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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水利与经济建设
90年代以来，我国已有许多年份发生了遍及全国的洪涝灾害，甚至有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今年夏天以来，我国再次普遍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受灾范围波及南方、北方的许多省份，如福建、湖南、浙江和河北等等，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南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地势较低，以前几乎年年发生洪灾，损失巨大。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的乡镇经济高速发展，由于乡镇企业多属集体所有制，不仅资金积累的规模较大，企业技术进步较快，而且上缴大量资金用于集体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交通、文化教育、支农等等。为了彻底治理水患，他们不仅修水库，而且兴修了纵横交错的泄洪灌溉渠道，已经有许多年未发生洪灾了。今年虽然也降了特大暴雨，但很快就顺利排泄入海，人民生活和正常生产均未受影响。这一事实说明，天灾固然可怕无情，但是，只要认真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完全有可能抵御自然洪涝灾害，避免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随着“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象可能出现更多的异常，洪灾的发生也可能越来越频繁。这种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将兴修水利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当然，修堤筑坝、疏通河道、清挖淤泥、开凿渠道等等，这些工程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协调好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这样，从兴修水利抵御洪涝灾害，能自然联想到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问题。
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兴修水利等社会基础建设亟待加强，缺乏足够的长期投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一方面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钢材、水泥、机械、建材等物资大量积压，公开、隐性失业现象严重，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个问题也启发我们，是否能够加快水利、交通、能源等社会基础建设的步伐，使闲置的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帮助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许多中外的历史经验。美国1929年“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经济大萧条，工业品严重滞销，企业开工不足，设备和人员大量闲置，三角债务危机严重，大量企业亏损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当时美国总统胡佛，坚信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教条，反对政府刺激经济需求，反对救济失业工人，甚至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银行坏债的扩大，结果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美国罗斯福总统执政后，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大力兴办社会基础建设，如兴修水利、公路铁路、市政工程等等，通过大幅度扩大社会公共投资，刺激对钢铁、建材、机械等投资品行业的需求，并且通过产业相互关系，促进消费品行业以及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增加企业开工率，减轻严重的社会就业危机，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复苏。罗斯福执政期间，兴办的最为成功的社会基础建设，就是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为了缓解经济衰退，美国成立了国营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该地区的兴修水利、防洪抗灾，开发电力和全面发展经济的任务，管辖范围包括田纳西、佐治亚、阿拉巴马等七个州中四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田纳西河流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是美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以前经常洪水泛滥，经济发展相当落后。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后，在广大的流域地区兴修了20座新水坝，改建了原来的5座水坝，开凿了650英里的内陆水道，此后基本杜绝了洪水泛滥。此外，管理局还在农业灌溉、改良土壤、发展航运业、旅游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示范农场、科技实验站、职业教育等方法帮助广大农民致富；该地区兴修了许多水电站，供电量三倍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至40年代初为止，该地区七个州的经济指标，如人均收入增长、储蓄存款和商品零售额，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巨大成就，受到世人的广泛称赞，被誉为是美国历史上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巧妙安排整个流域发展和居民命运的有组织尝试”。
当前我国是否能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社会基础部门的建设步伐，对此许多人存在忧虑，主要是担心投资需求增加可能会引起“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1992年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为此政府果断采取了治理整顿政策，防止了“投机泡沫”过度膨胀的危害，取得了显著成效。“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脱离实际价值的过度膨胀，造成投机需求旺盛，形成国民财富像泡沫般的虚幻的增长，与正常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扩大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发展需要进行巨额风险投资，银行对企业投资大力支持，信贷条件相当宽松，许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0%左右，远远高于国际规范水平，但是，由于政府采取必要的产业政策，提供各种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优惠，重点扶持钢铁、化工、电子、机械等支柱产业，以及原材料、能源、水利、交通等经济基础建设，严格限制对房地产、股票的投机信贷，因此，日本80年代以前从未出现“泡沫经济”，银行的呆帐也很少，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均较低。80年代，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企业的自有资金充裕，负债率降低到50%，投资需求也明显降低，但是，由于受到美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影响，大搞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对炒土地、不动产和股票的融资不加限制，才导致了“泡沫经济”崩溃和严重的银行债务危机。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奉行货币主义，一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产业政策，任凭市场经济进行自发调节，引起了严重的恶果，需要大量长期投资的工业部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牟取暴利的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资活动却兴旺发达，结果80年代末出现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长达数年的严重经济衰退。英、日两国的实践说明，“泡沫经济”与货币政策的松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对于土地、不动产、股票及期货投机这类“市场陷阱”，融资活动必须有严格的行政和法律限制，而对于产业部门的正常生产和投资，银行信贷和融资活动则应充分搞活。
适度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通货膨胀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的确，我国历史上曾经因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有许多次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造成了物资紧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投资既有增加需求的一面，也有增加供给的一面。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正确，增加了国民经济“瓶颈”行业的供给，就能有效地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钢铁、建材、机械等投资品行业存在着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物资大量积压，价格持续下降。这种情况下，适度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快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仅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且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设备闲置和职工下岗待业的矛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回报率虽然较低，但能够有效改善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增加各个行业的有效供给，从而抑制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适度加快全国水利建设的步伐，能够有效地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促进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的增长，从长远看，可有效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严重市场疲软并存的困难局面，这两种困难产生的原因是总供给受到一连串打击，其中包括“泡沫经济”造成的资源消耗和浪费，长期紧缩带来的总需求减少和资金周转困难，以及价格放开后造成的生产成本上涨过猛，导致有效需求和资金供给进一步下降。我国1993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钢材、建材、机械产品大量积压，房地产滞销严重，无效占用了大量紧缺的社会资金。由于“泡沫经济”必然消耗和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一旦破灭后，工业部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会受到打击，出现三角债拖欠严重，企业经营困难，设备和人力大量闲置。因此，宏观调控一方面应准确限制“泡沫经济”，防止其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则应采取促进工业部门供给和需求的政策，以补充其正常运转的资源损失。尽管我国1993年调整采取了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作法，但因1994年价格改革不够慎重，采取了完全放开粮价的作法，而且出台一系列新税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出现了改革以来最严重的物价涨幅，这样工业企业遭受到生产成本上涨和需求紧缩的双重困难。一般来说，总需求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有暂时缓解企业经营困难的作用，但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则不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困难，抑制有效的总供给和总需求。1994年我国进一步采取了压缩投资需求的紧缩政策，这种作法虽然也能抑制通货膨胀，但见效较慢，负作用较大，因为1993年起生产资料已经滞销，价格不断下降，与农副产品涨价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关系不大。1994年宏观紧缩以来，通货膨胀率虽然逐渐降低，但下降的速度明显慢于1985年和1988年，而且社会需求疲软和企业经营困难也愈趋严重。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同我国改革初期的经济困难有相似之处，当时“洋跃进”的经济过热同“泡沫经济”一样，消耗和浪费了正常部门的大量资源，加上“文革”遗留的经济问题，使正常部门的供给和需求都受到了沉重打击，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与就业危机。改革初期我国并未采取西方传统的紧缩政策，而是采取了搞活经济的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农业轻工消费品生产，帮助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调整，通过增加有效总供给来治理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加强经济基础建设 积极解决宏观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国家统计局1995年秋季联合发布的经济形势报告中认为，宏观调控不能单纯在需求面的松和紧上作文章，而应通过金融和财政等政策手段，促进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加有效总供给。我国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表明，增加总供给的宏观政策，既能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又能解决宏观就业困难，是一条“一箭双雕”的最佳途径。宏观紧缩政策要求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对增加总供给有许多不利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忽视了现有企业的设备折旧和技术改造，在市场竞争激烈和技术进步加快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又面临着新的重大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任务，以解决众多行业的技术落后、设备老化和产品升级问题。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限制过严，不利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产业调整。1993年以来，我国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限制较严，尽管投资的计划规模有所增长，但由于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价格改革措施，土地费用、劳动成本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很多，实际用于购买投资物资的资金并不多，许多重点工程都因原来的投资预算难以应付物价上涨，而陷入停滞状态或推迟了工期。1995年我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1.7万亿元，比1994年的1.59万亿元有所增长，但是，由于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有1000亿元未到位，需要在1995年度补足，这样就挤占了1995年的投资额度，再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又如，我国农业供给增长缓慢，同长期以来投入不足有关，据调查，我国60%农田水利设施已经严重损坏或老化失修，迫切需要进行维护和改善，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抵御干旱、洪涝自然灾害；“菜篮子”和“米袋子”工程直接关系到控制通货膨胀和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以增加产量和改善品种结构，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能源、原材料、交通和社会基础设施等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总供给增加的“瓶颈”行业，也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改变其发展“滞后”的局面。因此，我国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中，可以考虑加大这些方面的投资力度，以解决国民经济“瓶颈”行业的结构性供给不足，以及机械、冶金、电子、建材等投资品生产部门的结构性需求不足。在生产资料部门存在大量闲置能力和企业隐性失业的情况下，适当追加农业、能源、水利、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扩大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规模，不会带来物资紧张和通货膨胀压力，既能以技术内涵方式促进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又能解决企业开工不足和就业困难。
目前，我国城乡人民的居住条件还很不宽裕，许多困难户的住房条件亟待改善，住宅建设在我国是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行业，甚至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房地产、钢铁、建材等行业在“泡沫经济”中的价格飞涨以及后来陷入停滞，却是我国近年来出现通货膨胀和企业冗员、失业的重要原因。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也是我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解决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如果果断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安居工程，增加住宅投资的力度，同时进行配套的住房、金融改革和政策扶植，降低并限制土地、钢材及建材价格，制止乱收费和摊派的现象，力求将成本降低到消费者容易接受的低水平，就很可能使房地产业像改革初期的轻工、家电行业一样，从目前经济运行的障碍变成经济发展的带头军，并推动建筑、钢铁、建材、机械、装饰以及住宅配套轻工行业的全面发展。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回笼大量货币，制止通货膨胀，而且还能够有效地减少企业停工半停工现象，缓解当前的企业隐性失业矛盾，甚至还可能增加大量的新劳动就业机会。
值得指出，适当增加对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应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应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使社会中闲置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利用，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现象。如果盲目追求高速度，超过了现有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供应能力，无疑会造成通货膨胀，但是，也不能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应“紧缩”一些才是稳妥、保险的。这是因为，现实经济中劳动资源、物质资源和生产能力如果出现了较多闲置，就会通过乘数效应带来一系列部门的不平衡，降低经济效益和生产能力，直到达到闲置资源消失的更低均衡点为止。就是说，社会资源的闲置不仅本身是一种浪费，而且还会造成经济失衡和生产能力的倒退，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外延方式向内涵方式的转变，要求充分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如果大量社会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就会造成很大浪费，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
当然，适度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加快社会基础建设的步伐，解决当前的宏观经济矛盾，需要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例如，如果社会投资和信贷规模过小，则不足以启动国民经济走出市场疲软的困境，如果社会投资和信贷规模过大，则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如何才能掌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呢？首先，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或搞“一刀切”，也不能从主观意志或计划数字出发；我们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谨慎求实的态度，细致观察并及时了解各地经济运行的情况和矛盾，解决善于企业和群众的困难，及时地调节宏观调控的力度。5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治理了解放前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而且避免因紧缩出现市场萧条和工人失业，原因是政府领导人善于深入了解工商界和工人的困难，及时地反复调节宏观调控的力度，两年中货币信贷政策就曾“三紧三松”，结果有效地解决了旧中国遗贸的严重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其次，我们应认真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广开思路，积极探索新的治理途径，而不应受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束缚，特别应吸取俄罗斯因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建议遭到惨痛失败的教训。再次，为了确保宏观调控的思路符合客观实际，宏观调控的力度恰到好处，应尽量采取渐进式“微调”，并且防患于未然，努力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或娇枉过正，还应考虑借鉴改革中“先试点、后推广”的成功经验，先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观察其产生的实际效果，然后逐渐作进一步的调整，以尽快趋近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最佳调控力度，争取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达到既能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又能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既能够有效地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能够消除社会人力和物质资源闲置的最佳均衡状态。
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宏观缺陷，就是当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时，容易误导地方和企业的努力方向，忽视经济效益，造成浮夸和假报成绩的现象。我国经济统计工作中，特别是审计、考核制度不太严格的乡镇企业，经常发现大量的虚假现象，这样总供给表面上可能迅速增长，而实际上是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增加了宏观调控工作的难度。从统计指标来看，近年来我国工业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大多数工业产品市场疲软，能源、农业等也仅仅是缓慢增长，难以分辨出高速增长的行业来源。我国国有企业增长趋于缓慢，乡镇工业保持了以前的高速增长，但这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有很大关系。从实际观察来看，大多数省份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经营困难，包括江南、广东等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南方某些地区私人乡镇企业相当发达，工业产值增长似乎良好，但当地人反映，1996年的工业及消费用电量均比去年同期下降，乡镇企业经营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困难。我国的审计法适用范围仅为国有企业，不包括乡镇、私人、民营企业，因此，乡镇企业统计工作中浮夸非常严重，产值甚至经常被夸大了数倍至十多倍，这样不仅容易高估乡镇企业的经济实力，而且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也易于出现误差。这种不正常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并且尽快采取措施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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