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图书馆建设中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组织活动论文,图书馆论文,农村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层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最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众多县级图书馆馆舍老化，缺乏计算机等现代设施，许多贫困山区、农村社区至今仍没有图书馆[1]。基层图书馆状况已得到社会和图书馆学界的关注，如近年来学者对基层图书馆状况的实际调查[2-5]，有关乡镇图书馆多元化发展的探讨，2005年底林州“百县馆长论坛”的召开，中国图书馆学会2006年峰会对县级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关注等。同时，乡村图书馆建设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多种社会力量开始介入，如海外基金会援助的图书馆项目、各种文化团体援建的乡村或学校图书室、农民自办图书馆等等。本文对乡村图书馆建设中出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形式、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等作了调查分析，希望引起更多的关注。
1 农村图书馆发展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形式
农村图书馆发展中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由一些由海外基金会等组织、慈善人士，国内文化团体、NGO组织、志愿者、农民等筹资和运作的图书馆或图书捐助项目。这些项目大多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乡镇，形式各异，但都是为了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按照援建主体或资金来源，主要有如下形式：
1.1 海外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和个人的援建活动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通过募集资金，与国内乡镇政府、非营利组织如侨联等建立联系，帮助中国乡村图书馆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基金会主要有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Cultural Exchange Committee of the San Fernando Valley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美国青树教育基金、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滋根基金会等，其运作的图书馆项目见表1。
这些图书馆项目的运作主要采取了两种模式：一是直接与当地政府或村民合作，建立乡镇或乡村公共图书馆。二是在支持乡村教育过程中延伸出图书馆项目，多为与当地学校合作建立或原有学校图书馆的加强，同时也向村民开放服务。
第一种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健华图书馆联盟”。1990年，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健华社启动了“中国乡村图书馆援助计划”，主要由南加州美籍华人捐资在中国较贫困的农村建立乡镇公共图书馆。迄今，该项目已在中国大陆1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是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与当地政府共建健华图书馆62所，服务人口达到150多万。有的图书馆近期还建立了电子阅览室，提供上网查询和其他数字化服务。[6]
为保证图书馆的持续运行，健华图书馆有一套严格的申请和批准程序：(1)申请者必须是中国大陆之乡镇人民政府；(2)申请者为经济欠发达、财政相对困难，特别是少数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单位；(3)本地有较高的文化需求：如有乡镇中小学；乡镇民众中有一定阅读能力如小学毕业者占成年人60％以上；有一定图书馆基础，如乡镇文化站中的图书室等；(4)乡镇领导有建立公共图书馆的积极性，愿意提供60平方米以上的馆舍、图书馆的基本设备和一名正式管理人员并承担图书馆的日常运行费用。在此基础上，由当地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健华社将委托其代表或联盟委员会委员对申请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并对考察报告进行讨论。之后与当地政府签署协议书和进行开馆准备工作。[7] 健华图书馆联盟是运作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海外基金资助项目，其成熟的活动机制至关重要。
第二种模式是一些海外教育基金援建的乡村学校图书馆，典型如金门大学教授赵耀渝在香港慈善家金德俊先生的12万美金捐款基础上创设的美国青树教育基金。2002年，在青海省教育委员会的协助下，该基金成立“中国青树乡村图书馆中心”(China Evergreen Rural Library Service,CERLS)。中心在建立或加强现有的乡村中学图书馆为学校师生服务的同时扩展其功能，向社区群众提供免费的图书馆服务。在过去3年中，青树教育基金在青海、甘肃、陕西等省的边远地区学校中援建了8所乡村中学图书馆。
青树乡村图书馆中心主要工作内容为：(1)选择资助学校并帮助他们制定符合学校情况的信息技术普及标准；(2)提供资金购买书籍和期刊，建立一个合适的藏书体系以满足学校和当地社区需要。例如，甘肃省的天竺一中位于干旱地区，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就考虑了有关节水、开发新水源和植树的书籍；(3)为图书馆选购适当的计算机软硬件，包括编目、借阅、数据汇集和网上服务等方面；(4)为图书馆员和师生提供图书馆运行和技术应用的培训班，2002年夏季在西宁和青海省举办的“信息素养”培训班，学员为青海、甘肃和陕西的教师、图书馆员及政府官员；(5)向当地居民开放，并举办信息素质普及班。(6)举行学生图画、作文、诗歌等竞赛活动，鼓励学生利用图书馆资源。另外还设立奖学金帮助困难学生完成中学教育，同时规定受助学生须在图书馆义务服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在暑假中要将书借回家教他们的父母读书等[8]。该基金项目的特点是以原有的乡村中学图书馆为基础，将服务扩大到当地居民，并通过信息技术培训切实提高学校和居民的信息素养。
还有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CEF)、滋根基金会等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农村基层图书馆建设。OCEF是为筹集资金援助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于1992年10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至今共计资助贫困学生10000多人次。在助学过程中OCEF深感中国农村图书资源的匮乏，从2003年开始图书资助运作，为贫困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筹集图书，建立小型图书室。OCEF通过其农村协调员帮助学校申请资助，并保证获赠图书的充分利用；OCEF还通过大城市志愿者网络募集各类二手书刊杂志，或购买一些图书。至今OCEF已募集各类旧书52000余册，选购新书10672册，购置藏文、聋哑教材等特种图书1000余册。共建立旧书图书室92个，新书图书室11个，为20多所学校订阅了杂志。OCEF乡村图书馆项目的特点是在助学基础上产生，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具体运作依靠当地侨联等非政府组织、农村协调员队伍和大城市的志愿者网络。
滋根基金会的图书室援助项目已在贵州、云南、广西、河南、河北、山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贫困农村开展了帮助失学儿童入学、文化扫盲，设立农村及学校图书室、乡村卫生室等项目。援建图书室则是基金会的长期运作项目之一，主要有农村成人图书室和中小学校图书室两类。从1990年至今，已在贵州建立了12所农村图书室，38所中小学图书室[9]。同时还有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等项目，2003年援助的图书室(见表2)：
表2 2003年滋根基金会资助的图书室项目
图书馆金额(美元)
北京市朝阳区新世纪实验小学图书馆625
北京市明园学校图书馆625
贵州省25所学校图书室 15，579
贵州雷山县各校订阅青少年知识集锦 71
山东临沂市费县探沂镇第三中学图书馆 500
来源：滋根基金网站(http://www.zigen.org/chinese/projects/pastprojects03.html)
滋根基金会的图书室援助特点是规模比较小、方式灵活，每所图书室资金每5000到10000元之间，目前试行的班级图书角形式，图书由学校老师配合选购，但产权属于基金会；在阅读和管理上采取图书分类保管、班级无锁开放、流动交换阅读、学生参与管理、定期增补更换方式。这种完全依靠学生和志愿者参与的运作方式也存在可持续问题，如缺乏专职管理人员、学生的流动性大、乡村教师缺乏管理图书室意愿等。同时应试教育的压力导致学生课外阅读时间少，也形成了教学活动和课外阅读的冲突。
除了这些较大的基金会援建活动外，还有一些海外华侨、港澳台企业家、慈善人士等个人捐赠资助的项目，如被称为“乡村第一图书馆”的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图书馆，是旅缅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于1928年集资创建的，藏书7万余册。1998年，在海外侨胞、旅台乡人捐助下又建成新的馆舍，供村民劳作后读书、看报，目前有4个书库6个阅览室，和一些动植物标本室。[10]
1.2 国内文化团体等援建的乡村图书馆项目
近年来，一些有志于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文化团体或群体，在贫困乡村建立了一些农民或学校图书室，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为出版界人士发起的乡村图书馆，如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乡村社区图书馆援助计划”、《中国妇女》杂志社的“星星火阅览室”项目、中华文学基金会育才图书室工程等。
2004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编辑梁晓燕、徐晓和中国工人出版社王小平等发起的“乡村社区图书馆援助计划”，由民间非营利教育机构北京天下溪教育研究所于2003年初启动。迄今已在广西、云南、甘肃、安徽、山东等地捐建了50多所小型乡村公共图书馆。该项目主要通过私人募捐获得资金，筹资目标是每所馆3000元，然后通过挖掘出版社库存资源，使每所图书馆可获得1000册图书和4种新刊物。图书的管理因地制宜，如通过县团委系统、乡里指定，由村团支书或村长担任图书管理员、由当地西部志愿者管理或由NGO负责等。在日常管理方面，主要依靠当地的大学生假期回访，并根据回访报告对当地提出建议。该项目主要面对农村成年人的继续教育需要，全部运作如受捐地点考察、计划拟订、经费筹集、书刊收集乃至打包装运等完全由志愿者完成。[11]
在这一项目之前也有若干关注农村阅读的活动，如2000年起，《中国妇女》杂志社在全国各地农村发起的读书活动，在各地妇联协同下，杂志社至今已在甘肃、内蒙古、湖南、天津、河北、陕西、辽宁七省建立了44个“星星火农村妇女家庭图书阅览室”。[12]
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55位中国著名作家学者于2004年5月28日倡议发起了为西部等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捐建“育才图书室”活动，为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配备不同年级学生所需的工具书、科普读物、文艺、社会、历史书籍以及其他教学辅导资料等，并适当配备电脑等基本设备，以基本满足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求知的需求。[13]
第二种是大学生支教组织在西部或边远乡村支教过程中建立图书室，或大学生个人在家乡开办的图书室。前者如“灯塔行动”、“西部阳光行动计划”等。“西部阳光行动”是由尚立富个人发起的大学生西部地区民间支教活动。他们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有课外读物，教师没有基本教学资料，农民更无书可读，便通过各种途径捐书或买书，建立或加强当地学校图书馆。[14-15] 据各地媒体报道，各省市高校都有假期大学生支教活动，其中不乏帮助当地学校建立起了图书室，或者募捐、购买图书等。近两年受到图书馆学者较多关注的“小河图书馆”，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曹继华利用个人藏书和同学捐赠图书为村民服务的事例。[16]
第三种为依托公益网站发起的捐书助教和建立图书室活动。比较著名的如百草园公益图书馆项目、贵州人心灯图书室、微笑图书室等。百草园图书馆项目是由NGO中国网(www.ngochina.net)于2005年3月启动，帮助教育落后的贫困地区(主要在乡镇及乡镇以下)的学校和社区建立公益图书馆。图书馆作为教学辅助部分向学校师生开放，当地居民凭身份证也可以在开馆时间入馆阅读。图书馆由百草园公益图书馆统一管理和经营，统一配置图书和设备、聘请固定的图书馆管理员、规定开馆时间、借阅制度等，但不介入学校内部管理活动。目前该项目已在四川等地建立了5所图书馆，并计划配置一些基础设施：(1)2000册以上的图书，如常用工具书、经典文学著作等；音像资料100件以上；(2)电脑1台以上、彩电1台、DVD播放机1台；固定咨询电话1台等。这些设备主要通过大城市的志愿者募捐，大部分为二手货，也少量购买。(3)开架式书架以及能同时供10人使用的阅读桌椅(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定)；(4)适合阅读的灯光装置及供电系统，无法供电的地方可采用良好的采光来代替；(5)固定管理员一名。[17] 百草园的图书馆项目全部由志愿者完成，因此存在一些困难，希望今后能聘用专职图书馆员实现专业化管理。
贵州人心灯图书室由贵州人公益网(www.guizhouren.net)2004年10月启动，在贵州贫困地区学校进行图书室建设。首期联合南京、北京和贵阳等三地区6个大学社团参与，募集图书8500余册，包括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籍、教学参考用书等，并在草海地区帮助3所学校建立了图书室。[18]
微笑图书室(http://www.smilinglibrary.org)和其多背一公斤行动，是网友自发组织的关注贫困地区教育的民间公益论坛，它以收集城市中的闲置书籍帮助中国贫困山区学校设立图书室为目标，并通过良好的图书室管理保证所募书籍的有效利用。自2003年5月至2004年4月，“微笑图书室”这一网络平台已帮助8所小学筹集了图书5000多册。[19]
网络中还有各种志愿者组织的公益性图书捐助活动，如最早的“病孩子”网站，为甘肃黄羊川建立图书馆，资助需要帮助的孩子读书；2001年由河南省洛阳师范学院学生创立的捐书助教网[20]、乐助会(http://www.ahelp.cn/)等。
1.3 农民自办图书馆
农民自办图书馆是为当地村民服务的图书馆，形式多样，如有村委会从集体经济收入中提取适当比例的经费投资兴办；或由居住区内的单位、非营利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集资捐建，带有“民办公助”性质；由群众自发捐助或入股兴建；也有个人以私有资金独自开办，完全自主经营管理；由多人联合出资，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经营管理，[21] 等等。
农民个人自发兴办的非营利性图书馆，有湖南冷水江市渣渡镇农村妇女刘小玲，她肩扛扁担进城募书三年，于1996年8月31日开办了“利民村农民图书馆”。目前该馆已有图书近2万册[22]。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彭高镇泉溪村农民刘炳继从2001年开始筹资兴建的“农民图书馆”，该馆于2004年建成，藏书3.2万册[23]。2002年10月，湖北省云梦县两位村民自发创办“股份制”图书室。辽宁省岫岩县黄花甸镇农民尤泽东开办“流动图书馆”，通过“从各村的中心户辐射到邻里乡亲，再传到另一乡镇”的方式为附近村民服务。北京昌平区崔村镇大辛峰村村民徐继新筹款建成了面积约45平方米的“爱心图书馆”，免费提供法律、文艺、教育、医学等30多类，近2万册书籍阅览，吸引了周边中小学生等3万多人次读者。贵州遵义市桐梓县一位老农因为喜欢看书读报，利用40多年来搜集的2000余册各类书刊、报纸开办全县第一家农民图书馆[24]。山东省邹平县魏桥镇农民傅延将自己收藏的图书免费提供给村民阅读，并建立个人流动图书室。该省码头镇田家村农民毕务祥利用从事废旧报刊收购时选留的有价值书刊于2003年办起了免费图书室，图书达20多类8000余册。[25]
这些农民自办的图书馆(室)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出现，尽管设施简陋，图书也不完备，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民对图书和知识的需求。对这些见诸报道的农民图书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创建者大多是农村中受过文化熏陶，利用科技知识致富，担任过一定文化和教育职务，与外界联系比较广泛的农民。这些人意识到了知识的作用，希望依靠开办图书馆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使他们靠科技致富。同时，政府和社会对农村文化的逐渐重视也为农民图书馆的建立提供了环境，一些省或乡镇政府为这些图书馆组织了图书捐赠、慰问、表彰等活动，有的为图书馆举办了培训班，帮助他们规范运作。但农民自办图书馆大多仍靠自身努力维持，面临管理不善、资金缺乏、可持续能力不足等问题。
除了免费服务的农民图书馆外，乡镇的租书店和图书馆的租书行为在农民阅读中也有较大需求。如湖北有的乡村图书室设在小卖部，一天收一毛到两毛借阅费，借阅量很大。有学者调查后认为，农村租书是一种既可行又能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办法。[26]
2 农村图书馆建设中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特点、问题和作用分析
海外慈善组织和个人、致力于乡村教育发展的知识分子团体和农民中的先觉分子是目前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三种非政府组织方式，为乡村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外部资源。但他们在农村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图书馆学界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2.1 关于海外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分析
海外慈善组织或个人是农村基层图书馆发展的一种外部资源。海外基金组织资金相对充足、运作规范，并且注意与当地政府合作。如健华图书馆联盟能够成功运行就在于有以下保证措施：持续的募资和资金管理；严格的申请、审批、建馆程序；与当地政府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各省市聘请多位义务联络代表等。海外基金组织的参与还带来了国外的图书馆建设理念，如青树乡村图书馆中心在加强乡村中学图书馆建设时，就建议各学校参考美国图书馆协会和教育技术交流协会的九个信息普及标准以制定自己的普及标准，从国外聘请专业人员举办信息素养培训班。图书馆技术和信息素养培训对基层图书馆建设十分重要，更为当地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国内外图书馆发展史来看，基金会或慈善家的捐赠活动对早期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和普及贡献颇多，我国乡村图书馆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寻求各种慈善组织的支持。如何挖掘出这些基金资源，以及让当地政府积极参与，图书馆发展资金的稳定投入等都需要认真探讨。
2.2 对社会文化团体和个人参与的分析
第二、三种参与方式也被称为“民间力量”。第二种参与的主体是城市的文化团体和个人，组织设立在大中城市，通过志愿者网络运作。一部分，是面对农民，另一部分面对中小学生，同时向周边地区农民开放；还有一些利用网络平台组织捐书助教等。
此类参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很多具体困难：首先是资金问题，这些组织大多没有注册，资金募集是在亲朋好友等私人范围，资源有限使他们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设想；其次是图书馆运作和管理问题，如何选择需要资助的图书馆，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与信息反馈渠道不通；三是专业人员稀缺，从笔者调研资料分析，这些组织中很少有图书馆专业背景的人员，扶植的图书馆运作和服务也不太规范。依靠志愿者运作，虽可节约成本但缺乏稳定性，将直接影响其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社会文化团体等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多少个图书馆，而只是为了让乡村的孩子和村民们有书可读。对于培养农村孩子和成人居民的阅读习惯、利用图书馆的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将为农村图书馆长远发展提供社会氛围。
2.3 对农民自办图书馆的分析
农民自愿、自发的兴办图书室是推动基层图书馆建设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但农民图书馆大多依靠私人资金建设且无持续投入，图书来源多为个人收藏或接受少量捐赠，种类少且陈旧，也没有专业的管理规范，提供的服务比较有限。这种自发活动能坚持多久是最大的疑虑。
乡村租书店兴盛从侧面反映了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观察国外公共图书馆史可以发现，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对于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例如，18～19世纪欧美各国社会大量兴起的诸如图书俱乐部、社会图书馆、团体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即现在所说的租书部)等图书馆形式，人们通过自愿结合和租借的方式来满足图书馆需求。这些活动形式使图书馆得以在民众心中生根。[26] 因此，农民的自发办馆的形成或出现反复，都会对社会的图书馆需求培育起到重要作用。
3 基层图书馆建设中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启示
3.1 非政府组织与行政机构的协作
世界图书馆发展历史表明，“设置公共图书馆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一些国家，地方政府虽然在名义上对图书馆负责，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因而公共图书馆的具体运作由非政府组织或私人基金会负责。然而，为了保证公共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并发挥它在信息网络中的作用，公共图书馆还必须和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获得政府经费资助。其最终目标是使公共图书馆纳入正式国家体制之中，按国家立法运作。”[27]
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发达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对基层图书馆的投入不足，这就为非政府组织活动提供了空间。但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环境中，很容易昙花一现。因此寻求当地政府的合作，保障各图书馆服务的持续就特别重要。
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基层图书馆发展。1994年文化部等启动的“万村书库”、文化扶贫工程，1997年中宣部等9部委发起的“知识工程”，2002年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文化部即将实施的“贫困地区图书馆援助计划”等为非政府组织活动提供了发展契机。如果能够与各种行政资源有效整合，将能使农村图书馆和农民得到更多的利益。
3.2 农村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资源的结合
非政府组织举办或支援的图书馆大多采用与学校合作的模式，这或许与这些非政府组织来源于教育基金或致力于乡村教育发展的团体有关。从目前基层图书馆，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实际状况分析，依托当地的学校，图书馆为师生服务的同时向村民开放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公共图书馆历来与社区学校关系密切，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分析，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将可以利用学校资源支撑基层图书馆，同时为农村文化服务奠定扎实的基础。[27]
但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成为一种人为的障碍，政府要为基层图书馆发展提供政策空间。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法中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图书馆事业基本法纲要(草案)》中就有“在人口过稀等另有规定的特殊地区，可将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合为一体，供儿童、学生和居民共同利用。”[28] 这种图书馆设置的特例说明了其管理的灵活性。其他具体性事务，如图书馆运作中图书的选取、图书馆员的配置、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方式、图书馆服务和活动等问题还需要根据当地情况设计。在一些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图书馆项目中也有相关探索，如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图书室，设在乡村建设学校，针对儿童办借书证，押金5元。志愿者和儿童共同管理。村里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借书证，每证最多可借3本供家庭阅读。图书馆经常邀请村里老人讲述当地传统、历史等[29]。另外，青树乡村图书馆中心在所援助的几个学校图书馆都成功实行了对居民开放的制度(晚上和周末)，这些经验也值得整个图书馆界借鉴。
3.3 鼓励基层各类图书馆的开放式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图书馆法》实行了图书馆“名称非独占”原则，说明与《图书馆法》界定的“图书馆”概念有出入的设施，或者是没有依据《图书馆法》创办的设施，都可以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命名，是图书馆的“同类设施”，如各类公民馆、文化会馆、社区中心等设施。这一原则使得日本的图书馆成为一种“开放性”设施。在当时日本图书馆事业还处在较低发展水平情况下，开放性政策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30] 日本发展图书馆的其他措施也值得借鉴，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实行“公立图书馆的委托经营”，将图书馆的人员费用改换为“委托费”，交由民间组织机构经营，带动了民间力量发展图书馆的活力。[31] 笔者认为，一些运作较差的基层图书馆不妨让由非政府组织去管理。尤其是当前社会环境下，更需要鼓励基层图书馆探索多种方式开放式发展。
3.4 研究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基本规范
当代各种农村基层图书馆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的普及和发展，但“如果高标准的图书馆和只是在房间一角的书架上摆了几百册图书都算图书馆的话，图书馆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便会混乱不堪”[32]。农民自办的图书馆、志愿者资助的图书馆与一些政府举办的高水平图书馆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图书馆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民间力量，但也可能会导致专业程度、服务质量等降低。进行引导和规范成为长远课题。
2003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北京市图书馆条例实施办法》，在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的同时，给以规范，如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应符合以下条件：面积应当达到100平方米以上，阅览座位应当达到30席以上，且符合安全、消防的有关规定；馆藏文献信息资料达到10000册(件)以上；不少于1名经过培训的符合要求的工作人员；年入藏文献信息资料不少于1000册(件)，自然人经历上无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纪录；遵守《条例》的有关规定，接受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33] 这就为非政府组织举办图书馆提供了政策和管理依据。今后还需要形成稳定的长期策略，以促进农村图书馆的繁荣和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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