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培训的百年回顾与发展论文

中国农民培训的百年回顾与发展论文

中国农民培训的百年回顾与发展

柴 诗

摘要: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对农民的培训经历了起步期(1919—1948)、探索期(1949—1991)、发展期(1992—2011)、成熟期(2012至今)四个时期,这近百年的农民培训经验体现了一条规律,即培训主题与社会发展需求保持一致、政府对农民培训起主导作用、培训内容由思想教育过渡到技术培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农民培训工作上,我们还需了解时代和农民需求、完善配套设施、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完善监督体系、促进培训进步。

关键词: 农民;农民培训;演变

自古农民就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民素质直接影响王朝兴衰和国家发展。为提高农民素质,我国历来有多种农民教育形式。据记载,远古神农氏“教民农作”、后稷“教民稼穑”;古代,朝廷设立专管农业生产知识传播的教育机构和官员;近代,孙中山提出“务农有学”思想,“以新法启农民”的学校迅速在上世纪初兴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于湖南、彭湃于广东大力开展农民教育运动,此举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全面小康建成、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重要问题。当下,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关系农业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农民培训百年发展轨迹,理清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农民素质的要求,阐述各种培训手段对农民素质提升的作用,分析农民培训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进而为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民培训工作提供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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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发布的《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防护指南》的建议,在工控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建设一个完整的工控系统安全防护体系,包括:工控信息安全管理、工控安全风险评估、工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等,确保工业控制网络信息的安全。其中,有几项关键技术亟待研究并实践。

一、中国农民培训活动的百年回顾

(一)起步期(1919—1948年)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在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国农民受压迫的境遇得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情,他们希望通过农村教育,解放农民思想,为发展革命力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传统乡村教育体制在社会转型中受到破坏,亟需探索出新的乡村教育方案。在上述背景下,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培训思潮及其实践兴起,一种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农民革命教育,另一种由乡村建设运动派思想家提出农民教育治理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培训,是在有志青年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潮影响下提出的。毛泽东等爱国人士认为,农民作为四万万国人的绝大多数,一直受到权力阶级的压迫,他们渴望革命和自主,所以救国教育应从农民开始。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农民夜校如火如荼地开展,对农民的思想解放起到启蒙作用。同时,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培养了农民干部,提升了农民群体的组织力战斗力。[1]历史证明,这种农民教育思想与实践效果显著,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的最大依靠力量。

近代农民培训侧重教化农民,此后随历史发展,培训重点逐渐转向与实践结合,文化与生产培训成为主要内容。起步期,教育家与革命党人从解除“愚贫弱私”思想桎梏到传播“翻身农奴把歌唱”思想,皆希望通过农民培训开化农民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识字教育是我国农民培训的主线,辅之以劳技传播与“半工半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后,劳动技能成为农民参与市场的资本,“绿色证书”为首的培训模式兴起,其目的在于让农民获得社会技能,从而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农民培训课程向多元化技术课程发展,通过农科教紧密结合,帮助农民掌握更高的技能。

(二)探索期(1949—1991年)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最广大群体的农村人口亟需从革命主力转变为经济社会的建设者,但知识水平低、技术匮乏成为发展阻碍。所以从1949年至1991年,中国农民培训不断探索,形成以“扫盲识字”为主、生产培训方式并存的教育模式,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不同年龄、职位、性别、收入等的人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从出行总体来看,出行旅客主要是青壮年,不管是乘坐高铁还是民航都是以男性居多,乘坐者大多在中等收入以上。出行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了办公、出差。

另一方面,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要求下,新中国早期的农民培训不断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培训形式。从1952年为新中国建设迅速培养人才的速成中学,到1955年设有劳动技术教育的普通中学,均以农业生产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而从《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出台,到以农业技术学校为代表的高等和中等农业院校的增多,体现“半工半读”形式在农民培训中的作用越发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原国家教委会同多部门在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上共同决定,在积极举办业余初中之余,大力开展远程农民教育培训,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恢复农技推广机构,农技推广体系在该阶段得以重筑,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不断完善,农民的培训意愿、科技使用率大幅提升,[6]这为后期农业发展与改革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总体看,这阶段中国农民培训效果显著,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培养了一批农村基层干部,多方式开展的农技培训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培养了农村实用性人才。

(三)发展期(1992—2011年)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培训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农村发展的新要求,革新培训模式、创新培训手段。完善新型农民职业培训体系,以培训工程多元化为首的手段为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提供人才保证。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培育工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计划三项工程,对不同学习经历、社会经验、年龄存在差异的对象进行针对性的计划与培养,既能培养农村整体建设所需的不同人才,又可通过相互协作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二是学历提升工程,以送教下乡的形式在农村开展符合农民需求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励志培养一批有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学历较高的新型农民。[10]三是信息化建设工程,借助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教学,运用科技手段,灵活选定上课时间,提高上课效率,多媒体培训室和田间学校信息服务站直接改善农民培训条件,间接拓宽农民对信息技术掌握渠道。[11]

通过对农民培训制度化、规范化的探索,农科教结合的培训机制基本建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形成,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农民,农民培训获得进一步发展。

建国初,中国文盲占比约为82%,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识字率低成为阻碍新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开展全民扫盲刻不容缓。1952年至1958年,三次大规模扫盲运动成功提高了大众识字水平。1964年的调查显示: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已下降到52%[4]。“文革”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到公社、大队,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扫盲教学管理,提高了扫盲效率。[5]“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9月,政府颁布《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农民扫盲作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基础工作。扫盲工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农民文化水平整体提高起到奠基性作用。此后,扫盲工作在农民培训中位置有所下降,但是一直备受国家关注。

其次,探索科技融入农民培训的形式,以推动农村实用人才培养。1999年5 月,“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开始实施,旨在通过开展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培训,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2000年全国妇联与农业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巾帼科技致富工程”,通过鼓励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班,掌握一门实用技术,为新农村发展提供活力。[9]2006年农业部组织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以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为前提,对以村为单位的农民开展农科知识宣导和技术培训,为地域发展优势农业提供充足人力。2007年,国办下发《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见》,提出开展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十一五”纲要中,提出发展农民创业培训,培养具有“较高专业技能、较大生产规模、较强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业型农民,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首先,以1990年农业部印发《关于开展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标志,农民培训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探索阶段。[7]同年,绿色证书工程开始试点,要求农牧民进行专业技术学习并通过考试,方能持证上岗。1994年《关于实施绿色证书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绿色证书工程的目标任务和实施步骤。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要求实施和完善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1997年,农业部出台《绿色证书制度管理办法》和8项与良种繁育、蔬菜等农牧民技术岗位规范。[8]

(四)成熟期(2012至今)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是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推力。所以当前农民培训应着眼“抓关键补短板”与“全面协调”统一,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基于城镇化、工业化急剧发展,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转移,土地劳动力人口流失,农耕地荒废,农业部2017年印发《“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要确保受众群体具有针对性,培训方式多元化,培训管理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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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标志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十六届五中全会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民培训目标由能识字、懂基础农技向培养觉悟高、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转变,为此,农民培训工作在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大力开展农科教结合,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

二、百年农民培训活动的主要规律

(一)农民培训主题与社会发展需求保持一致

农民培训目的与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一致。近代,农民培训目的是促进农民思想解放,服务于革命;战争时期,其目的是培养坚实革命力量,实现抗日救亡和无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初期,其宗旨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中国建设力量;曲折发展时期,希望通过农村教育实现“大丰收”;改革开放后,农民农技培训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新时期,农民培训逐渐形成了农业培训、非农培训和创业培训三头并进的多元化培训趋势。在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历史任务不同,导致对农民素养需求不同,所以肩负农民素质教育重任的农民培训,从培养方式到培养目的都不同,但始终为社会发展服务。

(二)政府对农民培训起主导作用

农村改革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政府有必要对农民培训作好引导。20世纪初国情紧张,地方政府仍大力支持教育家开展农村教育实验。新中国成立后,从发布扶持政策到财政拨款逐年增加,再到建培训学校、添培训设施、改培训模式,这都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新动向,农民培训工作由服务城市转向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着重培养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目的是为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自2004年农民培训政策实施以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不断调整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民培训工作。

(三)培训内容从思想教育过渡到技术培训

同期,乡村建设运动派涌现大量农民教育学者。他们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农民教育之目的在于培育出具有实践能力、扎根土地的新型农民,据此启动了“晓庄实验”;晏阳初组织了“定县实验”,希望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来消除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恶疾;[2]近现代新儒家代表梁漱溟认为舶来文化污染了国人思想,应用儒家文化重新塑造中国农民,强化其团结意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以徐公桥作为试验区进行改革,将农民作为特殊的职业教育对象进行全方位教化,以此提高农耕水平,促进乡村改进。[3]

三、中国农民培训的展望与完善对策

我国已进入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同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战略全面实施,按“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上超过2000万,[12]质量上务农农民总体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和经营能力要显著改善,职业化程度要明显提高。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一方面保证土地耕作农民技术提高,提高单位土地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转移农村富足剩余劳动力,确保农村所有劳动力生活有保障。[13]由此出发,从认识、配置、监督及纳言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求新型农民培训助力社会发展。

根据《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第4.0.8-4.0.10条进行混凝土拱的截面强度验算,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弯曲系数φ取1.0,单向偏压未加固截面容许偏心距0.3 m,加固截面容许偏心距0.345 m,主拱圈实腹段仍按主拱圈设计截面计算抗力,空腹段截面抗力计入加固层厚度。

第一,了解时代要求,明白农民需求。现代农民培训应以顺应时代要求为前提,为农民培训打造符合自身需求的课程。在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社会对个人技能提出效率化、多元化的要求,因此,唯有紧贴时代要求,培养时代所需的技术人才,才能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在培训内容方面,应充分了解农民,为其制定科学的培训课程计划。如新农民对新技能的迫切需求与其接受能力慢、知识匮乏等因素之间的不匹配,这需要政府在课程开发、教师任用、课程选择方面进行改善,从而实现培训效用最大化。

列车能量监控模型如图1所示[1]。图1中:ATP系统在D1位置触发了紧急制动,此时列车速度为v1;ATP系统认为在列车牵引失去作用之前,列车切除牵引的时间为(T2-T1)。ATP系统在D2位置时,牵引完全切除,此时列车速度为v2,列车的走行距离为(D2-D1);ATP系统在T2时,列车牵引完全切除,但列车还需要一个响应时间才能施加紧急制动,在这段时间内列车既没有牵引也没有制动,完全依赖于列车所处的上坡或者下坡情况运行;ATP系统在T3时,列车紧急制动完全施加,此时列车速度为v3,列车所在的位置为D3。

第二,完善配套设施,做到教师任用合理。区别于传统农技培训,现代化农业培训要求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它既要将实地培训与创业孵化相配套,信息化设备等基础条件满足培训需求,又要提高培育精准度,促进课程符合现代化农业建设的需要。在教师任用上,应充分考虑农民培训的特殊性。这需要老师有成熟的职业教育经验,将科学农技、创业等知识结合实践,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农民。

第三,完善监督体系,激发社会主体活力。现行农民培训工程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读政策,开展工作,导致实施细则难以把控,建议设立专门监管农民培训质量的机构。另外,单靠政府支持农民培训不能满足新农民培训的复杂需求,所以引入社会主体是完善新型农民培训的必要举措。此举能加大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补齐政府在产业、实践等方面的短板。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民培训领域,激发社会参与活力。

第四,征求各方意见反馈,促进农民培训进步。接受过培训的学员是新型农民培训最直接的感受者,他们对农民培训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农民培训作为准公共品,也具有一定的效益外溢现象,所以广大群众对农民培训的间接感受对政府改进培训工作具有可借鉴意义;农民培训工作的开展也离不开基层干部,他们对农民培训现状把握得最细致深入,其意见对农民培训发展更具有针对性。因此,今后农民培训工作需要广纳各方良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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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晓林.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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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业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17-02-20.http://www.moa.gov.cn/nybgb/2017/derq/201712/t20171227_6131209.htm.

[12]沈红梅,霍有光,张国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视阈[J].现代经济探讨,2014(1).

[13]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8-0105-03

作者简介: 柴诗(1995-),女,四川成都人,单位为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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