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特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以来，随着市场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由温和型向恶性型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影响今后几年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对1993年以来发生的通货膨胀特征作些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遏制通货膨胀提出一些基本思路。
199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物价迅速上涨的势头，到1993年末通货膨胀率为13%。进入1994年，这种势头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94年末，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1%左右。
和世界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相比，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我们只有对这些特点有个深刻的明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有力可行。
一、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
经济运转的周期性，决定通货膨胀也必然是周期性的，在中国也是如此。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已出现四次较大的周期波动，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四次较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建国初期从国民党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是1959～1961年的高通货膨胀。第三次是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第四次是1993年到现在的通货膨胀。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第四次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它与前三次通货膨胀又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对策的选择上也应有所不同。前三次通货膨胀，我们都是采取财政信贷双紧的方式治理的，是一种急刹车方式，大致用两年的时间就拉下了通货膨胀。特别是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效，可称之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之一。
经过1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商品市场已初步建立。同时，近几年也陆续在建设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1994年，我国又开始进行系统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正在着手建立。1993年开始的这轮通货膨胀，是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是在传统的计划产品型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出现的，是在经济步入起飞时期出现的。若我们继续采取传统的急刹车方式，可能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后果，甚至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对策选择上必须明确：
首先，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期，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这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普遍规律，问题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对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幅度之内，即控制在公认为10%警戒线之下。其次，要采取逐步而稳妥的处置办法，政府治理通货膨胀，不是采取急刹车方式，而是软着陆方式。争取用三年时间，即从1993-1995年，把通货膨胀率拉到10%以内。这样，能避免经济大滑坡，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再次，对治理通货膨胀每年用力要均匀，不要时大时小。稳定地降下通货膨胀，也能起到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可较为有效地防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过强的政策冲击，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最后，要有效抑制居民高通货膨胀预期，正确进行舆论导向，弱化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抑制高通货膨胀预期，对于控制通货膨胀形势也有重要意义。要正确利用预期效应，防止它导致需求拉上转为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相结合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发生；也防止出现预期陷阱效应，吸收启动经济发展的多投入货币。
二、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混合型通货膨胀
这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又一特点。混合型的通货膨胀，既是需求拉动型的，又是成本推动型的。需求拉动型很明显，近十年货币供应量过猛，创造了一个巨大货币购买力，形成需求大于供给，供需严重失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成本推动型也很明显，物价劳务价格持续上涨，产品成本越来越高，其价格提高后，又产生连锁反应。
中国通货膨胀所以具有这一特点，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是个复合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其特点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力低、经济落后，农产品价格低廉，农副产品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工业经济相对先进，工业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农业产品价格，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所谓复合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表现为工业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放在其次；重工业中，优先发展机加工业，原材料基础工业放在第二位；轻工业中，消费品工业放在首位，而高附加产值的轻工业放在第二位，（甚至没有地位）。在这样大的二元经济结构下面，产生许多层次的小二元结构。这种复合型二元经济结构，必然引起了物价的上涨；重工业优先发展则在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上占尽天机，还能获得其他一些政策性的待遇，导致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使重工业从产值增长速度、产品价格、资源占有、资金获得等方面与农业轻工业脱节；农业、轻工业在资源分配中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其产出也就越小，成本就越高，自然拉动了物价上涨，消费品工业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成为长线。而一些高附加产值加工业和基础工业周期长、见效慢、效益低，成为短线。这样在两大类产业中资源、资金、劳动力占用也极不合理，从而造成了交通能源产业的瓶颈状态，这样与上边同样道理拉动了这类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为混合型的膨胀。
鉴于此，我们必须从抑制需求和控制成本两方面来消除通货膨胀赖以生成的根本。
首先，要适度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一是企业工资基金的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后要低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率；机关、事业单位必须执行国家统一制定的公务员工资和津贴标准，把工资增长水平严控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二是各企事业单位必须发扬崇俭尚实、艰苦创业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三是针对目前股市低位徘徊状况，应在鼓励大的基金组织入市进行长期投资的同时，调整现有政策，挽回股民信心，以吸引大量的民间游资重新投入股市，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其次，要在改革中调整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关系，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一是务必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全国轻工业产值的70%以上，市场农产品是否合理、稳定，对稳定币值、稳定人心举足轻重。抑制通胀，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要有较大的发展。二是五大体制改革要注意调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按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国有经济与“老外”、“老乡”、“老板”等非国有经济均衡负担，平等税负，减轻国家财政和信贷对国有企业的压力。认真制定并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逐步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减少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瓶颈制约和由此导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三、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消费与投资同时增长的通货膨胀
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又一基本特点。
从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看，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集中计划的放松和市场导向的引入，各经济行为主体“腾飞”劲头十足，使得长期以来那种高投入、低产出，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经济格局愈演愈烈。比如，1981年至1991年十年中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8%，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9.1%；两者差距在1992年、1993年又进一步拉大：前者分别为13.4%、13.2%，后者分别为37.6%、22%。
从工资及消费基金的增长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看，经济体制改革后尤其是近几年消费需求空前膨胀，比如，1990年至1993年的四年中，国民收入分别增长5.1%、7.7%、15.4%、15.1%，而全国工资及消费基金分别增长13.4%、11.7%、19.1%、30.3%。
“双膨胀”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放权让利以后，计划经济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调节经济的手段，有的失败，有的效率降低，而新体制下的调节经济的手段尚未及时建立、健全，这就从体制转轨的空隙上造成各经济行为主体产生“利益自我软约束竞争”：一是企业从过去无权无利无责的政府机构附属物变成有权有利少责任或无责任的经济行为主体。他们一方面实现自主经营，另一方面却只负盈不负亏，亏了可以撒手留给政府。二是政府及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内部运行机制并没有转换，只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得到了改革，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得到了扩张。三是现行专业银行属于政府，在资金来源上严重依赖中央银行的金融体制下，也存有“利益自我软约束竞争”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又必须注意采取这样两方面的对策：
第一是从严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在资金短缺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经济体制改革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没有实现之前，从严控制货币、信贷总量仍是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基本措施。当然，就目前的通货膨胀形势而言，控制压缩货币、信贷总量要适度，应注意尽可能不以牺牲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
第二要加大治理流通秩序的力度。流通秩序混乱是近年来加剧通货膨胀形势的非经济因素，中外经验说明，市场经济固然要发挥“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但也不可忽视“看得见的手”的配合作用，尤其是我国转轨时期更要注意运用“两只手”来管好市场。笔者认为：要建立健全物价监管机构和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对市场物价进行检查，并采取有效处罚措施。要依靠法制来规范各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如逐步制定、完善商标法、专利法、反垄断法和反暴利法等一系列经济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流通正常秩序。要改革某些商品的流通体制，减少中间环节，消除不合理的层层加价。
四、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经济低效率型的通货膨胀
低效率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第一个特征。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看，通货膨胀发生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实际总供给小于总需求。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的基础与许多国家的不同点就在于微观经济运行的低效率。低效率必定要对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产生影响。从投入产出的关系看，低效率使长期的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相对高的投入，而获得的却是相对低的产品。由此而言，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低效率和多投入资源对低效率进行替代的情况下，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度并存，深层次的供给不足转化成为资源多投入压力形成的需求过度。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是典型的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度的混合型的通货膨胀。其深层次原因是劳动经营管理和投资及资本使用的低效率。由于低效率是我国经济运行长期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压力具有刚性和长期性。当然，低效率型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是说物价上涨程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处于两难境地：要将通货膨胀率压缩到理想的水平上，其代价将十分昂贵，一是增长速度要大大下降，忍受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痛苦；二是许多工厂将开工不足，许多投资项目将停建缓建，许多服务行业将陷于萧条，导致许多工人失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越积越多，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还相对落后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所大忌的结果。而要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又必然是通过目前的银行货币体系，给相当大比重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输入血液”，给低效率投资项目“输入营养”，长此以往，一是常发生通货膨胀，使居民手中的人民币不断贬值，影响社会的安定，二是更为可怕的是贷款中的呆帐坏帐日益增多终将导致整个国家银行货币体系的危机。
显然，在微观经济运行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下，要消除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是应当从提高效率、改善供给入手，根治劳动经营管理的低效率和投资的低效率。而根治劳动经营管理低效率和投资低效率，关键在于加快和深化各项改革，特别是企业制度的改革，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措施，尽快理顺劳动工资制度、企业制度、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投资体制等等，以改革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低效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五、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投机行为高涨下的通货膨胀
目前这轮通货膨胀，除了上述一些旧的机制仍在起作用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其中，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盛行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和激化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到1993年底，全国股份制企业累计已达1.3万多家，股本总额2086.32亿元，股东人数有2800万人。1993年全年A股股票市价总值13.27兆亿。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投机性很强。据粗略估算有千亿元投机资本在炒股票和证券。
又如，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机资本保守估计约有1000亿元，不保守估计则可能达2000亿元。1993年全国仅未售出的商品房积压资金达500亿元（按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在我国刚刚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中，投机行为显而易见。
1993年红火起来的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上，大约也有近千亿元投机资本。
这样，粗略估计，保守算法全国约有3000亿元的投机资本。
大量投机资本的社会存在是诱发通货膨胀的又一重要因素。例如1993年的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投机资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兴风作浪，导致房地产价格狂涨。从而导致全国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这不仅集中大量资金于房地产上，也集中了大量建筑材料和生产资源于房地产上，其结果直接引致了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同时，因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40%左右的投资将转为消费基金，也助长了消费基金的快速增长，这样就从总体上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发展。当然，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不仅表现在房地产上，也表现在其他行业上。但房地产投资规模失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1994年的通货膨胀，仍然与投机资本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有效对策来抑制投机行为，减缓通货膨胀。
第一，要严控固定资产规模。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继续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约束机制，进一步医治投资饥渴症。将房地产开发、开发区建设、乡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步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及贷款计划，国家计委每年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产品政策的需要，制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由人大监督各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要强化政府对市场物价的必要干预。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和主要商品储备制度，通用经济手段平抑市场物价。要强化而不是削弱物价管理部门的建设，使物价检查监督经常化、制度化。要加快法制建设，完善价格管理制度。
第三，政府必须尽快制定和完善中国的反暴利法。对服务和流通领域中的暴利行为，特别是对房地产、证券、期货等敏感行业中的暴利行为，要坚持抑止，对收钱交易、“官倒”、“兵倒”等行为要严加惩处；对贩卖毒品、贩卖人口、卖淫、赌博等丑恶行为要坚决打击，为治理通货膨胀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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