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和解——挪威追求世界和平的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挪威论文,世界和平论文,和平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6-07-0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08-0065-05
以往的冲突都是典型的国家间冲突，而在当今世界，冲突则主要表现为国家内部的非对称性冲突。在现有的武装冲突中，国家间的战争仅占到5％，而且几乎所有的武装冲突都出现在最贫穷的国家当中，冲突爆发的风险与（国民）收入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冷战终结之后，武装冲突、种族灭绝、政治危机和侵犯人权的现象在数量上都急剧减少。自1992年以来，武装冲突的数量减少了40％，而冲突所造成的伤亡则有更显著的下降（减少了近80％）。换句话说，在现今的国际社会，因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大大降低。
当今冲突的新形式表现为：一个国家或政权通常因受到来自叛乱者或是暴力组织的武装挑衅而导致在两者间发生冲突。我们一般认为，在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下，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会明显降低。然而在民主化进程中，一些国家通常会在叛乱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当叛乱集团感到自身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得不到现有政权的充分重视时，它们便倾向于借其支持者之名使用暴力的手段来推进其政治主张。当这一政权的民主体制比较薄弱时，这一趋势便愈加明显。我们若以军事手段使之屈服则会异常困难，这种类型的冲突要求我们运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挪威始终倡导采取和平与和解的外交政策来解决冲突，追求世界和平。
一 挪威的和平与和解政策及其道德驱动力
和平与和解是挪威外交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挪威拥有积极参与和平与发展进程的传统，这既关乎挪威的价值观，也关乎挪威的国家利益。关乎价值观是因为挪威作为一个处于欧洲和平一隅的富庶国家，负有参与别国和平与发展进程的道义责任。关乎国家利益是因为挪威的终极安全既有赖于消弭全世界苦难和不稳定因素，又有赖于同贫困做斗争的巨大努力。因而，挪威的和平与和解政策不仅体现在一系列对于和平与和解进程行动的参与上（如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同时还体现在挪威将发展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
自1905年成为独立国家以来，挪威外交政策始终体现出一种道德驱动力，并伴随时间推移，挪威外交政策中道德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挪威对和平与和解所做的不懈努力不仅仅是出于对全人类的关切与同情，同时也是出于为本国赢得一个更好的安全环境的考虑。作为一个人口稀少、资源有限的小国，挪威在国际上发挥了与其资源禀赋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挪威的这种外交政策有其独特的精神渊源。首先，它与挪威本国自身的历史经历有关。挪威自独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平衡，它关注社会中各种不同团体的要求，努力建设一个稳定并且拥有较高生活水平的社会，力争为本国营造一个永久和平的环境。其次，挪威拥有追求和平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体制。从传统上来说，挪威的政治家们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导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像挪威一样的国际社会，并且挪威的传教士也具有这种国际视野与目标。在19世纪中期，挪威的传教士就到达过非洲和亚洲（当然包括了中国），他们在挪威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大作用，这也是挪威外交政策中道德驱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最后，挪威的工人运动以及在挪威国内政治中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党派在考虑外交政策时也都具有这种道德驱动力。挪威之所以有“建设一个像挪威一样的国际社会”的精神渊源，其实也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的，因为全球安全对挪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发生在苏丹、斯里兰卡的事件都与挪威自身的安全息息相关。冲突与贫穷互为因果，贫穷会带来不稳定，威胁全球安全以及挪威自身的安全。只有根除贫穷，才能带来稳定与安全。正如挪威的外交部门所强调的那样，重视对话的价值也是其外交政策的精神渊源之一。前些年，挪威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的一些大使馆都遭受到了袭击，但挪威努力寻求与对手对话（即使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反叛势力，仍坚持与之对话），同他们共同缔造和平。同你的敌人对话，并试图去理解他们，这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挪威于20世纪70年代同巴解组织（PLO）对话，在20世纪90年代同被美、英视为恐怖集团的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对话，这些都取得了成效。所有这些都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对话是和平的基础。
二 挪威和平与和解政策的经验
挪威在和平与和解进程中获取了广泛的经验。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挪威通过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世界各地区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亚洲的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亚齐，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苏丹，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海地，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欧洲的塞浦路斯等。
从斯里兰卡和菲律宾问题协商的官方推动者到中东问题上秘密协商背后渠道的发起者，再到国际协作中和平与和解的推动者，挪威在和平与和解过程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挪威曾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处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苏丹问题中的领头人，曾是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友好国家中的一员，也曾是支持苏丹和平进程中的“三驾马车”之一，还曾是巴尔干问题的斡旋者。挪威的经验表明，在没有联合国或大国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小国在解决复杂的武装冲突时也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此，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一提：第一，支持他方的行动是挪威的主要准则。挪威支持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和平解决暴力冲突所做努力的个案数量远远超出了它直接作为推动者或斡旋者的个案数。第二，即使挪威在一些事件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是为了顺应相关各方的要求，并且由于挪威认为自己能够在这一进程中做出独特的贡献。
只有在所有相关方都显示出了协商的诚恳愿望以及显示出了接纳挪威作为推动者的意愿的情况下，挪威才会参与这样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作为额外红利，挪威会进行长期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即使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后，这种援助仍会继续。
三 挪威追求世界和平的努力及其思索
挪威和中国在积极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联合国以及在遵守国际法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挪威的外交政策有两个支柱：一是挪威始终支持联合国领导的多边国际体系，无论是在世界和平的问题上，还是在推动发展的日程和项目方面，抑或是在与贫困做斗争的问题上都是如此；二是挪威坚信国际法在管制使用武力以及创建一个具有公平竞争环境的世界市场中所具有的突出作用。这样的法律安排对于挪威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十分关键。挪威人口虽少，却显示出了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力。挪威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在绝对数值上排第七位，如果换算成人均贡献的话，它几乎在联合国所有的相关领域中都遥遥领先。联合国的第一位秘书长来自挪威，安理会的大厅也是挪威为联合国所捐建的。挪威希望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在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联合国改革及联合国其他的相关议题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
（一）维和行动
与中国相似，挪威对于国际维和行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外交政策中的和平与和解政策。阿富汗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挪威有占本国近10％的军队部署在该地区。在与联合国相关的军队与警察行动中，挪威最近派出了202名人员（中国的这一数值为1820名）。挪威在过去50年里的维和行动中共计派遣了50000余人员。
维和行动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蓝盔部队在数量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各种维和行动在数量上的猛增以及绝大多数联合国维和行动所固有的内部复杂性等问题给联合国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这种负担使得联合国越来越难以有效地进行规划并完成其任务。
（二）联合国改革的思索
联合国改革既涉及从战略指导到日常监督的一系列任务，还涉及政府间的合作进程，但随着联合国斡旋数量的急剧增加、国际事件复杂性增强的同时，联合国改革并未能及时地进行调整。
目前，冲突的复杂性与非线性本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达到较高层次的一致性对于完成联合国维和行动来说是必需的。要达到较高层次的一致性，就必须依赖众多行为体在军事、政治、发展和人道主义等多方面行动上的同步协作。联合国政策中规范变迁扩展了维和行动的范围，而联合国的制度改革却没有跟上这一步伐。
整合任务与联合国的改革日程密切相关，这其中也包括了人道主义改革进程。这些进程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使之拥有更强的执行力。2007年3月底，由挪威和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次成功的地区会议，这一会议的主题正是笔者刚才所谈到的内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该次研讨会也是挪威为了跟进由联合国倡导的任务整合进程而制订方案的一部分，挪威在亚的斯亚贝巴、日内瓦、纽约和西非也举行了类似的会议。这个议程将于2007年10月份在奥斯陆举行的总结会上结束，届时挪威将会推出一份文件，旨在总结在各个地区研讨会上的成果，并将陈述关于联合国未来任务整合的计划与实施建议。同时该文件也将会呈递给联合国高层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三）全球化与安全
在刚刚过去的15年中，全世界经历了近100起冲突，其中约有30例至今仍未偃旗息鼓，几乎所有的这些冲突都发生在国家内部。今日世界许多严峻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传染病蔓延等都发生在与挪威相距甚远的冲突区域，但是由于我们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没有什么会是真的“遥远”的了，地区冲突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
因此，挪威人对和平、和解和发展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出于对人类尊严之尊重的考虑，还出于挪威人认识到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此外，挪威自身所取得的很多成就之所以成为现实可能，不但得益于它对于国际合作的参与，而且得益于它与伙伴和同盟国的联系。在一些冲突领域，挪威的角色是为联合国的工作做准备，或为联合国的工作做补充，或是全力支持联合国。例如在危地马拉、中东和乌干达等地区冲突中，挪威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此外，挪威也促进了联合国在和平与和解机制上的进展，并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机制的作用。挪威是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Peace Building Commission）的重要成员，并且该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来自挪威。
在联合国主导下，挪威的努力为其赢得了信誉。挪威关于和平与和解的这种努力根植于它对于联合国、北约和欧洲合作的承诺。挪威通常和其他各方进行合作，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挪威的和平建构是基于一种团队的精神。
（四）在联合国框架外追求和平的努力与思索
很不幸，联合国在很多冲突中无法发挥其作用，而挪威却运用自身的资源、政治意愿和远见在这些冲突中扭转了乾坤。挪威在斯里兰卡、苏丹和中东的成就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一些人可能也对挪威在菲律宾、海地和哥伦比亚所发挥的作用有所耳闻。
同时，我们想在此分享挪威在参与斯里兰卡的和平进程中得到的一些教训，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该地区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和平。
第一，冲突的解决必须依靠冲突的相关方。在该案例中，相关方是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和该国的政府当局，国际社会仅仅是协助它们。
第二，冲突的解决必须基于政治解决。然而在斯里兰卡的问题上，以武力解决的想法却再次占了上风。我们必须从教训中认识到“战争求和平”并不能创造稳定与持久的和平。
第三，国际社会不仅要支持各相关方，还要使它们对已经达成的共识采取行动并保证负起责任。协定必须得到尊重和实施，在和平进程中自食其言的行为会严重破坏相关方之间的信任。
第四，和平需要耐心和长远的眼光。斯里兰卡中的冲突双方对抗了20余年，超过65000人在冲突中丧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蹴而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20年里，挪威同斯里兰卡北方保持了近十年的联系。我们想再一次强调，耐心在和平与和解进程中非常重要。
四 挪威在和平与和解进程中呈现出的特点
纵观挪威对于和平进程的参与，我们可以辨识出六个关键的特征：
第一，挪威努力做到持之以恒。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参与是稳定与持续的，这有赖于我们国家对于这种参与的价值所达成的广泛的政治共识，即使当挪威发生了政府更迭的时候，我们仍能够保持稳定、持续的参与政策不发生变化。
第二，挪威关注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发展合作与和平努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多例子里，挪威对于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为我们在各种和平与和解过程中的参与活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样的人道主义援助经历可以使我们能更深刻地洞察冲突的核心原因所在，从而理解那些冲突集团的关键利益，而这通常被奉行“大棒政策”的政府所忽视。
第三，挪威与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保持了紧密的合作。挪威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们在挪威的和平进程中既是倡议者又是执行者。挪威有大约1/3的发展预算流向了这些非政府组织。反过来，这又为挪威提供了与重要的团体和市民社会的联系渠道。在很多案例里面，挪威可以与其他国家和独立行为体进行跨国界的紧密合作。
第四，在多数情形下，挪威在冲突中与冲突各方的关系并不涉及自己直接的国家利益，这成为了我们的一笔资产。这使得挪威可以在不改变地区或相关方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参与冲突解决。挪威没有殖民的历史，也没有直接的需要保护的国家利益，这些都更有利于它参与到冲突解决中去。
第五，挪威很少完全孤立地做出贡献。它通过不同的方式从联合国、北约、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紧密联系中获取力量。
第六，挪威非常强调对话的作用。比如在中东地区，通过几十年的接触，挪威与所有国家和政治集团自始至终保持开放的交流渠道。挪威随时做好准备去聆听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去解读其他行为体的利益诉求，这个方法使我们成功倡导了一个对话，该对话最终带来了奥斯陆进程以及1993年在白宫南草坪上的协议的签署（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谈判之后，最终原则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实现了巴勒斯坦的临时自治）。这是建立于我们与以色列长期联系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与巴解组织（PLO）以及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所建立的交流渠道的成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渠道是备受争议的，但是最终它体现出了其价值所在。挪威在南非也有同样的安排，比如它长期同包括南非的非洲国民代表大会（ANC）这样的对立集团进行的对话，事后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对话的缺失以及对话的不充分是如今国际体系的致命软肋。如果不同对手进行对话，甚至不去倾听它们，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改变甚至是影响对方的利益呢？如果我们固执己见，想当然地认为对方能够全然地理解它们应该怎么做而不去同它们对话，我们怎么能创建出能带来改变的安排呢？许多人有一个严重的误解，它们认为对话就意味着妥协。恰恰相反，与对手对话并不是长他人威风。我们对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于1993年在白宫前同阿拉法特握手时眼中流露出痛苦这一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但在此之后他说道：“你不是在同你的朋友缔造和平，你是在同你的敌人缔造和平。”
令人沮丧的是，绝大多数冲突都是在到了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回过头来寻求对话与协商。无法挽回意味着过多的伤亡，意味着过多人的生活被打上暴力的烙印，而到了那个时刻，如若再想创立能够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得以运转的治理组织，或是再想将关键的相关方带回谈判桌为时已晚。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为时已晚意味着极端主义的兴起和温和势力的式微。孤立激发了反叛集团和恐怖分子的活动，也为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那些恐怖分子自然有坚定的意志，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来保护我们自己，但问题是怎么做？军事手段是必要的，但它仅是我们在寻求政治和经济解决途径无果的情况下的次优选择。只有通过政治和经济途径，我们才能真正遏制极端主义集团招兵买马的势头。
我们指导政策的核心应该是激励国家和集团都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而不是留给它们一个冰冷的背影。
尽管所有的和平进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从一个进程中学到的许多东西都可以运用到下一个进程中去。挪威正在积极地寻求在追求和平与和解的道路上变得更加专业化，例如，挪威投入可观的资源来用于与和平进程相关的问题研究以及组织一些使斡旋者可以聚集在一起分享经验的研讨会和会议。这个方面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一年一度的奥斯陆论坛（Oslo Forum），它始于2003年，是由挪威外交部和位于日内瓦的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所主办的。它设立的初衷是尽可能地把来自所有的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高层的、活跃的斡旋者，并且是至少追踪过一个冲突的斡旋者集中起来，在一个非正式但严肃的环境中，让他们进行坦诚和实质性的高层次经验交流。
在今年的论坛中，挪威十分欣慰地看到中国外交部也首次派出了一名代表参与论坛。在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挪威也希望奥斯陆论坛能为这个领域的观点和经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
五 对挪威-北约与中国-北约问题的看法
二战结束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军事安排。挪威、丹麦与冰岛加入了北约，瑞典始终保持了中立的地位，芬兰则是处于一种半中立的状态，因为它实际上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这样三种不同的军事联系与这五个国家的经历以及它们不同的伙伴关系有关。挪威在二战期间与美英有密切联系，芬兰则与苏联关系紧密，因而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这几个国家对建立怎样的军事安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也曾试图建立一个北欧国家的安全机制，但终究无果而终。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军事安排，但北欧国家基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紧密联系，已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和平的一隅。尽管挪威加入了北约，但它始终坚信军事手段不能缔造和平，只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手段才能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
中国与北约的对话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方面也派出了代表参加北约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双方加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促进两者之间的对话。一些非北约成员国也具有类似的协商机制，俄罗斯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国家共同探讨北约应扮演的角色。北约目前的一些行动（比如在阿富汗的行动）超出了传统的地理范围。北约将与非北约成员国（包括中国）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
六 结语
日复一日的冲突表明，好的政府治理和可行的政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分配不均是冲突的缘由，然而“治理赤字”使得冲突无法控制。挪威认识到冲突已经对本国的安全和福利造成了压力。当我们看到不公正现象和苦难时，我们也会深受触动，如果我们想安枕无忧，就必须拥有一个和平与安全的环境。挪威从和平进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们最终必须寻找一个通过政治和协商来解决冲突的途径。要实现这点，就必须在国际和国内范围内进行对话。国家与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集团都必须被纳入到这一政治进程中去，因为我们无力承担把它们排除在外的后果。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吴小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