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精神笔谈——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3.论继续解放思想——4.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笔谈论文,建设社会主义论文,视野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袁贵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①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它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②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社会主义是一种道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理论、精神。社会主义道路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成熟，社会主义精神则是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撑。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形态，表现为社会道路、制度的不同，其实质是社会理论、精神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先进的社会理论、精神，才有先进的社会道路，形成先进的社会制度，对社会理论、精神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的程度，制约着社会道路、社会制度完善和成熟的程度。
在人类历史中，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它因社会的经济方式、政治理念、文化传统而形成，反映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涵盖社会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道德规范，构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先进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动力，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层次清晰、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基本内容，又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锦涛同志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抽象地讲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揭示和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相融合的社会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蕴含着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彰显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深深地融入到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民族精神是不断发展的，它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在一个民族的凝结，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一个时代的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形成了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宝贵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最重要的法宝，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品格。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新世纪新阶段，没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和发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它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角度，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讲的荣辱观，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就无法实现社会和谐，也不可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的，都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与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紧密相联的。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最根本的体现在它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同志作了科学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要求，与之相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目标：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发展过程之中。在当代中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发展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先后提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一系列重要论断。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判断，丰富发展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总结国内外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两个判断，明确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不可能很好地建设和谐文化；没有和谐文化的建设，就不可能很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它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把以人为本贯穿始终，把共同发展作为目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同发展是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目的，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发展的核心内容。总的要求是人与人和谐共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与社会和谐共进，人的进步与社会进步互为前提和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生产、生活、生存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怎样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共建共享的要求？一个基本前提是共识，也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具体地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形成共同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共同理想；坚持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形成共同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共同规范。特别是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的新形势新特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共同前进。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含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和任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高度概括、明确提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绝非易事，让全社会自觉认同核心价值体系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则更难。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全面理解、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看法、观点和态度，从而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转化为自己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至关重要。要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前提是武装头脑；要“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前提是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③
要通过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强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强化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思想，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价值观；把握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的观点，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把握以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的理念，强化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把握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不竭动力、社会进步的灵魂的观点，强化坚持改革、鼓励创新的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把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总体要求，发扬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精神，强化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和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以及居安思危、埋头苦干的价值观。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精神。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④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自觉追求，努力“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⑤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
杨春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新的科学概括，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深刻理解这一科学概括，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⑥ 这一概括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一脉相承是说，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间我们所形成的各个重大理论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大范畴。它们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是一以贯之的；它们所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都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都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们立论的基本国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们坚持的基本路线，都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们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它们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句话，它们的理论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29年的奋斗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也就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其他什么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
与时俱进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29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证明，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难题需要我们破解，有无数困难需要我们克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也必然在实践中发展。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永放光芒。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十七大报告准确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多次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把中国民主革命引向胜利，继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次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二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一个理论成果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在中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第二个理论成果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从实践上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⑦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也就谈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如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等等，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成为后来形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科学内涵来说，它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里讲的“最新”，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概念（从时序概念来说，今天的每一新观点对于昨天来说都是最新成果），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正因为这个最新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对毛泽东思想最好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群众，是现阶段理论武装的根本任务，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十七大报告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指出它的科学性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精神实质就在“结合”二字。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⑧ 他对外国人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理论和信念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一辈子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改革开放中，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没有丢。他多次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说，不能把纠“左”变成纠社会主义，纠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现代化前面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有的人不讲社会主义，只讲现代化，这就忘掉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离开了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⑨ 同样，在中国又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到，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到，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努力寻求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
29年来，我们在“结合”上创造了一系列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例如：发展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治国方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共产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如此等等。我们的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空谈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无视时代发展，不顾中国国情，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同样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总之，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了新的概括，即：科学地阐明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之间的关系，指明它们共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指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指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3.论继续解放思想
侯惠勤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⑩ 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因此，牢牢把握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之处，既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又是最容易发生动摇的地方，需要特别认真地加以领会。其中，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尤其需要首先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
一、关于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的基本内涵
“法宝”是个形象的说法，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在我党的历史上，毛泽东1939年首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了“三大法宝”的论断。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1) 毛泽东是在下述两种意义上使用“法宝”一词的：其一，基本问题、基本关系的意义上。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其二，基本历史、基本经验意义上。在毛泽东看来，不断探索并学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课题，“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12) 毛泽东关于“法宝”的两种含义是相互关联的，它统一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应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关于“法宝”的用法，即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基本关系、基本历程、基本经验，立足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由于“解放思想”自身的特殊性，它不是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类的具体事物，而主要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因而集中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13) 这不仅揭示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所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与邓小平1978年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同，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正确的思想路线仍然是新形势下全党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但今天的要求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主要为恢复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因而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功效，那么今天则要进一步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在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新特征的形势下，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因此，解放思想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走的路，从走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到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我们所面临的矛盾就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等，均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并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进行探索，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和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具有敏感性、尖锐性和攻坚性，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不仅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而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的矛盾具有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都需要高度智慧和大局观念，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综合改革。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但前者更注重振奋精神，而后者更强调尊重实际。我们今天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破除迷信、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敢干敢闯，勇于探索、允许试验（包括允许失败），三是尊重实践、善于总结、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应该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障。
二、解放思想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认识的特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思想旗帜，在这一问题上，全党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而解放思想则是深化这一认识的关节点。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是两个“统一”：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亦即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理论创新相统一，亦即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4) 因此，反对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割裂，反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相割裂，就是我们所坚持的解放思想的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的两个统一决定了它所体现的三大特征：一是客观性或科学性原则，二是创新性或先进性原则，三是人民性或党性原则。
就客观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的道路选择，是以尊重客观实际、以是否可行、是否走得通为前提。毛泽东在1940年谈中国的民主主义为什么不是通向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指出：“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15) 今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坚持基本价值不认同，基本制度不照搬，基本道路不重复，也有其客观必然性。以基本道路不重复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般都经历了先污染、再治理，先制造阶级对立、再缓和阶级矛盾，先扭曲人性、再进行人性修复的过程。如果说它们走的尽管是一条十分痛苦、代价十分巨大的弯路，然而毕竟最终还是走出来了的话，那么随着先发展国家当时的一些初始条件（如尚未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强大外部压力等等）的丧失，我们如果重复照搬，必然是死路一条。
就创新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虚无主义的解构，而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实践创新，在今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毛泽东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6)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唤醒近代以来形同“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激发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真实，不是任何谎言所能够颠覆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其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其理论形态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上，重新开始其伟大复兴的历程。
就党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是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因此，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必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当“孙子”，那只能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不是任何现成模式的翻版。仅此而言，停顿、倒退本质上是因循守旧，注定没有出路；而“全盘西化”即使行得通，也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也没有以“改革开放”自居的资格。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呼应，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结果必然是复辟倒退。
三、坚持解放思想，必须既注意排除“左”的干扰，又注意排除右的干扰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根本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一个不断排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干扰的过程。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17) 今天讲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今天和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左”的思潮直接指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右的思潮则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的领导，即所谓的“一党专制”。“左”和右都惊人地一致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18) 事情很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历史和现实中也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一是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二是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之后才成功开创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以苏为鉴”的长期探索和根本扭转“文革”错误方向的基础上才真正开创的。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面对的不仅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逐渐显现的新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最大的政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挑战，创建了一个回应新时代、新主题、新挑战，包含大量新探索、新思想、新论断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的角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从认识和遵循现代经济规律的角度，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健康发展和持久活力问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为解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生机活力问题而提出的“改革开放”；从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角度，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精神状态问题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所有这些都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所继承并不断创新。
思想上“左”和右的片面性集中表现在对我国当前发展所面对的新阶段特征和挑战的把握上。“左”的思想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僵化理解出发，把存在问题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的偏离；右的思想用自由化观点，把存在问题归结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者都试图扭转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割裂。实际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共同的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崩溃，全盘皆输；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保持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活力不足，党败国衰，活力枯竭，亡党亡国。更重要的是，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是盲目的，没有改革开放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僵化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坚持）中有变（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变（创新）中有不变（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我们党就是在对“两个基本点”动态平衡的把握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阶段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十七大报告所概括的八个方面，包括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等。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使用的是进步和问题并存的句式，充分表明这是前进中的、发展中的、长足进步中的问题，不能把问题作为否定改革开放的根据，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以往党的发展思想的否定。实际上，转变可以是纠偏性的转向，也可以是审时度势、顺势转向，我们今天讲的转变发展思路主要指的是后者。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思路、新举措、新尝试，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不是对以往发展的否定，而是在以往发展基础上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并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一谈创新、转变，就使用“从——到——”的极端化句式，防止新的片面性。
四、从解放思想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本质上不是一个敢不敢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不仅是马克思的美好理想，也是他着眼于“生活的逻辑”，确立实践优先的原则，“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结果。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外围首先发展起来，这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是不一致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发生是有其客观历史根据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甚至是“历史的怪胎”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
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由于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不能通过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很快终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有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而要进入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改革开放绕不开。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只有通过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改革开放。
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19) 能否解决社会主义的特色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这一课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善于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则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20) 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而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不同，它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样，我们在克服急躁情绪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直面这三个“绕不开”和不断回应三大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鲜明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我们应客观地看待这一历史轨迹。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时代特征没有充分显现的时候，尽管很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是难以从总体上突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革命图式。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就无法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执政基础就无法真正建立在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上，党的思想基础就无法真正达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些重大问题就始终不是很清楚。因此，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角度，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新发展的高度，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邓小平才真正开创的。
4.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元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他要求全党高举这一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1) 显然，我们只有科学地认识、理解、把握这一伟大旗帜，才能提高高举这面旗帜的自觉性，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面旗帜。
一
自从我们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围绕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究竟怎样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回顾和总结，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新的回答。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2)
学习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论述，理解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它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和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文明成果，但它不是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首先我们来说明第一句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是建立在道德谴责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固有的矛盾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因此，他们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应该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占有方式，即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生活资料。他们还多次明确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应该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了以往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人类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
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作一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就所有制来说，苏联模式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的；就分配制度来说，苏联模式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制度，这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就交换制度来说，苏联模式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而是同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且为了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划清界限，还明确规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能进入市场，价值规律只在消费领域中起作用，在生产中起作用的主要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过渡时期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应该消亡，但由于内外斗争的需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得到了加强。这本来是事出有因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破坏民主与法制、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问题，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苏联模式中并没有真正实现。
现在我们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作一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坚持唯物史观基本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都表明了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就所有制来说，除了公有制经济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分配制度来说，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结构中占主体的地位，但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还存在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就全社会整体来说，实行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和制度，劳动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参与分配；就交换制度来说，就完全突破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事情变得非常清楚，我们到现在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确实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根本不同，我们今天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突破了斯大林当年设定的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同他们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也是同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改革，同时经济学家凯恩斯针对市场调节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后来逐渐形成了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节机制。这种新的调节机制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走出了那次经济大危机，而且使资本主义缓和了社会基本矛盾，重新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活力。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实际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着通过自我调节而获得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今天，就世界范围而言，不仅时代主题已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战争和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且就时代的本质而言仍然是资本在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时代。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上述变化，斯大林没有觉察到。他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仍然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24) 毛泽东也没有认识清楚，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他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25) 后来更认为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崩溃。当然，我们历史地看待和理解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在资本主义新变化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后许多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及胜利后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们基本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建立了一种排斥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并且反对试图引进资本和市场的任何改革尝试。邓小平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历史经验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并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现实、态势和矛盾，才真正洞察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洞察到了资本还在发挥历史作用的现实。对此，邓小平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有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在继续发展的谈论；从他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谈论；从他关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论述；从他关于时代主题的论述中，都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上述洞察。邓小平关于资本还在发挥历史作用的洞察，或者说关于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资本还在发挥历史作用的时代的洞察，其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与马克思当年宣布资本的丧钟敲响了、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从马克思的论断，到列宁的论断，再到邓小平的洞察，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由于有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时代本质的这种洞察，邓小平才不断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才提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正是在邓小平的这些新思想、新理论、新洞察的指导下，我们改革开放才能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
至于第二句话，我想是不难理解的，因而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
第三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强调和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出发，当然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参考、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但如果照抄照搬国外的某个主义或模式，或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身上贴上国外某个主义或模式的标签，那就完全是错误的了。对于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最有力的回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资本和市场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
二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模式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9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29年，也是这一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29年。29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进程。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1995—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十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到2005年，从全国看，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到2015—2018年，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26) 我们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29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也证明了这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唯一正确道路。
但是，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了许多问题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强调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增长、人民富裕、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现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就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自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有机地整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之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如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之所以要这样提出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今天所从事的事业看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一个阶段。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4月曾说，“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27) 1987年8月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8) 虽然当时讲话的重点是强调指出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我们当前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要纠正以前超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错误，但还是把它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既然这样，我们当然就要追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实现之后，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的问题。二是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从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到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吸收、借鉴乃至引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资本、人才的过程。原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现在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了；原来没有生产资料意义上的私人资本，现在有了。不仅有小资本，还有大资本；不仅有民族资本，还有外国资本；过去，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现在资本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资源，资本所有者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中贡献大、符合条件的、自己有要求的，还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大家的收入差别不大，现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贫富差别不仅出现，而且拉大的趋势明显，社会不公正问题突出。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举措，都旨在消除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但真正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坦率地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还没有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如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问题。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成了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何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同类性质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是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解决了吗，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吗？是的，这个问题在当年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面临如下挑战：（1）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力量，但是当年的无产阶级在今天作为蓝领工人，其数量在迅速减少。虽然受雇佣、领工资的人数在社会成员中比例上还是占了大多数，但形成了不同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思想行为都存在着很大差别，是否同属一个阶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2）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进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设想过和平的方式，但认为主要还是要通过暴力革命，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在反对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呼声和普遍舆论的今天，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还能行得通吗？现实的情况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经常听见某个时期反对某届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声音，但以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为对象的政治革命尚未见端倪；（3）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谈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时，没有涉及所说的社会究竟有多大，现在，全世界人口已达60多亿，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即全世界所有，究竟怎么实行，无疑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4）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时候，全球性的环境资源问题没有凸现，而现在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分涌流如何实现？（5）资本、市场如何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废除资本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实践模式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在重新恢复资本和市场。根据唯物史观，资本、市场不可能永远存在，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然而，如何进入新的社会形态，以及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形态，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要不要有新的理解和新的论证，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6）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究竟该怎样理解，又该怎样实现？必须看到，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都曾发生过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破坏民主法制的情况表明，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它同样存在着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实质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当代社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想。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人类社会在21世纪及以后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重大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这个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过去要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现在要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理想信念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党叫做共产党，就是因为它奋斗的最终目的、它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我们既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取消这个问题，也不应该无视150多年世界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无视这种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和哲学所提出的严峻挑战，盲目地认为这个问题已被马克思恩格斯解决而不存在了。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视现实、面对问题，发扬马克思恩格斯那种终生都在批判现实、捕捉问题、进行学术积累，不断自我超越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勇于探索、深入研究和回答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在破解历史之谜的过程中创建了唯物史观、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今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就有理由有责任破解当代人类发展的历史之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开创一条在未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的新道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发展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化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重新焕发出它的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成为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乃至全人类求解放的精神武器。
注释：
①②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④⑤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34、50～51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7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⑨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
⑩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1)(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613页。
(13) 参见《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680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17)(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235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21)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2)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3)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3—758页。
(24) 《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3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2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27日。
(27)(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52页。
标签：时代精神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时政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