统分布描写大都局限于某一语言中。现代语言类型学对语言形式的描写，其最大贡献就是充分强调了跨语言的分布描写。蕴涵关系主要就是一种跨语言的分布描写方法，虽然其逻辑形式也可用于单一语言的内部描写。下面我们以Greenberg(1963)的共性25为例来讨论有关蕴涵关系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1)Greenberg共性25：如果一种语言的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VPro]，那么其名词性宾语也后置于动词[VN]。
必须注意，根据Greenberg(1963)对蕴涵表达的定义，(1)这样的表述意味着名词宾语后置于动词时，代词宾语并不一定后置于动词，即蕴涵是单向的。根据逻辑换算，我们也可以知道，其逆反命题“名词宾语不后置蕴涵着代词宾语不后置”，即“名词宾语前置[NV]蕴涵着代词宾语前置[ProV]”也必然成立，两者是等价的。
Greenberg首先指出(1)那样的蕴涵关系可以用下面“四缺一”真值表来表达。
(2)Greenberg共性25的真值表
a.[V Pro][V N]真，两种宾语都后置
b.*[V Pro][N V]假，代词宾语后置而名词宾语前置
c.[Pro V][V N]真，代词宾语前置而名词宾语后置
d.[Pro V][N V]真，两种宾语都前置
(2)表明，就这两个成分位置组合的分布来说，有3种是在人类语言中真实存在的，只有第二种(2b)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蕴涵关系(1)。
Greenberg又进一步用“和谐”(harmony)和“优势”(dominance)来诠释“四缺一”真值表。
(3)优势语序总能出现，而与它对应的劣势语序则只在其和谐结构出现时才会出现。
就共性25的“四缺一”真值表来说，(3)可以具体落实为下面的关系：
(4)优劣和谐
a.[V Pro]，[V N]劣，优和谐
b.*[V Pro]，[N V]劣，劣不和谐
c.[Pro V]，[V N]优，优不和谐
d.[Pro V]，[N V]优，劣和谐
其中劣势的[VPro]只有跟其和谐结构，即优势的[VN]一起出现才合格，这就是组合(4a)；劣势的[NV]只有跟其和谐结构，即优势的[ProV]一起出现才合格，这就是组合(4d)。至于组合(4c)，则是皆为优势的[ProV]和[VN]一起出现，尽管两者并不和谐。
比较(1)、(2)、(3)三种表述，(2)是基本语料分布的陈列，而(1)和(3)是对(2)不同角度的描写。(1)看上去是对“四缺一”分布的概括。至于(3)，其中所用的“和谐”和“优势”这两个词眼儿，都极具功能色彩，看上去更接近功能的解释。下面我们对两个概念做一初步分析。
先看两者的定义本质。
虽然Greenberg在解释(4)的“四缺一”分布时，“优势”和“和谐”这两个概念互相配合。但是从定义本质上说，两者之间并没有依存关系，各自可以独立获得。
共性25中，“和谐”是指“结构一致性”，即核心跟从属语的顺序一致，如名词宾语和代词宾语都后置(或都前置)的结构是互相和谐的。其“和谐”概念建立在最基本的“核心”和“从属语”这对概念上。
是否“优势”只要根据“优势语序总能出现”就能推导出：只有不合格的组合(2b)中的两个序列，即代词宾语后置的[VPro]和名词宾语前置的[NV]，才不是“总能出现的优势序列”，也就是只有这两个序列才是劣势序列。换一角度看，优势序列也就是分布更广，更少限制的序列。“优势”的决定并不需要用到“和谐”的概念。(4)中排除不合格的(4b)后，[ProV]和[VN]各出现两次，因此是优势序列，而[VPro]和[NV]各出现一次，因此是劣势序列。
再看两个概念的功能基础。
结构“和谐”(即一致性)的功能在共性25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便于语言习得。可问题是，仅仅用“和谐”还不足以解释上述“四缺一”分布，因为不和谐的两个组合中只有一个，即“劣-劣”结合，才是不合格的。因此，要充分解释有关分布似乎还必须借助“优势”概念。
遗憾的是，在共性25那样的蕴涵共性中，“优势”的功能原因并不清楚。说到“优势”，需要指出相对什么来说是优势。这样的话，就可以是[ProV]优于[NV](成分不同而语序一致的两个形式之间的比较)，也可以说[ProV]优于[VPro](成分相同而语序不同的两个形式之间的比较)；反过来，说[VN]是优势，同样既可相对[VPro]而言也可相对[NV]而言。但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直接看出[ProV]或[VN]比起[VPro]或[NV]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实际上，这里的“优势”就是“分布广”的另一种说法，是从“四缺一”分布中直接推出来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
最后看看两个概念的逻辑地位。
从(4)可以看出，要解释“四缺一”分布，“和谐”的作用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它只是一优一劣组合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已。相反，倒是功能基础并不明确的“优势”可以看作真值表中组合成立的“充分条件”。只要有一个“优势”出现，该组合就成立；并不需要“和谐”的支持。整个“四缺一”真值表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充分条件的逻辑析取关系。
这样的话，“四缺一”这种蕴涵关系就可以描写成两个充分条件互动的结果，是“两因素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具体地说：只要出现一个充分条件(即优势形式)的组合，就是合格的，当然两个充分条件的组合也合格；只有两个都不能满足的组合，才会导致不合格。
下面(5)总结了共性25的“四缺一”分布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
(5)Greenberg共性25内部关系表
特征设定 X=[Vpro]，Y=[VN]；
X=[ProV]，Y=[NV]
真值表X Y，*XY，X Y，XY
和谐关系 X跟Y相和谐(都是后置宾语)，X跟Y相和谐(都是前置宾语)
优劣关系 Y优于X，Y优于Y
X优于Y，X优于X
两因素互动关系两个充分条件：X(前置代词宾语)，Y(后置名词宾语)
蕴涵关系 原命题：X(后置代词宾语)蕴涵Y(后置名词宾语)
逆反命题：Y(前置名词宾语)蕴涵X(前置代词宾语)
以上分析显示，“和谐”和“优势”这两个概念各有长短。
本文后面将具体证明，对于某些“四缺一”分布，只要使用“和谐”就足以解释，“优势”不是必须的(第二节)。不过，所用到的“和谐”是广义的，即把它看作“其他条件都相同”这一限制条件，或者说，作为“最小差别对”(minimal pair)的一种运用、落实。相反，对于另一些“四缺一”分布，只要用“两因素互动”就能解释，“和谐”不是必须的，其前提是能作为充分条件的“优势”形式确实具备功能基础(第三节)。并且，用“和谐”解释的蕴涵关系，表述(1)这样的概括描写更方便；而用“优势”解释时，直接用四分真值表更方便。
2.跟可能性等级相关的蕴涵关系
Greenberg共性25所反映的事实可以用两个充分条件(代词宾语前置和名词宾语后置)去描写，但要进一步解释这两个充分条件却很困难。为何代词宾语前置和名词宾语后置可以作为充分条件呢？或者说它们的优势地位的功能基础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和直接的解释。但是这条共性从(1)那样的蕴涵表达中可以更方便地找到解释。蕴涵关系可以理解为“可能性较小的形式的存在，蕴涵着可能性较大的形式的存在”，即需要假设一个“可能性等级”。只要为可能性等级找到功能上的原因，就可以直接解释蕴涵关系。当然，这里的“可能性等级”，必须建立在“其他条件都相同”这一扩大的“和谐”定义基础上。
回到共性25，其原文表述是“代词宾语后置蕴涵着名词宾语也后置”。由于认知的原因，这条共性的逆反命题“名词宾语前置蕴涵着代词宾语前置”比原命题更容易理解和解释①。因此我们先解释逆反命题。这可以用代词比名词有更大的前置倾向来解释：连前置倾向较小名词宾语也前置了，前置倾向较大的代词宾语，若无其他因素干扰，当然也会前置(可别度领先原理，参看陆丙甫，2005)。
对原命题解释就是：后置倾向较小的代词都后置了，后置倾向较大的名词当然也后置。
而代词比名词有更大前置倾向这一概括，不难从信息流角度得到解释：代词通常是更旧的并且生命度更高的信息，无数语言事实都证明旧信息和生命度高的信息容易前置。所以，解释共性25，只要用一个性质的等级，即“前置倾向的大小等级”。在这个等级上，代词居于比名词有更高的等级。“名词宾语前置蕴涵着代词宾语前置”即“前置倾向较小的名词宾语的前置蕴涵着前置倾向更大的代词宾语的前置”。
代词比名词有更大前置倾向，不仅适用于共性25那样以动词前后做比较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前后差别。1)现代汉语中动词后宾语和动量表达之间的语序规律(代词宾语必须前置于动量表达，如“看了他很长时间”和“*看了很长时间他”；而名词宾语则不是)。2)汉语双宾语的语序问题：经常由人称代词充当的间接宾语很容易前置于名词充当的直接宾语，虽然从语义上看，直接宾语应该更靠近动词，即前置于间接宾语。凡是双宾语都后置的语言，几乎都是这样。
进一步看，代词比名词有更大前置倾向，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其他句法成分。例如英语中here或there引导的存现句中，主语虽然后置，但是名词主语出现在动词后，而代词主语要前置于动词。如：Here comes John和Here he comes。在领属结构中存在这样一条语言共性：“如果一种语言的名词领属语前置于核心名词，则代词领属语也前置于核心名词(Ultan，1978：24)。
总之，代词比名词有更大前置倾向，在人类语言中有着极为广泛的表现。因此，“名词宾语前置蕴涵着代词宾语也前置”的蕴涵关系可以上升为更概括的“其他相同的条件下，名词前置蕴涵着代词也前置”。所谓“其他条件相同”，指句法角色相同，如都是宾语或都是领属语。
可以注意到，可以用可能性等级解释的“四缺一”分布，构成蕴涵关系的前、后件之间必须是“最小差别对”。如“后置代词宾语蕴涵着后置名词宾语”中的前、后件，只相差一个“是否代词”的特征；这就是“和谐”的一种表现。
同样可以用“前置可能性等级”来解释的语序蕴涵共性还有，“形容词定语如果前置于核心动词，则指别词定语和数词定语也前置于名词”(Hawkins，1983：120)。这可以解释为“连前置倾向较小的形容词定语也前置了，前置倾向较大的指别词定语和数词定语当然也会前置”。这跟“扩展的可别度等级”(对可别度贡献大的定语前置倾向也大，陆丙甫，2005)有关。
除前置可能性等级外，跟许多蕴涵关系有关的可能性等级，都牵涉交际需要程度和信息处理难度两个基本因素，这类似于经济领域中决定商品存在的两大基本因素：需求和代价。
需要程度可以这样比方，购买奢侈品的人自然也会购买日常用品，即不太需要的形式的存在蕴涵着更需要的形式的存在。语言中的例子有“第n人称有性范畴蕴涵着第(n+1)人称也有性范畴”(Greenberg共性44；Plank，2006中共性93和519②)。由于对话双方面对面的可见性，区分其性别的需要度远低于通常不在场的第三人称。并且，在对话双方中，说话人是唯一的，听话人可能不止一个，因此第二人称区分性别又比第一人称更需要。类似的蕴涵共性还有，“第n人称反身形式蕴涵着第(n+1)人称反身形式”(Faltz，1985：120)。
处理难度可以这样比方，一个会跳舞的人也会走路，即难度高的形式的存在蕴涵着难度低的形式的存在。语言中的例子有，有中缀的语言必然也会有前缀或者后缀，以及有非连续词缀的语言必然也会有单一的前缀或者后缀(Greenberg共性26)，因为处理中缀和非连续词缀的难度较大。关系从句中名词的可及性等级也是如此，如果一种语言对关系从句中比较难提取的名词能提取出来做核心名词，那么比较容易提取的名词也能提取(Keenan & Comrie，1977)。当然从更高层次看，难度和需要程度也往往是一致的。越需要的事情，因为做得多，就会因熟练而变得容易处理，即难度降低。如走路比起跳舞，既更需要也更容易。另一方面，降低难度本来也是一种需要。“需要”是积极功能，降低“难度”是消极功能，看来积极功能更根本，正如格言所说，“需要是创造之母”。关系从句中名词的可及性等级中，间接宾语可提取蕴涵着直接宾语和主语也能提取，这一方面是因为提取间接宾语比较难，另一方面也因为提取间接宾语不如提取主语和直接宾语那么需要。一般认为论元编码为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以及其他旁格成分的选择跟论元在交际中的凸显程度有关，如将受事编码为主语是为了凸显，而将施事编码为旁格则降低凸显度。又如英语中provide一类动词，受事和受益者都可以分别编码为直接宾语和间接的旁格宾语，因此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和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两种句型选用的根据之一就是交际中更突显的内容优选为直接宾语。凸显度高成分当然也比较容易提取。
总之，解释蕴涵共性，即解释“不太可能存在的形式的存在蕴涵着更可能存在的形式的存在”这一现象，实际上只需要一个因素，即可能性等级，而可能性等级主要取决于需要程度或处理难度的等级。
当然，在“需要”和“难度”之外，还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等级。如“单数有非零形式标志蕴涵着多数有非零标志”(Croft，1990：68)。这条蕴涵是由象似性决定的，意义上简单的单数形式也取无标记的简单形式，这属于“数量象似”(Itkonen，1998：162)③。若用可能性等级来表示，就是：因不符合数量象似性而不很可能的现象(简单概念“单数”用复杂形式表示)的存在，蕴涵着因符合数量象似性而更可能的现象(复杂概念“多数”用复杂形式表示)的存在。
回过来看看共性25，“代词比名词有更大前置可能性”中的可能性等级，是出于交际需要还是难度呢？狭义地看，都不是，而是出于跟信息结构的象似性。不过，符合象似性的语序结构在交际时也容易处理。因此，广义地看，这条可能性等级可以说是一种难度等级。
在Greenberg(1963)的45条共性中，适用可能性等级来解释的蕴涵共性，还有下面这些。
共性29：如果一种语言有屈折变化，那它总有派生现象。
这一条共性可以用容易发生的过程来解释。屈折比起派生来，虚化程度高，因而更难发生。
共性30：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有人称-数的范畴或有性的范畴，那么它总有时-体的范畴。
这一条跟需要程度有关。从交际角度看，人称-数或性范畴，往往可通过动词外的论元名词本身的内容看出，具有较大的冗余性。此外，也跟语义相关性有关，不像时-体范畴那样跟动词意义直接相关，人称-数主要跟名词有关，跟动词意义并无直接关系。
共性32：只要动词跟名词性主语或宾语有性的一致关系，总也有数的一致关系。
首先跟需要程度有关。从交际角度看，数量概念显然比性概念重要得多。即使没有数这一形态范畴的语言，也总有其他手段去表达数概念，如汉语中虽没有“数”的形态范畴，但是名词经常通过数量词以及“些、个”来表达数的概念。比起数范畴来，性范畴在更多场合是跟交际无关的冗余信息，所以汉语中表人物、生物的名词前冠以“男、女、雌、雄”去区分性的场合比区分数的场合少得多。可能也跟难度有关，要识别一个对象是不是单数比起识别性别容易。
共性34：有双数的语言才会有三数。有多数的语言才会有双数。
跟需要程度和判断难度都有关。在“单数-(非单数)多数”的两分对立、“单数-双数-多数”的三分对立和“单数-双数-三数-多数”的四分对立中，显然“单数-多数”这一两分对立最容易做到并且也最需要。
共性36：一种语言如果有性的范畴，它总具有数的范畴。
跟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都有关，非单数情况下确定性不容易，甚至不可能。
共性37：一种语言的性的范畴在非单数中不会比在单数中多。
跟处理难度有关，在非单数情况下不容易确定性。
共性43：一种语言如果名词有性的范畴，那么代词也有性的范畴。
跟需要程度和处理难度都有关。比起名词来，代词表示人物的概率更高，而人物的性别区分在交际中比较重要。此外，代词主要指称已知的确定人物，因此也更容易识别性别。
共性45：如果代词的多数有任何性的区别，那么单数也会有某种性的区别。
参看共性37。Greenberg 45条共性之外，其他可用可能性等级解释的蕴涵共性还有：
“一种语言的不及物主语有格标志，则及物主语必然也有格标志”(Itkonen，1998：158)。及物动词的主语，需要跟宾语区分，因此更需要格标志。不及物动词主语无此需要。
“如果不及物谓语动词有人称一致标志，则及物谓语动词也有人称一致”(Siewierska，2004：133)。这条本质跟上一条相同，不过区分标志不是加在论元上，还是加在核心动词上。
最后，如果我们从可能性等级的角度来看“优势”，那么所谓“优势”形式，就是“相同条件下更可能发生的形式”，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更符合某一特定功能动因的形式”。如Greenberg共性25中，代词宾语前置优于名词宾语前置，可以说因为代词有更大前置倾向，因此更可能前置，因此也出现率更高。但是这一意义上的“优势”仅仅适用于“语序和谐”的两个形式比较。对于“成分和谐”但语序不和谐的优劣关系，如代词前置优于代词后置，或名词后置优于名词前置，“优势”概念则完全没有功能基础。
3.跟两因素互动相关的蕴涵现象
凡是难以用可能性等级来解释的“四缺一”现象，可用两因素互动来解释。例如下面一例，其中的两个动因分别为“语义靠近动因”和“可别度领先动因”(陆丙甫，2004)。
(6)宾语和状语出现在动词同一侧时的四种情况(设“X=宾语紧靠动词”，“Y=宾语前置于状语”)。
a.动词-宾语-状语：to read the book carefullyX Y
b.*动词-状语-宾语：*to read carefully the book *XY
c.状语-宾语-动词：认真地 把书 看了X Y
d.宾语-状语-动词：把书 认真地 看了X Y
上述两个元素取正值时，反映了人类语言中的普遍倾向，并且也有明显的认知功能基础。一方面，语义上宾语比状语更靠近动词。另一方面，根据“跨范畴可别度等级”(陆丙甫，2005)宾语的可别度通常比状语高，有更大前置倾向。因此这两个动因的正值可看作优势语序，或者说导致上述合格组合的充分条件。换言之，这些组合只要满足“语义靠近”、“可别度领先”这两个动因中的一个，就是合格的。只有没有任何动因推动的组合才是不合格的。这就直接提供了功能上的解释。并且，动因落实的数量反映了不同语序在人类语言中的出现率的高低。符合两个动因的往往语序最稳定，最普遍。违背两个动因的基本不存在。这样就直接反映了动因落实数量跟语序优势程度的相关性、对应性。
如果用蕴涵关系表达，(6)的情况就是“X蕴涵Y，Y蕴涵X”，即“宾语跟动词分离蕴涵着宾语前置于状语，或宾语后置于状语蕴涵着宾语紧靠动词”。由于蕴涵前、后件性质相差太大，不构成最小差别对，我们很难从其中发现某种特定性质实现的可能性等级，所以这类现象不宜直接用可能性等级去解释。当然，这里的确有某种可能性等级存在，但只是统计意义的概率大小，不是建立在某一特定性质维度上的可能性。
下面也是适合用两因素互动来解释的例子(陆丙甫、罗天华，2009)：
(7)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在动词同一侧时的四种情况(设“X=直接宾语紧靠动词”，“Y=间接宾语前置于直接宾语”)。
a.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动词：X Y
b.*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动词：*XY
c.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XY
d.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X Y
上述两个元素取正值时，反映了人类语言中的普遍倾向。取正值的语序的优势在人类语言中也有普遍性。一方面，语义上直接宾语比间接宾语更靠近动词。另一方面，间接宾语(受益者或受损者)的可别度(主要是有定性和生命度)通常比直接宾语高，因此有更大的前置倾向。
在Greenberg(1963)45条共性中，可以用两因素互动来解释的蕴涵共性，主要有共性20：“当任何一个或者所有的下述成分(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居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以这种语序出现。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完全相反”④。这条共性可以表达为“四缺一”：可以设X为“(多个)定语后置”，X就是“定语前置”，Y为“定语顺序固定”，Y就是“定语顺序不固定”。只有“定语前置并且顺序不固定”的组合不存在。
这条共性也是语义靠近和可别度领先的互动的典型例子。语义靠近决定了｛指别词｛数词｛形容词｛名词｝｝｝｝的距离顺序⑤。这里虽然不能直接用可别度，但是可以用“潜在的可别度”，即定语对其所属名词短语的可别度的贡献大小，贡献越大，前置倾向越大。换言之，定语有依据其向名词短语所贡献的可别度大小而采取[指别词-数词-形容词]顺序的倾向。当三类定语都前置时，两个动因的结果是一致的，互相强化的，结果是得到了唯一的优势语序[指别词-数词-形容词-名词]。当这些定语都后置时，两个动因的结果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导致优势语序的跨语言不稳定，甚至单一语言内部的不稳定(陆丙甫，2005)。
下面关于宾语、关系从句的分布位置，也符合“四缺一”真值表(Dryer，1992)：
(8)宾语跟关系从句的语序相关性
a.VO，NRel> V[NRel]c.OV，NRel ＞[NRel]V
b.*VO，RelN> V[RelN]d.OV，RelN ＞[RelN]V
右边一列是当宾语为｛N+Rel｝组合时，用此组合取代宾语得到的序列。(8)表明，当宾语后置于动词时，关系从句只能后置于名词，当宾语前置时，关系从句可前置，也可后置于名词，唯一排除的组合就是宾语后置而关系从句前置的(8b)⑥。用蕴涵关系来表达，就是“VO蕴涵着NRel”，或者其逆反命题“RelN蕴涵着OV”。
由于蕴涵项和被蕴涵项并不构成最小差别对，因此无法用可能性等级去解释。
若用两因素互动去解释，可能的因素之一是宾语中的核心N紧靠V，它反映了“核心靠近动因”(the Principle of Head Proximity)，即全局核心要跟从属语的核心互相靠近(Dik，1997：402)。其进一步的解释是语义靠近动因(从属语内部，跟全局核心比较密切的，当然是核心，而不是其从属语)。两因素中的另一个动因则是关系从句后置于名词，这反映了就关系从句跟核心名词本身的关系来说(不受其他外在因素干扰时)，核心名词有前置倾向。其进一步的解释之一是，被提取的核心名词作为先行语倾向前置于(关系从句中的)作为照应语的空位或复指代词，这便于对照应语所指的立即索取。只有同时违背这两个动因的(8b)才不合格。
刘丹青(2003：124-125)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两因素互动的“四缺一”现象。
(9)先秦介词“以”的位置分布分析之一
a.以夜继日X Y
c.夜以继日 XY
b.*继日夜以
XYd.继日以夜 XY
其中介词“以”看作一个联系动词及相关名词的“联系项”(relator)，那么，联系项有出现在所联系的两项成分之间的“居中”趋势。这样，就可以设X=联系项“以”居中(联系项居中倾向)，Y=介词(以)前置。那么X=介词“以”不在居中位置，Y=介词后置。结果只有联系项不居中的并且介词后置的XY不成立。
陆丙甫(2006)还列举了“新编英汉词典、*英汉新编词典、新英汉词典，英汉新词典”的例子，以及“张三追累了李四”歧义的“四缺一”例子：张三追而李四累、*张三累而李四追、张三追并且张三累、李四追并且李四累。
最后回到“优势”这一概念。看来，能用两因素互动模式去解释的蕴涵关系，其“优势”形式就是受到某一动因驱动的形式。两因素互动导致的蕴涵关系，其本质就是：没有动因的劣势形式的存在，需要用一个有动因的形式作为补偿，使得整个组合中至少有某个动因的驱动。如(6)的“宾语跟动词分离蕴涵着宾语前置于状语”，其中宾语跟动词分离为违背语义靠近动因的劣势形式，就需要符合可别度领先动因的“宾语前置于状语”作为弥补。
4.简单蕴涵关系和复杂蕴涵关系
“四缺一”分布的第一手语料中，实际上包含了性质完全不同、因而解释方式也完全不同的两类现象。两类现象虽然都可以概括成蕴涵命题，但是两类蕴涵关系的功能基础和理论意义完全不同。跟可能性等级相关的蕴涵关系中，只有一个可能性等级动因。而跟两因素互动相关的蕴涵关系中，两个优势形式有各自不同的动因背景，即有两个动因。因此，我们把前者称为“简单蕴涵关系”，把后者称为“复杂蕴涵关系”。简单蕴涵关系中，蕴涵前、后件之间构成最小差别，如“前置名词宾语蕴涵着前置代词宾语”，因此其中的因果关系是直接的。在复杂蕴涵关系中，蕴涵前、后件不构成最小差别对，如“VO蕴涵着NRel”，其中的因果关系就比较曲折复杂。因此，上述两种蕴涵关系也可分别看做“直接蕴涵关系”和“间接蕴涵关系”。
实际上，简单蕴涵关系能用比四分表更简单的形式来表达，而简单的表达也便于得到更直截了当的、简单的解释。在下面表格(10)的格局一、二中，真正跟蕴涵关系有实质联系的只有“X，非Y”和“非X，Y”两个组合。只要这两个组合一真一假，都意味着X和Y之间有不对称的蕴涵关系。设X为名词宾语前置，Y为代词宾语前置。以格局二来说，则“X，非Y”(名词宾语前置而代词宾语后置)不成立而“非X，Y”(名词宾语后置而代词宾语前置)成立，已经足以表明代词宾语比名词宾语有更大的前置倾向。同样，以格局一来说，既然“有X无Y”不成立(即：*X，Y)而“无X有Y(X，Y)”成立，这就足以表达“有X必有Y”以及“有Y不一定有X”这一蕴涵关系了。
(10)简单蕴涵关系中真值表中的简化
至于另外两项组合，皆是和皆非(或皆有和皆无)，其是否存在，并不影响到蕴涵关系的存在。如“一种语言有鼻化元音，那么它也有口腔元音”这样的蕴涵关系，其中“皆非”这个组合不存在，因为不存在口腔元音和无鼻化元音都无的自然语言，这就使得整个分布成为“四缺二”情况。而“四缺二”实际上包括了两个形式“互补、其一为共性、其一不存在、依存”四种情况(陆丙甫2006)，这里反映的是“其一(元音)为(人类语言)共性”的情况。
Comrie(1989：17-19)曾对运用蕴涵关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些讨论。他指出“如果一种语言有鼻化元音，那么它也有口腔元音”这样的蕴涵共性，实际上无意义(pointless)，因为所有语言都有口腔元音。上述共性实际上可以更简单地表达为两个独立的命题：“所有语言都有口腔元音”和“有些语言有鼻化元音”。可见，蕴涵共性的后件(被蕴涵项)不能是绝对共性。他也指出，“如果一种语言是英语，那么表示犬属四足动物的词是dog”这样的蕴涵关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英语是个特例，这个蕴涵关系并不是蕴涵共性。因此他说，“最有意义的一类蕴涵共性是那些三种容许的可能性每一种都有相当大数量的语言为代表的共性”。看来，有理论意义的蕴涵关系，其后件不能是绝对共性，并且前件和后件都不能是唯一的个别现象。
不过，将口腔元音和鼻化元音的蕴涵关系跟最小差别对结合起来，还是反映了一种难度的等级关系(鼻化元音比口腔元音难发)的相关性。由此可见最小差别在定义可能性等级中的关键作用。如果说“一种语言如果有性范畴，就有元音”，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既然简单蕴涵关系的四缺一中只有“X，非Y”和“非X，Y”这两个组合跟直接蕴涵关系有关，所以简单蕴涵关系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一个两分真值表，即“两缺一”真值表(上表阴影部分)。而这种两分表的性质就接近“最小差别对”了。
“两缺一”真值表反映简单蕴涵关系，而“四缺一”真值表反映复杂蕴涵关系。这说明了描写形式和解释方式之间的复杂度对应关系。也是形式和功能之间对应的一个表现。
至于“两分表”和“四分表”真值表是否分别反映了可能性等级和两个因素互动的最简形式，还有待探索。从理论上说，解N个未知因素的N元方程，至少有并且也最多只需要有N个非等价方程。引申到语言研究，以两因素互动现象为例，要找到相关两个因素，所需要的关系式，也是至少有两个，并且也最多只要两个。但在没有找到更简洁的表达形式之前，姑且把“四分表”当作一个可能性等级因素和两因素互动的最简表达式。事实上，数学方程的答案是具体数量等实体，而蕴涵关系要找的是某种抽象动因、规律。对条件的要求有所不同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要注意，以上讨论的两因素互动，是指两个充分条件的互动。两因素互动还有其他形式，如两个必要条件的互动模式是“四缺三”(陆丙甫，2008)：只有两个条件都满足的组合才存在，即逻辑合取关系。
不管怎样，由于语言现象往往由多个未知因素决定，显然不能通过对单一语料事实的分析来解决；正如数学上多元方程的解无法通过一个方程式获得，而必须通过多个方程式才能获得一样。这正是强调跨语言语料的当代语言类型学在方法论上的突出优势。
强调跨语言的比较，也就是强调扩大语料和观察范围。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从最少语料中推导出尽可能多的原理和解释。这就需要改进方法，包括描写和分析的方法。途径之一就是采用“有限因素的穷尽排列组合”这样一种类型学中常用的分布分析法。两分表和四分表就是最简单的“有限因素的穷尽排列组合”。
我们认为，蕴涵关系是继“最小差别对”、“互补对立”和标记论之后，语言学形式描写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如同“广义形态”是对形态的发展一样，蕴涵关系的描写是对以往分布描写方法的一个发展，它在描写跨语言的分布现象时特别有用。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语言共性规律，而且也能帮助我们从尽可能少的语料中发掘尽可能多的规律。科学就是方法论(朱晓农，2008)。在科学研究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往往比找到问题的答案更有价值。
最后需要指出，虽然上述“两缺一”和“四缺二”的分布描写反映了可能性等级和两因素互动现象，但是否一定如此，尚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四缺一”，发现了这种分布不一定能找到相关两因素，毕竟描写还不等于解释。俗话说，“把问题讲清楚了，也就解决了一半”。这一方面表明了讲清楚(即明确描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描写毕竟还不等于解释。例如，我们曾注意到一个“四缺一”格局(陆丙甫，1989)：“本次列车开往成都，沿途经过郑州、西安等地”这句子，其中的“等”和“地”如分别用双音形式“等等”和“地方”去代替，共可得四种格式“等地、*等等地、等地方、等等地方”，其中只有“等等地”是被严格排除的。这是一个“四缺一”的例子。可以从中知道用“等”或“地方”是组合合格的充分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两个形式是优势的。这个格局无法用可能性等级来解释，因为其蕴含关系是：“等等”蕴涵着“地方”，或“地”蕴涵着“等”，其中蕴含前、后件之间不构成最小差别对。若用两因素互动模式去解释，确实很难找到两个充分条件或优势形式的功能解释。看来要发现这个现象的解释，还需要对相关现象做更广泛的观察、分析。由此可见，对于发现可能性等级和互动两因素，“四缺一”描写格局只是可能的并且最简单的描写格局，但并非是充分的描写格局。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个“四缺一”格局，能找到的功能解释因素不止一对。
总之，明确的形式描写可以引导我们，但不能代替我们，去发现真正重要的相关因素。“描写说明了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中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并没有对这种逻辑条件关系做出解释，即为什么这些条件能够必然地推出这些结果。只有寻求出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原因，科学解释的目的才算达到。因此，描写本身还不能算是解释，但它却是解释所必需的，没有充分的、干净的、整齐的描写结果，解释无从进行”(金立鑫，2007：393)。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根据四分表推导出的“优势”，本身不是解释，但是却为解释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启示。至于“和谐”，在理论分析中的主要作用，并非是本体的功能解释，而是方法论上的，是控制变数的一个手段，类似自然科学实验中的条件控制。
注释：
①之所以说这条共性的逆反命题更容易解释，是因为人类认知机制处理积极的表达，比起处理消极的表达更容易。所谓积极的表述，就是用积极词汇“大、高、长”等而不是消极词汇“小、低、短”等。例如，我们较多说“甲大于乙”而较少说“乙小于甲”。这道理跟做加法比做减法容易一样，虽然两种运算仅仅是过程相反而已。“前-后”这方面的差别甚于上述的度量差别，因为多了一个差别，眼睛通常只看前不看后。我们对前面的事物的熟悉程度远超过对后面的事物的熟悉程度。语序的前后虽然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但时间认知起源于空间认知，因此空间认知方式会影响时间认知方式。
②Greenberg共性44为“一种语言如果在第一人称上有性的区别，那么第二或第三人称，或者这两种人称，也总有性的区别”。共性档案93(Plank，2006)“第二人称单数有性范畴，则第三人称单数也极可能有性范畴”。有趣的是，汉语口语中虽然代词都无性差别，但是书面中第三人称有性(他、她)，第二人称偶尔也有(你、妳)，特别是港台文字中。但第一人称绝无性差别。
③这条共性来自Greenberg共性35(多数在所有的语言里都用某种非零形式的语素表示，而单数在有些语言中仅用零形式表示。双数和三数几乎从不采取零形式)。就双数和三数从来不用零形式这一点来说，可以用经济原则解释：双数、三数使用少，不妨用复杂些的形式。但单数和多数的关系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单数和多数的使用率差别并不明显。如果把“多数、双数和三数”概括成广义的“多数”(非单数)，也就是成了“单数有非零形式标志蕴涵着多数有非零标志”，那么其解释就可以同时用到经济动因和象似性动因。
④后来的调查表明，“如果它们后置，语序或者依旧，或者完全相反”并不确切，因为还有其他可能性，因此Hawkins(1983：117-123)认为是“无可预测”。
⑤曲线括号｛｛｝｝表示从属语离核心的结构距离，即在核心定位的轨层结构中的所处层次，跟前后无关。
⑥汉语虽然是VO语言，但却是RelN语序。这是世界语言中极少见的例外。这可用部分地汉语宾语很容易通过话题化和前置词短语形式(如“把”字短语)移到动词前这一点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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