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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中学生在经合组织举行的两次PISA测试中独占鳌头，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可以说是翻开了基础教育国际互相学习的新的一页。但是2012年PISA测试结果公布后，也引起了一些质疑。美国有人怀疑中国抽样作假，国际经合组织已经严正辟谣。中国国内也有人因为不满应试教育的变本加厉，继而迁怒PISA，认为PISA测试高分不过是应试教育的结果。
笔者追踪PISA多年，仔细研读过PISA的测试方法和题目，实在无法得出死记硬背出佳绩的结论。现代学习理论把理解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标准，而理解的真正考验在于应用。PISA恰好就是测试青少年应用知识的能力。把PISA测试与一般的选拔考试混为一谈，是没有根据的。值得说明的是，PISA的原意，本是一项国际比较的研究，而不是一项国际评比。美国有人把上海的PISA测试成绩抹黑，是用惯性的“冷战”眼光看PISA：“中国怎么可能这么好?”在PISA测试中名列前茅的，除了2009年的芬兰，其他都是受儒家“筷子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等。这种现象也一度引起了有关儒家文化的议论。
要解释PISA的好成绩，关键不是测试本身，而是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与环境。
第一，中国学生学习的强度与密度，是许多其他文化的学生难以比拟的。中国课堂里面40分钟的活动，往往要比西方国家课堂强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学生的学习经历，比其他文化的学生，也许要丰富很多。这包括学生专注的程度、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课程要求的进度等。
第二，中国学生的学习是全时间的。课堂以外，还包括课后的、课外的、校外的，还有学校、家长以至学生自己组织的学习活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都把资源全部投放到课内学习，因此学生课后、课外、校外生活中学习的元素很少。
第三，中国教师经常地、有组织地进行专业的研讨与提高，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例如学校有教研组、政府教育部门有教研室。这与许多地方的教师，需要个人应付多个课程、课时繁重，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在别的国家很难实现。
第四，上海对于薄弱学校的改造，花了不少功夫，是提升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关键。如何改变薄弱的学校，许多教育制度束手无策；上海在这个方面卓有成效，使学生的学习成果在大面积的系统里面，不致有太大的差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PISA严格的抽样条件下，上海学生的总体表现还是比较好。如果说前述三点都是多年的传统，薄弱学校的改造，则可以说是政府刻意的改革行为。看来这也是OECD和其他国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从政策层面政府大有可为。
关于第三点，我想再展开说明。上海曾于2006年对PISA的题目和报告做过研究，继而引起了上海学校内部评估方法、思路的变化。当时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询问了一些老师，他们都不知道PISA是什么。这些老师都觉得新鲜，我就告诉他们PISA的设计和理念。他们说，与我们现在学校里做的测试差不多啊。其中，我觉得上海的PISA测试成绩之所以独占鳌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上海基础教育的教研体制。教研是一种中国特色，在提高老师的专业素养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全世界对上海的教研体系都感到很有兴趣。这种教研制度在别的制度里是难以想象的。
比如说，外国人觉得奇怪，中国的教师每周12～15节课，上课之余干什么?在其他制度里，教师教课的时间表基本上是满的，学生上几节，他们也上几节课。他们从教研制度里，发现了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理所当然，而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现象：比如教师集体备课、集体评课、教研组织与活动等等。比起他们自己的教学，外国教师有点恍然大悟：原来教学是可以这样准备的!但是同时又觉得在他们的制度和环境下很难做到。
因此有人怀疑上海教师教课少，是以大班制作为代价的。实际上上海的学生班级规模也不算太大，现在30个左右；国外是20～25人左右。然而，所谓的班越小越好其实是个神话。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定：班越小越好，老师对学生的关注越高。这里面有一点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一本书叫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三种文化里的幼儿教育》)，原书1991年出版，它在中国、日本、美国等3个地方，摄录了幼儿园一整天的活动，然后交叉评论。当时日本幼儿园一个班级的学生有30个人。作者就问，“为什么要30人这么大的班?你不觉得班小一点好一点吗?”那个日本老师觉得奇怪，“为什么小一点好一点呢?”作者说，“小一点，不是每个学生受到的关注就多了吗?”老师想了一想，说：“但是他的同学不是少了吗?”她是这样想的：人数少了，这个班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就弱了。由此可见，“班越小越好”其实是个神话。这个神话里面教师跟学生、学生跟班级是什么关系，其实在西方世界教育中是没有考虑的。西方的教学组织按照的是生产模式，一个教师面对多少学生，讲的是生产效率与效益。这与“筷子文化”所代表的东方儒家国度是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美国借鉴“筷子文化”的教育方式，也加强课外的学习。但实际上，这些课后活动不是由本校老师组织的，主要依靠的是外聘教师，课外活动不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几年发展下来，课后活动中的绝大部分变成补习活动，等于替代了我们的补习学校。在美国，虽然理论上认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很重要，但实际很难做到。美国教师理解的教师概念就是在课堂上课。
所以我觉得，PISA引起了一些中外比较，其中的差异是很深刻的。然而越比较越难比较，因为人们会发现更多的差异。PISA前几名的，都是“筷子文化”的社会。我举个例子，我参观过美国麻省一个村子，这个地方叫斯特尔布里奇(Sturbridge)，村里所有人都在过1836年的生活。我就坐在里面上课，后来就跟老师谈，我说这里学生为什么来念书?他说因为他们将来要到波士顿(Boston)打工，所以要学会念读，学会写，学会计算。所以美国传统的学习概念就是Read，Writing，Maths(读、写、算)，就是为了打基础，就是为了打工。
这就牵涉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的教育政策，基本上受到一个经济话语(economic discourse)的支配：从国家维度来说是competitiveness(国际竞争力)，从个人来说是employability(就业能力)。经济话语对教育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中国现在的教育政策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范畴。以前计划经济讲的是人力规划，人力规划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国家的五年计划，就是每一个经济部门的指标，再转化生产部门的人力规划指标，人力需求指标就变成学校的产出指标。为了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国家采取服从分配的办法，但是僵硬的人力规划只有引起越来越严重的错配。如今是市场经济了，人力资源的配置依靠市场，但整个教育的政策的背后还是“人才”观念。说得不好听，是把human beings(人)变成human resources(人力资源)，我觉得这种人才观其实是受西方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不完全一样。
教育是否就是完全为经济服务?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作为回应。
第一个例子，教育慈善家田家炳先生，2001年捐了一个亿到他的家乡广东大埔，我当时跟着他去考察。他捐赠造桥、造医院、造学校，所到之处，鞭炮声隆，整个城市夹道欢迎。我问大埔的教育局长，受到资助后，你们的教育会获得很大改进吗?他说，对!我说那么你们的经济应该也有很好的发展。他说没有。我说，那为什么发展教育呢?他说：“就是多出几个田爷爷呀!”这对我触动很大，在很多地方现在都有这个思路，培养孩子念书，就是为了把孩子送出去，而不是为了本地的人才与经济。
第二个例子，1999年香港教育改革刚开始启动，梁锦松(当时任花旗银行总裁)第一个提出，再也不能把竞争力、GDP的增长作为目标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变化。只有把注意力放在整个人口素质的提高，把教育改革的目标放到个人身上，让每一个人有充分的知识和素质的储备，才能面对变化万瞬的未来。梁锦松虽然是从商界的角度来提出的，但是很有见地。其实，国家让每一个人“对口就业”的做法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今天的世界变化很快，光教他外功不行，要内功精湛。国民经济如果真的要持续发展，就必须退守培养每个人的最大可能的适应能力，经济才有希望。不然，仅仅把一个人囚禁在一个能力的架构和牢笼里面，宏观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得好。而且现在有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有能力的年轻人，不一定选择就业；他选择创业，甚至多种职业一起做。现在很多淘宝卖家很厉害，我觉得中国人原来的“全面发展”的概念，好像有了新的意义。
面对一个不可测的、不稳定的、没有保障的、不安全的风险社会，你该怎样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上海在PISA上的成功，其背后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是测试能力，特别是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其他许多国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把教育移到培养个人的全面发展还要一段路。
因此，尽管我们自己对国内的教育还有许多不满，对于应试教育的横行，怨声载道。但是从国际比较来说，就教育而言，我们确实已经做得很有起色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西方的教育也存在问题，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教育体制做根本性的改革，前面的路比我们更难走。处于PISA前列的上海、香港、新加坡三个城市，都是最近15年左右开始了教育的根本性的改革。尽管在实施过程，各有各的困难，但是PISA的成果说明，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必须把改革的方向与目前的困难，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必认为，肯定了上海的PISA成就，就等于肯定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假如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从PISA的国际比较中，吸取他国的经验和教训，这将是中国基础教育难得的学习机会。
当然，PISA的测试结果也提醒我们，从国际的视角看，今天的教育政策正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从一个经济逻辑主导下的话语转到学习的话语，应该是很大的突破。据我所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在正在草拟新的文件，来回应1972年的Learning to be和1996年的学习四条支柱(学会自为、学会学习、学会实践、学会共同生活)。因此，我对中国是很有期望的，我认为在一个世界教育政策开始做出调整的格局下，中国不必敝帚自珍，应该基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教育观念体系。我对世界教育格局发生变化的判断首先是基于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现在的世界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复杂得多了。很多事情并不再是零和游戏，比如有人认为，功课好了就不能参加活动，参加活动多了成绩就不可能好，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以前，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被看成是一种落后的思维，但是现在从新的世界格局看，中庸之道中的包容、多方共存，确实是一种张力，其背后也不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今天的西方所进行PISA之类测试之外，正在研究所谓non-cognitive skills、non-cognitive learning之类的非智力的学习。个中原因在于，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金字塔式的，人们生活在科层、官僚架构里面，每个人都是嵌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根据岗位职责、工作指示、规章制度维持巨大的机器的运转。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在新的说法叫"less of more"，就是“产量少，品种多”，这样你才能夺得市场。因此机构越变越小，以前那种纯粹地靠体力劳动、重复性的工作转化为直接面对服务对象。这将考验担任者，你要决策，要冒风险，要管理自己，要不断学习，等等，以前是当领导才需要具备的素质，现在一线工作者都必须具备。工业社会一直追求的是理性和功利的逻辑，今天，对于西方人来说，提出要超越“知识与技能”。这种对西方人来说比较新鲜的提法，中国的传统对此并不陌生，中国人的传统不早就提倡这样的吗：我们讲究“五育”——德、智、体、群、美；起码是三育——德、智、体。所以依我看，在人类社会比较极端的那种明确分工、非常有结构、非常清晰分析性的社会慢慢地演化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今天好像逐渐具有了它的新的价值，变得返璞归真，那种“全面教育”好像又回来了。
前面提到，中国现在还是讲究“人才”培养，并以此作为教育政策的框架。但是我觉得人才的概念，是狭隘的教育概念，是一种进化论的支配的、追赶性的教育观念。所谓教育发展大概有三个思路，第一个是改良思路，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多一点、好一点就行了；第二个是追赶思路，就是这一套不行了，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实践证明，这两种思路都不行了，我们需要第三种思路，就是要教授学生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也就是把青年人的基本功和内在素质培养好，使他们有能力迎接他们变化莫测的一生。
一个学生毕业以后，有差不多30多年的工作时间。其他不讲，光说经济生活，这里面变化就大的不得了，要服从基本的人的发展，但这个基本的人的发展好像又回到我们原来的“全面教育”。我常问自己，现在的变化是不是被我们夸大了?今天的社会正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改变，绝不亚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变化。农业社会，人囚禁在土地上，与自然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业社会把人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进了工业社会的机构和行业。但是，随着网络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行业和机构的概念，如今正在慢慢消失。当然，表面看变化很慢，但是从全世界发展来看呢，将非常快。现在发生的变化，15年前没有，20年以前更没有。从个人来说，他面临的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可以终身受用的学历，而且现在越来越需要的是知识、技能、经济生活以外的能力需求。
在全世界可见的将来，我觉得有九点是可以预见的：连绵的自然天灾、不断的人为意外、新旧的传染疾病、难测的经济危机、潜在的战争威胁、自发的恐怖活动、突发的社会动乱、任性的政党纷争、普遍的社会不均。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此类种种，20年、30年恐怕不会远离人类，只会越来越厉害。我们的下一代如何面对这样的未来世界?
我在观看德国二战时期灭绝犹太人的电影时，就时常想这种人类悲剧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夜之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更加现实的问题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社会矛盾突出，局部的动荡，学生要面对，学生要不要参加?如不参加应采取什么态度?当老师的要对学生讲什么?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挑战，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PISA所要测试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也不可能就是关起门来只搞我们的“知识与技能”。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很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时代的变化中，我个人觉得，中国传统的教育可能会提供更为根本的良方和出路。
回到PISA的话题，PISA不是在学校层面，更不在个人层面，它是整个社会层面的。美国、英国等别的国家，对PISA的讨论，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上海，中国人似乎对之关心不多。这也许就是受中国传统“为我所用”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有时候妄自菲薄，对自己的发展很不自信。上海的PISA成绩排在前面，就要承担“排头”的国际责任。上海的许多传统，将是许多国家研究的焦点；上海的许多改革方针措施，也必然成为许多政府模仿的对象。如何把“上海经验”提升到理论与观念的程度，成为大家可以共享的国际财富，也许是更大的挑战，但这不也应该是上海的使命吗?今天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人家非常有意要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却没有人出席，没有声音。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是不是也有个世界责任?既然是一个大国，5000多年的文化，这么多年的教育实践中的理念，中国有些好像还是走在前面的。趁这个机会把我们原来的好东西都扬出来，我觉得责无旁贷。
我们对自己的应试教育，大加鞭挞，觉得难以容忍，但是PISA又分明宣告我们的教育其实还不错，但这个不错后面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教育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和作用，又如何看待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要理解清楚并不容易。
然而，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教育，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试举三个简单的例子结束我的文章。第一个例子，2013年3月，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来自中国的九位教育厅长，与来自美国的15位州的教育主管交流。当时，北京教委一个代表提出一个引起全场注意的话题，他说看了美国的学校，有一种感觉就是美国的老师从一开始就准备培养能力不一样的学生，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一般在中国，同一个班级，学生的能力基本上是比较整齐的。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说社会不均，其实在学校里就已经产生了。对于能力差不多的学生，我们还要人为把他们分类、分等，要比分数高低，要排名次。学校是不公问题的开始，依我看，这是真正值得忧虑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浙江大学吴俊杰教授在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上发表文章，提到孔子的教学法，并跟现在的特级教师的教学法比较，他说孔子自己是不提问题的，而是等学生提问题，他觉得学生急迫提问题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而众所周知，孔子对于同一个问题，给予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对比现代所谓先进的教学法，老师即使提问也是引导式的，非要学生得出我们期待的答案不可。这一点对我触动也很大，老实说，孔子的教学法，反而比较接近当代学习科学的发现。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里面，还有许多宝贝亟待我们重新审视。
第三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对于科举考试的研究还不够。比如说厦门大学的刘海峰、林金辉教授，他们研究科举制很久了，遗憾的是外国朋友很难明白中国科举的个中奥妙。以前的科举，有很多坏处，但是有一点却很好，家长没有经济压力，只需孩子努力，除了盘缠，也不用花钱。我认为，科举制中一个美妙的地方在于，虽然每年只有一个状元，但不论出身、不论背景，只要努力就有希望。一个科举制，把天下读书人的热情调动起来了。但现在因为收费、流失，农村的很多学校溃败了。1990年代捐款建的不错的校舍，如今很多几乎空了；偌大的一个教室，只有一张桌子、两个学生。孩子的希望没了，这对全民族来说是很可怕的，也是根本性的破坏。最近我跟杨锐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高等教育还是不是公共产品?”高等教育影响到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对于目前国内由PISA引起的争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美国，某个理论、看法、模式可能一窝蜂流行。在中国相反，很多人做了很多研究，各地有些看法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没有凝固起一种力量。所以对实际的思路、实践形不成一个方向。还有，中国的门派比较强，不利于形成新的学说。在外国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慢慢形成一些模糊的共识。中国很容易把事情变成谁最好，谁不好，真正实质性的争论，其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