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国民幸福感的震荡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幸福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6)02-0080-10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圣人先哲对此有数不尽的训诫和智慧。幸福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两个参考答案。一个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幸福”，另一个是“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在心理学意义上，幸福感主要指直接体验到的快乐、欣喜与愉悦的情绪，以及基于自身生活质量而产生的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毫无疑问，幸福感对个人而言，可以显著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包括更好的健康状况，更加快乐、长寿，更高的工作成就与经济收入，更好的社会关系等；对社会而言，幸福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发展。因此，世界各国都把提升国民幸福感作为其政策实施效果的终极目标。例如，1972年，不丹就制定了“国民幸福总值”的国家发展指标，英国“新经济基金”制定了包括生活满意度在内的“幸福星球指数”[1]。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现阶段而言，提升中国国民幸福感所面临的社会大背景是社会转型，国民幸福感的现状、变迁以及发展特点，无不带有这个特殊发展时期的烙印。 一、国民幸福感的现状 2014年，国外研究者通过对过去近二十年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发现近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与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时间与幸福感呈V型关系；中国人的幸福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下降，2000年左右跌到谷底后开始反弹，持续上升到2007年为止(2007年是研究者能拿到的最新年份的数据)[2]。这与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调查结论基本相似。他们发现，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2001年下降到6.80。200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在下降。伊斯特林等2012年对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最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未相应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3]。 然而，大多数西方经典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4]。韦胡文等研究发现，在过去五十年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民幸福感均有明显上升[5]。斯蒂文森和沃尔夫通过对近100个国家资料的分析，发现经济增长能正向预测幸福感水平的增长[6]。反观中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GDP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速，国民收入与生活质量也显著改善。按照西方的研究预测，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应该呈增加趋势，或至少不应下降。西方对幸福感的研究与中国国情产生的矛盾，是否可以用现有的理论进行解释呢？ 关于经济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伊斯特林在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对于国家来说，经济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带来民众相应幸福感水平的增加。韦胡文提出的绝对幸福理论则认为，人们的幸福感受以基本需求为标准，是天生和固有的情感，因此经济增长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7]。对此，伊斯特林再次论证，欧美发达国家自1973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8]。我们认为，以往研究似乎过于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无论以上升、下降，或者曲线描述二者关系或许都与现实情况有一定的差距[9]。因为，人们的幸福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当然也包括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社会发生升降和波动。 为了给中国国民幸福感的震荡与变迁问题寻找答案，我们以新的思路进行了一项简明扼要的幸福感调查。大规模(217 356份)分层抽样的网络调查问卷结果表明，81.4%的人表示自己幸福或很幸福，感觉自己不如过去幸福的人数仅为18.6%(图1)。这一研究发现与最近一项国内研究结果也遥相呼应。该研究针对有关“千人百村”的调查，从农民的幸福感、公平感、阶层认同和对政府的态度四个维度对农民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总结，认为农民的社会心态，在整体上呈积极和乐观向上的趋势[10]。
图1 国民幸福感现状调查 注：本文所有图表数据均由2015年217 356份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整理而成，下同。 然而，另一方面是国民感觉“很幸福”的比例仅为20.6%，并不十分理想。伊斯特林于2010年提出的新修正的幸福悖论认为，虽然从短期看，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相同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提升幸福感的空间是有限的，因而当其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出现停滞或下降状态。他特别强调中国、巴西、韩国的幸福感下降和经济增长的不协调趋势[11]。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我们设想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国民对幸福感的要求和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提高，幸福感的内涵在逐渐扩大。在渐次扩大的幸福感内涵中，由经济收入决定的那部分幸福感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逐渐降低。 我们的这一理论设想能解释现有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一些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幸福感有增加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在贫困国家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并不显著[12]。这是因为当人们生活处于贫困时，幸福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上升，但在人均GDP3 000美元存在一个“拐点”，超过这个点后，幸福感将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继续得到很快提升，即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础或必要条件。当民众收入达到衣食住行无忧，超出了基本需要的满足，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就会减小，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累积效应就会受到其他心理因素，如社会比较、社会环境适应等的干扰而逐渐减弱。比如，国外最新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便属于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3]。我们课题组的进一步分析结果也表明，目前中国国民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很低，仅为0.14。 上述研究设想与相关研究结论提示我们，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国家和政府强调保障民生，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与共同发展之路后，国民幸福感开始呈弥散状态，不但国民幸福感体验的个性化特点更加明显，而且从本位化倾向逐步向全民幸福化过渡，如追求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生态环境安全等将会成为构成国民幸福感内涵的新元素。 二、国民幸福感震荡的特点 诚如上述，虽然中国国民幸福感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震荡不断、起伏不定。这是因为很多因素会影响幸福感，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和心理因素等。其核心要素有人均GDP、健康寿命、人际信任感、生活满意度、腐败和慈善状况等；基本要素如人格、环境、管理、时间、社区活力、文化的特异性和包容性等。此外，还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等。这样就造成了国民幸福感的波动性、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 1.年龄与幸福感 年龄与幸福感有一定联系。研究表明，年龄和幸福感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14]。本次网络调查表明，感到“很幸福”的人数比由多至少的顺序依次为老年人(35%)、中年人(27.3%)和青年人(16.7%)；总体上感到幸福(“幸福”与“很幸福”之和)的人群百分比由多至少也同样依次为老年人(88%)、中年人(84.7%)和青年人(79.6%)。感到不幸福的人数比刚好相反，依次为青年人(20.5%)、中年人(15.3%)和老年人(12.0%)(图2)。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幸福感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
图2 国内民众年龄与幸福感的关系 对于老年人为什么比年轻人更幸福，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在认知层面，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把积极、中性和消极的图片呈现给年龄不同的被试时，年轻人看见“负面”事物时，脑电波信号增强，老年人的脑电波却没有什么反应。但两者在面对“积极”事物时却没有显著性差异。这造成负面事物对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影响更小[15]。对负面事物关注的不同，或许是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幸福的一种认知层面的解释。生活习惯或许会提供另一种解释。已有研究表明，早睡早起的“百灵鸟”比熬夜的“猫头鹰”的幸福感更强[16]。一般来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早睡早起，而年轻人则更习惯熬夜，因此老年人良好的生活习惯可能也是他们比年轻人更具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在动机发展方面，这可能还与不同年龄阶段人们的心态和人生发展任务或成就动机有关。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不同的成就动机又决定其抱负水平。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老年人因为意识到自身的成就水平高于其抱负目标，于是会产生较强的幸福感，而青年人觉得自己的成就水平远低于其抱负目标，于是就感到不幸福。 2.教育程度与幸福感 不同教育程度会影响幸福感水平。调查表明，感到“很幸福”的人数，随教育程度提高而下降，感到“很幸福”的人群比，依次是初中及以下(29.7%)，高中(21.0%)大专及本科以上(17.0%)。总体上感到幸福(“幸福”与“很幸福”之和)的人群百分比由多至少也同样依次为初中及以下(85.8%)，高中(82.0%)大专及本科以上(80%)。感到“不幸福”的人数刚好相反，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图3)。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低。本调查结果与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一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国民幸福报告2014》指出，“小学学历最幸福，博士学历人群的幸福指数最低”[17]。接受更多的教育，原初的目标之一是让生活变得更幸福，然而这一结果却显然有悖于我们的愿景。不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能出现提升幸福感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学历越高，越不幸福的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常识相悖的情形，对个体来说，也许简单和知足是幸福感体验的重要源头[18]；就群体而言，也许还与时代的心理参照系有关。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来自外部世界、发达社会的多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社会比较，特别是横向社会比较。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能接触到的参照群体较少，而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其参照群体不仅限于自己实际生活的小圈子，还会将自己与同等学力水平的全国其他地区的人群，甚至是国外同等条件的人群进行比较。
图3 幸福感在不同受教育程度民众中的分布 因此，原因之一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表面的负相关关系都受到了个体成就目标的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不仅参照群体更多，同时也会由于其成就动机更高，而倾向于选择更高的目标进行比较。所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进行社会比较，会给自己的幸福感带来不良影响。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一方面没有更多的渠道获知可比较对象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成就动机不高，还会将自己的境况比自己差或者与自己差不多的人进行比较，而研究表明这种切合实际的比较反而能增强个体幸福感[19]。因此，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社会比较反而能增强或至少不会降低其幸福感。但需要注意的是，向上的社会比较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短期内，它能让个体的幸福感下降，但长期来看却会增加个体奋斗和努力的动力，让个体取得更多的成就。 3.经济收入与幸福感 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较为复杂。网络调查发现，经济收入最低的群体(月收入1 000元及以下)，其总体幸福感(“幸福”和“很幸福”之和)最高(85%)，感到不幸福的人数最少。感到“很幸福”的人数百分比，与月收入呈U型关系。月收入从1 001-3 000元开始下降，月收入6 001-10 000元后开始上升，月收入10 000元以上的群体感到“很幸福”的人数比例(25%)才超过月收入1 000元以下群体的人数比例(22%)。从总体上看，个体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幸福感提高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图4)。
图4 幸福感在不同经济收入民众中的分布 广州大学最近发布的《2015年中国广州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也佐证了我们的结果。月收入50 000元以上居民的各项幸福感指标及总体幸福感确实是最高的，但排在第二的却是月收入1 000元以下的居民。处在两者之间的居民的各项幸福感指标分值差异并不显著[20]。这说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经济收入并不是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4.职业与幸福感 不同身份、职业会有不同的幸福感体验。网络调查表明，退休者和农业劳动者幸福感最高，其次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总体幸福感(“幸福”和“很幸福”之和)退休人员(88.0%)、大学生(86.8%)和农业劳动者(85.0%)居前三甲(见下表)。而北漂(泛指)(28.6%)、低保群体(27.9%)和农民工(23.1%)感到“不幸福”的比例最高(图5)。 退休人员与大学生的幸福感较高，理解起来相对容易。国内近几年的退休政策相对较好，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与退休前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但各项生活开销(如车子、房子、食品、交际等)却明显下降。社保、医保的完善让老年人感到生活有保障。大学生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小学、初中，尤其是高中的高压学习和快节奏生活后，大学阶段的学业压力相对较小，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明显增加。因此，大学生的幸福感也较高。 农业劳动者与农民工的幸福感分居前三名和倒数三名，这也反映出幸福感的主观性和复杂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个体的比较标准有关。农民工可能是农业劳动者中抱负水平较高的群体，高抱负水平一方面促使他们进城务工，改善自己的客观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期望也较高，抵消了客观生活条件改善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同时，进城务工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提升了参照群体的质量。农民工进城后，几乎是城市中的最底层，相对剥夺感最严重，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
图5 不同职业群体感觉不幸福的人数比 北漂(泛指)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不同，但内在动机和心理过程却可能非常相似。两者都是自愿选择艰苦的努力，以期获得社会阶层的上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期盼能脱离之前的群体，但暂时还不能进入新群体，甚至不被新群体接纳和认可。他们可以选择后退，但坚持留了下来。可以说，他们的心理状态是“痛并快乐着”，这与低保群体不同，低保群体的状况并不是自己个人选择的结果，其较低的幸福感更应该归结于经济状况带来的实际生活困难，因此是“并无快乐的痛”。通过我们的数据和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现实的客观生活条件确实是幸福感的基础。如果连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幸福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当外在的客观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后，幸福感却会受到许多内在的心理因素的影响，此时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或不幸福感的因素就会很多，幸福感的获得也变得更加复杂。
三、国民幸福感的变迁：多角度的考量 我们正处于社会共同体时代。个人不仅经历自己的生活，而且更多地体验着他人和时代的生活。我们周遭的人、环境和社会，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而融入我们的生命中。曾几何时，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上幸福生活，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强调“共同富裕”“幸福中国”又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国民幸福感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简略的社会发展史。 这部国民幸福感变迁发展史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始于1992年[21]，这是对中国社会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概括。幸福感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描绘个体心理感受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发现，已有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大都集中于探讨个体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22][23][24][25]。国民幸福感如何随社会转型的变化而变化？结合已有研究，以及本研究分层抽样网络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我们提出，研究社会转型与幸福感的关系，要突破现有的研究思路，给社会转型与幸福感赋予更多的意义和内涵。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执著于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问题。探讨经济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命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源于学者对经济学认识的更新。经济学的创立本来是为了增加人类福祉，只是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偏离了既有轨道，从幸福转向了财富[26]。对经济学来说，关心幸福感，或者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对庸俗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反证。然而，这却不应成为我们在探讨社会转型时，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增长一项指标的理由。同时，已有文献以及本研究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并不稳定，至少就目前的测量方式和数据来看是这样的。国内研究表明，虽然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25]，但在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27]，或者即使显著，影响也已减弱到极低的水平[28]，甚至在某些时间段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29]。本研究分层抽样的大规模网络调查结果也显示，经济收入仅是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因素也会影响幸福感。国内研究者对广东省的数据结果分析表明，地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还不如国民背景因素(包括性别、户籍、年龄、学历和职业)的影响更大[30]。 不过，现有理论、文献及本研究数据也指出，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不稳定关系是存在边界条件的。即当经济收入的增加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满足基本需要时，会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然而，一旦经济收入不再对个体的基本需要起作用，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就变得不稳定了。例如，E.Diener及其同事综述了以往国民幸福感与国家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他们以日本为例发现，在1958年之前，日本人的幸福感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在1958-1987年的29年时间里，虽然日本人均GDP(已对通货膨胀进行了修正)飞速发展，但国民主观幸福感水平却基本没有变化(增长量仅为3%)。这里的时间节点是1958年，此时日本的人均GDP大约是3 000美元，是大概能满足个体生活需要的水平[31]。这是因为当收入提高到能在满足基本需要上发挥作用时，个体可以直接感觉到经济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但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经济增加带来的生活改善就很难直接转化为幸福感了。 把这一推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国内学者发现的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论了。2007年中国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3 000美元的标准(人民币20 337.1元)，①再考虑到测量方式(一般是纸笔或网络填答，对被试的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有要求)与取样(有时会采取方便取样)的因素，在选定的被试群中，人均GDP很可能早于2007年就超过了收入决定幸福感的临界点。因此，可以设想，在中国现阶段乃至未来，收入的提高可能很难通过转化为生活水平提高而对幸福感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幸福感的意义和内涵扩大了。由满足基本需要所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在整个幸福感中所占比例不仅减小了，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小。 在经济收入到达一定程度后，人们心目中的幸福感的内涵会逐渐扩大和丰富。此时，仅仅是情感的愉悦和对生活的满意就很难完全容纳幸福的内涵。国外幸福感研究概念的变迁，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演化过程的某种反映。比如，最早研究的主观幸福感是以直接的情绪感受与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构成[32]，后来侧重个体潜能发挥的实现幸福感[33]，以及侧重社会层面的社会幸福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34]。最近的研究则开始转向对生命意义的理论和测量[35]。 同样，不仅幸福感的内涵渐次扩大和丰富，社会转型也并不仅有经济收入增长一项指标。经济增长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唯一。依照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传统定义，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36]。其中，不仅包含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包括具体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37]。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会涉及许多相应的社会心理过程。因此，不仅制度变迁是考察社会变迁本身的一个重要视角[38]，还应当进一步考察这种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特别是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比如，从“大锅饭”到公平竞争，从“包分配”到自主就业(或创业)，这其中便涉及很多与幸福感有关的主题。“大锅饭”确实能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但“包分配”却降低了人们的自主需要。安全需要的满足有益于幸福感，但自主需要受阻却也会阻碍幸福感的提高[39]。同时，如果竞争是出于外部而不是内部动机，也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40]。又如，市场经济还要求劳动力的市场化，中国原有的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在逐步松动，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国民居所流动性的提高。国外研究表明，居所流动性的提高，不仅会降低个体幸福感，甚至还会增加个体成年后死亡的风险[41]。再如，美国学者T.Kasser曾系统考察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与美国国民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联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国民物质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宏观制度是个体物质主义的基础，而物质主义又反过来支撑制度的运转[42]。最近的元分析表明，物质主义对幸福感有普遍的消极作用[43]。 除了制度，社会转型还会间接带来社会许多其他方面的变化，比如，自然环境。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在转型之中，粗放型经济对环境的恶化与日俱增。国内研究者王芳及其同事结合对北京空气质量指数(API)连续10天的监控数据，以及在这10天时间内通过事件经验取样对被试幸福感的测量，结果发现，雾霾天气确实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不良影响[44]。 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社会变迁对社会心理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如社会心态的研究[45]，文化传承方式的变迁[46]，中国经验到中国体验的发展[47]，或者针对某种心理特征如价值观的探讨等[48]。我们认为，另一个思路是，考察社会变迁的具体侧面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这需要抽取出社会变迁的具体因素。除了上文列举的制度变迁、自然环境变化外，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深入探讨的因素。 四、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对策与建议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如何有效地提升国民的幸福感，这个议题已摆到了国家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提升国民幸福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第一，国家和政府要大力提升国民的国家满意度。研究表明，国家满意度可以较有效地预测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这一关系受到诸多变量的调节，包括家庭收入、生活的舒适性、居住的流动性以及人均GDP等[49]。在中国，国民更可能使用感知到的社会成功来评判生活满意度，即社会生活是生活满意度更为有效的预测指标。同时，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惯性让国家幸福即个人幸福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新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思维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网络调查中，有81.4%的人表示感觉现在比过去更幸福，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但仍有48.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收入待遇远低于自己的付出，53.3%的被调查者将公平正义作为最希望国家未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当前，人们普遍感到单纯物质财富的增加未必会让人感到幸福，只有获得了公平感、人的权益和需要得到了尊重，才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借力生力，实施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加强国家象征体系建设，着力强化国家认同意识，进一步强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以核心价值观承载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追求；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宣传力度；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建立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提升社会文明，提高生活质量，来大力提升国民的国家满意度。 第二，国家和政府要强调经济发展为社会幸福服务的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和政府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让国民能分享到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宏观税负就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国民的幸福感，但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国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而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显著正效应[50]。研究者在控制了社会人口、经济和情境性因素之后，研究发现食品价格上涨对国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同时，也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在幸福感越来越多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如何减少幸福感的损失就至关重要。据此，国家和政府应把国民幸福感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标体系，控制基建投资规模，稳定物价，加大公共支出，特别是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同时，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采取较为宽松的市场管理政策，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为提升社会幸福、国民幸福感服务。因为，经济收入并不是国民幸福感的必要条件，网络调查中也发现经济收入最低者(月收入1 000元及以下)却是幸福感最高者，但经济政策对国民幸福感举足轻重。 第三，国家和政府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幸福感水平和内涵的差异上，而且更多体现在文化特异性对幸福感的影响上。当然，文化特异性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共同性，如基本需要的满足、社会支持以及人格等因素。研究表明，中西方幸福感的差异体现在本源、意义、联系与时间性四个方面，在本源方面，中国文化强调适应环境，幸福感具有明显的和谐性；在意义方面，中国文化强调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强调群体福祉而不是个人福祉，幸福感具有明显的价值本位而非情感本位的特点；在联系方面，中国文化强调人际互依，而非独立，幸福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非个体性；在时间方面，中国文化下的幸福感强调未来取向，而非当前取向[51]。因此，国家和政府要根据中国文化背景下国民幸福感的特点，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即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正志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明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基于东方冥想所提出的正念训练就能增进身心愉悦，提升个体幸福感；引导国民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团结合作、互助互倚的新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追求共同幸福；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安全的生活生态系统，使人们减少各种内心的冲突，提升幸福感水平，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四，国家和政府要重视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幸福感是国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和结果。研究证明，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比重视获得某种结果的人更为幸福[52]。为此，党和国家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以提高国民心理健康水平、使人们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为根本目标。加强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国民能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接纳自己，并被人喜欢被人接受，从他人处感受温暖、热情和幸福，并建立和完善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他人抱信任宽容友善的态度，对人生持乐观满足开朗的态度，以现实态度直面现实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对积极的人事物做出积极的反应；倡导以运动获得健康和快乐，以音乐愉悦情绪和心灵，以作品体验真情与感动，借此获取精神世界的滋养，达到自我实现者心理健康的境界。特别要重视独生子女群体、学生群体、职业群体、特殊群体和网民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真正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心理健康是一种健康或幸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可以实现自我、能够应对正常的生活压力、工作富有成效和成果，以及有能力对所在社会做出贡献”。 第五，国家和政府要研发和推广高新技术产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高新技术产品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研究发现，固定电话、移动电话、音乐播放器与个人电脑等需要与网络连接的物品，与国民的高水平幸福感有关。在对移动电话和宽带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人们的自主性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引起幸福感的下降[53]。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最近几年发展迅猛的移动互联网更是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4]。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如何使这一主要的社会交往媒介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使高新技术产品成为国民幸福感的助推器，是国家和政府需要认真应对的战略课题，研发和推广具有幸福感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应是当务之急。 总之，国家和政府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国民幸福感的特点，把提升国民的国家满意度放在首位，倡导经济发展为国民幸福感服务的新理念，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文化的软实力建设、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推广应用高新技术产品等举措，全面维护与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水平。 ①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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