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美国论文,态度论文,趋势论文,多极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极格局是21世纪国际体系的理想境界
近年来，人们——至少是那些具有起码洞察力的国际问题观察家们——就国际政治经济前景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世界正在从作为冷战时代基本标志的大致两极的格局，迅速地向多极格局转变。〔1 〕多极格局不仅将有助于世界稳定与和平，〔2 〕因而有利于各国的独立自主和经济成长，还将为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尽可能平等的交流提供必要保障。在现代国际体系初创年代即所谓欧洲国家体系的生成时期里，由荷兰和英国领头的欧洲多数国家联盟以“欧洲自由”（the Liberty of Europe）为道义依据， 凭借与之休戚相关的均势机制，先后挫败了一度占有巨大优势的哈布斯堡家族和法王路易十四建立“普遍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的称霸努力。〔3 〕与此相似，即将步入21世纪的人们有理由期望和追求并非两极、更非单极的世界自由和世界均势，虽然此类目标的实现不像过去那般往往有赖于战争。
二、美国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从拒斥到不情愿的接受
在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时，必然碰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亦可称为唯一的世界强国）美国对这一趋势持什么态度。在冷战时代，除了主要从冷战需要出发支持西欧、日本经济成长和同样从冷战需要出发改善对华关系外，美国根本不愿接受任何真正的多极化动向，以至于社勒斯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中立主义和不结盟——世界多极化的萌芽之一——斥责为“不道德的”。〔4 〕即使那赋予美国空前的世界政治和战略权势的两极格局，也是美国鉴于严酷的美苏军事对峙逻辑（尤其是核恐怖平衡逻辑）很不情愿地忍受的，哪怕这一格局在美苏关系相对缓和时期里，因其包含的超级大国共同控制机能而使美国获得不少额外便利。苏联解体加上海湾战争大胜造就的兴奋感和陶醉感，导致美国朝野当真规划起美国权势及其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图景来，其状若撇开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末期不谈，肯定为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正如思想颇为激进的著名国际法学者理查德·弗尔克不无厌恶地描述的那样，从行政当局领导到大多数政治家，精英们“容光焕发地谈论全球安全领域美国无可争议的优势这一‘单极时刻’，它带来了在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广泛散布美国价值观的机会和责任……关于美国全球前景的新热情确定了对外政策辩论的基调。”〔5〕
然而，“单极时刻”为时甚短，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新热情”为时甚短，因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能被那些似乎象征美国将君临天下的戏剧性事件长久掩盖，也因为经过战后半个世纪反复陶冶，美利坚民族及其政治领导的国际政治直觉能力与先前相比多少有所长进。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持续稳定；俄罗斯随国内局势逐步好转，其对美外交由软弱渐趋刚强；西欧一体化保持长足进展，除法国一向不惮于同美国顶撞外，德国的对美姿态越来越显示出自主色彩。所有这些，加上在冷战时代早已分明可见的日本强大经济竞争能力以及欠发达世界政治事态之复杂多变和难以控制，向美国表明单极世界只是其一厢情愿，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公众日益明显的内向情绪，进一步促使行政当局在干预外部世界时留心审慎从事。种种内外因素使得克林顿政府与其前任以及国会、共和党人相比，在对待世界多极化趋势方面越来越显得较为求实，较为精细，尽管远没有理由可以确认它完全放弃了构筑尽可能单极化的世界秩序的奢望。
三、美国对新兴国家的分类：亲疏不同、战略各异
从美国的角度看，对待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归根结底是对待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具有巨大实在或潜在影响的新兴力量的态度，尤其是对待那些在总体实力或其中若干决定性要素方面势将接近甚至赶上美国的新兴强国的态度，并且连同由这态度决定的、对待新兴强国的根本战略。经过冷战结束后好几年的国际动荡和国内辩论，到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施政，美国终于在世界多极化趋势问题上形成了相当明确、并且大约相当持久的态度模式和战略框架，其征象首推北约东扩的正式决定和近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依照既存关系的远近亲疏（主要指对美国价值观念体系、特别是其冷战后对外政策基本目标〔6 〕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美国来说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将新兴强国分门别类，无疑是这态度模式和战略框架的首要特征。据此，日本和美国的中西欧盟国、特别是德国被归于同一大类，亦即美国的主要盟友，虽然在苏联解体前后，日本曾一度以其经济和技术竞争实力被许多美国人视为未来的最大对手。〔7〕俄罗斯自成另一类， 其当权阶层的国内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取向比较接近美国，但其对外民族主义情绪、大国情结以及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潜能使美国既不甘冷战“胜利”，亦不敢掉以轻心。至于中国，则又成一类。12亿人口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社会（并逐渐遵循多半由美国主持构建的若干重大国际体制）的同时坚持对外独立自主，在总体实力及国际影响尚远不及美国的同时表现出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和上升为一大强国的可观前景。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这样的中国无疑代表着一个最为复杂但意义也几乎最为重大的长期性外交、战略和经济问题。
根据对实在或潜在的新兴强国的上述基本分类，克林顿政府形成了一套分别对待的、不同的根本战略，其宗旨都在于在不引发长期对抗或全局性冲突危机的前提下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优势。这些战略总的来说，包含着合作、协调和局部遏制这三大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搭配，体现了一种长远的考虑，亦即将世界多极化趋势容纳到促进美国重大利益或至少不严重损害之的范围以内。就对待德国和日本而言，美国以合作为主，从根本上说是沿用二战结束后不多久即已成形的那种包容（cooperation）战略， 以包容来造就美国在对付其它强国时可以援引的重要支持力量，并且同样以包容来防止它们在逐渐增强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自信的激励下，以及在区域性地缘政治结构内虚弱地带（或曰“权势真空”）的吸引下，重新成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北约东扩就带有此种含义，其主要副产品无疑包括排除一个一盘散沙似的虚弱的东欧将来引起德国单方面向东扩张〔8〕的可能性， 那是两战之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的。经调整后的美日安保条约体制也多少具有类似的附带意义，只是制约日本力量的一面远不如借用日本力量那么重要和明显。对于俄罗斯，美国的根本战略是合作与局部遏制并立，前者主要指帮助维护倾向于西方政治观念的俄罗斯当权派，推进那里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并在削减核武器、防止核扩散和解决中东、海湾问题等方面取得俄罗斯的协作，后者则主要指尽可能杜绝俄罗斯恢复前苏联版图和重建其东欧控制权的可能性，北约东扩即以此为首要宗旨。对于中国，克林顿政府喜欢用全面或建设性“接触”这一相当含糊宽泛的术语来表述其根本战略，其内涵实际上主要是协调，再加上局部遏制。协调以双方在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方面多有抵触为前提，通过彼此调整、特别是互作让步来追求合作，限制分歧。〔9〕当然， 就美国行政当局更广泛、更长远的考虑而论，协调还包含着将中国包容进多半由美国主持确定的种种国际体制的意思，以求一个趋于富强的中国不挑战美国的重大国际利益。至于局部遏制，则主要体现在美国构筑和强化的西太平洋地缘战略环带上，在该地区的美国军事存在、经过最近修订的美日安保条约体制以及美韩和美台关系是其最重要环节。很容易看到，在美国对待实有或潜在的新兴强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上述所有战略中，带有军事意义的战略层面几乎一概是最基本的，地理上或其它形式的战略警戒或战略防线几乎总是被置于最优先位置。也就是说，在此等战略利益规定同外交或经济需要相抵触的场合，美国政府大抵会以后者为代价来满足前者。
按照上面的分析和判断，世界上实有或潜在的新兴强国所面对的一项基本形势，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抱着既有接受和顺应一面、又有戒备和阻挠一面的两重态度。尤其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所须对待的美国根本战略既包含合作与协调成份，也包含显著的遏制成份。这样的基本形势给此等国家带来了事关重大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不容漠视的国际困难。事实上，20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动态之一——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或许还有一两个目前欠发达的非西方大国和尚待政治一体化的真正联合的欧洲，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新世纪里成为同美国接近或并立的世界强国。〔10〕由此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特别需要注重美国的态度和战略，理解其两重性，充分利用与之相关的历史机遇并有效对待与之相关的困难。就中俄两国比较而言，中国在前述对美既存关系的亲疏远近方面不如俄罗斯有利，然而凭借近年来的经济腾飞，在对美国的经济重要性方面远胜于俄罗斯。中国可以比俄罗斯更成功地利用上述机遇和对付上述困难。
四、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成就与意义
讨论了美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以及相关的战略之后，便能在较为宽广的背景下考察江泽民主席访美的巨大成就及其深远意义。以这次访美造就的中美关系新气氛及其具体成果为标志，中美两国政府领导显然都已开始用现有的世界强国对新兴的未来强国这一范式，作为认识双边关系之长期走向的首要框架，并据此做出了基本平行或互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江泽民主席抵达华盛顿当天，奥尔布赖特对报界的下述谈话大意尤为清楚地说明了美国政府方面的根本考虑：不管美国做什么，中国都必定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上升的新兴力量；历史告诉美国，对待此种力量的恰当办法是邀请其加入国际共同体，使之遵守其规范。〔11〕撇开其中维护美国优势的心态不谈，此类话语大致符合中国近年来所要求的那种处理美中关系所应有的“历史高度”和“战略眼光”，符合江主席此次在美国一再指出的中国可有并且应有的国际作用，即一个富强的中国有利于世界稳定与和平，一个富强的中国能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克林顿政府关于江泽民主席此次访美的言行，集中反映了经过中美关系一度紧张和美国国内大辩论而适才占据上风的一种根本认识，它除上述奥尔布赖特谈话所表明的那一点外还包括：中国的主要制度和意识形态虽然仍离美国的价值标准甚远，但在体制、观念和政策方面确实发生了趋于宽松、多样化和稳健的显著变化；一个美国与之合作而非敌对的中国会在全球安全体制和地缘政治中起到对美国相当有利的作用，尽管中国的强盛趋势同时会在这两方面给美国带来麻烦；中国市场具有重大意义，美中关系状况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容漠视并将越来越大。〔12〕正是从这样的根本认识出发，才有前面所说的那种以协调为中心内容、辅之以局部遏制的根本战略。它们同中国的对美认识和战略合成作用，导致了伴随江主席访美而正式生成的中美关系体制。这里所谓体制，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体制理论意义上的那种“ 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它包括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或曰机制）这四个要素。“体制的原则笼统地规定其成员被期望追求的目的。”〔13〕就中美关系体制而言，它们集中表现在江主席于访美期间反复强调并作为双方共同立场载入中美联合声明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中美两国共同承担责任，努力实现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繁荣，据此两国应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正如江主席和随行的钱其琛外长总结的那样，在此目标上达成的中美共识，是此次访问的最重要成果。“规范包含就什么是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方式对体制成员作出的多少较为明晰的指令，它们仍然是以比较笼统的方式来规定责任和义务。”中美关系体制的规范首先在于中美联合声明所说的中美两国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认识，应本着合作与坦诚精神促进两国关系的具体进展，其次在于江主席即将离美回国时宣告的下述中美共同立场：双方同意通过彼此协商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求同存异，不应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看作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
体制的规则“更为具体：它们更详细地指示了体制成员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中美关系体制的规则主要涉及台湾、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能源和环保合作、经贸关系、和平利用核能、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人权、法律合作，中美两军关系以及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政府在中美联合声明中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在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中美两国承诺：支持联合国在包括维持和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合作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四方会谈推动建立半岛的持久和平；维护中东、海湾和南亚等重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在经贸关系领域，两国承诺加紧关于一系列有关问题的谈判，以便中国可以在有商业意义的基础上早日加入世贸组织。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美共同立意按照业已达成的协议促进两国间的和平核合作和研究，致力于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早生效，不向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任何帮助，严格控制核和双用途材料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并合作维护和贯彻《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关于人权，中美双方除重申均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外，确定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政府和非政府渠道讨论有关分歧。法律合作领域的规则主要包括加强双方在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以及采取贯彻此类合作的具体措施。另外，在能源和环保合作、两军关系以及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等问题上的若干规则，也经江主席访美而得到双方共同重申或创设。至于中美关系体制包含的决策程序或机制，在理论上“具有和规划同等程度的具体性，但涉及的是程度而非实质，提供贯彻体制原则和修改体制规则的途径。”就中美关系实践而言，它们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创设和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两国元首定期访问对方首都，建立元首间直接通讯联络（“热线”），部级官员定期磋商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问题，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讨论或谈判与联合国、朝鲜半岛、中美经贸关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有关的事务，设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机构，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都包含着有关行为方式的指令：它们规定某一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它们含有义务的意思，即使这些义务并非能够通过一个等级式的法律制度来强行实施。”
江泽民主席访美结果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阶段。这既来自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也来自美国政府就世界多极化趋势形成的比较现实、比较精细的态度。然而，鉴于许多观察家历年来对中美关系的估计易于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我们在随江主席访美而来的良好形势中，应当特别注意提防过分乐观的倾向。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种不容忽视的困难：美国行政当局仍然持有根深蒂固的维持美国世界强权、怀疑或戒备多极化的心态；美国国内反华势力仍然活跃，疑惧中国的公众情绪也还比较广泛；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中美关系共同规则仍非足够具体，足够完整，尤其是关于台湾和人权问题的分歧还相当严重；过去的多次经验提示人们，美国政府今后是否会始终不渝地信守中美关系的既定原则、规范和规则仍非无可怀疑；中国方面也一如既往，需要不断提高对世界事务、美国国内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更适切地推进对美外交。正像美国国务院为讨好国内反华势力而在江主席访美期间宣布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事所反映的那样，中美关系仍然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注释：
〔1 〕鉴于冷战后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对于任何其它国家的无与伦比的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世界的多极化无疑只是政治和经济的多极化，而非真正军事意义上的多极化。就政治、经济而言，多极的世界格局为何、并且如何能够同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并存，是一个值得在理论上深入探究的问题。无论怎样，这种并存局面同军事力量在当今世界能够起的政治经济作用有所变化密切相关。关于这一变化，尤其参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1985.
〔2〕Karl 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V.16,No.3( April 1964).相反的国际政治学观点见Kenneth Waltz,"The Stability of Bipolar World," Daedalus,V.93,No.3(Summer 1964).
〔3〕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1962,Chapters 1 and 2.
〔4〕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1982,p.154.
〔5〕Richard Falk,"In Search of A
New World Model," Current History,April 1993,p.146.
〔6〕关于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基本目标， 见时殷弘：“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理论分析与实际评估”，《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1期；Alberto coll, " America Asthe Grand Facilitator," Foreign Policy,No.87(Summer 1992).
〔7〕参见 Chalmers Johnson,"Japan:Their Behavior,Our Policy," National Interest,Fall 1989 ; Charles Ferguson, " America's High-Tech Decline," Foreign Policy,No.74( Spring 1989) ; 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1993.
用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多伊奇的一个被许多人援引的术语来说，美国及其欧日主要盟友构成一个基于广泛的相互依赖和认同感的“多元化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那是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很特殊的关系。见Karl Deutsch et.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N.J.,1957.
〔8〕或者德俄对向共同扩张， 并由此瓜分东欧势力范围或引发德俄冲突。当然，无论德国单方面向东扩张或德俄对向扩张，在当代完全可以是非领土性的，亦即政治、经济和非占领的军事性的。
〔9〕关于协调机制的理论分析，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Hegenom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N.J.,1984,pp.51—53.
〔10〕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11〕VOA broadcasting in English.
〔12〕时殷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13〕关于国际体制及其四要素公认的代表性论述，见Keohane, After Hegenomy,pp.59 —64。此处及以下所有关于这些要素的直接引语，皆取自该书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