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视野对中国道路的整体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谜”，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紧密相连。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世界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提出，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古代科技，不知何故，没有能向现代科技转化并促进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这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启动前出现的一个令人难解的历史之谜。而当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显著成就时，又有人提出，为什么没有按照所谓标准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学者认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长期高速增长。甚至有学者认为，谁能把中国经济问题说清楚，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和探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这个历史难题的思考和探究，虽然存在内在关联，但其意义与价值却有很大区别。前一个问题是向后看，是要解释业已发生的历史，是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古代科技发展为什么出现令人遗憾和费解的结局的追问；对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则将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和实践，将决定我们怎样去创造未来，会创造什么样的新历史。很显然，能否探寻一条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人民现实和未来的命运、福祉紧密相连。毛泽东同志曾深富感情地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
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深植于现实之中的问题。道路的起点就是客观现实的存在，道路的延伸也不能脱离客观现实的延展。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现实历史位置和发展阶段决定的，这就需要从现代化的视野给予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现实前提和理论前提。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客观现实。“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全面科学地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并不容易，这涉及对社会经济形态系统结构中不同层次的发展状态及其关系的把握。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新判断：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也就是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这种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化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得出的，是依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三大系统——生产力、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系统思考来判断的。[4]
当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位置时，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被延迟的艰难的后发现代化过程。在人类六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曾有四千年左右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在人类农业文明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达到并长期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发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②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由远远超出的两条曲线逐渐接近相交后，又向反方向迅速拉开距离的一个历史拐点。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过程看，这是一个“自生型”主动现代化路径终结和“回应型”被动现代化开始的分界点。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200多年间，中国退出了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这就是中国没有抓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历史机遇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由于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而使其社会结构达到难以超越的精致和稳定程度，由于社会结构的高度精致和稳定产生的巨大历史惰性，反而使中国在向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呈现如此迟缓、艰难和曲折的景况。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蛮横进攻下被迫启动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必然会遭受多次挫折的漫长而痛苦的历程。由洋务运动拉开序幕，经“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的被动现代化努力虽然艰难地首先在某些表层上进行推进，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而且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后，连国家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这一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都很快失去了。
东方社会在世界近代发展中所处的历史位置，决定其要改变自身的落后境况，必须进行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历史已预定了这种选择的空间，这种选择回避不了与现代化、西方化的关系。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道路和前景的选择：其一，为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其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例如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其三，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亨廷顿认为，这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并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类国家。[5]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世纪”的结束。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就成为一个要立即付诸实践的问题。中国最终选择了“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道路，即通过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很显然，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有着重大区别，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来讲，虽然对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制度构架的选择更为重要。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化并拒绝西方化，主要是拒绝西方文化，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拒绝的是西方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做出了历史要求的新选择——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更是一条无论对中国复兴、对社会主义命运、还是对世界文明的推进，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路。这里蕴涵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差距及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这种历史位置，都从历史的内在逻辑上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显示了中国发展阶段及其面临的基本任务与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全球矛盾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同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的契合，而这种契合又提供了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因此，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中国选择的这条发展新路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现代化三者的关系问题。事实表明，对这条新发展道路内涵的认识，一开始不可能是全面和完善的，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加深的。我们知道，在开始选择这条道路时，“商品—市场经济”也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被拒绝。
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具备了主权独立、国家统一这种主动现代化基本前提的新中国，其第一代领导人充满了胜利后的豪情，怀有一种强烈的赶超先进国家的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充分发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动员能力，调动和利用了新社会制度诞生使全体劳动人民地位改变的巨大政治效应和政治热情，迅速动员和集中使用了全国资源，并借助前苏联的援助，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在旧中国落后现实的基础上，外延扩展型经济增长与高积累、低消费的投入带动型赶超发展战略并举，使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使现代教育和科研体系基本形成。这些成就虽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由于没有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历史定位上的失误，虽然不想完全照搬前苏联模式，但实际上仍在努力复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经济未来社会的设想。这样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奠定符合现实要求的具有持久效能的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构架。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解决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要探寻一条既符合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又能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选择空间，同时对历史提出的新发展方向作出正确抉择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的过程，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反复出现了探索初期难以避免的由冲动和浪漫造成的动机与效果相背离状况。在中国发展道路探索和认识的初期，对“现代化”背景的把握和“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是不明晰的。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曾讲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6]毛泽东已意识到当代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明确提出并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明确的现代化历史背景和现代化诉求再思考我国的发展道路，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历史性反思并进行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在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没有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这一关键后，重新鲜明地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这个问题，几乎是口不离现代化建设。他鲜明地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深刻、自觉地反思当代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更清晰地把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思考。他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同时，他又结合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认识，把问题归结为：“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8]
三、多角度地整体思考与把握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道路不仅要落实在现实之上，更是立足现实的一种选择。在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确定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后，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具体内容，首先要从整体上厘清探索认识这条道路的基本思路，进而认识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在落后的历史位置和状态中既存在严酷的后发劣势，又蕴含难得的后发优势；探究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也蕴含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之中。能否探寻一条符合国情、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发展道路，取决于我们是否既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种后发现代化的落后状态所要求的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又能准确把握这种落后历史位置所提供的实现赶超型发展的选择机会和空间。因此，在探寻和思考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时，一定要认识到，这条道路的选择和开拓是不可选择性与可选择性的统一。发展道路的不可选择性即不可逾越性，就是走什么道路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对道路的这种不可选择性，必须科学认识、严格遵循，不能随意违背和逾越。违背客观规律，悖逆基本趋势，就是藐视道路的不可选择性，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不可违逆性，这样就会陷入唯意志论，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道路的可选择性即可逾越性，是对历史提供的选择机会和跨越条件的准确把握和利用。由于客观现实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口，在新的社会因素萌发的阶段，在两种历史因素叠加的时期，会为历史发展提供新的选择空间和方向，使社会制度构造的演进呈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因为具有方向性差异而具有选择性。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历史提供的这一选择空间，敏锐抓住这一发挥创造性的机遇，合理充分地利用历史提供的可逾越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实现我国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赶超型、跨越式发展。
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有更具体地认识，就需要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角度的把握。③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结构的转变与发展。从经济学角度讲，有三个层次的内涵：
一是生产力系统的转型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及产业的分化与提升。中国由急速的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产业的分化和提升，是工业化过程与农业现代化过程的协同发展过程，同时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向各个产业渗透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内涵和趋势。中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道路就蕴含在这一系统的转型与发展中。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化生产力（产业）发展道路就是包括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骨干、以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基础和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导引的有机系统。这三方面的有机联系和渗透共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产力发展道路。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不可选择性较强，却也不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但不可选择性和可选择性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改变和脱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种基本历史逻辑和内涵是不可选择、不可逾越的；但由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与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发展位差，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这样，根据不同国情和一国工业化在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在转变的形式、节奏和具体内涵上是可以有变化和选择的，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和认识而形成的。
二是交换关系系统的转型，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排斥商品经济到发展商品经济，从消灭市场经济到恢复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趋势的承认和恢复。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育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是马克思设想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形态。而且实践证明，商品经济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价值”关系和价值机制是不能随意抛弃的。它们之所以是不可跨越的，是因为从功能上看，商品经济、价值关系和价值机制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着本质的逻辑关联，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结构是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作用在于它是造就现代经济基本要素和现代社会基本结构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力量，是实现现代化的不可脱离的基本途径。商品价值关系和价值杠杆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机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运行调控机制的基础。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要有自己的特色，要使物质利益和价值杠杆的基础性作用与精神及道德的激励作用结合起来，既要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的偏颇，又要合理吸收和利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构建物质利益原则、价值机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要重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精神发展”问题，充分发挥“精神”因素的动力作用与约束作用，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现代化发展中的动力机制、价值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是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完善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应该有新的思路。要全面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出发，认真进行“不可选择性”和“可选择性”的思考。要在充分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关于宏观调控方面的一般经验和新进展的基础上，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新特点。因为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问题，不能仅从一般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考虑，而是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存在着赶超型发展的艰巨任务；要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以人为本、全民共创共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经济调控系统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和创新，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三是生产关系系统的调整和改革，表现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权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作为主体？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方向和性质的制度特征问题。在20世纪末，处在历史性改革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遇到了一次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当改革在局部发展商品经济和整体模拟市场经济的框框内都没有找到出路时，当终于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时，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迅疾分道扬镳。由改革的二重特征决定的三种趋向必然表现为“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并在现实中转化为三种改革目标模式之争：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主导的各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最终结局则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力量上的博弈。[9]此刻，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又一次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一历史关头，在认识到我国处在后发现代化的历史位置、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实现的发展阶段，在承认现代化与商品—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关联，承认作为现代化过程的这两个有机联系的内涵都是不可逾越的时候，我们又一次面临决定这一现代化发展道路性质和方向的选择问题，即基本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在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遇到困难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汹涌而至，似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选择。然而只要坚持历史辩证法就会认识到，虽然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状态仍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空间，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和生产社会化发展导致的产权分化趋势已经提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私有产权制度是可以逾越的。[10]因此，哪怕是经济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通过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时，社会的主体生产关系和社会基本制度也并非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能实现与商品—市场经济的结合，而这种选择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是这条道路的本质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终于根植于现实之中的结果。因为从总体上讲，这种重新给予正确历史定位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生产关系（纵向经济关系）系统上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关系系统，而交换关系（横向经济关系）系统仍处于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是这两大经济系统的特定历史性结合，即实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核心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我国新型现代化过程的制度构架。这样，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同时，以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实现以人为本和成果分享，在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经济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赶超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作为一个超大型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在生产力方面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以工业化推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任务，实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这个后发现代化过程，是在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二元经济基础上迅速推进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全面变动过程，是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向一个开放的且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状态转变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过程，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形态的产权关系转变过程。这几重历史性转变的重叠，使这一过程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难以比拟的独特性和难度。
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整体把握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独特的“现代性的实现与超越过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样一个似乎很怪异的哲学意义上的综合概念，却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11]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设想转化为现实，没有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微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既是历史发展辩证法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正在或已经展现了经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现代性及其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在这种现代化还没有得以发展（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和构建，就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性课题。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是现代性充分实现后的社会主义形态，即不是马克思从典型形态上的逻辑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包括其第一阶段）设想的复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历史职能，就是在对“现代性”历史作用某些层次充分肯定、自觉推进与充分实现的基础上，在另外层次的理性超越。简言之，是既实现了现代性又超越了现代性。具体讲，就是在生产力和交换关系这些层次，发展利用商品—市场经济，推动工业化，同时在生产关系这个层次，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伴以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实现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12]
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发展”既存在不可选择性，又存在可选择性。换言之，向现代型经济和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是别无选择的，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种不可选择性即现代性的实现是不可逾越的，简单地讲，就是要通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培育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架。而走向一个什么性质的现代型经济和现代型社会则是可以选择的。现代化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另类的，是社会主义的。④我国的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走出的这条道路，不仅暗合了现代化系统结构转换的渐进性要求，而且提出和实践了新的转型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意义就是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这种另类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同时段（商品—市场经济阶段）的现代化。
四、应继续坚持与发展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充分借鉴国外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又没有直接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赶超型发展过程，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过程，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与现实都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能这样快速发展的先例，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道路改变了全人类近1/5人口的命运，十几亿人民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古老的中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中国道路不仅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还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年均进口687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约1400万个就业岗位。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2%，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面临诸多的新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重大不平衡状况：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进程内部出现不平衡；产业结构尚不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重要地位，技术水平偏低；经济增长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模式；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农村落后城市15～20年，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扩大，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在外贸和利用外资、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东中西部也存在较大差距，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事业发展不平衡；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普遍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但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我国人均GDP总体上达到小康，但从社会成员收入状况看，80%的人口没有达到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⑤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近年来中国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13]应该看到，这种收入分配的状况是与我国所有制比重结构有关系的。[14]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进展缓慢，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腐败现象严重，政治民主建设迟缓；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处理机制及体系建设亟待健全；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状况不平衡；片面强调GDP增长，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我国1985年到2000年的GDP增长中，生态损失的代价高达21.8%，净增长只有78.2%，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突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但外向依存度偏高。这种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构成威胁。
客观地看，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开拓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已基本成型，但还不完善，还存在许多问题。它所具有的新内涵与新功效已在现实中展现出来，但还很不充分。我们知道，邓小平曾从改革的深度上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同时，又着眼于改革的创新性、难度和深远意义，强调改革是一场试验。他说：“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⑥，是探索“一条新路”。这意味着，开拓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一场具有历史性难度的探索，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作用中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探索的过程。200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进行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和时代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中国未来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中国道路更加完善。任何一种体制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成熟，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何况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制度构架的这种具有极大难度的新发展道路的开拓和发展。为了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探索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正视和不断解决还未彻底解决的一些难点问题和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研究”导论部分的加工稿，内容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论述中国发展道路。标题之所以选取“中国道路”，是为简洁和醒目，因此，不可能是对“中国道路”的全面论述。
②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26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始终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30%左右。而到鸦片战争后的1870年即同治九年，就降低到17.2%。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多层次的政治经济学解析，是需要分别撰文进行阐述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概述一下。
④另类现代化，意指不同于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化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在现代化的一般历史进程中，在资本主义因内在矛盾已暴露出严重弊端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另一种现代化形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另类(Alternative)，这一译自英文的词汇，其原意为选择性，有选择的，或可供选择的。
⑤《人民政协报》，2009年3月12日。
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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