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统一”、“文学革命quot;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中文系论文,国语论文,课程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3－0068－12
一
“国语统一”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如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那样重要。据“国语统一”运动的亲历者黎锦熙翔实的《国语运动史纲》所示，“国语运动”开始于1897年，先知者的宣传当属1896年11月《时务报》上刊出的维新派梁启超的《沈氏音书序》，文中提出：“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① 即随后所谓的“言文一致”。当时虽无“国语”之说，但在对“白话”重视的言论中，和“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呼声里，都蕴含着对新的思想和新的文体的期待。裘廷梁在《论白话是维新之本》一文中，把中国不富强的原因归结为“此文言之为害矣”②。黄遵宪主张的“我手写吾口”③ 和梁启超的“新文体”，为诗体的解放和文体的解放，开启了一条尝试的路子。
1903年叫出“国语统一”④ 这个口号的是“桐城派”后期作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同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上书袁世凯，请他奏明皇上，“颁行官话字母，设立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⑤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由南京北迁后，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便着手准备成立“读音统一会”。12月，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八条。章程确立了读音统一会的职责，就是要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作为“国音”。同时议定各省两名代表，蒙、藏和华侨各一名，专家若干人，于1913年2月15日—5月22日，在北京开会，审定生字读音和注音字母⑥。
1915年，教育部总长张一麐（公绂），呈请袁世凯批准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所长王璞），希望能够“借语言以改造文字，即借文字以统一语言；期以十年普及全国”⑦。
同时，“文学革命”的问题在美国的留学生胡适、梅光迪等人中开始引起讨论。国内以《甲寅》派政论家黄远庸（远生）的主张最为明确。他在为梁漱溟《晚周汉魏文钞》写的序言和《新旧思想之冲突》、《致〈甲寅〉杂志记者》等文章中，指出：“今欲发挥感情，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⑧ “今欲浚发智虑，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⑨ 特别是他的《致〈甲寅〉杂志记者》两封信，被胡适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⑩。
1916年10月，黎锦熙、汪懋祖、朱文熊、彭清鹏等在京人士成立中华国语研究会(11)。1917年12月11日，黎锦熙、陈颂平、董茂堂等国语研究会成员，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胡适等联合，在国史编纂处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席指导(12)。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刊发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掀起文学革命的浪潮，极大地引发了社会的文化变革，并推进了国语运动的展开。胡适也一下子被推到了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的潮头。
刊发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文，胡适首先强调，自己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听提出的八不主义，都是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13)
现在胡适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为肯定的口气，又作出四条概括：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4)
胡适明确强调，他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要做到这一点，胡适特意提出了这个完备的方案（节录）：
（一）工具：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二）方法：（1）集收材料的方法：推广材料的区域；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2）结构的方法：剪裁；布局。（3）描写的方法：写人；写境；写事；写情。（4）翻译西洋文学：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三）创造。(15)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一书中特别强调，胡适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6)。
1918年11月23日，以教育部总长傅增湘（沅叔）的名义，颁布《教育部令第七五号》，正式公布注音字母。1919年，“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仅“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就增加至九千八百零八人(17)。1920年，“国语研究会”的会员达一万二千人。1921年，“国语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支部。1922年，“国语研究会”出版了会刊《国语月刊》。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与此同时，新文学阵营的文学社团大量涌现，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二
胡适因文学革命的首倡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这是他由文学革命向“国语统一”和国语教育渗透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为此，胡适十分积极地为“国语统一”献计献策。1919年11月29日，他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了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新案(18)。这份由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作为“提议人”，并由胡适最后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在1920年2月，以《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作为“训令第53号”发出：训令称此令是“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而颁发(19)。
1919年11月30日，胡适开始为“国语统一筹备会”(20) 起草议案。12月21日，继续为“国语统一筹备会”(21) 谋划相关事宜。1920年5月21—25日，“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大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各项议案得以顺利通过(22)。依照章程，此次会议上推举张一麐为会长，袁希涛、吴敬恒为副会长。
其中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等提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中的“第三件事”为“改编小学”课本。理由是：“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23)
这项1919年底已经议定的议案，先行由“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呈部施行。1920年1月24日以代理教育部总长（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治芗）的名义，发出《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
案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该会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请予采择施行；又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迅予议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转令遵照办理可也。(24)
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25)
同日发出《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全国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次授以简单语词语句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篇章之构成。并采用表演、问答、谈话、辩论诸法，使练习语言。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序。其材料，择其适应儿童心理并生活上所必需者用之。”(26)
同年四月，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国语的人，在北京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适在这里面讲演十几次。他在为这个讲习所《同学录》写的序言中强调：“推行国语便是定国语标准的唯一方法；等到定了标准再推行国语，是不可能的事。”(27)
此后，胡适被聘为中小学十一年学制方案的起草人(28)。随之胡适有意识地将国语由小学教育、大学教育试验，整理国故和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尝试，做一整合，并推向整个国民教育。试图将文学的雅俗、教育的长幼、学术的新旧，完全打通，以求新文化运动状态下全社会的动员。他在1921年8月5日《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的演讲中有如此明确的思路：
一、国语运动：（1）白话报时代：以白话为“开通民智”的利器。（2）字母时代：以简字或拼音文字为不识字人求知识的利器。（3）读音统一会：谋国语的统一，作注音字母。（4）国语研究会：①推行注音字母。②以国语作教科书。（5）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6）联合运动：今日与今后。
二、国语教育：（1）国语不止是注音字母。（2）国语教育不单是把文言教科书翻成白话。（3）国语教育当注重“儿童的文学”，当根本推翻现在的小学教科书。卢骚说，“教育儿童不可图节省时间，当糟蹋时间。”此意最宜注意。(29)
国语统一运动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势力是在北京的几位大学教授组成的“数人会”。1925年9月26日，有志于研究国音与国语的黎锦熙、刘复、林语堂、赵元任、钱玄同、汪怡六人成立此会，相约每月开会一次，每人担任轮值主席，拿一个问题来讨论(30)。其中汪怡对注音和速记贡献尤多。
至1926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31)。
“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合流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显现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各个层面，同时也带动了图书出版、报刊传媒的迅猛发展。一切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仅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程、语言课程建设而言，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清华学校（大学）的教授们，贡献最大，并由此带动方言调查、歌谣的搜集整理。随之而起的殷商考古、敦煌文献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整理和方言调查，共同形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文献整理”＋“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模式，将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提升到参与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支柱地位，使得科学落后的中国，因自身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崛起，而能够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北京大学也因此而确立了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近百年来的绝对强势。
三
但“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合流的历史进程，也遭遇了反对之声。因为“思想解放即从文字的解决而来；解决之后，新机固然大启，就是一切旧有的东西，都各自露其本来面目”(32)。林纾文化贵族式的傲慢与偏见，以及由此发出的谩骂，引起了新文化阵营的强力反攻。他的这种反对力量，反而加速了“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的进程。
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创办的《学衡》，针对胡适及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开火，1924年11月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代表反“国语”势力的章士钊到京就任司法总长，并于次年4月15日兼任教育总长，以《甲寅》摆出“虎阵”，成为“国语运动的拦路虎”(33)。反对力量形成南北夹击新文学和国语运动的声势。针对反“国语”、反“新文学”的势力，胡适坦然应对。他在1922年所著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认为：文学革命已经大胜，过了讨论的时期，进入创作的试验和收获期了，反对党已经破产(34)。黎锦熙说他们新文化阵营应对反对势力的联合作战计划，是布出了三道防线：白话文、国语教科书（包括一切国语读物）、教育法令。黎锦熙特别强调白话文是第一道防线：“担任的军队是急先锋的新文学家，不曾落伍的教育界，受了训练的青年们。总司令胡适之（胡先生担任这路总司令，并不是谁派的，也不是大家推举的，尤不是他自己要干的，乃是敌军只认他为总司令）。”(34) 因为《学衡》、《甲寅》的火力就是直接对准他发的。
这时，出阵迎敌的先锋大将，仍是钱玄同。当年，文学革命初澜，他欲置“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于死地；如今是在《京报》上创办《国语周刊》，作为“大家发表关于国语的言论机关”和与敌人交火的阵地。1925年6月14日《国语周刊》的“发刊辞”中说道：
1.我们相信这几年来的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国民才能彼此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的情感思想才能自由表达。所以我们对于最近“古文”和“学校的文言文课本”阴谋复辟，认为有扑灭它之必要；我们要和那些僵尸魔鬼决斗，拼个你死我活！
2.我们相信正则的国语应该以民众的活语言为基础，因为它是活泼的，美丽的，纯任自然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在那种由古文蜕化的国语，认为不能满足；我们要根据活语言来建立新国语。
3.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今后之为存为亡，全靠民众之觉醒与否；而唤醒民众，实为知识阶级唯一之使命……讲到唤醒民众，必须用民众的活语言和文艺，才能使他们真切地了解……(35)
《国语周刊》先是作为《京报》副刊之一种出版。自1925年6月14日—12月27日，共出版29期。1926年4月，《京报》也被张作霖查封停刊。1931年9月5日《国语周刊》又作为《世界日报》的副刊新出第1期。以后一直出到300期（1937年7月）(36)。抗战期间，《国语周刊》在陕西南郑复刊（1941年3月8日），1944年1月改在甘肃兰州，又相继出版发行60期（1941年3月8日—1946年5月10日）。
1925年9月2日钱玄同在为顾颉刚编选的《吴歌甲集》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认为的“国语应该具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他说自己有“国语热”，所以连带着有“国语文学热”：“我极相信文学作品对于语言文章有莫大的功用，它是语言文章的血液。语言文章缺少了它，便成了枯槁无味的语言文章：低能儿的语言。”国语文学应当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37)。
三年前，《学衡》出来反对新文学与新文化时，鲁迅、周作人都有积极的回击。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翼谋、胡梦华的言论都引起了周氏兄弟尖锐的批评。鲁迅（署名“风声”）在《晨报副镌》上的文章就有：《估〈学衡〉》（1922年2月9日）、《“一是之学说”》（1922年11月3日）、《对于批评家的希望》（1922年11月9日）、《反对“含泪”的批评家》（1922年11月17日）。
同年，周作人以“式芬”的笔名在2月4日《晨报副镌》和2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评尝试集〉匡谬》。胡适在日记上认为周的文章是持中的，公正的。2月12日周作人又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镌》刊出《国粹与欧化》，反对梅光迪关于模仿的主张。4月23日《晨报副镌》又刊出周作人（仲密）的《思想界的倾向》，他悲观地说：“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因仲密文章中提到《学衡》，所以胡适在27日《晨报副镌》上刊出《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做针对性的回应。他说梅光迪、胡先骕“不曾趋时而变新，我们也不必疑他背时而复古”。“知道梅、胡的人，都知道他们仍然七八年前的梅、胡。他们代表的倾向，并不是现在与将来的倾向，其实只是七八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倾向。不幸《学衡》在冰桶里搁置了好几年，迟到一九二二年方才出来，遂致引起仲密君的误解了。”(38)
随后周作人变换笔名又刊登多篇批评文章，仅《晨报副镌》上就有多篇。沈雁冰针对梅光迪及其他“学衡派”同人也有多次尖锐的批评(39)。
如今周作人是《国语周刊》的作者，同时针对《甲寅》的反对之声，写了多篇回击文章。鲁迅和胡适的态度相似，不屑与复古势力和反对新文学的章士钊等再战。他在给《国语周刊》主编钱玄同的信中说道：“此辈已经不值驳诘，白话之前途，只在多出作品，使内容日见充实而已。”(40) 同时在1925年8月28日《莽原》周刊第19期上刊发的《答KS君》一文中，再次强调：“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41)
四
从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经晚清到民国初年（1912）教育部《大学令》确立的文、理、法、商、医、农、工的“七科”之学的转变，中国文学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趋独立。北京大学（前京师大学堂）的文科“课程”设置，也就自然成为国内新起大学的效仿榜样。这里，我专门找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系1919年9月—1920年6月的学年（一二三年级）课程：
科学概论（一、二，王星拱）；哲学史大纲（一，胡适）；社会学大意（一、二、三，陶孟和）；文字学（二、三，钱玄同）；文学史（三，吴梅）；文学史（二，刘毓盤）；中国诗文名著选（一，朱希祖）；中国文学史（一，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一，朱希祖）；欧洲文学史（一，周作人）；十九世纪文学史（二，周作人）；诗（二、三，黄节）；文（二、三，刘毓盤）；词曲（二、三，吴梅）(42)
这份课程表中没有刘师培和黄侃。因为刘师培此时病重，1919年11月20日病逝。黄侃1919年7月底即离开北大到武昌高师任教(43)。
据北京大学1921年10月制定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所示，此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已经为现代大学中文系确立了基本的课程模式和内容，并且是循序渐进，层次分明。一年级开设必修课程4门。为沈兼士、马裕藻“文字学概要”，“说明音形义之大略，俾得应用之以读古书”；马裕藻“古籍校读法（乙）”，“述前代学者治学之方法”；朱希祖“文学史概要（乙）”，“说明中国文学之流别及其利弊”；吴虞、刘毓盤“诗文名著选”，“选授历代诗文之名著，藉以知文学之梗概”。注重大面和源流，传授的是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和治学的基本方法。二三年级开设选修课程17门(44)、补修课程6门(45)，涉及经史子集、中外文学史（通、专兼有）、文字声律、古籍校读各方面。还拟随时增设“文学概论、经学通论、古文家学说、解诂之文、一切解经诂史之文、小说、诗史、小说史（乙）、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又准备逐渐增设“中国文学之特别研究科目”，含“文字学”、“纯文学”和“杂文学之类”（此在后来又统称为“古籍校订”或“文献学”）(46)。“指导书”对学生学习方法也有明确规定，要求学生“必须兼作札记”，或“得自由为作文之练习”(47)。
这份课程表和课程指导书中的教师，黄节（《兼葭楼诗》）、刘毓盤（《濯绛宦词》）、张尔田（《初日山房诗集》）、吴梅（《霜崖诗录》、《霜崖曲录》、《霜崖词录》）都是诗人，擅长诗词或戏曲，且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有专门的研究。
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崔适、陈汉章、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均是浙江人，且均为章太炎的同学或门生，所以被视为浙江派取代“桐城派”文人，控制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日后教育界闹风潮时，出现的“某籍某系”之说便是此现象的特指。
王星拱、陶孟和留学英国，胡适留学美国，萧友梅留学日本、德国，其他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除四川人吴虞外，多为章太炎的弟子。他们与晚清反满革命有关，自然也与浙人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北京大学校长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都是新文学作家，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虽不创作新文学作品，但是新文学阵营的盟友。萧友梅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吴虞是被胡适称之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们共同处在新文化的阵营里。
特别是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这门课，是先在哲学系赢得信誉，才在中文系开设，并成为文科的品牌课程的。1917年9月留美归来进入北京大学的胡适，知道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人的国学基础均在他之上。原来讲中国哲学的陈汉章，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洪范”。胡适接课后，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第一讲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丢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讲起。这样一改，对一般人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所言，正是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的思想方法，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和支持，站稳了北大的讲台。五四运动中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罗家伦、杨振声等最著名的几个人物都是他的门生。学生中的傅斯年（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杨振声（青岛大学校长），后来成为著名大学的校长，承传他的办学理念，聘请新文学作家到大学执教（朱自清、俞平伯进清华，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进青岛大学等），并将新文学研究和创作指导，推进到大学中文系。胡适还推荐新文学作家陈源（西滢）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使得沈从文、苏雪林得以被聘任，并将“新文学研究”课开进武大。
1921年10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之两名称并存，1922年12月6日两校评议会、教授会联席会议通过，南京高师归入东南大学。国文系首任系主任是原两江师范学堂学生、1917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又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陈中凡（钟凡）。他实际是回自己的母校任教。吴梅是从北京大学到东南大学执教，所以他的词曲课从北大开到东大。
据1923年4月印行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所示，此时（1923年1月统计）国文系的师资为：陈钟凡（斠玄，系主任、教授）；顾实（惕森，国文教授）；陈去病（佩忍，诗赋散文教授）：吴梅（瞿安，词曲国文教授）；周盤（铭三，国语主任教员）；邵祖平（潭秋，国文助教）；周澂（哲凖，国文助教）。其课程开设可以参考和比拟的只有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它开设的课程分为本科学生课程（第一类）(48)、辅系学生自选课程（第二类）(49)、他科学生自选课程（第三类）(50) 和本科学生研究科目（第四类、第五类）(51)。这五类课程是国文系学生所必修、选修的课，之所以又分出类别中第二类、第三类，是分别供同学科辅系（如历史、哲学）学生和不同学科的他科学生选修的。
相同之处显而易见，这是东南大学学习北京大学，取法北京大学的结果。因为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其首先创办的示范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计划开设的“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大势所趋，这恰恰是东南大学“学衡派”成员所排斥、所反对的东西，而此时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教授梅光迪、吴宓正主持《学衡》杂志。国文系的任课教授中，陈去病、顾实曾留学日本，其中陈去病又是“南社”著名诗人。此时顾实还撰写有《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52)，其主旨与北京大学同人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主张，特别是与《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民国九年十月）(53) 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份计划书的撰写者马叙伦、顾实虽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且都受章太炎的影响，却在精神上不一致。“古史辨”的讨论，就是在北京大学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之间展开的。古史观念中南北分歧被顾颉刚称之为“精神上的不一致”(54)。这就形成了胡适所说的：“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然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55)
晚清的排满革命运动中，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强调并提升汉语言文字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民族革命的一种文化力量的整合和斗争策略，但进入民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以白话为主体的“国语统一”运动和“新文学”建设，极大地消解了章黄学派的地位和学术范式。1928年黄侃到中央大学后对传统“小学”的坚守和章太炎始终排斥甲骨文，都是文化守成的明显实例。
据1923年4月印行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所示，国文系为配合新兴的国语运动，特别是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小学一二年级课本废除古文改用国语后的实际需要，为该系国语组开设了“注音国语、实用国语会话、国语语法、国语教学法、小学国语试验、国语语言学、中国语音史、中国语言史、方言研究、国语问题”10门课程。
原南京高师的课程是师范体系，国立东南大学成为综合大学之后，这份国文系课程，是陈中凡参照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设置而制定的。特别是为国语组开设的10门课程，更是国文系系主任陈中凡受北京大学的影响，顺应时代潮流的反映。但他1924年11月到新成立的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后，东南大学国语组的课程体系便落空了。他也再没能回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也就一直处在排斥新文学并不允许其进入课程体系中的保守状态。
此时南京东南大学的学生来源，保留了1902年南京兴学时三江（江苏、安徽、江西）师范学堂的生源特点，又增加了浙江的学生。这样一来，在东南大学读书的学生中有江淮方言、吴方言、徽州方言、赣方言、客家话（部分江西学生）等几大语言壁垒。因之在大学和师范教育系统首先推行的国语运动，是新文化—新文学进入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教育普及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实际上，东南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有许多理想的成分，有“取法乎上”的较高要求。如当时的师资就根本无法开出“本国人论东西洋各国之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之情形”这样的课程。193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有类似“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之情形”的课程开出。如曾留学英法的刘复所开的“欧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曾留学日本的钱稻孙所开的“日本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
五
历史进入1930年代后，“国语统一”被“革命文学”及“文艺大众化”运动所挟持，进而有些更为激进的态势。此时的“国语统一”主要依靠教育法令和教科书来保障。其中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者，大都是新文学作家和语文教育家，具有中小学教育的实际经验。如“开明本”的教科书，就是叶绍钧、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俞平伯、刘大白等当年白马湖畔“春晖中学”同人努力的结果。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刘大白随后在大学中文系继续推进新文学研究和课程的开设。
1931年9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的课程，从内容来看，可谓与时俱进，对1921年的课程有较多的修改，引进了许多新课。它在共同必修课科目“国文字声韵概要（沈兼士、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附实习）（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附实习）（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冯淑兰）”之外，还开设了A、B、C三类“分类必修及选修科目”。A类为语言学科的课程。语言文字学研究一直是北京大学的强项，并形成传统；尤其是满、蒙、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他们的特色。实际上，三类课程就是语言文字(56)、文学(57)、古籍校订(58) 三组。另外，课程还对文学系学生“必须选修外国语文一二种”和一年级学生须选用“国语”作文，以及大四开始写作毕业论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59)。
其中，开设“中日韩字音沿革比较研究”的金九经是朝鲜人。他与此前到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今首尔大学）法文学部任中国语讲师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毕业生魏建功相识（1927年）。金九经1927年9月辞去帝国大学图书馆的职位，1928年到北京求职，经魏建功介绍，住在未名社。他在北京结识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稻孙、刘半农、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等。1928年，魏建功回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随后便介绍金九经到北大教授日语和朝鲜语。在北京期间金九经帮助胡适校写整理出版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胡适从伦敦大英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带回的两个影印本）(60)。他也曾到沈阳、长春的大学任教，辑译《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回国后从教于京城帝国大学。
仅从上述开课的教师看，俞平伯、刘复（半农）、冯淑兰（沅君）、傅斯年、魏建功、周作人、钱玄同都是新文学作家。刘复所开的“语音学实验”就是从英法大学学来的。相比之下，此时由东南大学易名中央大学的国文系，则是绝对排斥新文学的。
而上述课程表所列的“新文艺试作（单位未定）”，一周后就得到落实。在《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24日、25日、26日连续登出1931年9月23日拟定的“国文学系布告”：
新文艺试作一科暂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每组功课暂定为一单位（每一单位一小时或二小时）。诸生愿选习此科者，可各择定一组（多至两组）。将平日作品一篇缴至国文系教授会，俟担任指导教员作评阅后加以甄别。合格者由本学系布告（其一时未能合格者可至下学期再以作品请求甄别）。学年终了时，以试作之平均分作为成绩（但中途对于试作不努力者，如作辍无恒或草率从事之类，得令其停止试作）
本学年担任指导教员
散文（胡适 周作人 俞平伯）、诗歌（徐志摩 孙大雨）、小说（冯文炳）、戏曲（余上沅）
（以后增聘教员，随时由本学系布告）
九月二十三日(61)
北京大学的文学课如此，语言文字学科的强势也在逐步扩大。据长期追随钱玄同从事“国语运动”的魏建功所述，1919年罗常培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升入哲学门研究生），他入北京大学预科；随之他便参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国语运动”的国语推广。19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曾参与过新文学运动的老一辈教授，多不再在课堂第一线执教，课程转进一个新阶段，开始分文学、语言文字、古籍校订三组。他和罗常培于1936年合拟的《中国文学系语言文字学组课程总纲》分为中国语言学(62)、中国文字学(63)，并细分为23门课程。
这一课程纲要长期指导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科。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的语言学科，北京大学始终保持绝对的强势，是有历史积淀和学术传承的。至于“现代汉语”取代“国语”，“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作为课程名称的时间及客观因素，随后将着重讨论。
六
相对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而言，由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改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就显得保守多了。如1932年秋冬学期（1932年9月—1933年1月）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一览：
各体文选一（钱子厚）；各体文选二（黄耀先）：国学概论一（钱子厚）；国学概论二（黄耀先）；方言（或文字学，汪旭初）；文学史纲要（胡小石）；目录学（汪辟疆）；修辞学（王晓湘）；文学研究法（黄季刚）；练习作文（王伯沆）；汉书（黄季刚）；音韵学（黄季刚）；周以后文学（胡小石）；诗歌史（汪辟疆）；唐诗（陈仲子）；诗名著选（汪辟疆）；乐府通论（王晓湘）；宋诗（陈仲子）；词曲史（王晓湘）；词学通论（吴瞿安）；专家词（梦窗，吴瞿安）；南北词简谱（南词，吴瞿安）；论孟举要（王伯沆）；毛诗（陈仲子）；庄子（徐哲东）；左传（徐哲东）；书经举要（王伯沆）；汉魏六朝诗（伍叔傥）；钟鼎释文名著选（胡小石）；楚辞（徐哲东）(64)
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相比，中央大学没有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差别很大。1928年中央大学所确立的课程中有“甲骨文研究”，这是19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王国维、陈寅恪所达成共识并反复强调的“三大新学问”之一。但这一学期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没有开设，随后长时间也没能开设，只有胡小石开了“钟鼎释文名著选”。这与“章黄学派”排斥甲骨文有关(65)。汪旭初（东）、黄季刚（侃）为章太炎的弟子；汪旭初还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
与此同时，也是相邻学校的私立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就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有趋同的地方。这是教会大学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另一表现形态。该系的师资为：胡光炜（小石，兼任教授）；佘贤勋（磊霞，讲师）；吴梅（瞿安，兼任教授）；吴徵铸（白匋，助教）；胡翔冬（俊，教授）；高炳春（柳桥，讲师）；张守义（君宜，讲师）；黄侃（季刚，兼任教授）；刘继宣（确杲，教授）；章树东（助理员）(66)。其中三位兼任教授，都是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以下课程的具体内容可以显示出两校中国文学系的区别：
补习班国文；各体文选（上下）；文字学大纲；目录学；文学概论；现代文艺；古代诗选；唐诗选；赋选；高等作文；文学史（上下）；词选；诸子文选；小说选；小说概论及小说史；文艺批评；说文；声韵学；训诂学；经学通论及经学历史；诗学概论；词学通论及词史；金元戏曲选；曲学概论及曲史；专家词；屈原赋；专家诗；专家文；甲骨文；钟鼎文；专经研究；诸子专著研究；佛教文学；国文教学法；毕业论文(67)
这里的“现代文艺”，是“讲授近代文学之源流及转变趋势并选读批评近代文学家作品”。“高等作文”是“讲授国文作法每两周并须作文一次以资实习”。“国文教学法”是“研究教材之选择及支配并实习教授方法”。所谓“现代文艺”和“国文作法”以及“国文教学法”都是新的东西，与国语运动和新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课程中的“甲骨文”为胡小石所开设，在保守的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没法开，他只好在私立金陵大学中文系开讲。
综上所示，现代大学“七科”之学的确立，有六科都是纯粹的西学。大学学科建制过程中，日本师范教育（1912年确立的六所高等师范：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沈阳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体制的影响逐步消退，被德国和美国的学科体制取代。1927年以后，除北京高师变为师范大学外，都改制为综合大学。各家中国文学系也取法北京大学的中文系课程体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趋独立。我此前曾专门讨论过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六所国立大学中文系1930年代的课程，分辨了各校中文系课程的差异及原因。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文系的课程最具中国特色，具有和西学并立、对峙的强势。中国语言、文学和典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和精神传承的依托。中文系课程由北京大学所确立的文学课、语言课、典籍整理三个板块，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重建和多民族团结融合过程中，各家大学中文系取法的依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来一直坚持这种学科建制。同时，国语统一、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新的课程，以及“三大新学问”也进入中文系的课程体系，强化了中文系学科的前沿性、时代性和学术性，造就出陈寅恪所看重的掌握“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得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一代学人；同时也实现了胡适所希望的中国人自己的人文学科与西方人文学科的平等对话。
注释：
①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1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1936年版影印），第2页。
②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99—403页。
③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1，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5页。
④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97页。
⑤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99页。近有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37页）详论此事。
⑥⑦ 黎锦熙：《论注音字母》，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363—364，374页。
⑧⑨ 黄远庸：《〈晚周汉魏文钞〉序》，《远生遗著》卷2，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此据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356页。
⑩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
(11)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125—126页。
(12) 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202页。
(13)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53页。
(1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53页。引文稍有省略，省略部分为胡适把“八不主义”改为肯定口气的说明。
(15)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60—68页。
(16)(17)(23)(2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128，128—129，152，153页。
(18)(20)(21)(22) 胡适：《日记·1919年》，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25，26，43，173—174页。
(19) 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240页。
(25)(27)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224，227页。
(26)(31)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153，182—193页。
(28) 胡适：《日记·1928年》，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116页。
(29) 胡适：《日记·1921年》，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399—400页。
(30) 钱玄同：《记数人会》，《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3页。
(32)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第128页。
(33) 魏建功：《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国语周刊》第12期，1925年8月30日。《魏建功文集》第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3—434页。魏建功在《继往开来出力多》一文中说自己是1928年回北京大学服务，“追随本师钱玄同先生从事‘国语运动’”。《魏建功文集》第5卷，第589页。
(3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第342页。
(35) 《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56—157页。
(36) 《国语周刊》南郑版第1期（民国三十年三月八日）有黎锦熙著《国语周刊南郑版发刊词》，开头说：“国语周刊是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一个机关报，是民国二十年九月在北平发刊的，到二十六年七月，恰出到三百期，而‘七七’国难□，停版。二十九年七月，教育部令本会扩大组织，调整工作，召开第二届全体大会于重庆，本刊就在二十九年双十节的前一日，□刊于中央日报。”若按照黎锦熙的话，是出版300期，但就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是到第286期（1937年4月3日）。
(37) 钱玄同：《〈吴歌甲集〉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61—373页。此序言的摘录先刊发在1925年9月6日《国语周刊》第13期上。
(38) 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第265页。此问题的详论参见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48—450页。
(39) 郎损：《评梅光迪之所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9期（1922年2月21日）。郎损：《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0期（1922年3月1日）。郎损：《驳反对白话诗者》，《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11日）。冰：《“写实小说之流弊”？》，《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4期（1922年11月1日）。雁冰：《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文学周报》第121期（1924年5月12日）。
(40) 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2页。
(41) 鲁迅：《答KS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112页。
(42) 《文科中国文学系第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5日。
(43) 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15页。
(44) 包括：文字学A音韵（乙），钱玄同；文字学B形义，沈兼士；经学通论A今文家学说，崔适；经学通论B不分今古文家学说，陈汉章；史传之文（或选读各史，或专读一史，或兼读数史），张尔田；诸子之文（或选读各家论文，或专读一家，或兼读数家），吴虞；诗（乙），黄节；骚赋，词，刘毓盤；戏曲，吴梅；杂文；吴虞；外国文学书之选读，周作人；戏曲史，吴梅；词史，刘毓盤；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普通音理及和声学初步，萧友梅；中国古声律（凡今日以前中国所传之声律皆属），吴梅。详见《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3日。沈按：因课表占据大量篇幅，故将课表分解缕述，课时和学分略。文中相关部分均同此例。
(45) 包括：文学史概要（甲），朱希祖；古籍校读法（甲），马裕藻；以上为二年生补修之科目。文字学（音韵）（甲），钱玄同；诗（甲），黄节；戏曲（甲），吴梅；小说史（甲），周树人。详见《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3日。
(46) “文字学”包括：甲骨金石文字及说文解字诸书；古韵学及切韵以降韵学诸书；尔雅以次诂训诸书；发音学之研究；闰音之研究；方言之研究；语法之研究。“纯文学”包括：诗经；乐府诗；骚赋；古今谣谚；两汉迄唐诸名家诗；唐以降诸名家诗；唐以降诸名家律诗；唐宋金元以降诸名家词（附清）；元明清诸名家戏曲；唐以前诸小说；唐以后诸小说。“杂文学”包括：书礼周官左传国语及汉以前诸史志；两汉迄唐史志诸书（正史以外诸史志皆属之）；唐律等书；易春秋及周秦诸子（儒、道、墨、名、法及其他）；唐以前儒名法及杂家；魏晋玄言；佛学经论译者；两汉迄唐议礼论政之文；宋明诸儒语录；周髀算经及九章算术诸书；素问灵枢诸书；大小戴记及春秋公羊谷梁传；两汉迄唐解经诂史之文；唐宋人笔记；清儒考订之文；昭明文选派之文：唐宋八家及桐城派之文。详见《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3日。
(47) 《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3日。
(48) 包括：国学概要一（群经通论）；国学概要二（诸子通论）；国学概要三（史传通论）；国学概要四（典籍总略）；散文一（经典解诂之文）；散文二（学术思想之文）；散文三（传记之文）；散文四（书牍杂文）；古今诗选；历代赋选；词选；曲选；小说选。课程有详细的内容，这里引用文字有省略。详见《国立东南大学一览》，东南大学编印，1923年4月（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此史料我第一次使用是在《文科建制与中文系课程设置的经典化过程——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文学评论丛刊》2008年第1期。
(49) 包括：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文章学；诗赋通论；词学通论；历代文评。详见《国立东南大学一览》，东南大学编印，1923年4月（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50) 包括：中国文学史；诗赋史；词史；曲剧史；小说史。详见《国立东南大学一览》，东南大学编印，1923年4月（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51) 包括：三礼文；春秋三传文；论语文；群经文；国策文；史记文；汉书文；三国志文；晋书宋书文；老子文；庄子文；墨子文；孟子文；荀子文；韩非子文；吕子文；周秦诸子文；贾谊文；淮南文；扬雄文；曹植文；陆机文；汉魏名家文；六朝文；韩愈文；柳宗元文；唐宋名家文；文选派之文；唐宋八家派之文；诗经；楚辞；汉魏乐赋；建安七子诗文；阮嗣宗诗；陶渊明诗；谢康乐诗；八代名家诗；文选派之诗；李太白之诗；杜子美之诗；唐宋名家诗；江西派诗；元明清名家诗；唐五代词；北宋人词；南宋人词；宋元以来名曲；宋以后小说；本国人论东西洋各国之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之情形；特别研究。详见《国立东南大学一览》，东南大学编印，1923年4月（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52) 初刊东南大学主办的《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1924年3月15、1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20、1422号作为“专件”分两期连载。
(53)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民国九年十月），《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9日。此计划书为马叙伦所撰。
(54)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期合册（1926年1月27日）。
(55) 胡适：《在中央大学宴会上的演说词》，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108页。
(56) 包括：语音学（刘复）；语音学实验（刘复）；言语学大意（暂停）；中国文字及训诂（沈兼士）；石文研究（沈兼士）；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商承祚）；说文研究续（三）（钱玄同）；中国音韵沿革（钱玄同）；清儒韵学书研究（三）（马裕藻）；古音系研究（三）（魏建功）；中日韩字音沿革比较研究（三）（金九经）；中国古代文法研究（郑奠）；满洲语言文字（寿春）；蒙古语言文字（奉宽）；西藏语言文字（未定）。凡注（三）字者，为三年级以上之科目。详见《二十年度北京大学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此史料我第一次使用是在《现代大学的知识体系与新文学的生存空间——以六所国立大学中文系课程为例》，《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2期。
(57) 包括“中国文学”：毛诗续（三）（黄节）；楚辞及赋（张煦）；汉魏六朝诗（黄节）；唐宋诗（林损）；词（俞平伯）；戏曲及作曲法（许之衡）；先秦文（林损）；汉魏六朝文（刘文典）；唐宋文（暂停）；近代散文（周作人）；小说（俞平伯）；修辞学（下学期开）（郑奠）。“中国文学史”：中国文籍文辞史（傅斯年）；词史（赵万里）；戏曲史（许之衡）；小说史（暂停）。“文学批评”：文学概论（徐祖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暂停）。“文学讲演”（临时通知，不算单位）。“新文艺试作”（单位未定）。详见《二十年度北京大学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58) 包括：目录学（余嘉锡）；校勘学（暂停）；古籍校读法（余嘉锡）；经学史（马裕藻）；国学要籍解题及实习（郑奠）；考证方法论（上学期开）（郑奠）；三礼名物（吴承仕）；古声律学（许之衡）；古历学（范文澜）；古地理学（郑天挺）；古器物学（暂以历史系的金石学代之）；欧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刘复）；日本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钱稻孙）。详见《二十年度北京大学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59) 《二十年度北京大学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60) 胡适：《〈楞伽师资记〉序》，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4卷，第257页。
(61) 《国文学系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24日、25日、26日连续刊登。
(62) 包括：语言学；语义学（训诂）；中国训诂学史纲；方言研究；东方语言研究；汉语学择题研究（联绵格、殷周词类）；中国文法研究（古文法、现代语法）；语音学（附实验）；中国声韵学概要（横的叙述）；中国声韵学史纲（纵的叙述）；古音考据沿革；韵书系统；等韵图摄及音标运动；域外中国音韵论著研究；方言调查实习；声韵学·择题研究（汉魏六朝音）。详见魏建功：《继往开来出力多》，《魏建功文集》第5卷，第591页。
(63) 包括：中国文字学概要；汉字变迁史纲；中国文字学史；古文字学导论；甲骨文字研究；钟鼎文字研究；文字学择题研究。详见魏建功：《继往开来出力多》，《魏建功文集》第5卷，第591页。
(64) 《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2年10月7日。
(65) 章太炎是始终排斥甲骨文的。在1935年9月16日苏州开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第一期中，有《小学略说》。据王乘六、诸祖耿记录，孙世扬校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所示，章太炎说：“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蓍龟而外，不见其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至于龟甲，则矫诬之器、荒忽之文而已。”［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印：《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内部交流·非卖品），1985年，第20—21页］另外，1935年6月至8月章太炎与金祖同有四封讨论甲骨文的通信，他说：“甲骨之为物，真伪尚不可知，其释文则更无论也。”（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0页）。据《黄侃日记》所示，他晚年对甲骨文的看法有所转变。他购买了多种有关甲骨文的书，但多没有来得及读。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1936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有：“林景伊来，告余云：黄季刚于没前大买龟甲书读之。尝语渠云：‘汝等少年人尽可研究甲骨，惟我则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余谓，季刚始则不究情实，痛诋龟甲，不免于妄；继知其决非伪物，则又护持前错，不肯自改，又不免于懦矣。”（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
(66)(67)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6月），第384—385，164—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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