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修辞风格的转变论文

论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修辞风格的转变论文

论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修辞风格的转变

颜 彦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 女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女性带来的不仅是地位的提高、思想的解放,还有言语修辞风格的转变。研究中国女性修辞风格的转变可更加深入地了解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也可以唤起对女性言语修辞的重视,让语言成为工具,进一步推动女性意识的解放。

关键词: 女性主义;中国;女性;修辞;风格

修辞是为了达到最佳语用效果,在言语活动中对语言形式进行的选择和调整。女性修辞是女性根据交际目的,结合自身性别角色定位,对语言活动中的语言形式和语言要素进行的选择调整。修辞主体是修辞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修辞主体的性别、教育背景、个性、性格都会对修辞活动产生影响。[1]

一、传统女性修辞的特点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帕森就在其论著《语言论》中关注到男女语言行为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性别差异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有不少专著、教材专门开辟章节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专著中涉及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论文有600多篇,专著近30部。传统女性修辞特点可总结为以下三大点:

(一)词语选择和男性的差异

1.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色彩鲜明、语气强烈的词。两性在生理、心理方面上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女性内心更细腻、柔软、敏感,比男性更为感性,容易情感外露。因此在言语交际中,女性更倾向用“美丽、厉害、赞、优秀……”等情感色彩鲜明的形容词表达内心,并搭配“超、巨、特别、死了、绝对、哇塞、呀、呢、哒、呗……”等副词、语气词强化语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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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更喜欢使用委婉语。委婉语是使用较含蓄的语言表达各种强烈的、难以启齿的话语。据语言学家统计调查,两性在言语交际中进行词语选择时,女性更趋向选择委婉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男性承担着获取生活资料的责任,社会对男性的角色定位是“顶梁柱”,对他们的期望是勇敢、是刚强、是成功,因此男性在言语表达上喜欢彰显自身价值,大多直白、干脆、直截了当。女性作为家务的承担者,关注点聚焦在人伦与日常生活,他们的主要责任是繁衍后代及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女性在言语上更倾向于使用“好像、差不多、大概、也许、不如、或者、会更好……”等委婉语来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3]

(二)句法结构和的男性的差异

男女交际语言的选择体现在句式选择中也有明显的差异,女性更多使用感叹句、疑问句。在汉文化中,我们总是将“和”与“谐”关联在一块儿,作为国人为人处世态度的核心指导理念。由于特定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和”在中国传统女性价值观中有着绝对重要的位置,女性在言语交谈中也深入贯彻“和”的精神。[4]体现在句法结构中即,除了表示不确信、不解,女性更多使用疑问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请求,例如“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吧”,“能不能给我递杯水?”这种表达方式较陈述句、祈使句更为委婉,不论对方认同、答应与否,都能给双方留足够的面子不至伤了和气。

(三)语用层面和男性的差异

1.话题的选择。在男女双方交谈过程中,我们常常能发现两性很难在话题上达成持续性共识。女性选择育儿、生活、情感、人际、时尚的几率远远高于男性。究其原因,除了心理层面的差异,我们还能从社会学角度找到根源。男性的社会参与度高,在社会活动中多从事政治、体育及专业性强的活动,而当代大多数女性虽然一样拥有事业,但关注点则多放在家庭,生儿育女等方面。当料理家务、生儿育女已经成为女性生活的侧重点,她们热衷的话题自然也是围绕家庭、人际展开。可见话题的选择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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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用学角度看,这说明女性在言语交际中进行修辞活动时更愿意遵守礼貌原则,给对方支持和赞扬,与对方保持步调一致,以示尊重。同时,女性也更愿意遵守合作原则,甚至不惜用沉默的方式维护对方的话语权和地位,竭力维持对话的进行。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心理特征造就的不同性别原型(性别原型:人们对两性适切行为的社会期望)[5]一方面是社会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女性的传统典型角色是贤妻良母,不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女性要服从、要温婉、要维护和谐的言语风格可以说在出生之时就被社会文化预设了。

二、中国女性主义与女性修辞

(一)女权主义的产生与兴起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格莱斯(Grice)就从语用角度提出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Grice认为合作原则是语言交际活动中交谈双方都应遵守的根本原则。[10]不管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女性都更能为他人考虑,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心理特征体现在言语交际中,即女性更愿意遵守合作原则。[11]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让女性在追求平权、注重自我意识的同时,逐步摆脱依赖心理,用能展示自我的言语表达方式来表达对自我独立的追求。这种表达方式的使用在某些场合中会与合作原则的违背。例如:

(二)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除了称谓改变,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于传统女性在表达个人建议看法时尽量使用委婉语来维护和谐,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如今60.17%的女性倾向直接使用“我觉得/认为……”的陈述句式。尽管语言学界对“主语”的定义尚有争议,但绝大部分汉语语言学学者认同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主语和话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用“我”为主语的句式进行阐述,把自身置于绝对的话题中心地位,大胆坦率表达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关照和内心真实感受,显示出当代女性正努力摆脱附庸地位,从关注人际维护和谐转而注重关照自身内心。

众所周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它实现思维也传达思维,从语言风格的转变去探索思维意识的转变更容易让我们于细微处见真章。中国女性语言风格的转变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转变不如女性在其事业和各种维权运动上那么显见,过半数女性依然在自觉维护旧的女性修辞风格。尤其是,即使普遍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选择聊天话题时,职场女性们还是把育儿、健康、情感、家庭当做首选;在有男性存在的言语交际场合中,依旧有过半数的人选择倾听而非平等地参与。这些现象追根溯源,一方面由于纵然表面上女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千百年来居主导地位的男权主义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烙印,仍深刻影响妇女的思想的指导女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拥护者们尚未意识到,语言能对人脑的思维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并影响人们的认识活动,女性言语修辞一样可以作为工具,推动女性主义运动在中国更全面的发展。

女权主义传入中国后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愈发关注自身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并力争获取应得的社会资源和地位,更加注重自我的独立、自由,并越来越多从自我价值的实现中获得成就感。[8]女性认知结构的改变也直接决定了女性语言修辞风格的改变。

(三)中国女性主义与女性修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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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语量的多少。在世人普遍认识中,女性话语量要多于男性,“唠叨”、“话痨”一类词常被用在女性身上。然而大量研究却表明,公开场合下女性话语量却明显少于男性。男性想要证明其社会价值的和展示自身能力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在公开场合男性更有欲望表达,话语权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地位的维护。相反,女性则呈被动式,用倾听和附合来表达尊重、认同、赞美,维护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

三、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中女性修辞风格的改变

3)草地的重心向西南偏移,由肥西西南部移向庐江地区,是由于东北地区的草地被转化为耕地,草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而西南地区由于退耕还草政策的实施,草地得到了部分恢复;

(一)强调自我价值,注重个体感受的表达

在言语交际中,称谓是能反映社会文化、体现社会关系的一类语汇,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9]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交类称谓中着有一类特殊称谓——“**妈妈”,用于在社交场合称呼已婚已育的妇女。这个流行的称谓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角色定位是贤妻良母,母亲这一身份在女性各种身份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我们在歌颂母爱伟大的同时,也将女性生儿育女、为子女奉献一切甚至完全牺牲自我当成理所当然。然而从我们的统计结果看,在社交场合称呼已为人母的女性朋友时,约82%的女性选择用姓名或“小+姓”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妈妈”称谓。社交称呼的改变从社会学角度看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强化。女性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符号,希望社会将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非任何其他附属接纳。这一称谓的改变,是女性追求独立解放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女性追求平等地位的体现。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大概是从1907年秋瑾女士创办《中国女报》开始。但彼时的女权意识还有着明显的局限,十分被动。秋瑾喜欢舞剑、骑马、喝酒……她是以男性地标准来改变自己塑造女性新形象,这种改变是被动的。在这之后,中国的妇女问题并非没有被深入的讨论,然而这个问题更多是由男性提出,是由于反封建的需要被提出,中国妇女问题并没真正走入语言文化层面。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教授曾这么描述, “ 在 1924——1927 年的中国国革命期间,自始至终贯穿着妇女解放问题。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政治党派用来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革命话语的重要内容,而且,它动员了千千万万各阶层的妇女们投身于革命事业。这种对妇女的广泛动员曾向宗法社会权威提出了挑战, 并曾力图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重新建立社会和性别关系。 ”[7]即使是这样一个未抓住女权主义核心的女权运动发展形态也由于国共两党分裂的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发生而逐渐归于沉寂渐渐无声。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有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萌芽做铺垫,女权主义在中国被接受就显得自然而然。直至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的召开, 这一潮流便达到了它的高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女性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也更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工作。

(二)交际积极性增强,礼让性减弱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文化的核心目标是讲求各种关系的和谐。汉文化还专门针对女性言语交际的“礼”作出了规定。《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曾载:“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於人,是谓妇言。”《后汉书·班昭传》亦说:“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可见汉文化背景下对女性言语交际修辞的要求是轻言细语,寡言少词。传统文化土壤培育的谦和温柔个性使得女性更能遵守这一规定。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传统礼文化对女性言语的约束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努力克服害羞心理,在有男性在场的交际场合也不再惯于倾听、用消极沉默以示温婉迎合。即便不作为主要的话语发出者,现代女性正用积极参与的方式,用话语量展示自己的能力,在交际场合争取平权,希望社会给予女性声音更多倾听和重视。更有部分女性开始重视话语权的掌握,尝试从言语交际中实现男尊女卑的彻底颠覆。与话语量增多相呼应的是句法选择的改变。言语交际中感叹句、疑问句使用的减少意味着更多女性选择用鲜明的态度、不容置疑的语气,掷地有声地表达态度感想。维护交际者的面子,营造和谐交谈氛围,逐渐不再是女性们进行言语交际时主要考虑的事。

新思想、新理论的提出和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习近平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纪律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

(三)彰显实力,展示自我

女权主义,是19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场政治运动。资产阶级妇女们为追求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等多个领域向传统观念和模式发出挑战。最初,女权运动的发起者们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到了70年代末,她们开始不再只讲求男女平等,而是强调女性的特性。80年代,女权主义者将追求平权和强调独特性融合在一起,“从差异性观点出发, 女性主义将能摆脱它对女人、她的权力、她的写作的信仰, 以将差异要求传给女性整体的每一个成员, 并且, 最终带来每位妇女的独一性以及超越视界、观点和信仰本身的她的多重性、她的多重语言。 ” [6]直至如今,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形式已经更加丰富,议题也更加多元,从反家暴、反性侵到追求生育权利、话语权力等,力图从各个方面获得更大影响。

例一。A:《给父母的未来之书》你们看了吗?我一边看一边做笔记,看得很慢。/B:这个办法特别好啊,一定要做读书笔记去复盘看过的内容,否则很快就会忘记。/C:我也刚开始用表格兼WORD记录,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好,读得很清晰,不像以前的书,看完就忘了,希望能坚持下去。/B:我也学起来。现在我是记录在读书手账上,决定以后用你这种表格,需要手绘导图再记到读书手账里。

例二。A:SK2一千多一支,玉兰油两三百。/B:那我也去买来试看看。/A:玉兰油那款也是美白的,普通美白那款是3%浓度的烟酰胺,但prox方程式是5%。

例三。A:人是情感动物,绝大部分行为都带情感吧?别说是学习。所以小孩子因为喜欢某个老师而喜欢她的课,也是正常啦。/B:老师讲课方式学生是不是喜欢啊,老师对学生的关注度啊,都会影响到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C:依恋学习啊,所以学龄前在家早教更好。

这三组对话中,话题依然是典型的女性之间爱谈论的话题——育儿、护肤。但从用词上说,“复盘”、“烟酰胺”、“方程式”、“依恋学习”一类词语已具有鲜明专业语性质,不了解相关领域的人很难明白这些词的含义。但显然,这并不是对话者首先考虑的问题。相反,对话者在进行言语修辞时思维带有明显独立性,有意识在自己的语料库中选择能体现学识彰显实力的语汇,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

通过对通信传输设备和通信蓄电池动、静态状态数据的获取实现对电力通信设备状态的“感”,通过设备状态变化预测模型和设备寿命预测模型实现对电力通信设备状态的“知”,从而实现电力通信设备事前预测预警。

综上,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避免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用与传统修辞风格对立的方式进行女性修辞的机械转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重视对女性修辞风格的研究,探索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让女性修辞成为有利工具,广泛影响各个阶层女性的思想,从而真正达到女性意识的独立和解放。

参考文献:

[1][3][4]谢元春.女性修辞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

[2]焦伟娜.言语交际中的汉语性别差异研究[J].钦州学院学报,2015,(07):53-55.

[5]吕鸿礼.俄语中的性别语言变体及其成因探微[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7(5):26-29.

[6]张京援.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67.

[7]李小江等.性别与中国[M]. 上海:三联书店,1994: 3.

[8]黄楚新.女性主义的觉醒与滥觞[J].北京,人民论坛,2019,(01):33-35.

[9]戴昭铭. 文化语言学导论[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 211.

[10]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54-155,218-219.

[11]史红梅.语言的性别差异与女性言语交际[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04),25-28.

Femi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emale Rhetorical Style

YAN Yan

(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Quanzhou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Quanzhou,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movement in China, has not only improved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and liberated their minds, but also transformed their rhetorical style. Stud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emale rhetoric style help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in China, brings attention of female speech rhetoric, makes languages a tool, further promotes the liberation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feminism;Chinese femake;rhetoric style

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颜彦(1984-),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7-0043-03

(责任编辑 董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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