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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08(2007)07-0025-05
任何领导者在其每项领导工作实践中，都有一个把握战略和实施策略的问题。对于领导工作而言，战略思维和策略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进程中，一位清醒而有为的领导者要搞清楚战略思维和策略思维的关系，既重视战略思维，又善于以战略思维为指导进行策略思维，制定和实施策略，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领导者。
战略思维很重要
讲战略思维，就是要求领导者在实施领导工作的全过程中，始终善于从全局和长远的高度上来观察、思考、谋划、处理各种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环环相扣、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巨大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层次、领域的领导者都要强化自己的战略意识，学会进行战略思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有一些领导者认为，战略思维只是处于高层次领导活动的领导者应当注意和解决好的事情，认为自己是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和范围内从事领导活动，因而只要遵上所示、“等因奉此”、照办照搬就可以了，而不必重视和强调战略思维能力的问题；更有一些领导者认为，那是属于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如果强调处于高层次、宽领域领导活动的领导者，应当特别注意和解决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问题，那当然是对的；但说战略思维仅仅只是对某些处于高层次领导活动的领导者是应当注意和解决好的事，从而认为非高层次的领导者就可以不要求进行战略思维，认定战略思维离自己甚远乃至是“不相干”的事情，这种认识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不断增强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所处的主体地位所要求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性所要求的。
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领导者的战略思维的能力和发挥状况直接关系到领导活动的成败和程度。领导者要科学地确定领导活动目标，要经过自己的领导活动组织被领导者齐心协力地实现预定目标，必然要关注和照顾自己的领导活动同相关外界联系的方方面面，必然要关注和照顾自己领导活动的各个发展阶段和相互关联的各个方面，必然要关注和照顾自己的领导活动中影响各个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的相互关联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决策、组织还是检查，都必须有强烈的战略思维观念，具备进行科学的战略思维的能力并不断提高其水平，才能始终保持主动，游刃有余，不断进取而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在当代中国，每一位领导者所从事的领导活动，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探索，在进入21世纪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面对各种利益的调整、协调、重组、整合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国内外众多的可测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需要全局性地统筹认识和把握。无论是哪一级、哪一个方面的领导活动都与对这个大局息息相关，都与对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辩证认识和把握息息相关。这就要求领导者务必保持清醒的战略思维，善于认识和把握战略大局。邓小平曾说，领导干部、领导机关都“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管事要管本行，议事要议大事，要把眼界搞开阔些”[1]。这是历经沧桑的经验之谈，是弥足珍贵的科学总结。每一位立志建功立业的领导者切不可等闲视之。
自觉而卓有成效地进行战略思维，是领导者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和能力，也是领导者进行科学思维的首要问题，对任何层次、方面的领导者都具有普遍性意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是建设高素质领导者队伍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一位领导者都应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缺乏战略思维的自觉性和不具备战略思维能力的领导者不是合格的领导者。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地证明：领导活动离不开战略思维；不是自觉而正确地进行战略思维，就是糊糊涂涂地因而不正确地进行战略思维。任何一位领导者，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一定要提高自己进行战略思维的自觉性，就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战略思维的能力和水平，勤于和善于进行战略思维，从而牢牢把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在历史舞台上展示独特风采，为人民的利益贡献出才华，在历史进程中书写光辉篇章。
针对某种忽视或淡化战略思维的倾向，近年来，有些同志大声疾呼：每一位领导者都要立志当战略家。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作为在一定层次、一定领域中工作的领导者，进行战略思维至少要做到“三个清楚”：一要清楚自己担负领导责任的地区或单位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怎样，优势何在，劣势是什么。二要清楚自己担负领导责任的地区或单位的外部环境，要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尤其要及时掌握中央的重大决策；还需要对于发展变化的国际情势有及时敏锐的把握；搞清楚这些与领导活动目标的确定和实现的关系，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三要清楚被领导者关心什么，希望什么，迫切要求什么，有什么样的潜能有待发挥和合理配置，又有那些缺陷和局限将影响领导活动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敢于摸实情、讲真话，勇于从实际出发，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绝不能“按图索骥”，也不能按个人喜恶来任意裁剪信息。对有关工作信息的获得，既包括直接的获取，也包括历史和间接的积累，不能偏废。这是进行战略思维的坚实基础。
战略思维的要害是有强烈的方位感
领导者是带领被领导者创造新业绩、开创新局面的带头人。领导者的战略思维，是力求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维，是主观能动性发挥极致的思维，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它不仅力求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力求在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的基础上，按照规律驾驭事物发展，规划和实现特定目标。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劳动，是一种需要经过高度抽象而得到的成果。如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2] 这种高度抽象的成果，既不是靠苦思冥想地灵机一动而形成的，也不能搞单纯逻辑概念推理，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要实现对领导活动的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目标、重点、方针、措施、步骤等基本问题的利弊得失，在清醒而深刻地权衡思考基础上的决断和谋划，大致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或经历三个相互连接的阶段，即：充分广泛地获取信息，全面具体地分析判断，科学准确地进行谋略策划。
而贯穿于这三个方面的认识和把握的关键在于：要有强烈的方位感，对所处方位作出科学认识。这是关系到干出好的业绩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位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发展的，又是相对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方位是现实活动中的主体在过去和未来交会中的立足点，方位是现实活动中的主体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关系的总和，方位是现实活动中的主体与其所从属的系统和被其所属的子系统的方方面面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关系的总和。这样的系统是一个特定时期内领导活动所面对的已有的和可能的基本主客观条件，也就是客观实践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为领导者创新活动所提供的环境空间、发展变化的趋向、机遇、风险等，它既展示了领导者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客观需求和可能的空间，为其所拥有的现能和潜能的发挥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又揭示其所拥有的现能和潜能发挥存在着的制约，以及其现能和潜能发挥的极限。这是正确把握和确定领导活动的重大目标、重点、方针、措施、步骤等基本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战略思维中的决断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否科学、准确，首要的和根本的取决于对方位的把握是否科学、准确。方位判断准确，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不能超越什么样的极限，这就可以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被领导者，为所能为，为所当为，尽所能为，大有作为；而不为不当为、不能为。这是对领导者战略思维认识和把握能力水平的实际检验，也是对领导者智慧和作风的检验。对方位和态势认识和把握不当，就难以确定正确的目标、重点、方针、措施、步骤等科学决策的基本要素。作为相互联系、制约的系统，是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也是不能颠倒的。依据思考和工作的程序，为了谋划发展创新的战略决策，领导者的战略思维就在于首先应科学认识和把握所处的方位和态势，并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确定目标、重点，然后谋划为实现目标、重点而应当采取的基本方针，进而再考虑更为具体的措施和步骤。没有方位观念，就等于没有战略思维。
方位历来是历史的、具体的。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作出一系列的科学战略决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前进，其战略思维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准确地把握了历史方位。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性论断，这个对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方位的准确定位，使中国革命排山倒海、乘风破浪地前进，使中国革命尽管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下仍然能够成功。邓小平关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方位的界定，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又明确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道路。正是在深刻认识到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上，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探索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提出了中国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与20世纪50年代“15年赶英超美”的“雄心壮志”相比，似乎“保守”了许多；比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推迟了半个世纪。但是，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战略目标符合中国的实际方位，它不是冒进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目标的基础上，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规划了在新世纪前半期再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构想，鲜明地提出了指导新世纪前进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对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的清醒把握。这样的战略决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从而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既坚定地认识到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现今的阶段的特点，认清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既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又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这是我们党又一次对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单位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地区、单位的领导者必须遵循“立足现实，环顾左右，前瞻历史，放眼未来，确定方位”的思路，准确把握自己担负领导责任的领导活动所处的方位，从而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开拓前进，既不是无所作为、随波逐流，也不是急躁冒进、蛮干乱闯。在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全面观察和审视自己领导活动所处的环境中，在全面观察和审视自己领导活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处的地位中，在高起点、高水平地把握全局的基础上，谋划未来，开拓前进，才是一位新时期、新阶段的合格的领导者。这就要求任何层次、层面上的领导者，都要勤于并善于从比自己的领导活动要高的层面的全局着眼，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导活动的环境条件有清醒而科学的认识；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要对自己领导活动系统的内在结构全局，从关系、联系、作用、制约及其运转变化诸方面都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这样才能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协调凝聚，促分为合。
方位感要求尽可能地全面把握方方面面。列宁说得好：“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3] 领导者必须对于领导活动对象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时间发展系列中的历史还是现状，无论是该领域中的内在要素还是外在条件，都应有所了解和把握。实现全面性的要求，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不断地日积月累地对直接和间接的材料进行收集和了解。
对于处在低层次、窄领域内工作的领导者，要认识和把握高层次宽领域的方位感确实不易，但把握高层次宽领域的全局对于低层次、窄领域的领导者做好工作关系重大，而且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做到的。正如毛泽东在谈到战争战略问题时所说：“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4] 任何一个层次、任何一个领域的领导者都应懂得，这是一个需要殚精竭虑地去思考把握的问题。不能满足于一时一事想全局，而是要做到时时事事想全局；不能满足于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做出成绩，还要通过自己所分管工作、所抓的工作自觉地为全局作出贡献，使局部成为促进全局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领导者整天忙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忙于各种场面和应酬性活动，很少静下心来考虑一些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不善于把具体问题提高到原则性的高度去解决，这是同领导者的地位和职责不相称的，是难以做好工作的，更是难以担当历史重任的。有些领导者，开展工作和处理问题，总是被狭隘的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甚至小团体的利益所左右，遇事不能从大局出发，思路狭窄，目光短浅，久而久之，形成保守封闭的思维定式。这是缺乏战略思维的重要表现。
充分认识策略的恰当和有效的某种决定性意义
在战略思维确定之后，策略思维不是无足轻重，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个需要努力探索的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而且是保证战略思维落到实处的重要领域。有的同志为了强调战略思维的重要性，提出要当战略家，不要当策略家。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在实践中则是十分有害的。只讲策略，乃至为了策略而忘却了战略，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只谈战略，没有具体策略的落实予以保证，再好的战略也是不能实现的。必须充分认识策略对战略实现的重大支持和保证作用。战略思维和策略思维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在实践中，特别是当正确的战略方针已定的情况下，有没有一整套实现战略目标的策略，策略的恰当和有效就成为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就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5]，“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6]，“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7]。这就要求，任何一个层次、领域的领导者都要兼具战略思维和策略思维，运用策略思维和战略思维相结合、相统一的方法。有人说，战略思维主要思考的是做什么，为什么做，能不能做；而策略思维则在于思考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任何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领导活动中，当进行策略思维的时候，考虑一件事该不该做，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取决于本身的情况，而应该首先和更重要的是看对全局的影响。所以，战略思维和策略思维相比较，战略思维是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是决定策略思维的；而策略思维则是服从和服务于策略思维的，是起支撑和保证作用的。战略思维重在必须抓住决定全局的主要之点，而策略思维则要善于具体研究如何趋利避害，从而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实践中，领导者常常要在高层次、宽领域的战略思维的指导下去进行具体的策略谋划，发挥策略思维的功能来实现目标。因此，许多领导者都很重视策略思维修养，重视策略问题的谋划，不断提高把握和运用策略的能力。这是十分必要的。在策略思维中，目标往往比较明确，或比较容易确定，方法、措施、步骤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策略思维的特点与实质，决定了在策略思维中更多地需要着重考虑方法的问题，充分发挥方法的多样性、灵活性作用。
方法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的目标所采用的途径、程序及方式和手段的总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的过程中，领导者的策略思维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联系，并能够巧妙地运用这种联系去解决问题，于是，便形成千变万化的策略。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决定策略，就表现为根据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相应的策略。不顾时间、地点的变化，照抄照搬某种策略，袭用以往别人成功的或自己成功的策略，并形成固定的策略思维模式，那就必定要遭败绩。新时期、新阶段的各级领导者，一定要针对并掌握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善于把握时机，善于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巧妙地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创造出无数奇妙的策略来。
管理科学中有一个“木桶理论”，即一个木桶由许多木片相围而成，木桶的容水量不取决于那些较长的木片，而取决于那张最短的木片，你要提高木桶的容水量，将长木片加得再长也没用，而必须将最短的木片加长。政策策略是系统，如果不配套，那些薄弱的环节，常常就会成为妨碍推动全局工作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事情难以十全十美，事物发展不平衡性的必然性，要求我们常常注意解决政策策略系统中难以完全避免存在着的薄弱环节，以实现事物发展的相对平衡，推动事物整体的健康发展。至于何者为薄弱环节，那是因地因时而异的，需要具体分析进而作出科学的选择。正是这样，现在有的人宣扬“细节决定成败”，是具有相对真理意义的。
领导者还必须在坚持战略思维明晰不动摇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策略思维的灵活性。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需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下，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机动。这在许多情况下，就要在大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既要走必要的迂回之路，不主观主义地去寻求“笔直的路”，又要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进程中，为了确保战略重点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大胆地勇于进取，又要在必要的时刻实行相应的退却；既要审时度势地向某种极限挑战，又要精心策划，留有回旋余地。毛泽东深刻指出：“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8]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领导者需要根据实现战略目标的需要，从现实可能和需要考虑，灵活地因时因地地实行不同的策略，从而牢牢把握主动权，使某些不利态势能够得到扭转。毛泽东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强调指出，把握灵活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努力。
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上，发挥策略灵活性的淋漓尽致的精彩作为，为我们展示了光辉榜样。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实行土地改革的战略决策是毫不动摇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向广大新解放区实行革命大进军的时候，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指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9] 实行这样的策略方针，对集中力量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这个根本性任务的完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态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0] 这些经验之谈中所展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活性，是值得各级领导者反复体察领悟的。任何一个领导者在进行策略思维的时候，一定要针对新的实际，深刻领会这一条。
从实际出发所决定的策略，在贯彻落实的进程中能不能在关键时刻作坚持的努力，也是策略思维的重要要求。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总结经验教训，曾经这样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正确的策略方针的实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是会有风险的。遇到了风险能不能坚持，是对领导者大智大勇能力的检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同战争年代很不一样的态势，勇于对正确的策略方针作坚定的坚持，是至关紧要的。这种坚持，是审时度势的坚持，而不是鲁莽的坚持，更不是个人意气用事。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与策略思维的敏锐性和准确度
高超的战略思维、策略思维必然是有着很大的和恰如其分的敏锐性和准确度。这是新时期新阶段各级领导者智慧和能力的重要体现。这需要对领导活动面对的环境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有极其高超准确的鉴别力和迅捷把握时效的敏锐性。唯有辨月晕初润、见微知著的鉴别力和敏锐性，才能当端倪初现的时候，就能敏锐地识别和把握，进而思谋对策，善于和勇于实现相应的战略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麻木不仁是不足为训的，而判断失当、捕风捉影，也是会酿成大祸的。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一些大的机遇往往是千载难逢，抓住了机遇，战略思维就能够成为现实，就可以上一个台阶，甚至可以上一个大台阶或连续上几个台阶。如果错过了或者利用得不充分，那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鉴别力和敏锐性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来自于对发展变化的国内外态势的及时观察和分析。每一位领导者都应当提高自己进行战略思维、策略思维的自觉性和能动把握的能力，培养自己的悟性，而绝不要做思想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