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的跨越：从管理科学到管理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哲学的崛起，印证了管理价值观、管理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蕴涵着对现代管理深刻的、划时代的超越。它将把管理从“科学”引向“哲学”的时代，从而体现并不断表征着现代管理的理论视野与价值指向。
一
自20世纪初泰勒(F.Taylor)创立“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管理科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呈迅速勃发的趋势，由于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得到广泛应用和普遍关注，并在理论上实现了迅速更新并衍生出众多学派，形成了今天众多管理理论“千帆竞发”的学术态势。并且，管理科学在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还产生了诸如管理心理学、管理文化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据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哲学的出现，也是现代管理科学与现代哲学发展交融的结果，管理哲学可以作为“管理的哲学”或“管理学的哲学”来考察。但是，笔者认为，管理哲学的成长路径，虽属当代哲学转向具体问题研究大趋势的一种表现或曰尝试，体现和表征了哲学分支学科日趋凸现的趋势和景象，从而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与管理的交融，特别是与管理实践的交融却早于管理科学的产生。如果进行历史追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学科的管理哲学其产生虽在管理科学出现之后，但管理哲学思维却伴随管理科学生成的始终，而原初的管理哲学其生成甚至要大大早于管理科学，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原初的管理哲学，就不可能产生今天的管理科学。
从文献的考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古希腊的语境中，哲学家们就已开始探讨并追问管理的普遍性和相对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为管理从各种实践活动中独立出来以及管理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苏格拉底、色诺芬、克里托布勒斯等对此都有许多经典论述。管理学正是在管理实践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借助于哲学思维从各个领域中抽象出来，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和事业。
管理科学的诞生，是管理理论的重大飞跃。但管理科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哲学在管理领域被驱逐，恰恰相反，正是哲学促进了管理思想的升华，助推了管理科学的成长。作为科学管理创始人的泰勒，其管理科学中哲学意蕴就十分显著。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篇幅不长，但其中却有10余处论及哲学于管理的作用。丹尼尔·A·雷恩在其《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干脆把他称作“到处讲学的哲学家”[1](157)，并认为，“在泰勒以前，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把管理问题发展为如此程度的一种系统方法，并同时把管理和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2](7)
从哲学层面思考管理问题，不但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理论旨趣，而且也是管理实践者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管理实践及其向理论的升华需要借助哲学思维，而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使管理哲学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管理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不仅要对现有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盘点和检视，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对现代管理进行跨文化、跨领域的全方位把握。而这种把握使管理哲学不可能成为管理研究领域的边缘学科，其学科内质决定其必然要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此，管理哲学的出现，其深刻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开辟管理研究的新界域，而是一开始就要走向管理研究的主流，要实现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扬弃”——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将因此被重构。由此，现代管理思维、管理价值基点都将发生剧变，旧的管理时代必将被终结，新的管理时代——管理哲学时代必将在现实生活视野中日渐呈现。
管理处于不断嬗变之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其间，管理的手段、方式、价值观和目标不断拓展并被重构，在不同阶段表征着管理的不同特质。对此，成中英先生加以了揭示。他认为在整个人类的生活视野中，管理成长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3](4～5)：首先，为管理的文化时代，亦可以称为人文管理时代。此阶段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个人管理与国家管理。其特点主要表现为：(1)伦理性，讲个人的修身养性；(2)整体性，从个人讲到国家与社会的管理。其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治国治人之道”。其次，为管理的科学时代，也可以称为科学管理时代。此阶段的管理内容主要是经济管理。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理性原则与分析性方法。它以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科学管理模式为其典型代表。再次，为管理的哲学时代。此阶段又可称为后现代管理、超时代管理、管理的后科学时代，这本质上即是哲学管理时代。该阶段的管理，是要综合文化管理与科学管理的长处，把伦理与管理、文化与科学、感性与理性、整体与分析等多维加以整合，凝结并体现出新的管理价值立场与路径。
管理哲学的出场，标志着对管理科学时代的“否定”与超越。不可否认，管理科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曾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管理科学作为知性科学、技术科学，具有自身难以弥合的局限性：管理科学的目标过于单纯，只强调经济上的唯利原则，客观上忽略了社会的整体协调；它力图通过系列的、组合式的、系统化了的科学手段提升组织的效率，但却忽视管理对象的特性，以及对对象特性的价值审视与观照；它以科学作为基础，是按照理性逻辑的完备化原则实施的，但却弱化了人的自我觉醒和自主开发……管理科学本质上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组织行为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性所固有的特质与缺陷，“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关于‘整体的人’的理念，既不注重人的外在环境，不考虑环境生态的破坏，扼杀了‘外在的人’，又破坏人的内在心灵，造就了一个商业化的、消费型的以及权益独占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3](6～7)。在这种社会形态下，量化的效率和利益成为检验、鉴定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一切现实生活的根本“尺度”，人逐渐丧失了自我的生命“本真”；快节奏的、无始无终的疲于奔命致使“内在的人”被闭锁和肢解。技术理性不断驱逐“人文精神”，价值被闲置，由此推导出来的世界必然是有缺陷和非和谐的。虽然管理科学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技术工具对于现代管理不可或缺，但它仅仅是现代管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仅仅依靠管理科学是无法洞察管理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实质，无法兼顾管理认识的多维度和多视角，更无法消解管理科学所带来的人文危机与生态危机。随着管理实践的深入，以及对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的反思，管理科学的缺陷将日渐凸现并不断放大。管理科学虽已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窘况，并试图通过理论纠偏以求获得解决之道，但由于其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本性使然，它难以也不可能在此类问题的解决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样，对现代管理内涵的重新确认，并因此实现管理思维的转换与管理价值的设定，正是管理哲学超越管理科学的意义之所在。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管理哲学的生成，首先是以对管理科学从学理与现实运作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勘定其合理与合法的范围为前提。同时，管理哲学的崛起，内在要求现代管理必须植入文化与科学两个基本因素，达到对文化有新的自觉，对科学也要有新的自觉，从而实现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综合，并在人的感性与理性，在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探寻管理的新平衡。由此可见，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内在超越，是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演进的必然。虽然管理哲学的生成步履艰难，但从管理科学向管理哲学的深层转变却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和无法抗拒的现实动因。
二
“管理就是让别人去做[4](10)”。管理者并非是事事亲为者，而是根据管理对象、管理目标的特质，通过相应方法、手段或相应的制度安排促使别人去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管理的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现代管理科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主张，认为管理是一种手段，亦或工具，它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组织内部资源整合与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要途径或方法；管理科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开出（对于组织）有效的“方案”，实现人（被管理者）与物的最优结合，提升组织的效率，并借此提升组织的竞争力，这是管理科学的核心要义，更是其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力。由于管理科学的运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能解决具体问题，达到立竿见影、直接生效之结果，因之其思维逻辑得到了更多的追捧和推崇。然而，正是这种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主义勃兴而形成的“工具理性”僵化并固化了人们对管理的认识。
现代管理科学以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为依托，强调组织的目标在于不断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为此要合理增加产量，减少成本，提高品质，这既是组织的目标，也是管理的目标。管理科学要求对管理实行量化控制，实现管理的客观化、标准化，并从运筹、决策、系统等种种理论出发去建构有效的管理数量模型，以便有效地规范和控制管理，实现组织的目标。但正是这种管理完全科学化的发展路径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局限性。正如成中英先生对此所揭示的——“管理的技术更新特别是管理模型的建构可以走科学化的路线，可以是数量化的和可控的，但管理模型应用于实际管理中，不是作为决定性规定，而是作为模拟式参考，作为一种联想的开发，作为训练的思考工具，也可作可行性研究规则，是作为对组织长远开发计划的一个思考范式而提出的”[3](343)。管理科学思维推导出来的管理模型无论多么精致，在其实际运用时，都必须借助于“人”。然而，在文化中生成的“人”，决非是理智、逻辑的机器，“他”还具有非理性的一面。由此，管理完全科学化的取向，与多元文化架构中展开的管理实践难以契合。具体而言，科学管理模式虽然在理论形态上很完美，在实践中能发挥一定的实效，然而它却呈现出其无法回避和解决的现实悖论——模型建构上越追求完美和精确，与管理实践脱节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实应用就可能越僵化。现代管理科学发展至此，已不得不承认，管理系统中任何参数的追加都难以达到管理实践的精致化、准确性等管理科学预设的目标。于是，管理科学开始退守而追求艺术化的路线，强调管理的弹性系数。但是管理的艺术化认识倾向，既标志着管理科学完全科学化取向的失败，同时也表征了管理科学本身是无法涵盖现代管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管理科学呈现出待超越性。
从管理哲学的视角来看，管理决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因为任何管理都不仅仅要满足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展开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由此，任何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与管理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并以这一目标的实现状况作为标准来评判、矫正、重建管理组织、管理方式与管理行为。
由此，在管理哲学的视野中，对管理的把握就不仅要有科学之维，而且必须有伦理的、价值的维度；这就表明管理实现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化的过程，更是伦理化的过程。在管理哲学看来[3](253～257)，伦理即人生与社会存在与延续的逻辑，作为生活秩序与价值行为的规范，伦理已内涵于生命与生活之中，而为维持生命与生活平衡、和谐、完整与创造力的原则、道理。管理为维护秩序、争取效果之学，它的终极目的具备社会伦理的意义，其最终目标指向理性与行为、生命与秩序、个体与群体、社会与自然的合一，此过程即生命整体化、生活秩序化的过程，亦即生命与生活伦理化的过程。由于任何伦理关系都源自人性需求、理性认知，代表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与价值态度，因此，任何一种认知与价值态度与其引发的行为规范，都应以发挥及满足人性为目标。在管理中，我们的总目标仍在求得目标与手段、技术理性与自然人性、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利益）的平衡。针对管理的具体问题，我们则应确定相应的具体价值标准与目标以指导如何权衡轻重，如何判断是非，如何决定行为之道，这是管理之道在具体的技术层面的表达。如果透过伦理价值的视角解构管理，那么传统管理中的个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将被重构，它们不再相互对立，而是在价值实现层面上可以相互转化。管理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附加的甚至是强制的控制、激励、开发和推动，而是成为其内在的、自觉的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和自我价值重塑方式；管理对人的整体性的重视，要求发展对社会群体的公共道德伦理，建立普遍的社会责任感，并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与对生态系统的关怀；管理使组织（主要是企业组织）必须就社会全体以及组织发展的终极目标来建构组织伦理，认清组织发展的理由及其存在的理由，同时了解组织发展与存在对社会的关系，既要达成内部和谐（对于企业组织而言主要是内部的劳资和谐），又要承担其必要的社会责任。此种管理将尽力弥合工业社会专业化分工造成的社会分裂和个体的单向度发展，并且通过促进科际整合与科际沟通，通过管理伦理化诉求所需要的通才教育，从而避免个体与社会的双重异化，进而赋予管理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内在驱动，使管理获得更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更强烈的心灵支撑，最终使管理在个体、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展开成为可能。
管理哲学对管理的认知与定位，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化。这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转换，更意味着管理思维的革命与管理价值意识的提升。这种转变，弥补了管理科学无法根除的缺陷，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交融与和谐，为我们更好的认识管理、把握管理提供了更多的维度。这必将加深我们对现代管理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促进现代管理理论“范式”的生成与管理实践水平的提高。
三
毋庸置疑，就管理科学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管理科学正在经历着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化，对管理文化和管理伦理的认识和分析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发展中人的要素影响，重视组织精神和组织价值理念的培育，把员工素质的提高作为组织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更成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然而，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管理相对于“以物为本”的管理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表明了现代管理需要引入文化的和伦理的维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从“物本”向“人本”的转化，在管理科学中进行得并不彻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管理科学对管理文化和管理伦理的研究只把文化的和伦理价值的要素作为组织提升绩效和社会化生存的一种手段来加以认识，无法凸显伦理、文化、哲学在管理中的深刻价值内涵和内在人性契合，更无法深入挖掘文化伦理价值对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深层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管理中对怎样理解“以人为本”，对以人的“哪个方面”，或以人的“什么”为本，仍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探究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及由此而带来的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质疑和挑战，必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加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跨跃式发展。
管理哲学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支点。但管理哲学语境中的“以人为本”与管理科学话语系统中的“以人为本”，有着原则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呈现出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在管理手段与目标、管理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上所遵循的认识路径和思维逻辑的区别。路径不同，逻辑迥异，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管理科学强调“以人为本”，是强调以人的功效为本，以人的功效为着眼点和最终的归宿点，其实质仍是工具理性。现代管理科学把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重要资源即人力资源来加以认识，认为：“不论组织的性质如何，规模有多大，它的工作都是通过人来完成的。因此，组织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力资源的管理。”[4](77)并强调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以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在这里，“以人为本”是以人对组织的重要性，既满足组织需要的实效性为本，“人”在这里仍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以其为本只不过是强调其作为提升组织绩效的若干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手段而已。“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在管理科学的视域中已被置换为“以人力资源为本”、“以人（对组织）的实效性为本”。管理哲学倡导“以人为本”。在此，“以人为本”有两层涵义：首先，从最根本上来看，管理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强调人是价值生成物，人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和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归，人是终极的价值目标，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组织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人也成为衡量组织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指标。并且，在这里[5](48～50)，“以人为本”中的人绝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人，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强调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为本，要以人性即人的普遍需求及其满足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的目的不是对人加以有效利用，而是要有效满足人的需求，实现和提升人的价值。其次，管理哲学中的“以人为本”也是一种价值实现手段，但这里的“人”不是为了满足组织目的的手段，而是为了实现人、实现人自己价值目标的手段。这种转变意味着[6](84)，管理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也就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我需求，实现自我价值，人不仅要与他人合作与协调，人还要进行自我控制和管理。在这里，人既是管理的客体，更是管理的主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相对性，人人都是管理者，即使承担被管理者的角色，也要成为决策的参与者和决策的执行者。人不仅是价值生成物，也是价值目标的指向，更是自身价值的创造者和实现者，人的价值在管理的目标与手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实现了有效契合。
不可否认，管理科学也谈人性，也强调在管理中对人性的关注，并对人性做出了若干种假设。但无论是人性假设的“X理论”、“Y理论”或“超Y理论”，其对人性的认识往往都是机械的、片面的、抽象的和僵化的；而且，其人性假设都是为了获取更具针对性的手段，使组织实效目标得以完成。这就不难看出，在管理科学那里，人、人性只不过是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施加的对象，人被置换为工具化、对象化、“物化”了的人，忽视了人所应具有的主体性。
管理哲学对“以人为本”的深度解读，既使人、人性、人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得到落实，也使人在管理中的自我激励、自我创造和自主开发真正得以实现，充分显示了管理哲学以价值理性为逻辑起点的管理思维。由此出发，管理获得了新的“画面”，管理不再仅是采取单一的技术手段，而应是技术、伦理、文化和哲学综合作用的过程，这为真正提升现代管理水平、改进现代管理方法提供了具体的路径。这就打破了管理科学的僵化模式，推动着现代管理从具体操作层面到价值前提与管理理念的更新，使管理的“人化”空间得以充分地成长。
管理哲学，以新的价值原则、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把握“管理”、运用“管理”、推进“管理”，为我们带来了管理理念的革命性变革。因之，管理科学将被“颠覆”与解构，现代管理在管理哲学的引导下将实现历史性的大跨越，管理的新时代——人和人性在管理中真正凸显和张扬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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