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忧谗畏祸心理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祸心论文,对其论文,韩愈论文,忧谗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愈以直言敢谏闻名。在唐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的狂热中，他竟敢逆龙鳞上《论佛骨表》以死谏，其时韩愈胆大而无畏亦昭昭明矣。故《旧唐书》本传称其“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这一评价大体而言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主流，并非全部。韩愈除了上述的一面外，也有着人所罕言的忧谗畏祸的一面。本文即探讨其忧谗畏祸心理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
韩愈究竟有无忧谗畏祸心理？这是问题的关键，拟先论列其具体事实。柳宗元与韩愈在史官问题上的争论。元和六年（811 ）韩愈为史馆修撰，时有《答刘秀才论史书》，以“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等历史上十几位史官因修史得祸为证，提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并表示“不敢率尔为”之，“行且谋引去”。〔1 〕对此柳宗元深不以为然，撰《与韩愈论史官书》辩驳，谓“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柳宗元以此深感失望：“今学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甚可痛哉！……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2 〕这是最早提出韩愈的恐惧心理，表示不满的文献。尽管柳宗元对韩愈不为史的原因可能理解得不够全面，但无可讳言韩愈实有恐惧畏祸的心理存焉。
其实，韩愈的恐惧畏祸心理早在元和六年前已滋生，并逐渐滋长显露。他作于贞元十一年（795 ）的《重答张籍书》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他认为《春秋》之所以深其文辞，微言大义，是出于“虑患”之故。出于这一忧患意识，韩愈对于佛道二教表示“岂敢昌言排之哉？……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其身之不能恤，书于吾何有？”〔3 〕可见早在韩愈不到30岁时，在修史作文上已具有特别审慎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原因即在于如“昌言”、“公传道之”，则必然被人认为是狂惑，从而加害于身。因此韩愈早年在理智上已清醒地认识到文祸言祸的问题，并在言行上有意以此戒惕自己，其忧谗畏祸心理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行文至此，可能有人会质疑道：既然韩愈早有忧谗畏祸心理，那么他此后为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先是上疏揭露天旱人饥之现实，后又昌言反佛，冒着生命危险力谏迎佛骨，这岂不矛盾？笔者认为韩愈既有忧谗畏祸的心理意识，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言行。但是人的心理意识并非单一，而是多元甚而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人的言行，实际上是受这多种心理意识综合平衡的支配。如果是矛盾的心理，经矛盾的交锋斗争，一时取得主宰地位的一方也就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以韩愈而言，他心中也决非仅有这忧谗畏祸心理。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但儒家的思想意识是主导思想。因此，在关系到国家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韩愈的言行则往往受到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支配。这就如他在《争臣论》中批评阳城有失谏官之责，提出“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认为“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4 〕加上他那难以改易的刚正直率性格的驱动，也就使他压下了忧谗畏祸心理，从而敢于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表现出无所畏避的气概。但即使如此，如上所述也不能否认韩愈忧谏畏祸心理的存在，更何况韩愈的这一心理并非存于一时一事，而是伴随着其中年之后的人生道路，不时困扰着这位文坛巨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的《五箴》一文。其中尤需探究的是《言箴》与《知名箴》。《五箴》可视为韩愈在贞元二十一年（805）38 岁时的人生经验的体会与总结。其中《言箴》表明必须慎言，而《知名箴》则告诫自己切莫矜能伐善，力戒知名，倘若不慎，则“祸亦宜然！”〔5〕因此， 推其作《五箴》之原委，实出于忧谗畏祸之心理。其《择言解》正是这一畏言祸心理的极好注脚：“言起于微，而为用且博，……及其纵而不慎，反为祸矣。火既我灾，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于灰烬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于波涛矣；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6〕这一强烈的慎言择言意识， 正是基于其畏祸心理而产生的。
如前所述，韩愈的忧谗畏祸心理在贞元二十一年时已如此明显强烈，但他有时却似乎不畏谗言。如在作于元和二年（807 年）《释言》一文中，“愈何惧而慎”〔7〕一语竟反复者三， 似乎两年前慎言慎名等箴言已成多余。其实这只不过是弄文之狡狯而已。其目的也只不过是才高被谤，为文自解罢了，显示的只是面对谗言的无奈。在《答冯宿书》中他已清楚说过：“闻流言不信其行，呜呼，不复有斯人也！”〔8 〕在韩愈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之下，掩盖不住的是一颗忧谗畏祸的沉重的心。其实文中的这些话才是言中之义：“既以语应客，夜归，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参杀人，谗者之效也！《诗》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伤于谗，疾而甚之之辞也。……孔子曰：‘远佞人。’夫佞人不能远，则有时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祸其至哉！”〔9〕谗言三至而慈母惊， 这才是韩愈所深信的。他对现实中不能远佞人的苦恼，将谗人“投畀豺虎”的嫉恶，以及直而惹祸的担忧恐惧，正是透过这段此后又被自我否定的文字迂回婉转地流露出来。这种皮里阳秋的文章更表明作者对谗言的恐惧与无奈，而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我何惧而慎”的表白，明眼人也直能看透其惧而慎的真心。
韩愈时常流露出忧谗畏祸的心理。元和初，韩愈为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10〕。在《答冯宿书》中，时在东都的韩愈回忆在京城时这一受人谗谤之事不免心有余悸，向冯宿吐露了“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11〕的心曲；元和三年（808）， 韩愈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向知己郑余庆诉说苦恼云：“愈独判二年，日与宦者为敌，相伺候罪过，恶言詈辞，狼藉公牒，不敢为耻，实虑陷祸。”〔12〕可见韩愈身受谗言之害已如惊弓之鸟，以至于至元和十二年（817）他50岁时， 在《与华州李尚书》中以自己的体验忠告挚友李绛：“愚以为苟虑有所及，宜密以上闻，不宜以疏外自待；接过客俗子，绝口不挂时事，务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为国自爱，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13〕由此可见，韩愈忧谗畏祸之心何其深重，以致于以此教人以自保。
二
忧谗畏祸心理对韩愈的言行与创作均有影响。先从言行上看其影响。尽管韩愈直率敢言，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故也曾以此愤慨阳城身为谏议大夫而不谏，作《争臣论》以讥之。但身遭谗毁之痛后，身为史馆修撰而有“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14〕之畏惧，以至引起柳宗元的不满与批评。后人林少颖评此事谓“退之讥阳城固善矣，及退之为史官，不敢褒贬，而柳子厚作书以责之。子厚之责退之，亦犹退之之责阳城也。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是之谓乎！”〔15〕其实讥之以“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并不确切， 盖韩愈责阳城在贞元八年（792），时年方25，刚进士及第，正是初得意而气盛之时，尚未被后来屡遭受的谗毁贬谪所苦，故本性仍存有此真率之举。及至身为史官，则已百遭谗毁，正悚悚惕惕，忧谗避祸尚恐不及，已是改换旧心肠时。倘若此时再有阳城不谏之事，想必他也会体察而宽容的。 韩愈于元和十年（815）所撰进的《顺宗实录》即对阳城多有理解与褒扬之记载，特记下其犯颜敢谏之诸事。而对其早先之不谏事毫无一辞相责。对于陆贽遭谗罢相后“固畏惧，至为（太子）宾客，拒门不纳交亲士友”、“居忠州十余年，常闭门不出入，人无识面者。避谤不著书”〔16〕之畏惧韬晦之举也特地表而出之，以示理解与同情。实际上，他记载陆贽之避谤，正是惺惺惜惺惺，是出自深刻自身体验的深情理解，他自己又何尝不避谤而见之于言行呢？早在贞元二十一年（805）秋， 韩愈由贬地阳山赴江陵，途中赋《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即谓“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可谓心雄万夫，壮志凌云。然而由于贞元末“触事得谗谤”而遭致贬逐，此时得生还时，他不禁惊惧于“颠沈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的现实，而发誓“克己自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17〕可谓为谗祸所惧而欲改弦更张，凌云的壮志消失殆尽。而作于此后元和五年（810）的《东都遇春》诗亦有悔于自己“少年气真狂”， 而至“心肠一变化”的诗句。他所希冀的是“得闲无所作，贵欲辞视听。深居疑避仇，默卧如当暝”；所庆幸的是“幸蒙东都官，获离机与阱”。〔18〕此时他多么像罢相后的陆贽，以远离是非之地，深居简出以避仇避谤。他对贞元二十一年所立下的《五箴》有了更痛切的体味，以至于极为深刻而形象地写下了“士生为名累，有似鱼中钩”〔19〕的人生反省诗句，并在《答冯宿书》中对于自己在长安时无过而遭谤的经历也过为深自反省云：“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座：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20〕这一反省真是令人“战栗寒心”！正直不阿反成招谤之由，特立独行却要改为阿从世好，否则就要获罪于人。颠倒与扭曲的世道使操行坚正的韩愈也不免被扭曲于一时，也只得引咎自责，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从俗避谤。故他自言“至此已来，克己自下，虽不肖人至，未尝敢以貌慢之；况时所尚者邪？……君子不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仆何能尔？委曲从顺，向风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犹且不免云云，命也！”〔21〕行文至此，不免为韩愈而悲哀。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文坛巨子，竟“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22〕，以致于在谗言交织中不得不低下刚强的头颅，在忧谗畏祸心理的压迫下也只好时而随波逐流以求得生存的空间！
再从创作上看其影响。忧谗畏祸的心理不仅直接影响到韩愈的言行，而且在诗文创作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与影响。所可论者不少，为省篇幅，仅举其荦荦大者。首先，出于忧谗畏祸的心理，他时而采取解嘲或竟用以文为戏的笔法委婉地渲泄发牢骚与不满。韩愈的《进学解》文体上是效法扬雄《解嘲》、《解难》之作，而推原韩愈作此文之用意乃在发泄其一肚皮不合时宜之牢骚，也即如此文其弟子不服而反唇相讥的“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23〕这才是韩愈之本心。但他却将这一满腹的牢骚特意出于学生之口而加以开导反驳，欲扬而反抑，使文章波谲云诡，曲折委婉。究其采用此法之原因，虽不无出于借此以解嘲，但用笔如此之狡狯，恐与其遭谗被贬后忧谗畏祸之心理不无关系。故《新唐书》本传谓其“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24〕。类似此笔法者尚有《送穷文》。韩愈以屡穷不遭时，而托言此乃穷鬼为祟所致，故“窃具船与车，备载糗
”以送穷鬼离去。穷鬼有五，即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实乃包括韩愈人生诸主要方面。其中如交穷为“磨肌忧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置我仇冤。”也即是说自己真诚待人，而反遭谗谤陷害。以此韩愈尽管有五善，但反成招致五穷的恶鬼。“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故韩愈誓欲驱逐之。但经“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而加以申辩劝说后，韩愈不禁理屈词穷，“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25〕文章既有自我解嘲之意，又颇有以文为戏的味道，嬉怒戏谑。一本正经地宣传儒家道统的卫道士，竟有如此荒诞嬉戏之笔，真令人匪夷所思，只能以为形势所激，有所忧惧，故出此游戏笔墨以发泄穷愁困顿之牢骚为解。其以文为戏而为人所责难的《毛颖传》，其实也是一篇满怀不平之意而变换手法婉转抒发忠而见弃、力未尽而恩已绝牢骚的奇文。故毛颖回答皇上“中易君，老而秃，不任吾用”之语云：“臣所谓尽心者。”文末又特意点明意旨云：“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26〕又如《读东方朔杂事》也是诚如陈沆所笺乃“特故幻词以掩其讥刺之迹耳，……况此乃全取小说，游戏成文，盖毛颖传之流。”〔27〕总之，上述诗文皆以文为戏的笔墨婉转曲折表达之，其成因尽管不全出于借此有利于避祸远谤的考虑，但其与忧谗畏祸之心理恐怕是不无关系的。
其次，韩愈的忧谗畏祸心理使他在涉及讥刺的诗歌中往往采用托物以讽、比兴寓意的手法。韩愈在诗风上值得注意的是其发愤讥刺类诗歌在表现手法上的变化。贞元中期前后，即韩愈年30上下之前，他在人生道路上尚未惨遭谗毁贬谪，故仍基本保持青年时代的“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28〕的梗直真率气概，故此阶段的发愤讥刺之作多乃率尔漫写，不太见委曲经营之迹。如作于贞元十一年（805 ）的《马厌谷》云：“马厌谷兮，士不厌糠籺。土被文绣兮，士无短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29〕程学恂评此诗谓“集中如此等诗，皆直气径达，无半点掩饰。”〔30〕而讥刺道教的《谢自然诗》作于贞元十年（794），亦多严词直斥之语， 如谓“幽明纷杂乱，人鬼更相残。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31〕顾嗣立评此诗云：“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程学恂亦称“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也”。〔32〕其他早年诗作《出门》、《汴州乱二首》、《赠张徐州莫辞酒》、《龊龊》等诗虽有意讥讽，但亦气厚辞严，质直率易，不暇掩饰。至贞元末期，尤其是经阳山之贬，以及元和初期在朝中遭人飞语谗谤后，韩愈已领受了人言可畏，被谗受谤的令人心寒的苦楚，故而变易心肠，颇改前规，在言行上也自我戒惕，颇为谨小慎微起来。先是立《五箴》以自警，后又闭门谢客。他于《剥啄行》中说明其中原委云：“我不厌客，困于语言。欲不出纳，以堙其源。”〔33〕这一忧谗畏祸的心理变化，使他此后即使有抒愤讥讽之作，也难于见到如以前的直率质直之作，而多是深其文辞，深微屈曲地托物以讽，比兴寓意，或以诞事诞语结构诗篇。
托物以讽，比兴寓意的例子在韩愈诗歌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作于贞元十五年（799）的《鸣雁》，诗中写鸣雁“去寒就暖识所依， 天长地阔栖息稀。风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顾群侣违，哀鸣欲下洲渚非。”〔34〕此诗采用比兴体，如廖莹中所说“公盖托雁以自喻也”〔35〕。如果说韩愈此时所受的谗毁尚轻，即有意咏《鸣雁》诗以托物见志的话，那么在贞元末元和初之后，此类诗即多起来，并且写得更隐微屈曲。如作了贞元二十一年（805）的《射训狐》即是如此。 此诗乃托训狐以讥讽，所讥刺者乃如方世举注所言“狐比（王）伾、（王叔）文。‘聚鬼征妖’，言其朋党相扇，炰烋中国也”〔36〕。应该说此诗比《鸣雁》诗在感情上更为充沛激愤，其嫉恨之情，斥责之辞更是怒不可遏、义愤填膺，本该写得更为无所畏忌，直言指斥，然而却写得更委曲隐蔽。倘若不明了贞元末二王之事以及诗人对他们的态度，则人们恐怕难以明其所指而误解诗意。他用这种托物以讽的比兴手法所写成的诗作颇多。如《题木居士二首》、《杂诗四首》、《病鸱》、《南山有高树》、《猛虎行》等诗亦均如此。
韩愈由于存有忧谗畏祸心理，为了避免诗意过显而惹祸，在涉及讥讽的诗中也总喜欢以诞事诞语结构诗篇。其《古意》云：“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疴痊。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安得长梯上摘实，下种七泽根株连。”〔37〕韩醇谓“诗意有兴寄，其曰古意，旨深远矣。”〔38〕王元启认为此诗具有“假事讽时微旨”、“盖欲人君膏泽下流之意，疑是贞元十九年为天旱人饥而作”。〔39〕朱彝尊则指出此篇“总只以诞事诞语结构”〔40〕。这种诞事诞语结构诗篇的手法也是韩愈讥讽之作所常见的。比如《记梦》诗乃属托讽之作，然而诗中却借“夜梦神官与我言”〔41〕而结构诗篇。以此诞事诞语以寄托讥讽之意。此诗如此“悠谬其辞，亦忧谗畏讥之心耳”〔42〕。方世举此评可谓深中肯綮之论。又如《读东方朔杂事》诗尽管对其所指有不同理解，但显然是指事托物有所讽之作，如陈沆即以为是“为宪宗用中官吐突承璀而作也”，但诗却假《汉武帝内传》中记载的西王母与东方朔之虚幻故事以“幻词以掩其讥刺之迹”〔43〕。故程学恂即看出此诗诞事诞语结构的特点，谓诗中“前云入雷室弄雷车，后云乘云飞去，仍是就本事衍叙以迷离之耳。不必句句黏煞”〔44〕。其他如《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诗所叙的凤凰、黄鹄、众鸟、何山鸟、挟丸子等情事亦乃虚幻之事，实际上也是韩愈所惯用的游戏之笔，不必视以为真。诗人只不过以此诞事诞语结构成篇，用以指事托讽而已，故免不了荒唐言、奇诞语。与此类似的作品也不仅存在于诗歌，同样地表现于其文章中，如前所提到的《送穷文》、《毛颖传》即是。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在上述创作特点作用下，韩愈部分诗歌的惝恍迷离，甚至晦奥莫测也是与他的忧谗畏祸心理的影响有关，甚至是直接有意造成的。上述例举的不少诗歌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意旨难以确指确解，甚至难以揣摩的情况。历代诗评诗注家对这些有意托物比兴、悠谬其辞，内铄其意，甚至荒诞不经的诗歌用尽心力，搜索史事陈迹以阐释解读，有的尚可大致得其仿佛，而有的却以其过为惝恍晦奥而难测高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瞎子摸象，仅凭所摸到者想象揣测其象而已。再如《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韩醇以为“据诗意，凤凰谓裴度，挟丸子谓李德裕、李绅、元稹也”〔45〕，并据《李宗闵传》以解说。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则以为“退之与李宗闵俱裴晋公征西时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赠宗闵，皆略尽其终身所为”〔46〕。而方世举则不同意前说，讥其“此疑鬼疑神之逆诈亿不信者，甚可笑也。韩醇说诗，不知理会通章文气，而以凤凰为指裴，未知黄鹄又作何解？”〔47〕程学恂又认为“公既与宗闵同为裴度幕官，则以凤皇比度，而黄鹄众鸟挟丸子皆同幕之人，亦未可知。意当时或有相倾轧之事，而其事其人，今皆不可考矣。……然方（世举）注言为宗闵贬剑州时作，亦未为得也。盖以黄鹄谓段文昌，则纠钱徽并及宗闵者，即文昌也。而挟丸子又指谁耶？……种种不合，正是臆度附会，以乌有先生而笑子虚，相距几何哉？”〔48〕可谓众说纷纭，聚讼不已。韩愈不少类此之扑朔迷离的晦昧深奥诗作，其成因即是诗人有意以比兴寄托、诞事诞语、游戏虚幻笔墨成文而造成的。出于忧谗畏祸心理而又不吐不快，诗人故意深奥其辞，迷离其意，本有心隐去本事，或偶露鳞爪，以让人似懂非懂，难以揣摩。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迷离晦奥篇章，正是韩愈忧谗畏祸心理下的产物，是韩愈在那种险恶环境中为文的聪明狡狯之处，也是诗人为文时无奈的悲哀。
注释：
〔1〕〔3〕〔4〕〔5〕〔6〕〔7〕〔8〕〔9〕〔11〕〔12〕〔13〕〔14〕〔15〕〔16〕〔20〕〔21〕〔22〕〔23〕〔25〕〔26〕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135 、110～113、58、679、70、192、70、192、149、228、667、113、714、192、192、759、46、570～572、569页。
〔2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柳宗元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8～809页。
〔10〕李翱：《李翱集》卷11《故正义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17〕〔18〕〔19〕〔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723、887、98、38、40、28、34～35、 662 、108、109、251、174、177、175、177、652、653、906、911、1210 、1211、1211、1212页。
〔24〕欧阳修：《新唐书·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56页。
〔27〕陈沆：《诗比兴笺》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