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向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地缘论文,德国论文,战后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是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便从国家实有和应有的空间形态出发，通过分析国家与其所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力图揭示影响国家权力兴衰起伏的重大规律性因素，开启地缘政治研究之先河。在他之后，包括约瑟夫·帕奇(Joseph Partsch)、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在内的一批德国学者，在历史归纳与地理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德国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据此为20世纪初叶的德国谋划一种足以克服“地缘困境”、夺取霸权的“应有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埃瓦尔德·班斯(Ewald Banse)、伍尔夫·萨沃特(Walf Siewert)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学者在部分吸取了拉采尔、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帕奇、瑙曼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等人观点的基础上，以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与1924年创办的《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为主要学术阵地，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现状与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预测，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很多概念与命题，如“有机体”(Organismus)、“生存空间”(Lebensraum)、“中欧”(Mitteleuropa)、“东进”(Drang nach Osten)等，得到了包括希特勒、赫斯等人在内的很多德国政治人物的赏识与引用，直接参与塑造了1933年之后纳粹德国对外战略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影响，德国地缘政治研究也因此发展到其历史的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因其与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紧密联系而受到世界各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一致谴责。1945年纽伦堡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一份报告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做出了如下评价：“是豪斯霍弗而不是赫斯为纳粹的圣经(即《我的奋斗》)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德国)地缘政治学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理论。它是一个致力于征服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并进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实际上，希特勒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煽动暴民的代言人，豪斯霍弗则是希特勒知识内容的主旨”。①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以1946年豪斯霍弗夫妇自杀身亡为标志，“德国地缘政治学”成为纳粹疯狂野心的殉葬品，随“第三帝国”一起遭到了彻底毁灭。出于这种原因，“德国地缘政治学”在战后很长的时间里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建立于地理决定论基础上的“伪科学”，一种为纳粹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种族灭绝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的“邪恶代言人”与“知识滋补品”②。受此拖累，“地缘政治”一词也最终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知识毒药”和“学术禁忌”。③
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以苏东阵营瓦解、冷战结束与德国重新统一为标志，战后欧洲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分裂与武装对峙局面被完全打破，欧洲乃至世界的空间权力结构得到了革命性的重组。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骤然崩溃、新的国际秩序仍未完全形成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知识界开始寻求采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视角，以求对冷战后欧洲政治的权力格局与空间秩序进行深入解读，地缘政治也因此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当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弗兰克·艾伯林(Frank Ebeling)、阿尔弗雷德·赞克尔(Alfred Z
nker)、弗里克斯·布克(Felix Buck)等人为代表，部分德国学者开始在重新认识评价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学术意义、历史影响与战略得失的基础上，鼓吹以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与分析两德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为德国的对外战略与未来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尽管在冷战后德国的国内政治舞台上，这些学者的思考和言论还远未占据公众政策辩论的中心位置，其观点视角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刻意忽视甚至不断排斥，但地缘政治研究在德国的再度出现，反映出在重新统一后的社会背景下，德国国内社会在分析国际政治形态、谋划德国对外政策等问题时，在立场、方法、视野上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分歧。因此，认真考察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立场方法与政策主张，对我们认识、理解冷战后德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心态的发展，分析判断其未来政策走向与在欧洲及世界政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评判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辩护与反思
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再度兴起，首先建立在重新认识、评价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特别是以豪斯霍弗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之上。当代部分德国学者力图通过发掘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思想文本，重新解读其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本逻辑，“辨析”或“去除”那些被纳粹套用从而被“扭曲”的“杂质”，从而对其研究目的、方法表述与历史影响进行一种新的，或者如他们所言，较为“中肯”的理解。
本此目的，他们大多选取了两战期间“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领军人物豪斯霍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当代学者艾伯林在重读了豪斯霍弗的生平与著述后指出，从政治背景方面考究，豪斯霍弗实际上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一名“反现代主义”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但绝非是一个纳粹分子，“只是一个完全由爱国主义所驱动，极具天赋，有时或者有点偏激的学者”。④豪斯霍弗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将地缘政治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足够实践指导意义的应用科学，帮助国务家与普通公众更好地理解、权衡地理空间对于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治国之道”的限制性因素，顺应他所发现的所谓“地缘政治规律”，从而将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灾难性境况”中摆脱出来，而这几乎是两战期间所有德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共同目标。艾伯林指出，与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现代主义和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同，豪斯霍弗的保守主义立场使他并未将冲突与战争视为国际体系与历史进程的本质或常态，相反却是国务家与主政者不了解地缘政治规律所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对于那些致力于根本性颠覆现有秩序的理想主义激进政策往往抱有本能的怀疑态度，认为此类政策实质上是“对国际共同体的空间演进所进行的人为且无效的干预”。⑤出于这种原因，艾伯林相信，豪斯霍弗实际上早就暗示：由于建立在无视地缘政治规律的基础上，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承受失败的命运，这种扩张主义政策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无知者的错觉”。⑥
与此同时，德国部分学者还着力强调“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在基本逻辑上的本质区别。他们指出，“德国地缘政治学”最主要的逻辑基础在于地理决定论。从拉采尔那个时候开始，德国历代的地缘政治学者几乎一直认定：国家强大的原因在于其地理基础与自然环境特性，而勿论其属于哪个种族，“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本质上是空间决定而不是人所决定”。⑦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纳粹主义极端强调“种族”的意义，认为“种族”不仅超越一切空间与历史概念，其优劣更是决定其生存发展与国际政治地位的根本性因素。在部分德国学者看来，这正是“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所在。至少在1933年前，“德国地缘政治学”强调的重点主要放在地理环境而非种族上，这从前者对“土地”(Boden)和“命定空间”(Schicksalsraum)等概念的反复探讨上可见一斑。纳粹上台后，尽管豪斯霍弗同其他纳粹御用学者一样，在写作之前往往首先论及种族、血液、民族气质等“非”地缘政治概念对德国生存发展的影响，但他那种主要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基础上的、偏重于物质主义的、相比而言较为保守的思维方式，显然无法完全满足纳粹官员的要求。⑧豪斯霍弗本人也曾表示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理决定论与纳粹的种族优越论之间的矛盾，并一度试图与纳粹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结果，他的观点被很多纳粹分子视为一种以牺牲种族为代价、过于重视空间环境的异端邪说，因此绝不能完全接受。⑨
不仅如此，当代德国学者还注意分析了“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对外战略观念之间的异同。他们发现，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德国对外战略选择(在欧洲采取“满足现状、自我克制”政策还是继续“无限制的领土要求”)、处置苏德关系(即“维系苏德合作”还是“发动侵苏战争”)与美德关系(即“与美和平共处”还是“跟随日本对美宣战”)等一系列问题上，豪斯霍弗所提出的较为审慎的战略谋划与纳粹实际奉行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大相径庭。艾伯林着重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地缘政治学”不能为纳粹德国的疯狂侵略政策负责，它也并没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果证伪，相反后者显示出“德国地缘政治学”若干假定的正确性。⑩在这一点上，部分英美学者也承认，假使“德国地缘政治学”关于美国、地中海、欧洲以及东部领土诸问题的忠告被采纳，那么德国有可能会赢得胜利。(11)因此，包括卢尔弗·布莱腾施泰因(Rolf Breitenstein)、葛莱格·肖尔根(Gregor Sch
llgen)及赞克尔在内的很多德国学者都指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悲剧，在于纳粹通过“变态”和“宣传”手段滥用和曲解了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教诲为自己疯狂的、非法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服务，“德国地缘政治学”也从此为纳粹分子所绑架和扭曲，豪斯霍弗的自杀则将这场悲剧彻底推向了高潮。(12)
事实上，这种力图将“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分离的努力，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西德学术界便有所浮现。冷战结束后，部分德国学者试图通过将“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德国对外战略的联系视为一段“误入歧途”的历史，从而将它从纳粹意识形态的泥淖中清洗出来，以期恢复其“应有的”学术名誉，进而强调其现实价值。应当承认，当代德国学者重新解读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文本的作法存在一定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地缘政治学”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全面认识其立场、方法、结论(特别是其思想与纳粹对外战略之间的互动反馈过程)。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纳粹意识形态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在精神格调、基本逻辑与具体表述上存在某些不同，但将“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切割”显然证据不足。在纳粹早期政策中可以找到反映豪斯霍弗观点的内容，如要求恢复德国被凡尔赛条约所掠夺的领土、结束东欧“小国群立”的局面、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中部欧洲、向东方拓展以获取足够的生存空间等。而在纳粹掌权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表述更是逐渐与纳粹主流意识形态相接近：一些地缘政治学者迫于压力不得不修正其观点以迎合纳粹分子的种族主义偏好，另外一些学者根本就是纳粹主义者。其结果，则是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早先呈现出的“理性的、存在因果关系的、受自然法约束的、具有‘科学’色彩的地理决定论”与纳粹“浪漫的、主观主义的、对民族牧人般的狂热”之间出现了“某种融合”。(13)1933年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逐步将“民族”和“空间”等概念结合起来，从强调国家的空间环境转而强调由人类所创造、遍布人类痕迹的“文化景观”(Kulturlandschaft)，“鲜血和土壤”(Blut und Boden)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将所谓的“民族命运”与地理空间联系起来的标志性口号。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源于拉采尔、契伦、麦金德并被豪斯霍弗重构的地缘政治理论，被强大恐怖的政治力量所粉碎和改变。就这点而言，曾在纽伦堡协助讯问豪斯霍弗的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埃德蒙·沃尔什(Edmund Walsh)正确地指出，尽管在霍斯豪弗的著作中有相当多的科学元素，但最终却自觉不自觉地导向了不合逻辑的结论。(14)帕克也正确地指出，“不管‘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他们的纳粹主子所采用的手段曾有些什么保留，但他们毕竟与纳粹走到了一起，并且不可避免地被有关种族和生存空间的永世罪名所玷污。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当纳粹的蜡烛燃得最亮时像飞蛾一般在其周围盘旋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15)
二“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当代价值：有机体、生存空间与现实政治
在重新解读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当代学者力图证实传统地缘政治，特别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在分析当前国际政治形态、规划冷战后德国对外政策选择时可能具有的现实价值。海因茨·布里尔(Heinz Brill)中肯地指出，地理事实对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不仅仅为地理学家所认可，很多著名的政治学者与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休谟、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他们对国家的研究思考中都一再加以强调。(16)因此，权力与空间的关系过去是、现在依然还是认识判断国际政治和指导“治国之术”的一个有效途径。德国当代学术界必须摆脱过去几十年间长期避而不谈、甚至全然否定地缘政治的“武断”态度，承认地缘政治视角在分析解决当今诸多国际政治问题(如国家的统一与分立、世界政治中的主体与客体、均势、环境政治、东欧的经济转型、地区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等)时具有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部分德国学者还认为，越是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越是需要采取地缘政治视角对之加以判读。一战后国际形势的革命性变动，如凡尔赛秩序的出现、国际联盟的诞生、亚洲的解放、殖民帝国的没落、两大具备庞大空间资源的侧翼权势(Flügelmacht)的勃兴等等，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宏观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作为对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反应，以豪斯霍弗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学者力图从地理环境视角出发，更为准确地理解把握那些主导国际秩序变动的规律性因素，从而为德国的对外政治行为提供一种“科学”的指导。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形势与一战之后存在某些相似性，即在很短时间内国际政治格局急剧变动，以及这种变动所造成的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空间重组。因此，德国当代学者也必须如其先辈一样，在吸取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理论长处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控制与推动德国与欧洲的政治实践进程，否则世界将很可能坠入一种灾难性的、“冲突频发的秩序”(Gegeneinanderordnung)中去，而德国乃至欧洲也肯定无法幸免。(17)
本此目的，部分德国当代学者着力探究一些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经典命题的当代价值，以期为当代德国对外政策进行某些理论上的指导。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对“有机体”概念的重新诠释。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一大思想传统与理论特色就是将国家视为一个类似于自然组织的、有生命的地缘政治实体，一个遵循普遍生物法则的“植根土壤的有机体”(bodenstndiger Organismus)。拉采尔早在其《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一书的开篇中就阐述过这种观点，他的许多学术努力就是围绕探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所谓“自然法则”及其这种空间有机体的行为与状态而展开。(18)经由契伦与豪斯霍弗等人的反复阐释，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最为人所熟悉的基本命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词汇也出现于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的表述当中。但与拉采尔、契伦及豪斯霍弗的观点相区别的是，“有机体”现在更常见地被比喻为“人民”或“民族”，而不是国家。例如，布克就将“民族”视为一种有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一种自然存在的集合，其成员均为这个融合一体的共同体的一个单元，他们虽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但共享一种身份。海因里希·洛豪森(Heinrich Jordis von Lohausen)也认为，“民族”是地球表面有机的组成部分，正如树的根茎、躯干、树冠是森林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它们都是自然形成、“不可移动”的。(19)在此类学者的笔下，属于政治范围的“民族”不是被认为是人类意识实践的产物，而成为一种具有生物学特质的、先验的物质实体。在个别学者眼中，甚至成为世界历史与世界政治中跨越千年的、伟大不朽的、明白无误的和不可改变的基本单位。
以此为逻辑，当代部分德国学者甚至还忠诚地沿着拉采尔的思路，开始着手为“生存空间”这个臭名昭著的概念“恢复名誉”。在他们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弗等人对于德国生存空间的强调，实际上只是要求打破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带来的不公枷锁、收复所失领土、为德国人民寻求恢复一个“足够和安全的领土空间”而已。只是希特勒受疯狂野心驱动所提出的“过分”的要求，最终导致“生存空间”概念受到“诽谤”，成为一种话语禁忌。布克就指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基本的假设，每一种生物都要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人同样也有权被赋予同适的生存空间。”在他看来，民族人口的增长，决定了一个民族生活的空间也应当是多变和增长的，这就为民族间的竞争提供了原因与动力。“部落与民族的斗争是为了争取更为合适的地区去保卫他们的生存，这便与冲突、征服、放逐、奴役或湮没相联系，这种现象贯穿于人类整个历史当中。”(20)即使在当今世界，大国出于权力目的对地理空间与资源的争夺、资源枯竭导致的难民浪潮的不断涌现、领土边界纷争引发的冲突战乱，都显示出这个论断的科学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一部分德国学者坚持认为：当今德国生存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与这个概念密切相关。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摆脱历史阴影，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方式下可以被再度使用。(21)
这些将民族视作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不断需要“生存空间”的观念，导致了一种激进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点，而后者也正是德国当代部分学者眼中“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具价值与最值得发扬之处。赞克尔就毫不掩饰他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强烈认同。在他看来，冷战期间德国对外政策的制订与实践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巨大影响，所谓的“赎罪意识”、反对“极权主义”与对人权原则的极端强调主导了二战之后德国的对外政策。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时代的发展迫使统一之后的德国急需采取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原则，从过去集中关注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变得更加现实客观。赞克尔指出，再也不能让一种“简单的道德主义”引导德国的外交了。这种道德主义在过去就几无用处，仅仅能将整个世界划为“好”与“坏”的两个阵营而已。当代德国外交应采取一种“头脑清醒的、非意识形态的立场”，从全球角度对德国国家利益进行认真界定。(22)从这种立场出发，一些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与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式的经典表述现在又出现在部分德国当代学者的地缘政治著作当中。这些观念包括：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它提供了国际政治的动力，并指明了方向；国家主权的完整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民族国家彼此相处最终不是靠理想主义或国际机制，而是靠仔细衡量和计算各自国家的自身利益；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保持竞争，而这种竞争的本质与程度由“权力”(Macht)所决定，一个国家完全有权凭此追求自己的国际政治目标等等。在他们看来，冷战后的德国无疑应当放弃空洞乏味的意识形态辞藻，坚定地回到俾斯麦所奉行的外交传统上来，秉持所谓的“权力意志”(Machtvergessenheit)，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以“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手段，“严肃而坚定”地主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23)换句话说，未来的德国必须从更为“客观”的立场出发去制定它的外交政策与欧洲政策：“它将更加自我中心，更加工于计较具体得失”。(24)从这种立场出发，德国学者格哈德·德特莱夫斯(Gerhard Detlefs)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就以法国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的名言开头：“国家没有它的朋友，国家只有它的利益”。(25)
总的来说，尽管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当代部分德国学者的思考依然建立在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精神格调、基本逻辑，甚至具体表述大体继承的基础之上。他们大多坚持，尽管拉采尔、豪斯霍弗等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些偏差，但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所创设的分析框架、研究范畴与基本逻辑大致上都是“适宜的”(Tauglichkeit)，这些遗留下来的论断与原则仍然可为解决当代德国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有益的参考。以布克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几乎赞同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全部内容。在他们看来，豪斯霍弗的教导今天仍然是不可置疑的，其地缘政治思想依然是当代德国人一种“尚未兑现的遗产”。在后冷战时代，“德国地缘政治学”继续保持着足够的适切性和极端的重要性，德国未来生存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它能否继续沿着上述先辈所反复强调的那些原则前进。
三 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与谋划
部分当代德国学者在地缘政治研究上的努力还不限于此。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为德国普通民众所熟悉的欧洲冷战空间权力结构骤然崩溃。在一种普遍存在的、交织着乐观、忧虑或迷茫的复杂社会氛围中，部分德国学者开始在借鉴吸取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视角、方法与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德国的历史经验，力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理解德国在冷战后欧洲空间权力格局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对德国对外战略谋划与未来走向提出政策建议。
这些学者的思考，首先集中在对冷战后德国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判断上。大多数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者都认同，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一个再度统一的德国在欧洲中部再次崛起，急剧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其结果如德国当代历史学家与地缘政治研究者阿努尔夫·巴林(Arnulf Baring)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在欧洲的传统地位终于到1990年时得以恢复，这种地位与其在1871年到1945年间并无本质不同，“虽然它现在是一种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nauer)式的共和国而非俾斯麦的帝国”。(26)约亨·迪斯(Jochen Thies)也认为，随着冷战在欧洲的结束，从权力政治角度看，1992年夏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度在欧洲获取了一种“半霸权地位”，这种地位如同1871年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以及1922年《拉巴洛条约》(Vertrag von Rapallo)签署后的魏玛共和国一样。(27)在这种巨大变动面前，德国必须对其外交政策进行恰当的反思与调整，否则很难适应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革命性变迁。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部分德国学者就德国是否应当延续所谓的“融入西方”(Westbindung)政策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融入西方”政策是冷战时期西德历任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由于地处东西方两大集团武装对峙的前沿，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保持并强化与美国等西方各国的结盟关系，一直是西德历任政府构建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融入西方”政策还不仅仅是一种安全上的考虑。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指出，为了“消除西方各国到处存在的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以及与历史错误保持距离，战后德国将“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明确表示皈依西方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基石。(28)作为战后西德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融入西方”政策意味着德国全面放弃了其长期奉行的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立场，在价值文化、经济活动与政治体制上与西方全面接轨，并通过欧共体与北约等组织推动西德与西欧、北美在经济、政治与军事上的一体化进程。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政策得到了延续与强化：1990年德国的统一并非是以中立化为前提的，德国毫不含糊地宣布其西方国家立场，冷战后继续立足于西方联盟，积极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维持巩固同美国的传统同盟关系。从科尔(Helmut Kohl)政府到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政府再到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融入西方”依然是德国当前对外关系的主轴。
但是，部分德国学者却对这种政策的当代适切性提出了强烈的置疑。他们认为，德国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延续与西方在思想、文化与组织机构上的紧密联系，实际上是在否认一种确定无疑的地缘政治事实，即德国注定要在欧洲独自发挥重要作用。冷战期间，分裂的德国不得不躲藏在僵硬的两极格局之下，联邦德国与西方在文化与思想上的结合、对西方承担的义务应当被理解为是对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特殊结构的一种反应以及对纳粹侵害的一种检讨和补偿。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德国的统一与强大致使其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大幅上升，德国必须对其“融入西方”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审视与评估。在他们看来，“融入西方”政策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已经让德国失去了决策能力、果断和集体牺牲精神，现在更不能为德国的强大提供任何实际帮助，只会使德国的“特殊利益”淹没在欧洲多民族的集合体与快速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当中。相反，统一之后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自信的德国无疑能够确定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无需西方的指导，这就使德国重新调整与西方的关系成为可能。(29)
这些学者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就是对所谓“中部”(Mittellage)视角的回归。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存在巨大争议并在地理上含混不清的概念，“中部”实质上是一种将欧洲在地理上分为西方、东方与一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就主张建立一个以德意志同盟为基础的关税同盟，以保护欧洲中部那些内部关税相对较低、但外部关税较高的新的经济空间，帮助克服这些地区经济生产的混乱和不平衡状况，并成为东方与西欧的调解人。(30)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帕奇、瑙曼等人的鼓吹下，“中部”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建立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中部欧洲联邦的要求，这个联邦将保护欧洲中部民族抵御英法等西方帝国与沙俄东方帝国的威胁。这个概念最权威的诠释者瑙曼认为，一个统一的、由德国主导和自给自足的中部欧洲是解决欧洲地缘政治问题的关键，也是德国在英法文明与俄罗斯东方专制主义之间生存的唯一渠道。这个区域最终会催生出一个以它为基础的欧洲联合，但目前它应当与其东方和西方敌人用“中国长城”来隔离。(31)
冷战结束后，“中部”概念又引起了当代部分德国学者的热议。在他们看来，“中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德国天然的、不可更改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理现实。人们可以把欧洲与世界地图随意旋转，但德国始终位于欧洲的中心。这是德国相对欧洲其他强权所独有的特殊优势，德国的位置塑造了德国的“命运”(Schicksal)。虽然由于冷战的爆发和国家的分裂，这一进程在过去半世纪中被中断，但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和东西德统一，德国的历史命运再次移回到传统的地理“中部”位置上来。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后前苏联集团内的东欧国家由于政治经济转型受挫、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其毗邻德国的地理位置使其已经对德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带来直接的损害，而西欧各国却由于地理原因无法与德国感同身受。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为德国恢复其“正常国家”地位、谋取自身独特利益、扩大在东欧地区影响、重建以德国为核心的“中部欧洲”(Mitteleuropa)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与绝好的契机。(32)与此同时，这些学者也意识到，德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后果，则如俾斯麦很久前说的那样，是绝不会为德国的东西方强邻所容忍的，因此德国必须要利用自身特殊位置，采取一种权力政治的手段去加以化解，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扮演一种致力于稳定两者关系的“霸权平衡者”角色。(33)总之，德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即“回到欧洲‘中部’、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应当作为理解德国对外政策与欧洲国际关系的关键。
不仅如此，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东进”也引起了冷战后德国学者的再度注意。拉采尔早就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它通过领土扩张而增加力量是自然而合理的。但是，它的领土增长方向并不应当仅局限在中欧区域之内，它的领地在东方更远的地区。后者目前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但“这是德意志帝国在未来世纪中的生存空间，可供德国人在新时代里的殖民”。(34)豪斯霍弗也同样认为，德国天然的生存空间在东方，那里是德国的“命定空间”。德国未来的根本战略就是以结盟等方式控制欧亚大陆辽阔地带的丰富资源。其结果，将会组成一个从易北河到阿穆尔河(黑龙江)的巨大城堡，足以瓦解英国与西方对全球的统治。尽管在“东进”的具体方法策略(即是以《拉巴洛条约》的方式还是《布列斯特和约》的方式，或更形象地说，对俄国熊是“用蜂蜜引诱”还是“持枪偷偷接近”)上，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与威廉大街存在着某种分歧，但地缘政治学者们与纳粹分子至少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35)正是在他们的鼓吹下，乌克兰草原、俄罗斯森林及其在粮食、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生产方面的巨大潜力，成为二战结束之前很长时间里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与纳粹分子念念不忘的迷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上遭受严重挫折，导致上述地区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不利局面。但在当代一些德国地缘政治学者看来，尽管当前俄罗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诸多困难，然而一旦这个占世界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稳定下来，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功能，它所拥有的庞大发展潜力很可能在未来20到30年时间里成为“地球上的决定性力量”。这些学者分析认为，德俄两国之间在地理、历史、经济与民族气质等方面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和共存共荣的可能。这种互补性既是物质层面的，但也是人文层面的。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丰富的想象力和激情(Emotionalitt)结合德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将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组合，能够全面提高两国在未来世界当中的作用与地位。出于这种原因，德国现在就应当充当东方的“稳定之锚”和该地区秩序的守护者，它必须立即着手通过政治与经济手段加强对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建立德俄两国特殊的伙伴关系，从而确保德国在上述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尽管西欧和美国对于德国依然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们估计由于俄国将为德国提供更多的战略利益，因此德俄关系的优先程度要在德国与西欧及德美关系之上。在这点上，布克就曾充满信心地指出，“基于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我们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义务与职责，我们要为那些属于前苏联帝国的地区塑造未来……德国的前途‘位于东方’”。(36)
当代德国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对俄罗斯这种直言不讳的热情，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在精神气质甚至部分表述上存在着极强的延续性。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论及的那样，德俄结成同盟以共同对付西欧与北美是豪斯霍弗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正是这种原则使得纳粹对他及其地缘政治学疑虑丛生。而德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所反复强调的信仰，即德国未来发展仍将有赖于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显示出他们依然对豪斯霍弗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所持有的极大热衷。如同豪斯霍弗在90年前热烈引用麦金德的警句一样，今天的德国部分学者仍力图借助德俄伙伴关系的发展培育出一个世界权势中心，以期再度尝试着去印证麦金德的预言。
值得强调的是，冷战后德国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对“融入西方”政策的批评以及对德国重回“中部”视角、强调“东进”政策的讨论，实质上体现出这些学者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与北大西洋联盟机制对当代德国谋求“独立地位”、追求“特殊利益”可能具有的阻滞效应的强烈不满。冷战结束后，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一些持保守立场的德国学者以及部分德国民众在主张重视德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的基础上，开始对一个联合的欧洲是否可以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精神基础与政治认同提出了强烈置疑，并对这一过程对德国独立地位、“特殊利益”与德意志“民族精神”造成的威胁表示极大忧虑。从这个角度出发，个别学者甚至用一些“可怕”的字眼来描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过快”发展。例如，洛豪森便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描述为一个“彻底的错误”、一个“没有战争的凡尔赛条约”。(37)本着同样的精神，部分德国学者对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机制在未来能否真正保障德国利益也表示极大怀疑，强调德国应当警惕乃至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转而寻求推动欧盟军事力量的建设。在这个问题上，赞克尔、洛豪森等人就曾引用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Lord Ismay)的话来证实北约机制长久以来对德国暗含的“险恶用心”：“这个同盟的目标，是让美国人留下，让俄国人出去，让德国人倒下”。(38)从上述立场出发，这些学者大多主张德国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其在欧盟与北约此类国际机制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甚至变更，从而实现本国与本民族的真正利益。
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者都已经认识到：鉴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北约机制的现实存在，这些对德国机遇与挑战兼存的机制性安排已经渗透到德国国内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国的生存发展早已与这些机制性安排密不可分，统一后的德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彻底的“地缘政治”视角与纯粹的现实主义态度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因此，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实际上还从未真正思考过德国脱离欧盟与北约的可能性：卡尔·费尔德迈耶(Karl Feldmeyer)认为，在当今时代中一个缺少了同盟体系的欧洲安全是不可想象的；“中部”概念的热烈拥护者迪斯也将“保持与西欧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同“现实冷静主张德国国家利益”一同视作未来德国外交政策应有的基石。(39)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学者对于德国地缘政治历史、现状与趋势的思考，其根本目的在于说明在欧盟与北约成员国间合作力度不断加深、成员国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德国以何种手段实现自身利益、加强对上述国际机制的影响、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而已。
四 德国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特征、缺陷与意义
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在基本逻辑与表达方式上与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或更确切地说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存在着共同的基础：两者大致使用着相同或相似的逻辑与表述方式，在精神格调方面更是一脉相承。因此，“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一些理论特色，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取向、国家中心视角等，在当代研究中也能够得以体现。而“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诸多缺陷不足，如过于牵强的地理决定论与生物学类比、机械冰冷的理论风格、对人类意识实践因素的基本忽视、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议严重混淆等等，当代研究同样无法避免。个别学者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很多命题概念几乎不加审视的全盘接受，也格外削弱了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与传统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一样，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同样没有超越“德国中心”的狭窄视野，它过多集中于对德国传统思想文本、德国地缘政治形势与对外战略的讨论与筹划，但却对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南北差异、国际冲突、气候环境政治等一系列严重影响世界安全形势与人类发展的重大宏观议题缺乏关注，而上述问题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议程中的位置正变得愈加重要。因此，就学术贡献而言，尽管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研究在解读发掘德国地缘政治传统文本方面所作的努力，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德国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启示；但由于批判创新精神的缺乏与研究思路的局限，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研究始终无法克服“德国地缘政治学”存在的诸多致命缺陷，学术贡献较为有限，这与美、英、法等国学术界近年来在相关领域中取得的大幅进展形成了明显的反差。(40)
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集中表达了新的时代里德国社会对于本国国际政治身份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困惑：当冷战期间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德国重新合而为一时，它究竟是属于一个变化中的西方，还是属于一个转型中的东方，抑或具有其独特的历史道路？德国的未来是将完全融入一种具有全新国际政治规范意义而时常无法准确预测与把握的欧洲超国家体系当中，还是将再次回到那种很多德国人异常熟悉而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寒而栗的民族国家争霸循环中去？令人遗憾的是，在面对此类直接涉及德国与欧洲发展的大趋势与大问题时，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除了明确表达出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是一个“正常”、“自信”、理应追求自身“独特利益”的民族国家外，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一些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人民有益且具备足够操作性的外交原则与思路。当代德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异常复杂、彼此交织的地缘政治问题，如德国国内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在原东西德之间)及其地缘政治后果、欧盟与北约东扩对德国与欧洲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欧洲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对传统民族国家规划(特别是领土边界)的冲击及其后果、德国在欧洲与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地位等等，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么是根本没有涉及，要么则是对一些极端陈旧的、严重脱节于时代发展的概念的老调重弹。有学者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并没有给德国对外政策提供任何的实质性规划，而只是建立和反映出一种具有强烈复古色彩的地缘政治隐喻而已。(41)而它的一些较为极端的提法，如果真被德国决策者所采纳的话，无疑将对德国现行欧洲政策和其他外交政策造成极大冲击，甚至可能使其走回到上世纪30年代扩张主义的老路上。因此，法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领军人物伊夫·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在认真考察了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后认为，尽管后者在民族文化的地缘政治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存在一些与他的观点相近的地方，但总的来看，德国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基本逻辑、表述方法和很多观点充斥着那种保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气质，因而是一种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几乎不存在本质差别的危险理论。(42)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研究者和拥护者当中，很多人实际上是一些公共传媒从业者、历史和社会学的热衷者、商界或军界人士。(43)他们大多都不具备专业学术背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方面努力有限，但他们在提供公共政策建议时显然都乐意借助一些地缘政治概念来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从效果上看，他们因其具备的话语优势，使得一些地缘政治概念与论断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更大范围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鼓动下，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很多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在其著述中都开始对地缘政治有所涉及：他们大多对1945年后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裹足不前倍感遗憾，强调引进地缘政治视角重新审视德国对外政策的必要性。直到今天，随着德国国内社会由于冷战结束、重新统一所引发的躁动心态逐渐消散，德国很多早先的地缘政治拥护者对该领域的兴趣才有所下降。但是，仍有部分传媒和学者继续以他们的视角论证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不断告诫着普通德国民众“中部”与“东方”对德国生存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英国地缘政治学者马克·巴森(Mark Bassin)看来，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东拉西扯”的领域，其拥护者与其观点在冷战后德国对外政策中充其量发挥了一种边缘的作用，“至多是德国国内政治谱系中的一小段而已”(44)。那些质疑德国“融入西方”政策、呼吁重回“中部”视角并力争在东西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学者也并不是冷战后德国知识舆论界的主流。与这些学者的论述形成鲜明对照，在当今德国国内社会，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不再将重新统一后的德国视作是对1871年至1945年间历史的简单回归。他们大多认为，德国处于欧洲中央的位置虽是一个地理的客观事实，但无疑需要一种如俾斯麦那样天才的、机敏的、冷酷的现实政治手腕才可能把它变成一种机会。德前外长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就指出，德国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中部’一般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与一种向着霸权目标的诱惑”，“(德国)从‘中部’中突破出来的努力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德前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更进一步称，“‘中部’是一场噩梦，是一种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处境”。(45)至少在冷战后历任德国政府的官方表述中，“融入西方”政策不仅被认为是德国在冷战期间以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政策，还是一种克服地缘政治“中部”与“德意志特殊道路”诱惑的一种保证。随着时代的演进，特别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今天的德国已经不再被看做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自愿让渡了部分主权并受到国际机制和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制约，德国的发展已经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德国前外长菲舍尔在2000年曾明确指出，德国的利益就包含在欧洲的利益当中。德国外交政策与欧洲政策已经密不可分，德国目前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在欧盟内部发挥合适的作用、为一个联合的欧洲作出贡献。(46)十年之后，德国现任外长韦斯特维勒(Guido Wester welle)也同样将加强欧洲的合作与一体化、主张和平与裁军、紧抓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作为德国当前外交政策的三原则。(47)当今的德国，早已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东西方之间的迷失者。时代的发展，并没有如传统地缘政治家们所期望的那样，为德国的重回“中部”提供“机遇”，但却为德国全面超越这种格局提供了可能。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者提出的一些过于极端的观点基本不被德国主流政治所接纳、对德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有限，但是考察冷战后德国在一些特定时段、对特定事态的政策行为，我们依然能依稀看到一些来自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这些事态包括：前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德国于1991年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的独立，并推动欧盟在该问题上奉行相同立场；德国大力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并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等问题上异常积极的态度；德国努力推动与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科尔与施罗德政府时期)；以国家软硬实力为后盾，积极拓展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德国在伊拉克战争以及近来北约军事打击利比亚行动中所采取的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独特立场等等。统观德国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一系列决策，冷战后德国以自身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为指针，在中东欧及前苏联地区巩固扩大影响，避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欧盟内部乃至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发挥大国作用等地缘政治考虑昭然若揭。这与德国部分地缘政治学者所提出的、较为审慎克制的观点(即以德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强调德国在中部欧洲的作用、调整德国与美俄等大国关系、主张恢复德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等)存在精神上的共通之处。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以推动加强西方社会国际合作与欧洲一体化、主张和平发展等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但来自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依然会在特定时段与特定事态上对德国对外政策发挥一定影响。
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应当被看作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快速兴起的“新右翼”保守主义政治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主要由于受到信息技术发展滞后、经济全球化冲击、产业结构僵化、人口老龄化等内外部因素的拖累，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陡然放缓，社会内部压力上升。而一直被视为欧洲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德国，则由于统一支出过大，加之受到数次经济衰退打击，财政赤字更是高居不下，经济发展疲软不振。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范围与程度发展上的不断加速和深入，更加重了德国与欧洲普通民众对于未来发展的危机感与不确定感。以此为背景，以鼓吹“变革”为号召“新右翼”政治势力迅速兴起，成为冷战结束后德国与欧洲政治发展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有关研究发现，德国当代地缘政治思想与德国“新右翼”势力的某些政治主张实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极力呼吁“超越历史”，认为德国在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彻底完成了对历史“反省”与“赎罪”，因此它不能再让12年纳粹专制的回忆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以本国利益为指导决定其内外政策；他们都致力于批评政府官僚机构在制定内外政策时的保守心态与低效无能；他们都对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北约内部的主导性作用感到不满，呼吁高举“国家”和“民族”的旗帜，通过精确算计民族利益以决定德国对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基本态度等等。不仅如此，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的研究者与拥护者很多都来自右翼保守阵营，个别甚至是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成员。当代德国地缘政治研究与右翼阵营在精神上与人员上的密切关系，在客观上导致了德国很多“新右翼”分子同其外国同行一样，时常将一些地缘政治概念作为其政治理念的一个组成部分。(48)
总的来看，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兴起，实际上体现了一部分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特性与唯理主义等传统保守思想的德国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所体现的跨国主义、主权让渡与乌托邦理想的抵触情绪，也体现出部分民众在重新统一后要求克服历史创伤、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恢复往昔荣耀、取得应有强国地位的巨大期望，更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很多德国民众对于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角色定位的巨大困惑。面对冷战结束后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特别是面对德国重新统一、欧洲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德国国内社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通过对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成果重新解读，几乎完全从原教旨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德国未来外交政策与生存发展的“应有”战略。但与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研究发展现状相比较，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在采纳新的立场方法、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固有缺陷等方面努力尚显不足，严重限制了其观点的学术价值、时代适切性与社会影响。在此情况下，德国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加强学术交流、顺应时代发展，否则终将沦为少数右翼极端势力的喃喃自语而已。
（“退向未来”的英文表述是“back to the future”，为很多英文著作所喜用，意指“使用传统方式和复古的视角去审视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未来”。）
注释：
①Wolfgang Natter,"Geopolitics in Germany,1919-1945:Karl Haushofer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in John Agnew,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aróid ó Tuathail et al.,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3,p.187.
②[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③直至2002年，德国外交部网站方刊载了一篇名为《德法关系与地缘政治》的文章。这是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官方第一次使用“地缘政治”这一名词。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Geopolitics,Vol.11,No.3,2006,p.397.
④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28,No.3,2003,p.356.
⑤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08.
⑥Ibid.,p.407.
⑦[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⑧Wolfgang Natter,"Geopolitics in Germany,1919-1945:Karl Haushofer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pp.190-191.
⑨[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51页。
⑩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08.
(11)[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4页。
(12)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p.356.
(13)[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52页。
(14)Wolfgang Natter,"Geopolitics in Germany,1919-1945:Karl Haushofer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p.188.
(15)[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4-85页。
(16)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p.404-405.
(17)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07.
(18)Michael Heffernan,"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1890-1920," in Klaus Dodds,and David Atkinson et al.,Geopolitical Traditions: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45.
(19)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p.357.
(20)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pp.357-358.
(21)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09.
(22)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pp.351-352.
(23)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10.
(24)Jonathan Bach and Susanne Peters,"The New Spirit of German Geopolitics",Geopolitics,Vol.7,No.3,2002,p.7.
(25)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p.352.
(26)Jonathan Bach and Susanne Peters,"The New Spirit of German Geopolitics",p.8.
(27)Ibid..
(28)[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一)，上海外国语学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9页。
(29)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10.
(30)[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5页。
(31)Michael Heffernan,"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1890-1920",in Klaus Dodds and David Atkinson et al.,Geopolitical Traditions: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p.44.
(32)Paul Reuber and Günter Wolkersdorf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and the German Contribution-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Geopolitics,Vol.7,No.3,2002,p.50.
(33)Mark Bassin,"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28,No.5,2004,p.623.
(34)Michael Heffeman,"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1890-1920",p.47.
(35)[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2页。
(36)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pp.354-355.
(37)Ibid..
(38)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
(39)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12.
(40)对其他西方国家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发展的介绍，可参见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2-48页；葛汉文：“批判与继承：二战后法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40-54页。
(41)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12.
(42)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p.362.
(43)例如，弗里克斯·布克就是一名长期在法兰克福工作的企业主、一位“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狂热拥护者。但在一些严肃的学者眼中，此人实际是一个“政治学与地缘政治研究的‘真正’外行”。Andreas Behnke,"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p.404.
(44)Mark Bassin,"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p.351.
(45)Jonathan Bach and Susanne Peters,"The New Spirit of German Geopolitics",p.9.
(46)Ibid..
(47)参见http://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101021-BM-dgap-grundsatzrede_node.html。
(48)这些外国同行就包括俄国极右翼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日里基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后者在其著作中曾反复肯定地缘政治对当代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意义。Mark Bassin,"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Geopolitics,Vol.11,No.1,2006,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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