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与价格体系_价格体系论文

信息不对称与价格体系_价格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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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如同经济理论中的其他一些基本概念一样,表面上显而易见稍加思索又难以定义。阿罗(1989)认为,所谓“信息”,就是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这个概念把信息与理性的学习原则(条件概率原则)及概率联系在一起,大大丰富了信息的涵义,并使得在概率基础上建立信息的分析性定义成为可能。

一、信息与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一般同不确定性知识联系在一起。人们关于事物的知识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是一种概率性知识,主体以一定的概率认为客体处于某一种状态,客体全部可能状态的一个主观概率分布构成主体关于客体知识的一个信息集。不确定性意味着在既定环境状态下个人主观概率分布处于离散状态,信号是能够改变个体概率分布的各种事件,而信息则是观察信号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分布之差。我们常说“如果我早知道就好了”。信息对于决策的价值就在于减少了关于事物知识的不确定性,就这个意义来说,信息本质上是不确定性的负量度。信息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能够改变先前的概率,允许做出更好的决策,因为信息的获取会改变决策者对采取行动后收益的预测。

奈特最早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经济分析,并认为利润的出现主要是由企业家处理经济环境状态中各种不确定性的经济结果。不过,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是一种真正的不确定性。正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获取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才有价值。在不确定性转化为利润的过程中,人们把握不确定性的知识(信息)成了不确定性转化为利润的关键。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数学上论证了所有的市场可以同时达到均衡状态(瓦尔拉斯均衡),但显然排除了不确定性的存在,隐含了完全信息的假定。完全信息的假定意味着:信息是免费财货;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信息,显示供求状况的完全信息;消费者和厂商具有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市场拍卖人完全了解市场的供求状况。在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价格将概括并转译所有相关的信息,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预先取决于偏好与约束,目的与手段的特定框架中。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性引起的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做出决策,并且应该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杨小凯,1998)。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指个体理性如何交互作用达到全社会的集体理性的过程。完全信息的假定使得市场过程如何实现决策间的相容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因为这种相容已经包含在完全信息假设中了。瓦尔拉斯拍卖人掌握了每一个病人的信息和每一个大夫的信息,结果他必须不仅同时就是那个病人和那个大夫,而且必须是所有的病人和大夫。

有关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的假设,漠视了现代经济生活中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劳动分工专业化所造成的信息分布不对等(生产的专业化意味着生产者某些产品的产出量为零,经济均衡是角点解而不是内点解),也无法解释现实中各种搜寻、学习过程和信息商品的交换,因为二者在逻辑上是根本矛盾的。事实上,完美理性并不存在,相互间的信息任何时候都存在缺损,不完全且昂贵地得到信息对任何经济体制构成一系列约束。且帕累托效率必须根据这些约束来定义。市场就是一个发现信息的过程,获得信息是有代价的。因此,市场的效率和均衡必须根据信息约束重新定义。

一旦引入不完全信息,经济学中的人就不再是一种对价格参数作出被动的确定性反应的函数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知识结构,面对着不同信息作出判断的人格化的人。每一个当事人都带着要素禀赋来到市场进行交易,此时他决策时的知识结构就是他拥有的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公共信息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具备的共同市场知识,所有的相关信息都能被所有市场参与者获取。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没有这种知识,人们将无法达成任何自愿交易。私人信息,是个别市场参与者所拥有的具有独占性质的市场知识。私人信息有3种类型:个人自身特征的知识,个人行为的知识,个人对环境状态的理解和认识方面的知识。正是私人信息使经济行为人人格化,具有了丰富性和差异性的个体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同质人假设。公共信息是市场运行的基础,私人信息是市场存在的基础。公共信息使市场参与者成为市场活动中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价格受支配者,而私人信息则推动市场参与者成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价格支配者。在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相互矛盾的信息交流中,社会稀缺资源得到不同效率的配置。

私人信息的独占性质孕育了信息非对称的因子。信息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是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结构的延伸。信息对称有三类:双方都处于“无知”状态、双方掌握有度量一致或相似的信息、双方都拥有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指有关某些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人之间不作对称分布。基本的信息不对称是以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不对称性为基础的。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效率的活动,这与多种社会因素相关。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信息的不对称性已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在现代经济模型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考虑在信息完全对称的环境中人们会如何行动,而且更关心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人们会怎样行动,以便认识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似乎显而易见的非帕累托效率。把不对称信息引入经济分析,建立对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般描述,是通过海萨尼转换和贝叶斯法则来完成的(张维迎,1996)。首先在公共信息的基础上描述参与人的私人信息,海萨尼引入一个虚拟的参与人“自然”,自然首先行动,决定参与人的类型,参与人知道自己的类型,其他参与人不知道这个参与人的实际类型,但是知道这个参与人类型的概率分布。其次描述参与人彼此之间对其他人的私人信息的猜测这种行为,在猜测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策略,贝叶斯法则描述了这种不确定性情形下人们的理性行为。在此基础上,信息经济学通过贝叶斯均衡和精炼均衡构造了一套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严整的规范研究的方法,刻画了信息这个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从信息和不对称信息角度重新审视和分析经济学命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故事,解释许多制度性安排,加深了我们对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理解。

二、价格的信号功能及局限——价格体系与信息不对称

瓦尔拉斯均衡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即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关系,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将调整价格(瓦里安,1997)?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寻找市场出清价格的全知全能的“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存在,以保证价格收敛速度如此之快,市场迅速出清,市场价格几乎可以被视为给定,每一个当事人对价格体系具有正的,但无穷小的影响。而事实上很多交易在均衡达到之前就已实现,均衡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从来没有暂缓过实现。一般均衡理论在均衡方面很强而在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弱,与此相关,哈耶克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诘难:分工使人们只知道与自己工作有关的那部分知识(可能是人类全部知识的沧海一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取得这些知识的全部,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那部分知识选择他的行动计划,所有这些个人的行动计划是怎样达到互相协调的地步呢?在一个高度信息不对称的交换系统中,劳动的分工所导致的知识分工何以没有阻碍劳动分工的协调?合作秩序是如何扩展的?

哈耶克(1989)本人从信息角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理性经济秩序的特性是由环境的信息决定的,但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信息从来没有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过而只是以不完整的常常是矛盾的形式散落于独立的个人之手。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的资源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确保对社会每一成员均了解的资源的最佳利用问题,但目的相对重要性仅仅只有这些分散的个人才知道。”显然,这是一个在任何人都只得到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信息的问题,他需要多少信息才能成功地作出决策。

解决人们信息的无法避免的不完整性,需要一个不断传递和获得信息的过程。市场就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通过市场的运转,资源的个人相对重要性的信息随着个人的交换,而在不同的个人之间传递。竞争性市场过程中的价格体系则给每一种稀缺资源标上一个数量指数(价格),其中凝结了该特定资源在整个手段——目的结构中的重要性。当个人的特定的手段——目的重要性发生变动时,价格体系现在只须考虑一切有关信息都集中于其内的价格,通过调节数量,就能够重新安排他的意图,协调整个手段——目的结构。因而不需从头开始解决难题,也免于在任何阶段同时研究该阶段的全部细节,因为价格体系已综合了这些细节(哈耶克,1989)。私人信息在竞争性市场过程中已消融于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市场而在发生作用,这并不是因为其成员中的任何人研究了整个领域,而是因为他们有限的个人视野具有足够的相互重叠部分,以致能够通过许多中间人而将有关的信息传达给一切人(哈耶克,1989)”。这个过程使人们相信,他们看到的局部的有限的事情是可以依赖的关于市场整体的信息。

价格体系作为信息的浓缩装置和传导器,传递了关于资源相对稀缺的信息,正是这些向许多个人传送的附加信息,各个分散的个人(同时掌握有分散的信息)才得以调节自己的计划以适应别人的计划,社会稀缺资源在这种相互协调中得到了有效配置。不仅如此,人们还通过价格体系所提供的信息寻找其最佳计划方式,由此形成自然选择的社会分工。因而,价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号,价格的变化就是一个信号传递的过程,价格体系构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网络。

在哈耶克看来,竞争性价格体系内含的信息交流和发现的过程,从而价格作为信号,协同了专业化分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每一个人都只考虑与自己有关的信息,结果却使信息在市场中扩散,造成了市场秩序。

但是信息的交流和发现并不是无摩擦的,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价格体系的运行存在交易费用。尽管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的概念有待澄清和定义,但无论产生什么样的对帕累托最优性的偏离都隐含地解释为一种交易成本。

查特金和萨缪尔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双方叫价拍卖模型(张维迎,1996)。模型中,卖者提供一个商品的成本(即该商品对卖者的价值)是C,该商品对买者的价值是V。卖者和买者同时选择要价和出价分别为Ps和P[,b],这里C,V,Ps,P[,b],[0,1],如果PsP[,b],按(Ps+P[,b])/2成交,否则没有交易发生。这个模型在完全信息条件下,C、V是公共信息,V≥C,模型有连续的帕累托有效均衡:Ps=[C,V]。但在不完全信息时,C、V是私人信息,即C、V是卖者的类型和买者的类型,结果证明V≥C的帕累托有效交易不能全部实现,不完全信息比完全信息时的均衡交易数量减少,这种偏离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费用造成的。

杨小凯(1998)从专业化分工造成信息不对称的角度重新考察了瓦尔拉斯均衡机制,最后认为瓦尔拉斯均衡机制实际上隐含着极端的信息不对称的假定,反驳了对这个均衡机制需要完全信息和没有信息不对称的批评。这一点与哈耶克异曲同工,但杨的模型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出发,更加现实,也是异乎寻常的。杨把交易费用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种。人们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狭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如V-C),每个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得到的好处。这种与完全竞争模型中帕累托最优的偏离,扭曲了有效的资源配置,而信息不对称就是机会主义行为能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根源之一。

在前面的双方叫价拍卖模型中,买卖双方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纳什议价模型与瓦尔拉斯均衡没有区别,双方根据完全信息达成一致性预测(Ps=P[,b]),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双方的策略是利己不损人的非机会主义行为。引入信息不对称因素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信息少的一方对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不信任,一部分潜在的互利交易由于欺骗的可能而不能实现,产生内生交易费用。杨小凯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即两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动态议价,他认为此时内生交易费用不在分工的净好处很低或很高时产生。在自利的考虑下,在分工的净好处很低时,欺骗很容易使分工的好处失去,人们不轻易欺骗,因此内生交易费用很少。而在分工的净好处很大时,人们付得起“说服费”(建立信任的费用),这种说服费只起收入转移作用,也不会有内生交易费用。而在二者之间,机会主义行为最为盛行。

他接着分析了完全信息下的多人动态议价模型,模型中假设相当多的人集中在一个相当小的地方形成市场,每个人从正在议价的对手转向他人所需时间很少,即外生交易费用很少,从该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市价可以无限趋近有效率的价格,但不等于有效率的价格,即无限趋于瓦尔拉斯均衡,但不等于它。这种议价过程中形成了非人格市价,机会主义行为无利可图,人们不必知道他人的偏好、生产条件,只需将价格视为参数做出决策用非策略行为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不再直接议价。之所以市价不等于有效率的价格。因为还存在微小的内生交易费用,正是这种投机套利活动发挥了限制内生交易费用的作用。杨没有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多人动态议价(那就是一个相当真实而复杂的市场),只是指出这种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也会有效地减少,而重复博弈将加速这个进程。

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要求有无数个独立的交易者,自由与快速的资源流动和知识的传递,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以及交易商品的无限可分性。杨把不对称信息纳入了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来分析,认为瓦尔拉斯均衡机制所隐含的极端信息不对称反而可以消除由于操纵价格和信息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分工经济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竞争性的价格体系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过来又促进了信息不对称及分工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个分析比纯粹的完全竞争更富现实解释力,但仍隐含了大数目条件、外生交易费用很小、商品是无限可分的假设。一旦考虑到小数目条件,其他人的行为就不再能被总结在一个非人格化的价格里,必须对决策间的相互依赖性质进行分析。外生交易费用则会导致价格的离散,单一价格法则就不存在了。更加重要的是,商品具有不可分性,并不是同质的。商品的物质属性是非常复杂的,价格相同的商品,其价值有所不同,人们需要花费一定的资源才能观察和证实这种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试用、试尝的活动,仅仅是因为可能存在这些费用,这也就意味着考核商品品质的成本是多么高昂(巴泽尔,1982)”。由于考核成本的存在,对商品按其物质属性无限的分级、使商品的价格空间和商品空间一一对应来建立一个完备的价格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橘子的表皮和份量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橘子的真正价值。对于任一商品,定货者无论对该商品的物质属性作了什么样的要求,生产者都有相机选择的余地,因为双方在获取关于商品物质属性信息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即存在信息不对称,于是卖方可以在买方相对难以考核的商品维度方面投机取巧,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结束语

考核成本的存在,说明完全的信息是不经济的。考核成本的差异,则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商品都是标准化的,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建立一个完备的价格集,价格相同的商品价值相同。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考核成本,价值不同的商品仍然以相同的价格出售,价格传递稀缺性的功能就是有限的了。或者说,价格体系并不能传送完全的信息,此时价格传递的信息,实际上包括了相对价格和一般价格两种,而两者都无法直接加以观察,因而经济行为就面临如何区分两种价格即信号筛选的问题。相对价格与资源分配即供求有关,而一般价格与分工水平即价值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信号作用就变得不够了。在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中,价格将不再是惟一的信号,正如在柠檬市场和信贷配给中所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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