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类分思维与战国精神——兼论五行八卦模式的专制主义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制主义论文,战国论文,本质论文,思维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权力的视角剖析一种思维方式的性质，并在时代精神的框架内确认其意义，类似研究在学界现有成果中尚未见到，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进行的尝试。笔者的观点是：对天下秩序的探索、规划和想象是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及其理论家实践与思考的重大课题，其主要内容是以天道为依据，以王权为原点为世界植入网格，赋予条理。这既体现在建设和强化王权的社会实践领域，也体现在时人关于完美秩序的理想和想象中，但首先体现在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而上层面。因为，随着大一统世界观的形成，超然而无情的“天道”取代“天命”成为世界的最终支配者，其内在韵律和节奏形成了统摄一切的中央机制，使世界呈现为一种“井井有条”的先验整体性与完美性，因而通过对事物进行归类、编排来模拟和再现天道运行的结构与机制，成为这个时代秩序建构的基本模式。古老而朴素的类分思维在这种新的宇宙论背景下突然大行其道①，不仅承担了对万事万物进行序列化和网格化的使命，而且充当了正在崛起的专制王权精神上的盟军——因为它把一种来自绝对中心的有机秩序的观念播植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 《荀子·王制》篇有云：“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这是这个时代在思想领域的宣言，是真正体现战国精神的方法论：强调“类”对“杂”的约束，“一”对“万”的统摄。前者指的是以相似原则对事物进行的类属性归纳，特别是以“数”为条目进行的系统化整理；后者指的是天道对万物的统摄作用，落实于以八卦、五行模式对宇宙结构和运化机制的模拟。毫无疑问，它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大一统专制王权对天下秩序的网格化与条理化操作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一、分以名类，纪以度数：天下万物的条理化 “类比”、“类分”与“类推”本是朴素而极具普适性的认知方法。古老的阴阳八卦思维就是通过将事物分为两类八部并无限比附串联“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到春秋时期，以数字对事物的类属性进行概括成为思考能力的标杆，思想家们喜欢用带数字的条目概括物类的本质，提出劝诫或教言，如《左传·隐公三年》有“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论语·季氏》有“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论语·尧曰》有“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阳货》有“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可以确信，在当时这种概括能力还属精英人物的天赋之能。 进入战国以后，以数目字对事物进行类处理便逐渐成为风习所尚了。《尚书·洪范》开篇列出了“彝伦有序”的“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文字古朴简奥，当是战国早期儒家后学的托古之作②。当时的思想家开始在天人一体的框架内探讨宇宙性的根本法则，他们把用数字归结的一套统治经验和致治方略视为上天传授的万世“洪范”，反映的不仅是自神其事的统治策略，还有初次勘破奥秘的欣喜与自负——对事物进行分类归纳本身即是思维的胜利，它意味着人作为主体把一种秩序施加到了对象物之上。 《左传》中的许多长篇大论，大都是战国时人借题发挥③，言辞浮夸，多有以数目字对现象进行的概括和归纳。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以相成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其他如《尚书·皋陶谟》有五典、五礼、五玉、五器、五刑、五品、五教、五服、五庸、五流、五宅等；《国语·楚语下》有“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畡数以奉之”；《礼记·王制》有“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周礼·夏官·司马》有职方氏“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韩非子》更长于以数字对现象进行类处理，如二柄、三守、四拟、五蠹、六微、七术、八奸、十过等。到了战国末期乃至秦汉之际，这种思维套路便泛滥成灾了，在《吕氏春秋》、《管子》等文献中，天地万物从山川物产、神灵鸟兽到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都被以“度数”和属性进行了类分、配伍，如《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以“五”为度的就有五方、五季、五帝、五神、五色、五音、五数、五味、五虫、五祭、五祀、五居等；而《应同篇》则根据“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原理，把同类、同声、同气的事物都拉拢到一起，无限串联组合。天下世界因此一切历历可度，井井有条。 《易传》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传统的类关联思维在其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乾·彖》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故而《同人·象》有“君子以类族辨物”。且看《说卦》是如何“取类”的：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从至大到至微，构成一个可以无限延展的序列，直到将天地万象包罗无遗。《系辞上》称，“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八卦像经纬宇宙的八根经线，将万事万物网罗在一起，系连于天道太极的根本上，可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战国时期兴起的名学也以“取类”作为论辩的基石。如《公孙龙子》以名之“相与”与否即概念所指涉的属性是否同类作为坚白形色之辨的前提；《墨子》以“故”、“理”、“类”为“三物”，主张“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墨子·大取》)，其《小取》篇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韩非子将儒、侠之类迂腐之人称为“不知事类”、“不察事类”者，强调英明的君主应当“以参伍比物”之法决难论事，“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 将万事万物进行归类，构成一个一个的序列，并不意味着“一”的消解，而意味着“一”的感性呈现，因为不同的序列都是“一”在不同层面的脉络和节点。我们说，战国是一个九九归一的时代，而“归一”的前提是分类，因为一个内部无序的耗散状态的“一”是没有统合力的、不能持久的。 二、推以五行，运以八卦：宇宙秩序生成与演变的模拟机制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抽象出“道”这个概念，使自然界摆脱了神的支配而成为认识的对象，但这种认识还停留在对根本原理的比况与猜想层面上，战国时期则开始通过对事物属性的抽象去模拟世界运行的原理和机制，其突出标志是八卦与五行的模式化。 尽管不一定为伏羲发明，八卦创自上古，却不为无据，因为在天、地构成的直观框架之内，根据水火风雷等具体之物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拟构宇宙运演的机制，并据以推测行事的吉凶，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维。文王演《周易》的传说，也不容遽然否定，因为商朝人仍然生活在“拘而多畏”的巫术氛围里，而春秋时期卦筮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技艺，故西周之初人文意识的觉醒，才是产生大易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修德进业的健行作风——的恰当契机。然而，将八卦与八方四时相结合，作为一个高度抽象化了的理论模式，用以系统地阐释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结构与功能，却是战国时期的创造。 《易·说卦》是这样描述八卦宇宙模式的：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由东而南、西、北，既是一个空间框架，也是一个随时间转换的功能过程，万物处其位而历其时，多姿多彩而有条不紊。《易·序卦》则揭示了遵循“由微而著”、“物极则反”的内在逻辑展开的、以六十四卦所代表的宇宙万物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发展和演化过程。这种过程不是直线行进的“辩证否定”，而是沿着太极曲线作“S”形运动，达到临界点后发生歧出或反转，但不会偏离太远，在逻辑引力或人的干预下必然回归，如此循环往复，至于无穷。如：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然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由“泰”而“否”是反转，由“盈”而“谦”属人为的克制，由“随”到“蛊”为歧出，“履”到“贲”乃回归。天地人相互影响，使事物的发展演变处在多重辩证否定的复杂关系中。并且，事物的发展演变受制于一个绝对中心的统摄，否则它们的轨迹不会永远被约束在S曲线之内。那个中心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隐秘于阴阳两个焦点之后的“太极”。《易传·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最后的本质因和动力源，万事万物的成长演化都是太极支配下的结果。《易》之断吉凶的依据是“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之所以能观其会通，是因为万物由一个来于共同本源的中央机制所支配，而八卦的运演正是对这一机制的模拟。 《易传·系辞上》有“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传·系辞下》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说明八卦不仅是宇宙之结构的体现，也是宇宙之机制的表达，则八卦的展开(成列)和运转(相荡)本身就是秩序的生成过程，是太极实现自己的过程，因而八卦模型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思维方式，它的志向是将万物一网打尽，使之各处其位，各司其职。《易传》提出的“太极”概念，正与《尚书·洪范》之“皇极”以及《左传》、《孟子》、《荀子》、《韩非子》、《礼记》等等之“圣王”相呼应。太极落实于现实政治领域是王者，落实于文化层面就是圣人，以天道解说王道，据自然秩序设想社会秩序(王制)，以圣人之旗号求为帝王之师，此乃战国时代儒家之心结。《易传·系辞》反复申说圣人参赞幽明、经纬天地的圣德大业，如《系辞上》有“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有“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反映的就是那种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易传·系辞上》)为己任的圣者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八卦是圣人规制天下的无上大法。此中奥秘早已被人勘破：“是以圣人经以三才而太极分，纬以八卦而太极复，一经一纬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备，天下之能事毕矣”④。 五行最初指的是“五材”⑤，即以水、木、金、火、土归类的、与民生日用密切相关的五种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宋国子罕论向戍弭兵，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之论；《左传·文公七年》载晋郤缺劝赵宣子归郑卫之田，称：“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水火金木土与谷并称六府，显然属民生日用之物料；《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国大夫游吉与赵简子论礼，有“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之言，“天之明”对应“六气”，“地之性”对应“五行”，则金木水火土为资生之材无疑。另外，《国语·郑语》载史伯为桓公谋划，有“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鲁语上》载展禽论祭祀对象，有“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以上记载所涉及的最晚时间为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7年，属春秋晚期。“五行”指的还是五种具体之物，其排列顺序也是随机的⑥。这五种东西特别是其中的水、火、土因为与人类社会的存亡紧密相关，在上古时期被许多民族视为神圣之物而膜拜，从而被赋予某种构成世界的基本“质料”的性质。古代许多民族如古印度、古希腊人都曾把水、火视为构成世界的元素，如印度《梨俱吠陀》创造赞歌部第二篇有“金胎，于太初出现矣……大水支胎子，且生火，而遍行宇内矣”⑦；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中国古代恐怕也有个以水为宇宙根源的隐秘传统，如《郭店楚简》有《太一生水》篇，称太一“藏于水，行于时”，认为水“是‘太一’借以展开的最初的和最根本的物质形式”⑧，《管子·水地》有“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并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这应是上古原始思维的流风余韵⑨。西周以后金木水火土这些原本并不相干的神圣之物被撮合到一起，命名曰“五行”，一方面是因为其时人文初旭，思想家们开始从政治角度思考它们对于民生日用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曾经带有某种神秘的创生能力——“行”本是动词，有流行、运化的意思，作为哲学范畴能够提供一种关于天理人事的深度阐释。 《尚书·洪范》第一次将“五行”抽象为某种功能属性：“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从中可以看出三层含义。第一，五行的排列是有序的，其排序所据既非春秋时期约定俗成的金木水火土，也非后世的相生或相克关系，而是古老的生成之数的先后，这说明它与《易传》来自共同渊源⑩；第二，对五行之属性的概括如“润下”、“炎上”、“作酸”、“作甘”之类还比较粗糙，没有彻底摆脱实物形态，处在简单的比物取象的水平上；第三，五行之间还没有构成一个首尾相环的、内在自足的阐释体系，而只是隐约地构成一个静态框架(11)。 儒家思孟学派以“五行”概括仁、义、礼、智、信(圣)五种德行，标志着这个概念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向道德伦理领域渗透。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对思孟学派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关于“五行”，杨倞注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12)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发现的楚简有《五行》篇(13)，称“仁、义、礼、智、圣”为“五行”。据学者研究，其文体与《大学》相近，词句中也袭用《孟子》的话，当属思孟后学的作品(14)。正如庞朴先生指出的，《中庸》之“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之中，已经隐含了圣、仁、义、礼、智的名目(15)。帛书与竹简的出土说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尽管遭到过荀子的批判，却于三百年间流衍不绝。最终“圣”改为“信”，可能是因为秦汉一统之后“圣”字为王权所垄断，儒者只好拿“信”来顶替了。 荀子所以对思孟的五行观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是因为他们把人性贯通于物性，为属于行为伦理准则的五常赋予了一种宇宙论的自然基础，使之不仅成为宇宙本然之善的生发，而且成为阴阳二气在人心与人体的灌注与流行。《礼记·乐记》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郑玄注曰：生气，阴阳气也；五常，五行也)。”《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五行篇·经说十一》言：“直也者，直其中心也，义气也。”总之，仁、义、礼、智、信成了根于本性的良知良能，并且成了与万物相往来的“气”。尽管还没有点破，伦理道德的“五行”与物质元素的“五行”已经可以曲径通幽了——后来董仲舒将两者一一匹配，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孔子那里人天之间的上下关系，被转换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内外关系，天道成了道德主体自我敷彩、自我张扬的凭借。我们知道，荀子主张以礼教致治，在他看来，仁、义、礼、智只是一种可贵的资本、有用的手段(16)，像思孟派那样追求尽心知性与“天地参”，当然是僻违无类、幽隐无说了。然而，思孟学派通过“合内外、一天人”的系统工程，不仅为孔子奠基的常识性伦理体系提供了心性论基础和形而上依据，从而提升了儒家理论的高度，而且撑起了经由邹衍直到董仲舒的大一统宇宙论的框架，从而拓展了民族思维的空间。可以说，思孟派的思想不仅构成了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构成了作为国粹的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把五行按照相生或相克的逻辑串联起来，使之形成一个阐释宇宙结构和功能的理论模式，或者说，按五行各元素的功能属性对大地四方的空间结构加以整合，再把它们之间多层次的动态关系想象为宇宙演化的真实机制，从而初步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大一统宇宙模式，这是战国晚期才正式开始的课题。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邹衍的阴阳学派，相关传世文献则有《礼记》、《吕氏春秋》、《管子》、《黄帝四经》、《鹖冠子》等。 “五德终始论”是五行模式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有两段如淳的话，介绍了现已佚失的邹衍两篇主要作品的内容，其一，“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其二，“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17)。这两篇应是邹衍的代表作，前者以五行相胜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化更革，后者指在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的空间框架内，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安排人事的内容和方式。太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评价邹衍学术思想的特点：“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8)其实说邹衍的思想“拘而多畏”并不恰当，他将五行纳入阴阳四时的结构之中，将世界的运演简约为权力更替的序列，然后按照当令五行的属性对事物进行分类编排，使整个世界有条不紊，万事万物各得其宜，天下于是被包裹在德行更替的时间序列之中，笼罩在圣王创制的文明的光照之下。通过揭示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运化的图景与节奏，邹衍诱导正要登上历史舞台的大一统专制王权树立参赞化育、代天理民的伟大志向。 “五德终始论”在战国末期一度蔚成思潮。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其创始人驺(邹)衍“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19)。就是连三皇五帝都不放在眼里的秦始皇，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神秘而迷人的社会历史变迁理论，规规矩矩地奉行五行家们炮制的一整套繁文缛节(20)。“五德终始论”所以能倾倒一世，是因为它在宏伟的宇宙论背景下展开了历史的大叙事，不仅敞开了一个正在形成的伟大民族之想象力的空间，为平凡的现实赋加了一种戏剧化的庄严感，而且为正在完善自身的大一统王权打上了一层令人敬畏的命定色彩——顺时寄政的繁文缛节其实是统治者自我敷彩、自我授权的庄严仪式。 《礼记·月令》旨在依据五行框架及其运化规律，配合律历时令，为天子设计一个用于指导社会生活与生产的行政年历。它以四时十二月为纲，以五行生克为据，兼综天象、物候、律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以期将天意人事纳入一个有机和谐的大系统之中。其主旨是协调天人，以自然律令为社会立法，以使人类活动进入天道秩序的韵律之中，从而避凶趋吉。尤其是按五行属性严格规定了天子在不同月份的居处、用品、食物等等，使天子的举止俨然成为天道在人间的指示器。如：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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