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麒麟》杂志看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麒麟论文,通俗论文,时期论文,杂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庆东在为其选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通俗小说卷》“导言”中说：“本卷共分两辑，第一辑为华中沦陷区作家的作品，第二辑为华北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鉴于东北沦陷区通俗小说数量少，而且质量不高，故未选入。”这种被定性为“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通俗小说没有被选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今天的读者就更难一见其容。上海、福建出版的两种《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也没有收入东北一带的书目，致使要查找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的线索都难以寻觅。通俗小说难道被京津、江浙的文人独占风流？
笔者经多方搜寻，得知东北沦陷时期出版的有一定影响的单行本通俗小说有如下一些：
社会言情小说：张春园的《花中恨》，天籁生《碎珊瑚》《醉黄花》《莽佳人》，穆儒丐的《新婚别》《如梦令》，冯玉奇的《月圆残宵》，陶明浚的《红楼梦别本》，赵任情的《浔阳琵琶》，程瞻庐的《风月泪史》，赵恂九的《春残梦断》，赵篱东的《美景良辰》，短篇言情小说集《再恋曲》。武侠小说：邓白云的《青衣女》，陶明浚《双剑侠》《陈公案》。侦探小说：李冉的《车厢惨案》，蹇庐的《李智侦探案》，短篇侦探小说集《巴黎防空地图》和《一○八指纹》。幽默小说：赵任情的幽默小说集《碗》。实话小说：短篇小说集《英宫外史》和《菱角血》。历史小说：穆儒丐的《福昭创业记》。
以上作品笔者没有全部见到，但就读到的一些而言，尚有可观之笔，可与“鸳鸯蝴蝶派”媲美。更重要的是笔者从中发现一条线索，其中有些作品标识为：“麒麟文库”，如《再恋曲》《巴黎防空地图》《英宫外史》《一○八指纹》等小说集。显然这些通俗小说集可能是由《麒麟》杂志中的部分作品结集而成。
笔者找到《麒麟》杂志，这是以“安慰民众”、“含养国民情操”为办刊宗旨的大众通俗杂志，每期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侦探、史材、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在当时的东北没有纯粹通俗文学期刊的情况下，《麒麟》杂志可算是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对其考述，可以了解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状貌及强权挤压下通俗文学变体发展的特点，亦可揭示出那时大众通俗杂志的运作方式。
一
1941年7月“满洲杂志社”正式收购了大型画刊《斯民》，并更名为《麒麟》。《麒麟》创刊号为1941年6月，月刊，终刊于1945年，历时5年，共刊出44期以上（注：笔者所见最后一期《麒麟》为1945年1月号，此期没有终刊声明，之后又刊出几期，还不能确知。封世辉先生在《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中说《麒麟》终刊于1945年3月，即第5卷第3期（见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565页）。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目录标有《麒麟》第5卷第4期，笔者去查找时，此杂志已不在架上，管理员说可能早已遗失。）。32开本，每期页码在180页左右，临近终刊时88页。前五期由赵孟原任编辑人，第六期改为由刘玉璋。发行人先后是顾承运、唐则尧、黄曼秋。发行所为“满洲杂志社”。
《麒麟》杂志由文艺画报《斯民》改题而来，但在办刊宗旨上、内容和形式上，和《斯民》杂志没有连续性，完全是一本新的杂志。它所属的“满洲杂志社”，是日本国杂志之王“大陆讲谈社”设在伪满洲国的支社，时为伪满洲国最大的杂志社，除刊行《麒麟》之外，还发行东亚唯一大型电影读物《满洲映画》（注：1941年6月，《满洲映画》改名为《电影画报》。），和日本关东军机关杂志《ますらを》（日文杂志）（注：“ますらを”今写作“ますらぉ”，意思是男子汉、大丈夫。）。可见这个杂志社一边要赚钱，一边又要为“时局”效力。《ますらを》无疑是全方位效力于“国家”的杂志，《麒麟》和《满洲映画》这样的杂志是想做到“全赢”的状态，既能赚钱，又效力“国家”，同时还要能体现杂志社的一定文化品位。
《麒麟》杂志的“发刊辞”，声称为“安慰民众及含养国民情操”而创刊，是向“国家”说话。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表述，“读这本杂志的人可以得到安慰、情操向上、被别人景仰”（注：《发刊辞》，《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31页。），是对读者说话。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编后记》明确表示：“将用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这是本刊一贯方针。”（注：《编辑后记》，《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174页。）追求最大量的读者，是《麒麟》杂志的首要目的。为了辅助这个目的，杂志在发行和贩卖上也用尽心机。运用了“安慰读者的有奖征答”的现代发行策略，“花四角钱，买一本杂志，就有坐飞机旅行的机会，不费分文，机会难再，请应征从速。”（注：《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156页。）还不断扩大发行网络，除订阅和在各大书局出售之外，在新京、奉天各百货店电影院也设销售点，后来在东北各地的主要车站卖点也开始销售。杂志在发行上的经营很快就取得了成效，第1卷第8期时声称：“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和日本颇博好评，发行部数一举突破十万，而且月有增加，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今后更向中国推进，呈于四亿民众之前……”（注：《编辑后记》，《麒麟》新年特大号，1942年1月，第198页。）在创刊两周年时，“他（《麒麟》杂志——笔者）确不辜负十万人所期待，竟走遍了满洲、中国（华南、华中、华北）以及日本。”（注：《编后记》，《麒麟》3卷6月号，1943年6月，第174页。）这其中可能有些虚数，但《麒麟》杂志的发行量在汉文杂志中确实名列前茅，甚至被说成“打破了从来一切刊物的发行纪录。”（注：杜白雨《细部底批评》，《麒麟》2卷9月号，1942年9月，第68页。）
大众通俗的综合杂志，是《麒麟》杂志的编辑风格定位。在具体内容设计和版式安排上，《麒麟》追求日常生活化的大众趣味，趋向于女性化杂志。封面除创刊号外，其余均为美丽女郎，之后是近30页麒麟画报，刊登一些名伶明星、各地风光、奇风异俗和广告等。然后才是文字内容。《麒麟》杂志不设具体栏目名称，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通俗文学、纪实故事、日常生活指导、日语学习等。以创刊号内容安排为例。
小说占了这期杂志绝对的优势，而且每篇都打上了通俗的标记。开卷就是华北三大通俗作家的长篇小说连载，分别为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回风舞柳记》，白羽的武侠小说《摩云手》，杨六郎的《燕子李三》。之后是东北自产的大众小说家赵恂九的言情长篇小说《梦断花残》。还有两篇短篇小说《十字架》《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前者是言情，后者是案件聚焦型的实话小说。这些小说作品共有80个页面，占杂志文字版面的一半以上。创刊号的这种安排给《麒麟》杂志定下一个基调：通俗文学为其主要内容，且有华北作家参与其中。
纪实类内容紧随通俗小说之后，有30多个页面，占杂志文字版面的1/4，也是创刊号中的重头戏。余下二十几页是生活指导和日语学习类内容。还要提及的是诗歌。创刊号中刊出了三首诗歌：一首是民谣，一首是情歌，一首是现代诗。俗艳的满洲民谣《姑娘十想》、《民间情歌》和成弦的现代诗《旅愁》。这三首诗仿佛一种象征，在亲近俗艳、情色的同时，还没有忘记向高雅瞥一眼。这种安排暗合了《麒麟》杂志的办刊策略。
通观创刊号《麒麟》，通俗文学为主，纪实类文章为辅，通俗和纪实形成了杂志的主要构架。杂志是想用虚构通俗和真实记录的手段来实现其“安慰民众及含养国民情操”目的，相对这个高调的目的而言，虚构通俗更好地完成了“迎合市民趣味，吸引大量读者，增加发行量”的目的。
创刊号的编辑定位基本上被固定下来，以后的《麒麟》杂志大致按着这个路径编辑。后来只增加了知识小品文、麒麟新语等内容，当然也和东北同时代的杂志一样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加一些“时局”类内容。
二
《麒麟》杂志以“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为其办刊方针，“第一，我们要增加读者的趣味；第二，不失为大众杂志的特色而尽量提高大众杂志的素质；第三，安慰读者赐援本刊的热诚，而尽量提供良好的读物。”（注：《麒麟》3卷6月号，1943年6月，第51页。）这种不断强调不断明确的办刊方针，实现其最主要的手段是通俗小说。言情俊杰、侦探专家、武侠高手、幽默说客等会聚于此，他们的想象构筑了种种离奇古怪、哀艳伤情、实话秘闻等故事。就笔者所见30期杂志统计，刊登长篇通俗小说12篇，中短篇小说有100篇以上，言情居首，其次是实话秘话和侦探小说，然后是幽默、历史、武侠等作品。这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
言情不言社会
《麒麟》杂志中的言情小说数量多，所见45篇。所绘“情路”广，有纯情、艳情、哀情、绮情、苦情、忏情、风情、无情等。且有华北的刘云若、陈慎言等言情大师加盟。
赵恂九被称为“满洲唯一之大众小说家”（注：《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目录页。），这是一种极力推荐的宣传策略，不能信以为真，但这种夸张的说法至少能说明赵恂九是当时东北比较重要的通俗小说家。其《梦断花残》（1941.1：创刊号—1942.1：7）作为一篇普通的言情小说，读起来也兴趣盎然，颇有卖点。再加上赵恂九文字老到，具有关东风情，深受东北读者的喜爱。但若把这篇作品和刘云若、耿小的同期刊出的作品相比，其艺术上的缺点也就明显可见了。《梦断花残》是“才子佳人—小人拨乱—大团圆”模式的仿写，膨胀了“小人拨乱”的程度，致使犯了和“小人”结婚的大错误，为惩戒错误让其婚后受辱，历经生死磨难，才达到“大团圆”的结局。“无巧不成书”的安排不够精致，有迹可循。作品中的人物塑造遵循善恶分明的原则：善者懦弱，易受骗，善心不改；恶者强悍，善欺骗，本性难移。这样两组人物相见，多半演绎出相同的故事。
如果赵恂九是东北言情小说的代表，那么东北的言情小说的创作水平要远远落后于华北地区。不过这个结论还下得尚早，《麒麟》中还有东北文坛名宿报界闻人穆儒丐的言情小说《新婚别》（1941.1：8—1942.2：8）。
小说《新婚别》写的是“别情”，新婚之别乃“别情”中的极致，穆儒丐截取了“别情”中的制高点作为小说的题材。虽也是对言情小说模式中的“多角选择”—“时代风云”—“离散悲剧”三元素的排列组合，但隐去了言情小说中的重要元素“多角选择”。没有营造或枝蔓丛生或引人入胜的情节，《新婚别》情节极其淡化，小说一共十章，写“别”的过程就用了两章笔墨，把看不见的“别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穆儒丐凭自己不凡的手笔，使这个简单的故事依然很能吸引、感动读者。
由此来看，《麒麟》中的长篇言情小说，虽然以华北作家为主，但东北作家的作品也具特色，在某种层面上，穆儒丐和刘云若等不分伯仲，他们的作品一起构成了《麒麟》杂志长篇言情的蔚为大观。《麒麟》中除了这些长篇言情之外，还有很多中短篇的言情小说。作者大多年轻并深受新文学影响，作品的形式也不再沿用传统通俗小说的“章体”和“回体”，内容上还有些和传统言情小说相通，追求故事奇遇和巧合，情节营造模式。这些小说依然追求消遣性，可以命名为现代通俗言情小说。
小说《溃烂的毒舌》（韦成作1942.2：7）写的是知识男青年和妓女相遇。这种内容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常见的一种言情小说模式——“具有启蒙意识的男青年用爱情的方式拯救风尘女子”。但这篇小说拆解了这种模式。知识男青年巧遇旧识妓女，读者期待的“爱情”、“同情”、“怜惜”等“情”没有出现，变成了当妓女讲完身世后，知识男青年更加鄙视她，认为这一切是妓女自作自受。这样改写结尾，有很多原因，诸如作者具有创新意识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种把苦难的责任归结社会的揭露社会之“暗”的题材，在伪满洲国不受欢迎，甚至要被禁止，伪政府提倡写“国”内的光明与发展。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中，写妓女的身世，就不能写社会逼良为娼，而只能说自己的生活自己选择。这种强制性的对文学想象挤压的结果，也使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们把目光由社会开始转向个人，思考人性自身的一些困惑，开启新的创作模式。女作家吴瑛在思考和表现女性自身性别意识方面做得比较优秀。
吴瑛在《麒麟》上有一篇被称为哀艳读物的《欲》（1942.2：10），是言“无情”的。一个大杂院里，鳏夫王木匠讨了一个带5岁小女孩的矮小女人，这个矮小女人自从嫁给王木匠后，一直阴沉着脸，打骂声时常从他们家的房里传出。这一切引起了同院居住的我——一个看德文、英文书的知识女性，以及长发时髦女人和贫穷的张宝山女人的好奇和各自的猜测。一天，王木匠喝醉了酒，愤怒的声音传出来：“你滚，摸你一下你都不愿意，不愿意让人喜欢，你倒是别托生个女人哪，女人不供男人的喜欢还有什么用。”原因明了之后，三个“看”的女人做出不同的反应。我开始同情矮小女人；贫穷的张宝山女人，羡慕矮小女人有吃有穿的福分，可叹她有福不会享；长发时髦女人完全站在王木匠一边，认为矮小女人太不懂道理。矮小女人的性情也越来越暴戾，但不是对王木匠，而是时常打骂自己的女儿。
吴瑛观察敏锐，笔锋犀利，“性”的问题是女性不幸的一个原因，但由此引出的不幸得不到男人的同情，还要受到同性的鄙视，甚至自己都无法体谅自己的问题。女性和男性彼此合作构筑了女性的牢笼。这篇作品处在雅俗共赏地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探索的意味，不该被忽视。
《麒麟》中的言情想象有“言情不言当下社会”的特点。大部分言情作品社会背景模糊，如有涉及明确社会背景，则多数是伪满洲国以外的世界，即便涉及其景与事，也轻轻地一笔带过，不作渲染，“思想意义”极为淡化，致使想象在“情”之中的人性内涵中衍生。这样既可以产生有人性深度的作品，如《欲》就是一篇有分量的女性主义小说，但也更多地生产了没有社会意义甚至混淆是非的笔墨游戏。《麒麟》刊行的时间1941—1945年，正是伪满洲国对文艺的统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体制化的时期，其统制的机制连言情小说也没有放过。
“实话·秘话”的传播
《麒麟》杂志中有一些读物被命名为实话或秘话，这种文体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底本，并用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但所谓的实话、秘话其实和伪满洲国的“实”与“秘”没有什么联系，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异地异时及本地自然风物的奇闻轶事，即便是取材发生在伪满洲国的事件，出现的也仅仅是实有的地名、人名和时间，不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依据公布于《满洲日日新闻》上对文艺作品题材限制和禁止的范围来看（注：《最近的禁止事项——关于报刊审查（上）》，《满洲日日新闻》，1941年2月21日。文中刊载了对总务厅参事官别府诚之的采访报道。并列举了八条在报刊杂志的文艺作品中限制和禁止的范围：
一、对时局有逆行性倾向的。
二、对国策的批判缺乏诚实且非建设性意见的。
三、刺激民族意识对立的。
四、专以描写建国前后黑暗面为目的的。
五、以颓废思想为主题的。
六、写恋爱及风流韵事时，描写逢场作戏、三角关系、轻视贞操等恋爱游戏及情欲、变态性欲或情死、乱伦、通奸的。
七、描写犯罪时的残虐行为或过于露骨刺激的。
八、以媒婆、女招待为主题，专事夸张描写红灯区特有世态人情的。
（这八条禁令，比较笼统地涵盖了各种写作题材，如果条条遵守，作者将不能写作，但当时还是出现了大量的作品，从《麒麟》杂志来看，就有许多作品可列在禁令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伪满洲国还要制造一种文艺繁荣的社会景象，对一些在禁令限制之内的作品，没有太大的对时局不利的迹象，也就没有追查。但这种禁令的下达，足以给作者及编者带来惶恐，影响写作的方方面面。——笔者）），此时的作家可写的范围非常狭小，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文祸，在这样的恐慌中，通俗作家的文学想象离现实越来越远，且多数周旋于俗识俗见和娱乐刺激。这样才能既不违背“时局”的“文艺政策”，也避免了为“时局”所用，形成所谓的“国策文学”或“报国文学”的一部分。实话、秘话在东北沦陷时期十分盛行，大众文化杂志、报纸副刊等都有刊登。该文体在《麒麟》中占很大比例，所见27篇，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案件聚焦型。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查—歧途—破案”为情节链条，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象。斯琪的《平定桥惨案》（1942.2：11），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的刑事案件为底本，结构故事，展开叙述。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不断穿插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小说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1941.1：创刊号）是另一种奇案的复述。桃色案件，儿子和爸爸为了媳妇发生了诉讼。据说此案轰动了新京市（长春），在“最高法院”开审的时候，万民空巷。作者李耶抓住了读者的心理，写得有声有色。
二、八卦名人型。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这种类型的实话小说主要卖点在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名人，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等是其要捕捉的对象。白素杰的北京菊坛实话《吴素秋》（1942.2：7），渲染当时名满中国的菊坛名角吴素秋的糜烂私生活。田菱的《女匪驼龙》（1941.1：5），写东北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土匪，叙事惊险紧张，读来有趣。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主要以伪满洲国之外的“名人”为写作对象，有时还以此为武器抨击一下不和伪满洲国合作的军阀政客，如《杨宇霆之死》（1943.3：1）、《宋美龄艳史》（1942.2：11）。
三、服务“时局”型。顾名思义是为“时局”服务的实话秘话小说。这类作品虽主要目的是为“时局”服务，但它借用了小说的形式，并且最终要让读者接受，在选材和叙事上也有写作者的经营文学之志。而且服务“时局”的题材很多，选择什么，作者也有一定的自由。林华的排英实话《虎门风云》（1942.2：3），用传奇的形式写出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小说塑造了林则徐、林维喜等生动的人物形象。笔法纯熟，叙述富有节奏感。伪满洲国时期推崇的英雄，有两个我们今天仍然认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印度的甘地，他们二人反抗英国的行为和当时“抗击英美”的“国策”相一致，得到伪满洲国统治者的认同。当时以林则徐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很多（注：笔者所见有关林则徐的作品及评说有：
悦生《林则徐杂话》，《新满洲》第3卷第7号，1941年7月。
刘汉《林则徐》（小说），《新满洲》第4卷第6号，1942年6月。
《林则徐》（话剧）大同剧团，1942年上演。
《林则徐家书》，艺文书房，1944年。
外文、安犀、辛实《〈林则徐〉公演鼎评会》，《电影画报》第6卷第6号，1942年6月。
《鸦片与大东亚战争——林则徐与荣成祥》，《青少年指导者》第15卷，1942年1月。），关于甘地的消息也时常见诸报章。这种现象有其背后的原因，在伪满洲国推崇的“英雄”人物很多，除林则徐和甘地外，还有乃木大将、希特勒、汪精卫等，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真正认同的是林则徐和甘地，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笔诉诸这样的英雄，他们隐蔽的内心中既反日也反英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伪满洲国中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被迫或主动地写了抗击英美诗。在伪满洲国那个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情绪倾向很复杂，有时在为“时局”而写的作品中也可发现不合作的迹象，更多的作品是表面上顺从，骨子里不合作甚至抗争、反抗。敌人来临时，我们可以满足于对那时生产的作品作泾渭分明的思想倾向的评说；当敌人占领并在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系统后，那种泾渭分明的评说就失效了，对这时生产的作品要仔细端详，在相互缠绕中厘清作者的思路。
这种类型的实话秘话还有一些“日系”作者的作品，宫崎世龙的《穷凶恶极的蓝衣社》（松吉译1942.2：7），海野十三的《夏威夷海战记》（耳东译1942.2：4），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急就而成。
四、探险博物型。以东北独有的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事实和虚构之间变幻莫测，形成了这种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又突破各种文体的规定性的文本。该类文体首见于《新满洲》杂志，《麒麟》中所见3篇：耿介的《长白山野人记》（1943.3：7）、野风《人参的故事》（1943.3：5）和睨空《九盘山的二毒》（1944.4：11）。这类作品，很可能是受在当时东北流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爱德华·阿纳特所著《满蒙探秘四十年》和白俄作家拜阔夫的一系列动植物小说的影响。很遗憾，这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给人以新奇感的文体，尚在实验阶段就夭折了。
强权挤压下的通俗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灵光一现的山林想象也稍纵即逝，致使部分作家把想象浪费在凶杀、暴力、色情、隐私等相关元素上，为满足部分读者的新奇、热闹、探秘、窥私等娱乐心理，制造出数量多、质量不高的实话、秘话。
侦探嫁接防谍
所见《麒麟》杂志中有12篇侦探小说，其中4篇是译作，李冉氏一人创作4篇，金原、阿唐、若邨、尼耶各占1篇。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创作者的参与状况，相对于其他通俗文体来说是比较匮乏的。我们再看看这些作品的质量如何。
李冉，是东北沦陷时期有名的侦探小说家，“满洲杂志社”曾出版一本李冉的侦探小说集《别墅的秘密》。李冉的侦探小说非常纯粹，是大侦探笔记的写法，不对当事人有任何情感投入，不进行道德劝戒，更不关心时代社会背景，只津津乐道自己的推理智慧。他的《车厢惨案》（1942.2：6）是篇优秀之作。小说的叙述重点在大侦探对大盗贼留下的蛛丝马迹的勘察和分析上，大侦探勘察独特、分析合理，但就是不在事件的“痒处”。小说设计了一个个圈套，李冉给读者设计圈套，大盗贼也给大侦探设计圈套，牵着大侦探走，几个来回还没有摸清罪犯的意图。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大侦探还是在大盗贼的“帮助”下弄清了真相，并使大盗贼对之不得不真心佩服。这篇侦探小说的趣味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罪犯的高明，两个高手相斗才有看头。小说还集中了美女、爱情、凶杀、偷盗、奸情、阴谋诡计等通俗元素，但这些元素不构成完整的故事，它们只是侦破过程的点缀，增加了侦探小说的色彩，吸引更多的读者。
金原的《一○八指纹》（1942.2：9）是一篇普通的、概念的侦探小说。小说写的是奸、盗、拐三重案。文中侦探小说符号频繁出现：指纹、脚印、古宅、碎尸等。这篇模式化侦探小说，同样也远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麒麟》中除了以上这些远离伪满洲国的社会环境，比较纯粹的侦探小说外，还有一种从形式上和当时社会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是被“时局”催生出来的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防谍小说。1941年以后的伪满洲国同日本本土一样声称进入战时状态。“国家”要求国民人人要有防谍反谍意识，当时的一句口号就是：“女防内男防外，莫使谍鼠来破坏”。间谍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职业很能引起大众的想象和探究，当时有关各国的形形色色间谍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国家”关注，大众感兴趣，在此环境下有关防谍的论述文章和文艺作品开始出现，防谍小说和防谍电影在伪满洲国非常流行。所见《麒麟》中的防谍小说有两篇翻译之作《巴黎防空地图》（1941.1：7）和《密电码与黄色眼镜》（1942.2：11），还有本地作家阿唐的《古庙月夜》（1942.2：9）。《古庙月夜》不是一篇高明的防谍小说，情节漏洞百出。作者阿唐可能本来就不是侦探小说的写作者，更不会写防谍小说，只是反谍之风吹来，他应时编造了一篇。
斗智斗勇的侦探想象，也受到了“时局”的干预，要将其引向适应战时状态的防谍反谍，制造了大量的粗制滥造的防谍小说，还好有李冉这样优秀的纯粹的侦探作品，满足那些渴望在推理智慧中得到慰藉的读者。
史材诉说自己的故事
《麒麟》杂志中的以历史为材料的小说，称为史材小说，笔者在本文里也沿用这个名称。这里的史材小说和正统意义上历史小说不同：第一，这些史材小说已非演义体，且篇幅短小，以短篇小说为主；第二，这些史材小说不追求宏大叙事，以历史上非主流人物为主，表现他们和历史结合并不密切的日常生活形态；第三，这些史材小说不以复现历史事实为目的，而是借历史时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演绎自己的故事。《麒麟》中的史材小说，所见9篇，有伪满洲国的著名作家古丁和爵青加盟，质量上乘，有由俗近雅之态。但其中还有一个变种被称为“建国”史材小说，即以伪满洲国“建国”为材料的小说。
古丁这位后来争议颇多的伪满洲国大作家在《麒麟》创刊一周年纪念号上刊出了一篇史材小说《竹林》（1942.2：6）。也许因为是应大众通俗杂志之约而写的小说，古丁放弃了自己一贯熟稔的先锋文学写作方式，而选择了通俗文学中的史材小说。然而正因为是史材、是通俗，古丁写得恣意汪洋、酣畅淋漓、没有禁忌，这篇小说成了他的巅峰之作。
《竹林》，小说笔调戏谑，写出了竹林七贤在他们不认同的统治者统治的社会中，生存情状和复杂的心态。以嵇康为主线，同时勾画出了其他几位贤士。小说所取史材，没有超出各位贤士自己的文章，所有人物的行动和事件都有典可查，不给人借题发挥、借古讽今之感，但其中的深意却在符合历史事实中自现出来。曾经参加过“北方左联”的古丁，在伪满洲国的环境中却能如鱼得水，深得日本文人的推崇，其内心如何，一直是研究他的人要追寻的问题。但无论古丁的内心如何，他对个体知识分子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该是深有体验。小说《竹林》选取竹林七贤为写作对象，是要在不经意间写出个体知识分子和不和谐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嵇康想以沉沦生活以示反抗——打铁度日，想沉浸知识以示反抗——续绝学、做文章、和同道论道。想归隐山林以示反抗——寻仙修炼、弃俗世。但是这种种反抗都不能使嵇康消除焦虑、心灵安宁，生存、绝学、成仙都不能使知识分子确认自己的身份，个体知识分子要寻求一种存在，要和他所生存的社会有一种真实的联系，既能为社会所用，又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时最好被同道或者部分社会认同。最后嵇康想放弃反抗姿态回归日常生活，教育子女写《家诫》，规劝好友吕安与人为善，这些使他心满意足。但好景不长，当他不反抗社会时，社会却没有和他和解，最后落得个尸首两处。
个体知识分子和不和谐的社会相遇时，知识分子该以何种姿态立世？这是古丁在这篇小说中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一直困扰着他，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借竹林七贤的命运说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反抗姿态，确认知识分子身份，做和社会有关又不违背自己意愿之事。古丁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写作品、编杂志、办出版社。但后来他还做了伪满洲国“文话会”本部文艺部委员、“文艺家协会”本部委员、改组后的“文艺家协会”大东亚联络部部长，还以文艺家的身份出席了“无议会的议会政治”的“协和会”的全国联合协议会，不知这些行为是不是算作违背古丁的自己心愿？当然古丁对这种放弃反抗的结果也有清醒的认识，自己放弃对抗的姿态和社会相处时，等待他的命运也许和嵇康相同，但即便相同，也别无选择，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逼迫他该如此生存。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的硬骨汉，尚且如此沉沦、焦虑、徘徊、妥协，更不要说其他几位贤士的自我分裂了：有的想要升官，有的想要发财，有的想要鬼混，有的想要成仙。这些人在相聚时再不谈事实，不论人物，不讲老庄，不谈正经。这里古丁有无限的同情理解，更有无情地揶揄嘲讽。在无力批评社会时，古丁把他刻薄的笔指向了知识分子自身。
《竹林》是古丁小说艺术成熟期的作品，艺术精湛、纯熟。若以通俗来衡量，故事性强，且和世俗相通；语言平实，时有谐谑；文风幽默，有些细节可以当作笑话来读，具有娱乐性。若以写实来衡量，文中的经验细节足以支撑似真性，文中的人物不是作者手中的木偶，而是一个个可以鲜活地走出来的艺术形象。
爵青的《司马迁》（1943.3：8），只有400字，貌似今天的小小说，但没有现代小小说的情节逻辑，它只是爵青演绎的司马迁某一时刻的心理。“真羞耻极了！真悲痛极了！没有阳根，说出话来声音像宫女，从古至今，那里有过这种历史学家呢？”其实这种诘问直接指向作者自己，伪满洲国切断了自己和民族之血脉的联系，每天说着日语，背负这种莫可奈何的羞辱和悲痛，自己纵使成为大作家又如何？怎能消除那重重的耻辱和悲痛。但不写就更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迁如不写，迁该是什么呢？”写作纵然不能消除耻辱和悲痛，至少还能确认自己写作者的身份。“就在这一瞬间，父亲谈的遗书‘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声在他的耳边了。”很显然这是拙劣一笔，但此处放什么都是败笔，因为无论是爵青笔下的司马迁还是爵青本人，都没有想通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找不到写作的坚实理由，更无法改变自己耻辱和悲痛的现实，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又握起了笔。如此沉重的心痛如何表达？爵青以大众通俗的笔调表现出来。
《麒麟》中除了这些大作家写的史材小说外，还符合“时局”意愿地刊出了所谓“建国”史材小说《北京一日》（1942.2：10）和《九月十八日》（1942.2：9），这些听命的应时之文，当然不能和成熟作家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的目的是要为伪满洲国“建国”而张目，根本无暇顾及小说艺术问题。
想象历史，是通俗想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伪满洲国的知性作家古丁和爵青，之所以投入其间，是想藉此为自己的行为和写作想象出合理的依据，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的向往和困惑，但这种内心和行为的分裂不是靠想象能弥合的，他们在滑向戏谑和迷茫之后，又回到了原初。不过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有先锋作家的加盟，提升了通俗文学的质量，拓展了通俗文学的表现技巧。
游戏笔墨的技艺
中国的滑稽文学向来有“针砭时弊，批评社会”的传统，但在伪满洲国那种苛烈的创作环境中，这样的传统很难被继承，《麒麟》中的幽默小说仅仅是“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之作。但也许是卸去了幽默文学沉重的社会责任，注意力都集中在“游戏笔墨”上，倒是不经意间创作出了出色的幽默，那些和社会关系不甚密切的人类的滑稽性格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今天读来也颇有意味。
《麒麟》杂志中幽默小说所见6篇，有任情、也丽这样成熟的多面手的作家作品，有华北作家高炳华的作品，还有应征当选幽默小说《不上算先生传》（1941.1：8），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人物滑稽，语言俏皮。
任情，以通俗幽默的作风闻名文坛，不但创作小说，更写了大量的知识小品文。他的《米老鼠与虞美人》（1942.2：9），写小事务员为讨好新来的上司一系列的幽暗心理和可笑行为，笔锋颇似契诃夫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但作者的目的很显然不是要暴露伪满洲国小事务员生活的艰辛和无奈，而是要画出一部分“没有自我，唯上司是瞻”的人的嘴脸，极尽幽默手段，让人们笑后有所反思。
由系的幽默小说《老山参》（1942.2：12）也是刻画小事务员的，但别有意味，绘出的是更远离公共空间的人类自身的某些不能自控的弱点，而仅仅是借助于小事务员的身份。
《诸葛苍叶》（1942.2：12）是也丽的一篇幽默小说，刻画了一个混事的小人物的人生几个片断，诸葛苍叶是个小知识分子，他在内心对自己的评语是：“饭堆饿死的货。”对外人，总是口中念着“彼一人也，吾亦人也，吾何不及彼哉。”内心有清醒自我认识，外面武装的却是强人逻辑，他乱钻乱串，从教育界到商界，结果笑话连连，到处碰壁。作者把这一切原因归于个人的品质和个性。小说中还刻画了另一个可笑人物——欧阳潜修，说起话来半文半白，看起来宽大仁厚，其实多计谋、较锱铢。这两个“宝贝”遇在一起，无限的过去时人物的笑话接连不断。小说从语言到人物形象甚至到人物的姓名，都有叫人忍俊不禁之处。
这里的幽默想象，远离现实，也无意抨击社会，旨在幽默技术和人性的某些模糊复杂之处，作品取得了幽默效果，但少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麒麟》武侠想象弱
《麒麟》中的武侠小说不甚了了，主要由华北作家来支撑。所见7篇，其中4篇来自于华北作家之手。其中徐春羽的《无双谱》，只刊载了一期就不知何故地停止了。杨六郎的《燕子李三》（1941.1—1942.1：7），更像社会实话小说。另外3篇东北作家的作品比较平庸，尼耶的《林大人私访仁和县》（1942.2：5）是轶话短篇，旧事重写，没有什么新意。延寿的《宦海侠踪》（1944.4：？—1944.4：？），没有超出“投师学艺、神奇武功、报仇”等武侠符号，而且仅是就武而武，就侠而侠，神异、玄怪、荒诞，既无社会也无情感，是篇平平之作。还好《麒麟》刊载了宫白羽、赵焕亭、徐春羽、杨六郎的作品，否则《麒麟》中的武侠真是无甚可看了。
尚武的东北，怎么少了武侠想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只能等待下回分解了。
由《麒麟》杂志来看，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作品，类型丰富，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这些作品的存在，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有写作者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但是这种迎合和妥协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大部分作品是走向了和其无关的韧性十足的不合作之路。同时这些作品还安慰了沦陷时期的东北民众，给他们平庸晦暗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学现象，还是应该提及，况且沙里淘金，尚有富有特色的作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