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的成年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成年礼故事大都附着在婚姻爱情故事中完成，但太子晋的成年礼故事更强调了成人立志成德与儿童游戏取乐的区别。《逸周书·太子晋》在文体上属于游艺性文体，在内容上属于成年礼故事，文体与内容的矛盾与统一正象征着儿童到成人的变化过程。
一
太子晋，即姬晋，为周灵王太子。记载太子晋事的先秦文献主要有《逸周书·太子晋》和《国语·周语下》，后来的子书、类书以及各种注解多引自这两处。《逸周书·太子晋》记叔誉、师旷与太子晋应答，据叔誉言其时在“太子晋行年十五”的时候。《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灵王（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45年在位）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榖水与洛水同时涨水，洪水激荡，威胁到周王宫的安全。周灵王欲壅堵二水，太子晋极力劝阻而不成。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说：“师旷与太子语事即在羊舌肸聘周之年，盖灵王之二十二年。”显然，《逸周书》中记载的是太子晋的成人故事，而《国语》的谏壅赤豆穀、洛是太子晋成人后干的第一件大事。
十五岁可以算成人吗？中国古代的成人以加冠为标志。关于加冠的年龄，二十而冠是古代的通说，《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内则》称“二十而冠”。《穀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但根据古代史料看，人的身份不同，所处地域不同，加冠的年龄也有区别。《国语·晋语六》记载“赵文子冠”，据考证赵武生年当在前591年，行冠礼在前574年，时赵武十七岁。（注：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75页。）《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襄公满十二岁后就举行了冠礼。杨宽还提到，秦国国君惠文王、昭襄王、秦始皇都是二十二岁举行冠礼。（注：杨宽：《西周史·冠礼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2～773页。）从鲁襄公与赵武的情况看，春秋时代东方地区可能有早冠的风俗。由此推定太子晋十五岁加冠，是符合春秋时代东方风尚的。
冠礼即古代中国的成人礼或成丁礼，它代表着性的成熟和志的确立。《孔子家语·本命解》：“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性成熟则有婚姻之礼。《周礼·大宗伯》：“以昏（婚）冠之礼，亲成男女。”《墨子·节用上》：“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若有特殊情况，未及年龄而婚，也必先行冠笄之礼。《太平御览》卷718引《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古代以加冠后成婚为有礼，《左传·襄公九年》记：“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太子晋年十七而卒，却有后嗣传下来。（注：《潜夫论·志氏姓篇》载，太子晋“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唐书·宰相世系表》称周灵王太子晋有“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则其加冠成婚应在十五岁左右。
冠礼更重要的是代表着志的确立。古人很强调立志，儿童入学除了学习知识、技能，还要注意立志，有了坚定的志向，才表示真正成人，可以行加冠礼了。古人称十五岁为成童，把它看成是培养意志的重要阶段。《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卢辩注：“束发，谓成童。”《礼记·内则》郑氏注：“成童，十五以上。”成童就是准成年人，“束发而就大学”就是要对他进行成人的培训。《白虎通·辟雍》：“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七八十五，阴阳备”指十五岁性成熟。“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指十五岁是一个人开始懂事的年龄，可以入大学参加成人立志培训。杨宽《西周史·冠礼新探》说，古代的冠礼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的。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需要在连续几年内，受到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坚强的毅力，具备充当氏族正式成员的条件。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如果训练后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得到成员应有的氏族权利，如参加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等，还必须履行成员应尽的义务，如参加主要的劳动生产和保卫本部落的战斗等。”（注：杨宽：《四周史·冠礼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0页。）成童十五入大学，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成人训练和考验。
但出身不同的孩子，其接受大学教育的年龄是有区别的。《礼记·内则》“十年出外就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十三学乐、诵诗、舞勺，这是参加大学的六艺教育了，孙希旦《集解》说：“盖古者公卿与庶民之子，其学不同：公卿之子以师氏所教者为小学，以成均为大学；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党之序为小学，以乡之庠为大学。公卿之子，其小学惟一，则其升于大学也速；庶民之子，其小学有三，则其递升于大学也迟。而又人之材质有敏钝，学业之成就有蚤暮，则其入大学固不可限以定期，大约自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皆入大学之岁也与？”（注：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70～771页。）孙氏推定十三到二十岁之间为古代贵族子弟接受成人培训的时期，也就是说，由儿童到成人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时间阈限，这是完全正确的。天子、诸侯之子接受教育的时间早，可以早进入成人期，如鲁襄公满十二岁后就可以加冠成婚，履行成年人的责任。按照这一传统，太子晋十三岁入大学，十五岁加冠成婚，应是十分正常的事。
《太子晋》记述的是太子晋的成年礼故事。赵逵夫先生《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将《橘颂》与《仪礼·士冠礼》之《士冠辞》联系起来，揭示出言志是冠礼的一项重要内容，令人信服地证明，《橘颂》是屈原行冠礼时的言志之作。（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屈原加冠明志的《橘颂》相似，《太子晋》中叔誉、师旷与太子晋游戏式的问答，寻求的就是对于成人之志的共识。
成人是要讲许多做人的规矩和责任的。《说苑·修文》：“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属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衎衎于进德修业之志。”在加冠礼前后的成人阈限内，为了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达到成人水准，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太子晋》所反映的是加冠礼后的一次检查。
二
加冠礼后，人们在给予新人以成人的尊重的同时，也要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和训诫新人。《礼记·冠义》记载，一个人举行加冠礼后，“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在《太子晋》中，叔誉、师旷见太子晋，都对太子晋给予了成人的尊重与礼敬，如师旷见太子晋，先在廷中，后被邀请才上堂就坐，就是按照成人之间见面的礼节。（注：姚际恒：《仪礼通论》云：“宾亦于庭中一见即出者，不敢径造主人之堂，亦不敢必主人之留己也。主人则必请见，而后宾乃反见。此则主人之礼当然也。斯乃相见于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十五岁的太子晋显然还不可能完全成人化，所以，他们的话语又具有适合于准成人的游戏性和训诫性。
“五称而三穷”是其游戏性最典型的表现。《太子晋》开头说，“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三穷”又作“五穷”，黄怀信校：“五穷，《初学记》、《文选注》、《潜夫论》、《御览》并作‘三穷’，此当误。”（注：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则以“三穷”为是。对“五称三穷”，黄怀信译文：“讲了五件事而三件辞穷”，（注：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闻玉译文：“讲了五件事有三件事无言以对。”（注：张闻玉：《逸周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译文都是就字面翻译，没有抓住原文的真正意思。“五称三穷”是就问答双方分说，称，称说，称量；“五称，说五事”，（注：《逸周书》孔晁注，见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有称有答，必有胜负，刘向《新序》云：“淳于髡等三称，驺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诎而去。”）即问方称说五件事或提出五个问题，看对方如何解答，以此称量出对方的水平。穷，穷窘，困屈；（注：《逸周书·官人》：“问则不对，佯为不穷”，穷是与问相对而言的。王礼锡《江西山歌与倒青山风俗》“广东有一个刘三妹，她肚子里的山歌最多，随便什么山歌她都能和得来，她能穷人，却从没有人能穷过她。”《文学周报》第306期；转引自朱介凡、娄子匡著《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北大立1967年版，第135页。）三穷指答方三次穷窘，答不出问题，被判定失败。武则天《昇仙太子碑》：“屈叔誉于三穷”，只就三穷立言，太子晋称说了三件事，叔誉都无言应对。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37引《帝王世纪》云：“晋平公使叔誉聘周，见太子晋，与之言，五胜之，叔誉三穷”，中间三句省略主语，若补齐，则为：“叔誉见太子晋，太子晋与之言，太子晋五胜之”，将“太子晋五胜之”与“叔誉三穷”合观，“五称三穷”的真正意思应为：叔誉称说五件事，太子晋五胜之；太子晋称说三件事，叔誉三穷。“五称三穷”应是一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辩游戏。《韩诗外传》卷六“天下之辩”条：“天下之辩，有三至五胜，而辞至为下。”孙诒让《札迻》卷二指出此出刘向《别录》，乃邹衍驳斥公孙龙子之徒之辞。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指出，“《公孙龙子》谢希声《序》亦载此文，盖录之《史记集解》，亦有可供参校之处。此《邹子》佚文，为古名家言，至可贵也。”（注：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别录》，确有齐使邹衍过赵，论“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的事。邹衍的话是对论辩之术的总结，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淳于髡五难驺忌的故事则是五称五胜的论辩实例。（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于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刘光民就主客问难这一点展开，研究了《太子晋》的文体及其影响，他说，《太子晋》是“先秦时代民间的客主赋”，而敦煌俗赋中，“《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等篇，体制与《太子晋解》是一样的。”（注：刘光民：《〈逸周书〉中的一篇战国古赋》，《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又见《古代说唱辨体析篇》附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可见，《太子晋》论辩故事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
在《太子晋》中，不仅太子晋与叔誉之间是五称三穷，太子晋与师旷之间也是五称三穷。师旷与太子晋之间五称三穷的问答构成全文的主体。师旷作为客人先问，一称：
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
这是见面语，表达仰慕之意，以此试探王子的处世态度和对人情世故的熟悉程度。王子作了谦逊而得体的回答。二称：
吾闻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骄，自晋如周，行不知劳。
师旷赞扬王子的谦逊，比之为古之君子，却又在谦逊与天下归心之间暗设难题。既然王子“见子而慑，尽忘吾度”，师旷又何必自晋如周呢？若师旷不必自晋如周，则晋何必服周，天下何必归周呢？王子赶紧表明自己的谦逊是出于谨慎，而正是这种谨慎才造成远人来欢的局面。领教了太子晋的应变能力，师旷不由得告善。三称：
古之君子，其行可则，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讨论历史，检验王子知识的广博。四称：
宣办各[名]命，异姓恶方，王侯君公，何以为尊，何以为上？
讨论名号，窥测王子的抱负。五称：
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闻物□□，下学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谁？
这个隐语，有些故意刁难的成分，太子晋也作了完满的回答。太子晋答完这五个问题后，师旷连连称善，承认提问失败。
接下来转入太子晋提问，一称：
大师何举足骤？
这个提问显得突然，今天的研究者们还把它作为前面问答的补充和收束，没有看出游戏的第二个阶段已经开始。师旷是熟悉五称三穷规则的，但他面对太子晋如此随口提出的生活化问题，一时也没有高妙的答案，只好搪塞说是“天寒足跼”。这样据实应对，毫无理趣，也就没有领会到对方提问的意图。从其入室歌《无射》所作的修正看，标准答案应是“好乐无荒”，即听了太子晋的回答，自己非常快乐，以至于举足骤。当然，这些都只是外文辞令，真正的答案是提问失败，意味着要“归声就、复与田”。二称：
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
这是追问师旷来访的真正原因。若说假话，是欺君，真话又说不出口，师旷不得不蹶然请归。师旷不回答问题，自动承认失败，问答可就此结束。但太子晋却遵守五称三穷的规则，发出第三称：
太师亦善御之？
师旷的回答又犯了着实的毛病，说“未之学”也就等于说答不出。至此，师旷三穷已足，答问也宣告失败，不得不表示臣服，礼赞道：“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
五称三穷，游戏结束了。接下来似乎应该是谈谈“归声就、复与田”，但太子晋却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还有小孩子的率真和好奇心，从而把底牌在师旷面前摊开了：
太师，何汝戏我乎？自太
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当时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闻汝之年长短，告吾。
此话的言外之意，潘振分析说：“见天命不可倖，天数不可知，隐以示王室之当尊，而周田之当复也。”这恐怕只是潘氏的想像之辞，至少师旷并没有按这个言外之意去回答。师旷看清了太子晋的底牌，自然以一个老牌政治家的谋略想在最后翻盘，保住既得利益，于是直陈“火色不寿”的看法。面对一个大预言家的话，太子晋失去了为生命最后拼争的信心，他说：
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
本是全胜的太子晋此时反而承认失败，全文以哀婉的语气作结。
《太子晋》既以五称三穷的游戏规则结构文章，最后又逸出规则之外来结束文章，这种既在游戏中又在游戏外的写法，赋予全文一种荒诞性。清代人已注意到《太子晋》在内容和体格方面的神异性。谢墉《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说：“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卢文弨校引谢墉语：“此篇诞而陋，与诸篇绝不类。”丁宗洛《管笺》云：“此篇于体近芜，为格似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小说的虚构性出发，对《太子晋》神异性作出了解释：《太子晋》“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胡念贻《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继承鲁迅的说法，对《太子晋》的虚构性进行了阐扬，将鲁迅的观点落到了实处。鲁、胡二人的说法若作为小说的溯源来看，是有道理的。如果因此就断言《太子晋》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代表，那就有些过头了。唐大沛曾针对谢墉的看法作出过解释：“谢所谓诞者，以太子晋预知死期耳。不知古来神圣之人类能先知，即武王亦云‘惟二圣告朕灵期’，何诞之有？所谓陋者，只太师‘何举足骤’及‘天寒足跔’一二戏言耳。不审篇中论古帝王皆有让，即欹词诗亦属雅音，何陋之有？”他的说法虽不能让我们完全心服，但“戏言”一词提醒我们可以从游戏角度来解读《太子晋》。
三
普通的士人加冠后，要去见国君，见乡大夫、乡先生而求教戒。《国语·晋语六》赵文子冠而见范文子，范文子说：“而今可以戒矣”，则教戒亦只对加冠后的成人，而不对童子。太子晋身份特殊，加冠后去见人或许可以免去，但别人来访，以成人之礼求见，趁机以观其志，这是免不了的。在《太子晋》中，以下几段话与太子晋的立志成德有关：
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相将而远，远人来驩，视道如尺。
如舜者天。舜成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而亡。此之谓天。如禹者圣。劳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与，必度其正，是之谓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
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曰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与物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
《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尘尘，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古之君子”段与“《诗》曰”段谈论的是君子治国的方法。太子晋是法定的天子继承人，学习治国之术，树立治国之志，这是太子身份对他的要求。在加冠礼上要进行三次加冠，实际就是授予他治理国家的权力，杨宽对《仪礼·士冠礼》“三加弥尊，谕其志也”的解说是：“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有服兵役的义务，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注：杨宽：《西周史·冠礼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太子晋加冠成人，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人们自然对他的治国才能和志向给予特别关注，故师旷借夸古之君子而引出太子晋言其君子治国之术。君子治国，首在至慎。慎有顺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云：“慎，假借为顺。”《逸周书·度训》：“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孙诒让《斠补》：“慎当读为顺，顺、慎音相近。”以慎治国就是要委积以顺于天、施（弛）关以顺于人。《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讲长民之理与此处的委积之道同：“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沈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圣王之慎即君子之慎，委积顺天，则人们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弛关顺人则出入无阻，往来方便。这样的政治自然能够吸引远人来欢。
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士大夫之间交往的一种方式。太子晋在与师旷问答中既鼓瑟歌《峤》，又引《诗》论御，显示出赋诗言志的纯熟技巧。“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尘尘，取予不疑。”这几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属于逸诗。《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齐之国景子曾赋之，名之为《辔之柔矣》。杜预注：“逸诗，见《周书》，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太子晋对着一个盲瞽大谈驾驭车马的办法，其意显然不在车马，而在于借车马论政治。礼、乐、射、御、书、数为官学之六艺，从官学毕业的贵族借御论政是十分正常的。赵逵夫先生在《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中曾论及屈原、荀子、韩非、唐勒等人作品中“以御车马喻治国”的问题，可以参看。（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524页。）
“如舜者天”段和“穆穆虞舜”段谈论的是历史上明君的作为，舜德如天，禹功似圣，文王仁而武王义。志向要与每个人的身份相符合，若臣仆而有为舜、禹之想，这是“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左传·昭公十二年》）将有灾祸降临。太子晋以天子继承人身份谈论这些古代的圣君贤王，“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左传·昭公九年》），他的志向显然是要做一个圣明仁爱的天子。《国语》记载，太子晋论共工、崇伯鲧违弃长民之道而废，伯禹、四岳顺从长民之道而兴；周人自后稷以来十八王靖民宁乱，安定周室天下；自厉王开始变更典章，其后十四王不断破坏，王室愈卑，周室天下已名存实亡。这段话将明王与幽王、兴王与亡王正反对比，全面地层示了太子晋的好恶追求，可以看作是他言志的补充。
“人生而重丈夫”段谈论的是成人的各种等级。太子晋知道，年龄上达到成年只是成人的第一步，这之后还有漫长的事业之路要走。士、伯、公、侯是人臣的成人之路，君、予一人、天子、天王、帝是君王的成人之路。如果说人臣还要致力于自然事物的应用和改造，君王则只关心合大众、来远人。太子晋立志为圣明天子，也就是把君、予一人、天子、天王、帝这五个等级作为自己的成人之路。能将成人大志进行细致的分解，确立每个阶段具体的努力目标，这说明太子晋的志向不是小孩子的空想，而是经过仔细的思考和严密的部署的，他完成志愿的计划是具有可行性的。
总起来看，太子晋的志向是偏重于道德政治的，这一志向与春秋中期的时代理想是相符合的。那时候，晋楚之间的争霸战已经打累了，人心思安，稍晚于太子晋的成年礼，春秋时代的第二次弭兵成功实现，务德而不兵争正是当时的政治目标。就人生理想言，春秋中期以前多以做武士为目标，而春秋中期以后多以文德为追求。晋文公时，文士尚少，郤榖 “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就可以担任中军元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到鲁襄公时，大夫而不知诗，就会被人当面痛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高厚歌诗不类，甚至酿成国际战争，引起诸侯“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七年》）。由武而文的变化在襄、昭时期的两代人身上表现出来。襄公十年，孟氏之臣秦堇父凭武力在逼阳之战中立下大功，脱离奴隶身份，升任孟献子车右。而其子丕兹则侍奉孔子，学习成为文士。（《左传·襄公十年》）当然，真正促成人生理想转变的人是孔子。他常常教学生要“志于仁”（《里仁》）、“志于道”（《里仁》），很重视引导学生言志。《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让颜渊、季路“各言尔志”，《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要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古化以《诗》教明志，（注：《国语·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孔子也以《诗》为重要教材，他称道君子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突出了志向教育。而太子晋的言志可以看作是孔子教育目标的先声。
太子晋的志向并没有实现，言志后第三年他就“上宾于帝所”。更关键的是太子晋虽有成人之志和实现志向的计划，却缺乏完成计划、实现理想的信心。他看到的现实是东周王室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已经衰变为春秋时代的一个弱小诸侯，完全失去了收回王权的经济基础，加上社会上流行着“一姓不再兴”（《国语·周语下》）的传言，周王室就连中兴的舆论支持也丧失了。太子虽有大志，却看不见希望，他说：“自太昊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彻底放弃了为理想奋斗的想法，这应是他在游戏中全胜之后，又在现实中败于师旷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太子晋的失败只是东周王室失败的一个缩影。在人们心目中，太子晋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应验人物，是衰弱的东周朝廷复兴的希望所在，却不幸短命而死，孔子闻之曰：“惜夫！杀吾君也。”（注：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世人不忍闻其死，以其自预去期而称“王子乔仙”，（注：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引《列仙传》。）唐武则天尚封之为“升仙太子”，（注：《旧唐书·礼仪志》。）立升仙太子碑以为纪念。这都是出于对太子晋有志而不能实现的惋惜之情。
《太子晋》是《逸周书》中有明显时间标记的最晚的一篇，其创作时地直接关系到《逸周书》的编辑问题，非常重要。若仅把它看成一篇虚构的小说，则失去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而从上文的论述看，《太子晋》的每一个思想都可以在春秋时代找到对应的观念，要说它完全出于后人的虚构，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四库总目提要》以为“太子晋事，当成于灵王以后”。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从《太子晋》篇末：“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推测该篇“亦似晋史之辞”。笔者以为，《太子晋》写作的时间、地点是我们推测《逸周书》编辑的一个重要据点，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关于《逸周书》的编辑，可参看拙文《逸周书的异名与编辑》，《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