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当代认同问题研究的新焦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焦点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9: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2－0069－04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认同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不能不应对的重要问题，当然也成为学术界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认同问题涉及到对现代性、自我、他者、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在当代认同问题研究上，学术界应当从对微观叙事的偏好有意识地转向对宏观叙事的重视，研究的着力点应当从个体的身份感和体验为主要内容的自我认同转向对以国家认同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同的探究上。
在我们看来，将认同问题的学术研究重点逐步聚焦于社会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问题，是西方学术界在当代认同问题研究上的一种比较明显的态势和动向。20世纪中期以后，认同问题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各自的学科视野中对当代认同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讨论，并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向其他学科辐射和延伸，这样，认同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论题。通过对当代西方学术界的认同问题的研究进程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术界对认同问题的学术讨论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和个体认同到社会和国家认同的焦点的转换。形象地说，经历了从对“我是谁”到“我们是谁”的问题的延展；就叙事方式而言，则经历着从对微观叙事的合理偏好向宏大叙事的合乎逻辑的回归。从文献上看，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在当代认同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已经由曾经主要侧重于自我和个体认同的研究工作逐渐聚焦于对集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考察。从研究方法上看，近年来的认同问题研究更加重视认同的宏观层面的研究方法，比如，相对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颇为流行的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和路径、行为主义方法和路径、历史主义的认同问题研究方法、解构主义观点和路径、社会心理学方法和路径、民族学和宗教学路径，更关注认同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以及从总体上偏好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视角和政治学研究方法及路径等在近些年来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就研究侧重点而言，当代西方学术界从对当代认同问题的社会层面的一般性研究，最终落脚于对国家认同问题的严肃思考。按照我们的理解，西方学术界曾经主要从认同与现代性的关系、全球化与当代认同之间的张力、现代消费文化与认同危机的关系、当代认同问题与虚拟世界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对认同问题的宏观向度的考察。从这个研究基础出发，西方学术界近年来越来越明确地聚焦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危机的结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一书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比较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如何重新塑造自己民族的认同。20世纪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欧洲认同问题成为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热点议题，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内的学者们开始致力于探究“何为欧洲”、“欧洲从何处来”以及“欧洲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由于“欧洲认同”并非单一和固定的事物，而是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的事物，它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和民族等复杂的向度，因此，西方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既热烈也严肃。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认同问题必然会在政治学领域中成为更为核心和重要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化，西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认同问题凸显为我国学术界必须坦诚面对和严肃应对的问题。具有高度学术敏感性的我国学术界及时关注到当代西方认同理论及其相关学说。学者们对当代西方认同学说的重要文献进行了翻译和解读。在文献译介方面，已经出版的重要译著有：C·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构成》，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G·米德的《心灵、自我和社会》，J·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M·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社会的构成》，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的《认同的空间》，齐格蒙特·鲍曼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和《流动的现代性》，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等等。与文献译介和整理工作相伴，西方一些知名的认同问题研究专家，如吉登斯、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理查·罗蒂等先后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从而直接地推进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着手对当代西方认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进行初步的介绍、整理和分析，陆续发表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性成果。因此，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提出，我国学术界应当而且可以吸收当代西方认同学说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传统和当代学术资源，把当代认同问题的研究延伸到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培育问题上去。可以说，对当代西方认同学说的研究是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必要的理论准备，而对国家认同问题的思考则是对当代西方认同理论研究和探索的最终归宿，只有在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的转换中，才可能卓有成效地研究和理解国家认同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我国学术界对个体和自我认同的关注以及对微观叙事方法的重视有其学术上的根据。一般而言，当代认同主要关涉现代人在当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层、种族和国家等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正是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由此可以说，当代认同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向度。向内的向度就是自我认同、自我深度感，向外的向度就是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的最高形式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国家认同。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个体认同关注的是“我是谁”，国家认同必然关注“我们是谁”。作为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学术界自然而然要对认同的向内的、微观的向度进行必要的细致研究。而且，由于认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认同‘问题’是现代社会出现和发展的中心”[1](P185)。处于社会转型和剧烈变化阶段的我国社会以及面临着现代性巨大冲击的当代国人都遭遇到严重的认同危机，而由于认同最终是“我”的认同，认同危机归根到底是“我”的危机，人们即便在认同的社会层面上遭遇到了危机，这些危机也首当其冲地体现在个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体验上，体现在个体身份感的把握上，可以说，一切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都无法回避地回归和还原为自我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和肯定对认同问题具有相当理论热情的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把研究重点聚焦于认同的微观层面。另外，由于种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由于人们对过去几十年中粗暴命令式和简单化的宏大话语的抗拒心态，也由于近年来以后现代主义等为典型代表的西方解构主义思想在我国学术界引起的影响和在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学术界对微观叙事的格外用力似乎也有其现实根据。
因此，我们强调认同问题研究侧重点由自我认同到社会和国家认同的转换，由微观叙事方式到宏观叙事方式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否定对个体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研究及其成果，忽视微观叙事方式的重要价值。事实上，对当代认同问题的微观层面的分析为社会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问题的宏观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支持。没有微观层面的梳理和剖析，也就谈不上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建构，没有对个体和自我认同的深层解析，也谈不上对由千百万个体构成的团体、社会和国家认同的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在此，我们不妨以学术界对认同概念的微观研究为个案，展现微观叙事研究对宏大问题研究的重要作用。
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发现，当代认同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特性，其中最为关键的特性有四个，即连续性（continuity）、差异性（differentiation）、整合性（integration）和同一性（identification）。这些关键性的特性是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撑的，它们的张力、冲突和一致构成并支撑着一个相对完整和稳定的当代认同概念。“当代认同的理想化的概念是被这四个关键的成分聚合在一起的。”[2](P58)正是这四个关键成分的作用，人的当代认同，即自我的身份感，得以以一个完整的形态表现出来。
所谓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意识。在自我和个体认同那里，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动态的一致性，它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在这种微观和个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思考，我们发现，在由个体认同构成的集体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中，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集体认同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性。在当代社会中，作为集体认同典型形式之一的国家认同也必须呈现出某种连续性的整体面貌，它应当体现为一种在历史的长河和空间的广袤中的历史感。所谓认同的差异性是指认同主体所具有的确保自我和他者之间界限的感觉，其作用实际上是“同”中求“异”，使得人们在认可、接受和欣赏他者的身份、意义、价值和地位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相应地，我们也可以说，国家认同的差异性的重要作用是为认同划定边界和界限。有了这个边界和界限，各种国家认同之间可以进行有效和清楚的区分。同样，我们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中观察，当代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看，其后果自然是国家认同的历史感和界限感的不可避免的消解，以及国家认同的不同程度的弱化①。
循着相似的思路，我们也可以理解当代认同的整合性和同一性对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启示。在个体和自我认同那里，认同的整合性是指个体的固有认同对新的认同的接纳能力和吸收能力，其实也就是如何在“异”中求“同”，即怎样在多种多样、眼花缭乱的新奇的认同中选择和接纳合理的、有生命力的认同。这个过程要牵涉到使用核心认同去容纳和接受非核心的、边缘性的认同，用既有的认同去接纳新颖的认同，用新颖的认同去改造、改变和革新旧有的认同。所谓当代认同的同一性是指认同具有一种与他者保持同样性的感觉，是“变化中的同态或同一问题”[3]。或者说，所谓认同的同一性是指人的认同在不同的方面或条件下保持同样的状态或事实，是“我”成为自己而不是他者的条件，其主要功用在于让自我与他者保持一致性，没有认同的同一性，就谈不上真正的身份感，在每个方面都与其他认同格格不入的认同并不是真正的认同，也不可能获得和保持真正的身份感。作为放大了的个体认同，国家认同的整合性和同一性是个体认同的整合性和同一性的扩张和提升。在别无选择的现代性以及或伴随而来或逐渐显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消费文化的无情冲击面前，如何维系、提升和弘扬现代国家认同的整合力，如何在日益增多和加深的国家和民族交往中培育和展现国家认同的活力和生命力，当然成为我们需要从宏观方面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如何在激烈动荡的世界上保持使得国家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核心特性、主流价值观和承受得住外来文化冲击的文化因子的相对稳定和一致，进而保持和提升国家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成为学术界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进一步说，当代认同的关键特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复杂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比如，现代性所必然导致的流动性极大地模糊甚至掩饰了认同的差异性，弱化了人们的界限感，体现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则是对本来具有重大差异和鲜明界限的国家认同的欣然接受甚至不加分析的同质化。这就涉及如何处理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和国家认同的差异性问题。类似的张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展开更多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工作，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4日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