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传统的融通、发展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传统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但长期以来人们却把这两种传统对立起来。正象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所描述的：“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影响点之间运动的。有时，我们的世界更强烈地感受到其中一点的吸引，另一个时候则感受到另一点的吸引，世界应当在两者之间和谐而又美满地达成平衡，尽管从未做到。”[①]其实，这两个哲学传统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以理性方式探究宇宙本体获取自然真知的希腊哲学中蕴含了宗教神学因素，古希腊哲学势必被基督教神学所取代；以信仰方式无限崇敬上帝获取道德良知的基督教神学中渗透了理性科学因素，理性化的托马斯神学势必成为正统的经院哲学。诚然，两传统的内在发展演化出了现代求真的科学主义哲学与求善的人文主义哲学，但正是两传统的原有融通预示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将繁多的流派尤其是重科学知识的英美哲学与重人文历史的欧陆哲学汇通融合，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哲学文化。研究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融通和内在发展，对于认清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把握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理解两传统对于西方科学进步、道德建设的深远影响，以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希腊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
作为西方文化摇蓝、哲学起点的希腊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天人相分”的思想特征，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天人合一”相别。由于“天人相分”，便应分别探讨自然与人，一方面是对宇宙本体的探究导致了一种求取自然真知的科学精神理性准则；另一方面是对人类自身的探究导致了一种求取道德良知的宗教精神神学体系。
首先，希腊哲人在对宇宙本体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理性真理的科学精神。第一个西方哲人泰勒斯便是勇敢地冲破传统的宗教神话思维方式的束缚，首先冷静理性地直面宇宙自然，探究宇宙的起源和本质，求取真知。他不再认为宇宙万物是超自然的神灵所造，而是从现实自然的物质的水中派生。“水是万物的始基”这第一个哲学命题，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理性精神，它同原始的宗教神话决裂，用理性的法则去认识世界解释自然，把宇宙一切看成是统一的可知的合乎规律的整体。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的始基”反映了由和谐的数构成的世间万物是一个严密的理性系统。巴门尼德则把理性精神逻辑思维当作真实存在的本体，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作为述说，作为思维一定是存在的东西”，“思想和思想对象是同一件事情”[②]。这里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生命力，它隐含了理性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凡是合乎理性思维的即是现实存在，凡是现实存在的即是合乎理性思维”的思想，理性主宰一切。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更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清晰体现。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规范万物的尺度，是“火”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本质和根据，认识了它就获得了真知拥有了智慧。阿那克萨哥拉则赋予奴斯以“心灵”、“灵魂”、“理智”、“力”等含义，是从外面推动和安排世界万物的精神性本原，如果说“逻各斯”是外部客观世界的理性精神，那么“奴斯”则是人类主观世界的理性精神，这里已预示了其后柏拉图理性观的分裂，其实这里理性精神就是普通必然性和逻辑规律性。
随后苏格拉底以“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告诫人们只有认识了人先天存在的普遍道德观念才拥有了真知，这真即是善，这善即是真，柏拉图将这真改造成更具普遍必然性的“共相”理念，它是世界的本原，最高的真理，道德的至善，是真善美的统一。柏拉图将具有普遍必然的一般共相作为世界本体，这就为以研究各特殊领域的共性规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为西方科学知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承此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的共同处在于：都研究作为种的实体，即具有共相的本体；不同处在于：哲学研究最普遍的“种”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探求事物的终极原因，科学则研究特殊的“种”即“特殊的存在”或“存在的一部分”，探求事物的次级原因。由此，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根源、基础和指导，是关于终究至极的第一因的最普遍、最本质的学问。从这里不难睢出，哲学追求本体世界最一般的普遍规律，探求真理性的科学知识，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何以为真的概括与基础。在此，求知爱智的希腊哲人已为西方近代理性哲学、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准则。他们也正是在对宇宙本体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智慧真理、推崇理性知识的科学精神。
其次，希腊哲人在对人自身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道德至善的宗教精神。毋庸置疑，希腊哲人都把宇宙本体的探究，智慧真理的追求，作为自己的主要哲学使命，故而把人看成是一个求取真知的理性存在着，这种理性人学在斯多葛派那里已转化为宗教人学[③]。应该说这种宗教人学在早期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那里就埋下了不灭的种子，经过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培育，到斯多葛派、新柏拉图派那里已长成为粗壮的大树。毕达哥拉斯是最早关注人学问题的希腊哲人，他认为，在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是灵魂，它不仅决定人的生命变化，而且把人引向善或者恶。由于受古代奥尔弗斯教和埃及神学思想的影响，他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轮回，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因肉体的玷污，染上罪恶，要通过生命的轮回来净化灵魂纯洁道德，而哲学是使人性善良心灵高尚的重要手段，通过理性的沉思，来把握秩序井然美妙和谐的宇宙整体，达到人性升华灵魂净化，因为“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④]。在此毕达哥拉斯已将哲学、神学、人学三者溶为一体，哲学的理性沉思为人学的灵魂净化提供了工具，神学的灵魂不死又为人学的善之追求奠定了基础，难怪西方的伦理道德往往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道德教育的责任主要是在教会也就不足为怪了，毕达哥拉斯似乎开了西方宗教哲学、道德神学的先河，在对人类灵魂的探究中最早体现了一种追求道德良知的宗教精神。经毕达哥拉斯之后，恩培多克勒进一步发挥了灵魂不死灵魂轮回的思想，他认为灵魂并非从我们的血液和呼吸中生成，而是从别处来到肉体中寄居的，是一个“被神的命令和法律所驱逐的完全的流浪汉。”[⑤]灵魂开始处于原始的纯洁状态，没有冲突与争斗，只有爱与美之神库波莉斯，而一旦堕入肉体之后，就因血液的污染而带来罪恶，为此就要辗转投生于不同的生物体，甚至陆地海洋天空的惨痛轮回，才能洗刷罪恶，净化灵魂。
如果说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对人的探索是不自觉的活，那么苏格拉底则是西方第一个自觉探讨人学问题的人。他主张哲学的重要任务不是研究自然，而是“认识你自己”，注意灵魂的最大程度改善，求得灵魂中最高的善，而人的灵魂又有高低之分，身体欲求强烈的灵魂是低级的，反之是高级的，因此，只有完全摆脱肉体的欲求，使身体处于一种死寂状态，灵魂才能获得自由，达到至善。于是哲学是习死之学，是为宗教的来世生活作准备。柏拉图继承师说，提出人的灵魂结构说，把灵魂分成三部分：理性、意志和情欲，理性最高起统帅作用，意志次之，情欲最低，当理性摆脱肉体战胜情欲，认识了最高的理论——“善”时，就进入了人生最理想的境界，至此，神秘主义的灵魂轮回说已转化为灵魂摆脱肉体超脱尘世才有善与自由的宗教神学思想。此思想在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派那里得到发展，前者通过顺应自然服从命运即按照神意而生活达到至善，后者通过灵魂摆脱肉体与“太一”即神合而为一达到至善。两者说法不同而实质相同，都反映了一种求取道德良知的宗教精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仅在于：听从神意超脱尘世间回归于神。这种宗教人学为过渡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丰富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宗教神学是最深刻的人学，是以神学的方式反映人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⑥]尤其是基督教是神化了的人学，是以神学虚幻的语言描述了人的起源、境况、归宿、意义、价值等问题，难怪现代宗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说：“宗教是人的终级关切。”[⑦]这种产生于古代形成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人学，深刻影响了现代宗教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人文哲学（如新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存在主义等），隐含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希腊哲人在探求客体自然时所体现的求真的科学精神理性准则，在探求主体人时所体现的求善的宗教精神道德准则。这种集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于一身的古希腊哲学自然成为西方人的精神家园思想依归。
二、理性化希腊哲学中蕴含神学因素
诚然，希腊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但求取自然真知的科学精神却是希腊哲学的主流，而且这种理性化的希腊哲学在其逻辑进展中已蕴含了宗教神学因素，并与探究人时求取道德至善的宗教精神相汇合，进而逐渐必然地走向基督教神学。
希腊哲人都把求取真知、探究宇宙本体的奥秘作为其哲学使命，都追求一种抽象超验的形而上本体。苏格拉底毕业追求的是绝对不变、普遍永恒的一般道德观念，柏拉图将这道德中的一般扩展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将所有抽象超验、永恒不变的一般共相按等级构成真实的本体界——理念世界。每类特殊事物因“分有”、“摹仿”理念才能存在，如美的事物“它之所以美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分有美自身”[⑧]。所以每类事物自然把它分有仿效的理念当作目的、理想加以追求，善的理念居于理念世界的顶端，作为最真实的本体最高的真理，必然是万物追求的最终目的最高理想——至善，在柏拉图看来，这至高无上、唯一永恒、至真至善至美其实就是神。
柏拉图这一思想为亚里士多德所深化。他明确提出“第一哲学”，是以最普遍的种“作为存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国人将这抽象超验的存在学问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的超验存在本体是指实体，亚里士多德虽从不同角度对实体作了较多论述和分类，但归结起来无非三种：形式、质料、形式与质料结合而成的个别事物。形式、质料属理性实体，存在于思想中，个别事物属感性实体，形而上的实体当然指理性实体。关于质料和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具体事物中质料与形式密不可分，而在思想中质料与形式又是多层次可分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由低到高的等级原则，其中低一级事物是高一级事物的质料，高一级事物是低一级事物的形式，高一级事物作为形式，同时也就作为低一级事物的目的因和动力因来吸引和推动着低一级事物向自身发展，宇宙的系列不能无限，必须有头有尾，最低层是无形式的潜在实体——“纯质料”，最顶层是无质料的现实实体——“纯形式”，“纯形式”即纯思想纯本质是高智慧因——至真，是万物追求的最终目的因——至善，是推动万物而自身不动的最终动力因——第一推动者也就是神。在此，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关于每类事物以其理念（即形式）作为仿效原型加以追求，并最终导致善理念的思想作了逻辑的论证和发挥，而且明确指出作为形而上的第一哲学的任务是研究纯形式：“确定分离的纯形式的存在方式及其本质，这是第一哲学的任务。”[⑨]形而上的哲学以纯形式即神为研究对象，而神的本性是理性、思想，是认知的主体，又是认知的对象，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理性的对象同一，即理性的神以自身为对象永恒的思维他自身。它是最高本质至真，最终目的至善，最大动力至能，是以后形而上学发展中关于上帝是全智、全能、全善这三个特征的最初表述。
台湾学者李震说：“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皆肯定，当真实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后，必然会朝‘神学’发展。”[⑩]希腊哲人对形而上超验本体的追究必然会导致神学，这是哲学形而上学的必然趋势、历史命运，对神奇奥秘、无限和谐的本体至真的追究必导致追究其因终极价值至善目的的追究，形而上渴求抽象超验绝对无限的存在本体与宗教渴求至高无上唯一永恒的上帝并无二致，二者必将合二为一。难怪罗素说，哲学是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东西，它象科学诉诸理性求取真知，它象神学伸向那不能为确切知识所肯定的未知领域，追求形而上抽象超验的终极至善，为人的安生立命构筑精神家园。所以，充满科学精神求取宇宙真知的希腊哲学在其逻辑进展中已蕴含了基督教神学因素，并与探究人自身求取道德至善的宗教精神相汇合。前者求科学的真即求取超验形而上的本体神，后者求自由的善即求得灵魂摆脱肉体超越尘世回归于神。至真至善至美的神是认知理性与道德实践的共同追求，至高无上的神才是人的终极关切。至此，理性化的希腊哲学已充满了神学色彩，为此后1000多年的上帝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为基督教神学所取代。
三、基督教神学中蕴含理性因素
正因为求取宇宙真知的科学精神是希腊哲学的主流，所以理性原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强大支柱，它贯穿于基督教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渗透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血液之中。可以说，以求取至善为使命的基督教神学实质上是理性神学，是以希腊哲学作为其教义、神学的理论来源，以冷静的分析论证、严密的逻辑推理来阐述教义神学的可知性、合理性。基于此，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总是企图将基督教义解释为科学的理性的哲学，而对基督教义作神秘主义解释的则往往被斥为异端邪说。由于基督教的理性化、科学化，便有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世界宗教最高的进化形式，是一种特别适合于较为发达的民族的宗教类型(11)。此话虽美化了基督教，但却含有某种合理的因素。
首先，以希腊哲学作为教义的理论来源，早期基督教的完整有赖于希腊哲学的引入。基督教能够摆脱犹太教成为独立神学体系，是由保罗发动教父学代表俄里根完成的。早期神学（教父学）其实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相结合的产物，教父们用斯多葛主义特别是柏拉图主义来充实、改造、论证基督教神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初步形成为一套独立完整的神学教义。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力图克服早期教义的原始粗糙性、荒谬反理性，从而创立了第一个体现科学神学的教义系统。他认为上帝并非人格化，而是万物的永恒始基是完满的“太一”，包含着圣父、圣子、圣灵，而世界万物是上帝的直接创造物——灵魂滥用自由意志造成堕落的结果，灵魂又不甘堕落，必将摆脱罪恶的物质束缚，回归于至善的上帝。俄里根这种用柏位图主义解释论证基督教的原则为后世神学家继承。
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基督教建立了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完整体系，以柏拉图主义系统论述了全部教义。他虽主张信仰高于理性，上帝又可认知，但却可通过形而上的思辨方法加以证明。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世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人于真慧”(12)，与柏罗丁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
其次，以理性逻辑论证教义，后期基督教的理性化。如果说早期神学（教父学）力图用柏拉图主义论证教义，理性还无法认识把握教义，仍是“欲知之，先信之”；那么在其发展中，到后期神学（经院哲学）代表托马斯那里则改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论证教义，力图用分析论证逻辑推理的方法说明教义的合理性，是“欲信之，先知之”，实现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崭新结合。
其实，在托马斯之前，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就已为神学信条的理性化辅平了道路。他那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运用理性的逻辑论证三段式演绎推理而得出的，从而首开以形式逻辑论证教义的先河，并导致以理性系统论证教义的经院哲学的兴盛。
继安瑟伦之后，托马斯全面地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系统地阐述、论证基督教教义，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的大学神学”。在将神学理性化的同时，托马斯并未滥用理性，而是审慎地运用逻辑推理来论证教义，认为经院哲学家的职责是为那些可以理解的教义提供论证（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等），而有些教义（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则只可靠天启信仰不可论证。这种划分虽限定了理性论证神学的范围，但却能既保持理性的严肃科学性，又维护教义的神圣至上性，使托马斯的神学贴上了“科学”“真理”的标签。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学说出发，认为上帝是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是绝对的现实、绝对的智慧，是真实的存在，但这存在需要证明。他反对安瑟伦从思维推出存在的先天本体论证明，而主张从上帝的造物来逻辑推出存在的后天宇宙论证明。宇宙论证明似乎没有本体论证明影响大，但却含有主动被动、原因结果、必然偶然、完善不完善的辩证理性内容，它们都是把古代对宇宙真理的认知转化为对上帝真理的认知，力图用理性的分析论证逻辑推理来证明。在托马斯看来，既然上帝是纯形式思想是最终必然性，所以上帝的一切行动与创造就是从合理的思想目的和必然的原则、规律出发，世界万物就是上帝经过深思熟虑安排的一个井然有序的理性系统，一切都那么合乎逻辑、合乎规律、合乎神意（注意托马斯认为上帝的理性决定上帝的意志）。这种理性主义神学观，在具有深厚理性传统的西方社会，势必很快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反之，司各脱、奥康将知识与信仰分离，主张教义不可认识只可信仰，反对理性智慧的上帝，坚持意志自由的上帝，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成了教会中的异端，也导致了后期神学（经院哲学）的衰落瓦解。一旦理性与信仰分离，就为世俗经验知识、个人自由摆脱神学束缚开辟了道路。
四、西方哲学发展的精神实质和意义
从以上对古希腊哲学传统科学与宗教精神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发展的辩证轨迹，其内含的宗教精神发展的基督教神学，是对希腊哲学主流理性精神的否定，其内含的科学精神发展为近代理性哲学，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否定，而基督教神学又发展为现代宗教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人文哲学，近代理性哲学（尤其是洛克、休谟等的哲学）则发展为现代科学主义哲学。
从两个传统的相互渗透、融通的分析中，说明求真的科学精神与求善的宗教精神原本是统一的，希腊哲人求形而上本体的真即是终极价值的善（最后导致基督教的上帝），中世纪神学家求终级目的善即是最高智慧的真（所以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而且其神学教义还须理性知识的证明）。为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西方哲学发展的一般特征或者说精神实质：理性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的人文精神贯穿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全过程中，换言之，两种精神渗透在每一阶段的哲学发展中，只是所占比重不同，有时理性科学精神居主导地位（如古希腊哲学、近代理性哲学），有时宗教人文精神居主导地位（如基督教神学）。到了现代，两种精神分离，英美的科学主义哲学与欧陆的人文主义哲学各执一端相互对立，但各自在其发展中仍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容纳的趋势，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将社会心理因素引进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人本主义则将人的非理性主义和当代具体科学对人的研究结合起来。当代重要哲学思潮解释学正是突出表现了企图融合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的趋势，将繁多的哲学汇通溶合，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哲学文化。
尽管整个西方哲学体现了这两种精神，但应该说理性的科学精神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主导精神，它渊源于传统的古希腊理性哲学，有其深厚坚实的土壤，这种探索宇宙奥秘、求取自然真知的精神，这种对未知领域勇往直前，对外部世界控制主宰的力量，鼓舞着一代代的西方人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建立起繁荣的物质文明。而西方哲学中的宗教人文精神对西方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是西方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源泉。
注释：
①（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转引自（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0页。
②⑤⑧《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5、138、268页。
③有关希腊理性人学的内容、实质及其向宗教人学的转化，笔者在拙文《古希腊哲学中人学思想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中有详细论述。
④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108页，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⑦参见《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7、255页。
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
⑩李震：《基本哲学探讨》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91年增订再版，第3页。
(11)参见《比较宗教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12)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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