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定意义上讲，1998年是世界形势在冷战结束后再次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以及俄罗斯急剧衰退这两大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被美国视为世界“50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金融挑战”和对美国冷战后局势估计的一种否定。这两个发展出乎人们年初时的预料，充分显示出全球化进程难以驾驭的一面，向各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全球化发展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基础，这就带来了西方国家对市场自发力量的新反思。国际关系因之出现新的变化。
一、围绕如何认识和适应全球化进程的再反思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冷战正式宣告结束之初，对社会主义及其运行机制曾出现世界范围的大反思。当时西方国家对于在世界范围推行全面西化充满信心和希望。美国政论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以《历史的终结》一文预言资本主义以此将一统天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随着苏联巨变受到根本否定，社会民主主义也一时不振，资本主义自由化潮流得到助长。近十年来，社会主义和转轨国家普遍走上市场化改革道路。市场经济涉及的世界人口从90年代初的六亿猛增到90年代末的五六十亿。经济全球化进程随之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98年金融动荡，使美国以至全世界为之震动，反思浪潮再次出现。这次的焦点转为，考察进入全球化阶段的资本主义本身及其运行机制出了什么问题。西方国家一方面重新评估它们对新兴市场经济（包括转轨经济）的战略，另一方面再次研究如何在新的挑战下维护它们自己作为市场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榜样”的作用。美英不少评论文章惊呼《谁把资本主义给丢了》？法国总理若斯潘1998年9月间说，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因为它带来不稳定。福山8月间也说，他的论据可能证明真是错了。非西方国家也正在认真吸取和比较它们近十年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1998年的事态发展标志着，以对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模式纠偏为主要内容的中间道路开始行时。这集中反映在有关“后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上。
西方国家新反思的内容庞杂，各有各的说法，但有几个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一定的共识：应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发展进行较前严格和有序的管理；市场自由化不一定能自动为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矛盾缓和化开辟道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改造能力有限，后者的内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受到挑战。亚洲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使美国的经济受损。1998年上半年，美国对亚洲出口比1997年同期下降20%。商务部长戴利9月20日说，1998年上半年的美国出口如不把亚洲计算在内可增加7%，如把亚洲计算在内则只增加1%。美国已不得不把预定2000年出口达到1.2万亿美元的目标推迟到21世纪初实现。而且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从一开始就不限于在经济领域谋利，还包含有明确的政治安全目标。美国想当然地认为，新兴大市场将随着它们的日益自由化而达到繁荣，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将构成接受并在当地推进西方式民主的牢固社会基础，这一市场的繁荣和自由化因此将有助于消除在那里发生冲突的根源。但新兴市场各国的发展与美国的这套想法并不相符。
俄罗斯危机对美国是又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把俄国顺利改造为西方式国家的战略构想一时落空，现在认为美俄伙伴关系不得不降级了。
俄罗斯在全面危机虽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因素，但主要是内部原因。俄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依然很低。（注：1998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经济自由度指标国际研讨会以10为满分，对世界119个国家进行排队，俄排第91，5.1分；香港为第一，9.6分；缅甸为最后，2.5分；中国排第79，5.6分。）俄第一副总理马斯柳科夫1998年10月31日在俄《独立报》撰文说，俄近八年来推行的并不是市场化，而是相互拖欠、易货贸易。俄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也还相差甚远。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冷战刚刚结束时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以美国同西化了的俄国合作为基础的。但为时不久，美国就开始对俄罗斯感到失望，之后失望感日益加深，防范逐渐加重，伙伴关系早就从“成熟的”调整为“现实的”。1998年夏俄国发生全面危机以来，美国对俄国进一步降低了合作期望，增强了防范意识。基于对俄国形势的悲观估计，美国已就对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美国事实上承认冷战后奉行的对俄政策失败。“谁应为丢失俄国负责？”正在成为近来美国政策辩论的一个热点。现在美国对帮助改造俄国的信心大降，对俄政策的首要考虑已是，如何应付俄局势一旦严重恶化和政策转向会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安全问题。
近来出现的超越“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的议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和对本身发展战略的重新审视和调整。它们涉及的对象虽有区别，思路却一样，即认为：金融自由化一方面须与国际和各国国内的适当监控相结合，另一方面须与增进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公正相结合，因此应适度扩大政府的干预。
“华盛顿共识”形成于80年代，是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个机构处理当时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物，表现形式是它们为援救危机国所提出的条件，事实上代表它们对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所应采用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原则的基本主张。按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所作的概括，其中心内容是，贸易和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小政府，认为只要政府不插手，私有化的市场就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和带来经济的健康增长；主要政策处方是限制政府干预，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及经常项目赤字。东亚和俄国的危机使这套主张在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欧盟和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程度不等、角度不同的质疑。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强调市场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化的重要性，但承认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一定的控制；并须强调帮助危机国建立社会安全网。世界银行和一些经济学家把社会进步和稳定放在经济增长之上。世行行长沃尔芬森表示，没有更大的公平和社会正义就不会有政治稳定，而没有政治稳定，拿出再多的钱也不会带来金融稳定；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注入350亿美元进行援救，而在于改进教育、道路、供水、行政效率和透明度；不能再把市场稳定的重要性置于穷人的命运之上。
中间道路正式成为当前欧美的政治主流。“第三条道路”成为1998年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口号。欧盟15国中已有13国由社会党人或主要由社会党人掌权。西方各国一向都是市场自由化同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兼顾，只是侧重点从80年代向强调市场作用的新保守主义倾斜，转到当前的向强调政府作用、社会公正的新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若斯潘说，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应该形成更为均衡的社会发展模式。这可以说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概括。总之，正如有的评论指出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在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设法使资本主义“仁慈”和“民主”一些，以利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和发展。
从中长期看，新反思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它促使各国规划与调整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进度，更加重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并改进金融监控和管理的机制。但另一方面，新反思也可能引出一些消极后果，例如，发达国家乘机加强对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尤其是危机国家）的控制，制定不利于它们的国际经贸规则。再如，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一段时期有可能抬头，而给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不少这类苗头。
二、全球化进程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安全以至其他领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复杂问题
近日一些美欧官员和学者认为，全球化已给世界安全威胁的性质、表现方式和应付办法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包括：全球化促进了共同安全概念的形成和强化，虽然使大规模战争过时，却使新形式的威胁滋长，特别是以21世纪技术为基础的恐怖主义非对称性威胁可能成为主要问题；全球化使高科技易于迅速普及，也使高技能武器的扩散和使用难以控制；全球化使国内冲突和国际军事行动两者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模糊了各国的内外事务界限，从而削弱了各国处理安全事务的能力；应付全球化下的安全威胁，要求建立成员面广而形式灵活多样的联合机制；原有的军事联盟仍有作用，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联盟已更难得到维护和培育。
在对世界安全日益全球化的认定下，美国已更加明确地采用全球安全、综合安全、人类安全和合作安全等观念，并开始在行动上体现出来。一年来突出表现为大力编织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安全网络。重点是，力求把北约和把美国与亚洲各盟国间的双边军事联盟改造得符合安全全球化的需要。
北约新战略概念将于1999年4月北约成立50周年时正式出台。美国构想的核心是使北约全球化，主要内容是：使北约在继续承担捍卫成员国领土不受侵犯任务的同时，变为一个捍卫盟国共同利益的政治军事联盟；防区不再限于成员国疆界，而是覆盖整个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甚至远离欧洲的地方；要求北约增强军事力量的对外投送能力，以在出现涉及共同利益的安全威胁时能快速作出反应；今后北约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方式是根据情况需要，随时组织“特定联合”；为使军事行动不受阻拦和有效地进行，必要时北约可不经联合国授权，自行出击。
美国的这套构想并不能顺利解决如何应付它所认为的全球性安全问题。构想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和矛盾，欧洲盟国的意见同美国差别很大，北约以外的国家更会反对。而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本身却要求美国同各种力量充分合作。据报道，在盟国的反对下，美国准备从上述设想后退。北约新战略概念的最后形成，正受到各方的密切注视。
美国使亚太地区双边军事联盟地区化的企图并使之同美国安全战略全球化相衔接，也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从新近发表的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东亚报告）以及一年来美国采取的行动来看，美国正加紧构筑一个由美国同亚太各力量中心的双边安全关系织成的亚太地区安全网络。这个网络的构成是：主要以美国同日、韩、菲、泰、澳这五对不同的双边军事联盟关系为依托，把它们改造得符合美国安全战略全球化的需要；大力加强美国同东盟的军事联系，使之进入网络机制；逐步深化同中国的军事交往；三个层次相互补充。在东亚报告中，美国明确提出了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作用的新口号：“增强存在”(presence plus)。看来它的主要考虑是：（一）在安全保障上，亚太地区没有形成可靠的安全机制，而美国在这里的现有军事联盟如不得到加强和改造，就有涣散甚至瓦解的危险。美国认为，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都既经不起朝鲜南北军事对抗也经不起南北统一的考验。一旦统一，美在韩驻军就会发生问题，并进一步使美在日驻军地位以至美日安保条约本身发生动摇。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延，使亚太地区出现新的动荡，反美情绪有所上升。这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而另一方面，陷入困境的东亚危机国家对美国的需要增加，在美国面前的地位下降，这又给美国在安全事务上进一步介入东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年来美国采取的行动包括：调整五对双边军事联盟的目标，使它们能为“整个亚太地区以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服务”；大大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军事联系，通过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军事交往和使用各国军事设施的长期安排，使东盟实际上起到美国盟友的作用；对于同亚太地区盟国和友国的安全合作，美国提出了同对北约盟国类似的主张和要求：安全关注的面要宽，内容要深，包括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活动、环境恶化、疾病传染、毒品走私以及保护能源和实施人道救援等一系列跨国安全挑战；美国在今后的地区冲突中可能与盟国友国通过特定安排采取联合行动等。
美国安全战略的全球化反映出，美国似在利用若干安全问题的全球性质，在世界安全事务中进一步谋求确立它的领导地位。由于各国在地区和世界安全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各国间在安全问题上的多种联系也日渐深入和紧密，美国的考虑和行动能够部分地得到实现和收到一定效果。但是，美国的构想涉及对某些国家主权问题和对联合国权威的不够尊重，特别是美国有时以美国的权益为各国的共同利益，这就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经济全球化还日益扩展到人权和各国的社会政策领域。“全球市场需要制定适用于各国社会政策的全球最佳行为准则”（注：《波士顿环球报》1月7日，英财政大臣布朗：《为新的全球经济制定新的全球宪章》。）；“全球市场要求使人权问题和自由工会国际化，应该树立最低限度的共同社会标准和环保标准，应该建立[跨国界的]民主检查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注：美《商务日报》1998年10月19日，安德鲁·里丁：《同撒切尔和里根断绝关系》。）就是有代表性的论述。在“第三条道路”的理念中，中心是使“资本主义人性化”，人权的核心地位受到进一步的强调。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在阐释英国的“全球外交”这一概念时，说这一外交“以维护所有国家的安全、繁荣及伦理规范为目标，主要体现于英国的人权外交，亦即支持其他国家追求民主权利的要求中”。各国不断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无疑是必要的。一国对别国的人权和社会发展问题，则须在关心和横加干预之间严格划清界限。弄得不好，只会在国际关系中播下更多的摩擦种子。
三、全球化新发展对现有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提出挑战
1998年的全球金融动荡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不足，必须对它们加以重大改造，这已成为共识。解决的建议从改善和加强现有机构到设立全球中央银行、全球信贷保险公司、全球金融调控者，不一而足。目前仍以完善现有机制为主。
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上，也出现了对现有机制的新挑战。首先，维护地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主要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已经得不到应有尊重，在北约的新战略概念中，美国企图把北约在采取维和军事行动时不一定必须经联合国授权列为一条原则。北约决定对科索沃实行空中打击时已经这样做了，不久前美英在伊拉克又这样做了。与此同时，美国也承认，无论是北约还是它同亚太国家的双边军事联盟，均已难承担新形势下的安全任务，必须加以改造。两种情况都给国际安全合作带来了复杂的新问题。
全球性的新发展还使大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全球化是使世界力量分散化的推动力量，其中包括有助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发挥更大作用。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方面，大国仍然是决定性因素，但作用相对有所减弱。例如在制止有的地区国家采取不利于地区稳定的行为时，大国影响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在处理各种全球性问题时，这种局限性表现得尤其明显。
全球金融动荡成为1998年世界不稳定的突出因素之一，但如何处理却超越了大国相互作用的框架。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大国间的相互作用一贯起着关键作用。在世界金融问题上，大国关系的影响就不那么直接和具关键重要性了。一年来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外交活动几乎无不涉及金融危机问题，但基本上都只限于提出呼吁和希望。在重要性显著上升的其他全球性问题，例如恐怖主义及环境保护等跨国界的综合安全问题上，情况也相似。
经济全球化进程往往在各国引起本土化的不同形式反弹，这使大国在对外合作中日益受到各种国内因素的牵制。美国卷入全球化程度最深，从中得益最大，但是国内因素对于克林顿政府对外活动的促进或阻滞作用，却表现得比其他大国的情况更为直接和突出。外界怀疑，克林顿政府不久前单方面决定空中打击伊拉克，就有转移国内对他弹劾注意力的因素。近来美国在对外贸易上采取强硬态度，指责日本、巴西、俄国钢铁倾销，在香蕉贸易上与欧盟争吵，戈尔在马来西亚作咄咄逼人的讲话。在人权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这些行动既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国内党争的背景。
克林顿提出，要使经济全球化为美国普通公民服务。但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萨默斯在1月4日的一篇讲演中却指出，美国顺应和领导全球化的需要和国内政治气氛之间存在着矛盾，说美国国内存在着反全球化情绪，人们普遍认为国际一体化干扰和破坏了政府满足公民福利需要的能力。他举出总统得不到应有的贸易授权，费尽气力才使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得到批准，对联合国的欠款迄未付清等为例。
根据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或只顾本国不顾别国利益而采取的对外活动，一般说来都会给美国的对外关系造成损害，而不利于全球化突出要求的国际合作。美国国内因素的掣肘，对于有美国参与的国际合作，有其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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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新发展所引起的再反思中，提出的问题很多，解决办法还很少。当前出现一种倾向，即把主要注意力转到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挑战、弊端、消极面上。全球化潮流事实上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从根本上看对世界发展主要是起积极的作用。各国都面临重大的选择：是努力顺应全球化潮流，进一步改革和调整本国的政策；还是设法规避或隔挡一下。如何对待全球化的新发展，不仅将决定各国发展的好坏和快慢，也将决定国际关系是否健康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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