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西方政治人类学视野中的弱势群体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人类学论文,述评论文,弱势群体论文,底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又称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弱者群体，是指在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底层群体的总称。①西方学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由来已久，但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社会学强调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政策保障、法理学重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及其司法保障等学科的研究视阈不同，政治人类学侧重关注弱势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及应对策略。它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及对其政治权力的关怀，这与政治人类学重视原始社会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中非正式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种研究固然有别于传统政治学强调政党、体制、领袖人物和运动的正式政治制度研究。
政治人类学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其主要学术和社会背景是，一方面，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和霍普金斯(T.Hopkins)等人的世界体系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人类学者受其启发，认识到他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意识到殖民者政治和话语霸权的存在，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影响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人类学集中研究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社会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同质性减弱，而异质性增强，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更加恶化。②在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下，政治人类学将工人、农民、妇女、城市贫民以及其他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探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加剧他们的生存状况恶化的，他们又是如何利用各种传统文化资源如语言、宗教、艺术等，来对抗国家的权威和帝国主义外来势力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权力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论题。
一、文化、权力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政治人类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除了受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享誉世界史坛的汤普森(E.P.Thompson)也功不可没。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E.Hobsbawm)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对人类学也充满了兴趣。汤普森重视社会底层的民众及其文化，强调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研究底层民众的历史，对其后的政治人类学者产生了直接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汤普森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该书中，汤普森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细致地刻画了1780年到1832年间英国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末开始，费边社和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成长这段艰辛的历史却长期被遗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影响下，汤普森想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正视工人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③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流动和变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阶级的“存在”与阶级“觉悟”是同一的，不可能只有阶级的“存在”，而没有阶级“觉悟”。换言之，“觉悟”是阶级“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汤普森进而提出，只有“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才终于“形成”。
从这个观点出发，汤普森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来自18世纪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又源于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所谓“传统”，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新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其次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第三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第四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而“经历”则包括诸多方面，既有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又有19世纪最初30年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那些反抗剥削、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汤普森并非否定经济因素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充分考虑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是阶级这个硬币的两面，故而着力“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④
在此后的《辉格党人与猎人》、《共有的习惯》等著作中，汤普森进一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大众文化，尤其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的平民文化。他指出，平民文化是民众在具有“反叛性”的抗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把这些抗争活动看做是平民文化利用文化霸权反对文化霸权的范例。虽然平民文化在形式上是保守的、非理性的，但其实质却是劳动人民利用家长制社会的习惯、传统，创造性地应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阶级斗争方式。这种反叛性文化传统在习惯环境中缓慢变化并代代相传，最终发展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一个来源，并在后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汤普森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平民文化和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启发了政治人类学者对权力、阶级与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威廉斯(R.Williams)和他的同事们特别关注文化间的统治关系，在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文化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⑤威利斯(P.Willis)则通过集中研究工人阶级来揭示阶级文化是如何被再生产的。在《学会劳动》这部现实主义的经典民族志中，他通过对一群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的研究，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中产阶级文化，但他们却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只能在教室以外的空间再生产本阶级的文化。通过再生产本阶级的文化，他们建立起了自身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作为他们对抗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策略。⑥布迪厄(P.Bourdieu)在他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也指出，文化是通过生产机制和具有阶级趣味的教育来分类并得到传播的。⑦这些人因为在权力与阶级关系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的作用，因而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二、“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与汤普森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侧重研究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运动不同，斯科特(James C.Scott)、斯考契波(T.Sckopol)等人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的底层群体，特别是其中的人口主体——农民。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在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反抗就已经被边缘化，不构成社会运动的主流，所以逐渐被理论家们所遗忘。而另一方面，英美政治经济学派接受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前提，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海外殖民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转向关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研究，其中尤以美国政治学和人类学者斯科特最为著名。《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统治与抵抗的技艺：隐藏的文本》构成了其农民问题研究的三部曲。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继承了苏联学者恰亚诺夫(A.V.Chayanov)的“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概念，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以生存为目的的道义经济。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不是冒险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而是宁可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由此，他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是当资本主义带来的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斯科特进而将他的论点应用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越南的殖民地经济和农民的政治活动，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缅甸和越南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与殖民地政府对农民的盘剥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农民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反抗运动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只是象征的、偶然的甚至是附带性的抗议行动。斯科特指出，后一类行动也并不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相反，它们是农民为了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而对抗统治秩序的努力，是实践证明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弱者的武器”。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方法不仅适应了农民的社会结构，而且表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感，并实际改变或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珊瑚礁一样，农民的这些微不足道行动的大量聚集，也可能最终使国家的航船搁浅或颠覆。
有鉴于此，斯科特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实地调查了马来西亚一个名叫塞达卡(Sedaka)的村庄。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当地农民反抗霸权和剥削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⑧。这些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阳奉阴违、偷盗、装疯卖傻、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几乎都不需要经过事先协调和周密计划，而只是依托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等非正式的组织，从而避免了与权威的直接对抗，这也是它们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原因。这些沉默、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因为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范围，被斯科特喻为“红外线政治”(infrapolitics)。
斯科特认为，作为“弱者的武器”存在的农民日常反抗形式，是农民的一种意识形态，是“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与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公开互动的“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相比，“隐藏的文本”是一种后台(offstage)话语，是从属者因支配者在场而被迫采取的一种策略，它避开了支配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了“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在《统治与抵抗的技艺》中，斯科特将关注的对象从农民扩展到所有被支配的群体，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包括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⑨他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⑩此后，斯科特的学生克弗列特(B.J.Kerkvliet)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日常政治的力量》揭示了越南农民日常的政治行为对国家政策的巨大影响，从而将斯科特的农民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1)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也在关注底层民众的研究，他们因为具有相同的研究旨趣而被称为“底层研究学派”(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或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国内又译为“庶民研究”)。与斯科特等人相同的是，底层研究学派也反对把农民或底层看作被动的、不具政治性的阶级和群体的观点，认为底层为生存的抗争也是一种政治，强调他们具有被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所忽略的意识形态，即“底层意识”。但不同的是，底层研究学派并不对底层民众的日常抵抗形式感兴趣，他们侧重研究的是底层群体抵抗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公开的文本”。底层研究学派认为，在后殖民社会中，由底层占据的政治社会已经取代由精英主导的公民社会，成为主要的政治空间，他们的政治也应该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12)
底层研究学派以印度学者古哈(R.Guha)和查特吉(P.Chatterjee)为主导。他们早期主要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释工作，后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后殖民社会的妇女、低种姓者和宗教少数派。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拒绝对本民族历史的“西方式解读”，努力重写本民族历史。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底层研究学派积累起大量的案例研究，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种姓、不同地域、不同亲族、不同教派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以及他们与议会民主体制、国家暴力机器之间的政治斗争。但遗憾的是，由于研究者内部的严重分化，底层研究学派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渐趋衰落。
三、社会性别与权力政治
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主要是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旗帜下进行的，研究者也主要是西方的一批女性人类学家，其中著名的有罗莎多(M.Z.Rosaldo)、奥特纳(S.B.Ortner)和里柯克(E.Leacock)等。这些女性人类学家重点考察女性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力，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改造世界，以结束并超越女性的从属状态和不平等待遇”(13)。她们为了女性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权威，向男性的主导地位发起了挑战。由此，社会性别冲突已不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合法性的霸权之争，是政治研究的又一个新领域。
在女性主义人类学内部，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受格尔兹(C.Geertz)象征论和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结构主义的影响，把男性和女性作为象征符号，纳入整个社会的符号结构中，研究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其代表人物是罗莎多和奥特纳；另一种则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集中考察性别分化的历史演变，其代表人物是里柯克、莎克斯(K.Sacks)和盖莉(C.Gaily)等。前者从家户活动与公共活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解释性别间的不平等。例如，罗莎多认为，男性控制了公共领域，而女性被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因为公共领域是决定社会政治问题的场所，所以男性获得了社会的威望和权力，而家庭只是处理一些日常琐事，所以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后者试图从历时的角度分析性别差异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研究了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导致性别不平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揭示出性别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组合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与阶级、种族和族群意识等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西方女性人类学者的这些研究阐明了社会性别问题在社会群体认同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性别也应该被视作一个分析范畴，就像种族、族群、阶级或等级等一样。但同时，这些研究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首先，她们都把女性看成一个一元化的群体，在研究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社会性别的差异时，忽视了由于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宗教和年龄等因素而造成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往往用一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或者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女性的共性上。其次，她们大多把女性社会政治地位低下的原因归咎于父权制的压迫，而对同样使女性遭受剥削和歧视的种族、阶级、民族等因素却视而不见。再次，她们大多满足于对处于简单、初级状态的所谓“传统”、“落后”社会中的女性的研究，而对当代妇女的现实状况关注不足。总之，她们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偏见。
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中少数种族的女性学者，她们因为同属受发达国家压迫、剥削的民族、种族和人群，所以一起被纳入“第三世界妇女”的范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和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军事扩张、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的抗争相呼应，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学者猛烈批判由欧美国家中的白人女性学者所主导的女性主义思潮，认为它们仅仅代表了这些国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愿望。它们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其主要缺陷是只局限于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对于维护甚至引发父权制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毫无触动。
她们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是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是与其他的社会权利分配结构如阶级、民族、种族等联系在一起的。女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某个民族，有其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活体验。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和影响下，女性不仅要遭受本民族中父权制的压迫，而且还要遭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歧视和剥削。由此，她们提出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应该与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斗争结合起来，惟有如此，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但是，因为不同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女性的社会经历也不尽相同，所以应该结合她们所处的具体文化和经济背景来考虑解放的重点和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思想体系。(14)
基于上述主张，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主要从两方面拓展自己的研究。第一是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部分学者肯定国家是保障和满足女性需要的一个机制，但多数学者认为，在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分配及社会价值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的本质只能是男权的，它经常起着加剧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作用。很多政府在制定、实施发展战略时，都忽视了妇女问题，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中性的，只要发展战略对家庭有益，就自然会使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受益。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第二是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影响。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结合研究对象所处的阶级、阶层、种族、地区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对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她们所受的剥削、歧视和压迫不仅是性别造成的，而且与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米斯(M.Mies)就通过对印度那斯拍家庭手工业的研究表明，这种生产形式是地方、国家和国际市场共同剥削当地女性的结果，而这种剥削又是通过有具体历史文化定义的家庭父权制来实现的。米斯还把印度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放在她们所处的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分析了她们不甘忍受压迫和剥削、不断奋起抗争的过程。(15)
对女性社会政治现状的密切关注，促使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不仅仅停留于探寻性别主义的根源和性质，以及对性别偏见、种族偏见、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的揭露，而是更多地将研究付诸于实践，探讨各国在社会发展中如何赋权于女性，从而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最终实现与男性的真正平等。“女性与社会发展”也因此而成为她们一段时期内共同关注的主题。她们明确提出，追求改变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实现女性与男性在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真正平等，是她们的最终目的。
长期以来，在政治问题研究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一直是掌握主导权、支配权和话语权的统治者，而工人、农民、妇女等社会弱者群体要么被有意地忽视了，要么只是作为某些政党或掌权人物的追随者而存在。在由世界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对这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从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以便帮助改善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境遇。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展现了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间的关系，有益于拓宽政治研究的视野，丰富政治人类学对政治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科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是不尽相同的，研究重点也不完全一样，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在学术观点上也互有差异，但是，学者们都很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注和保护。
②董建辉：《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③[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④钱乘旦：《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载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1004页。
⑤R.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⑥P.Bourdieu,Learning to Labour,Westmead:Saxon House,1977.
⑦P.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⑧[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⑨J.C.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e: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⑩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7期。
(11)B.J.Kerkvliet,The Power of Everyday Politics:How Vietnamese Peasants Transformed National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2)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3)M.Z.Rosaldo and L.Lamphere(eds.),Women,Culture and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4)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9～54页。
(15)M.Mies,The Lace Makers of Narsapur:India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London:Zed Pres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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