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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可抵估的影响。在历史上，中国哲学本来具有注重辩证思维的悠久传统，哲学家对此作了种种的总结和提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以唯物辩证法为一面哲学旗帜。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趋向也开始慢慢滋长，“文革”期间独断论进一步蔓延到了哲学思维的领域。非此即彼的断论，充斥于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哲学史研究中以简单的定“性”（唯物、唯心等）代替了具体的理论分析，以独断的结论排斥了哲学的论证，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似乎被抽象为若干机械的公式。“文革”之后，在相当的时期内，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定，哲学领域的重新反思才成为可能。
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与哲学的解构
70年代末，哲学的变革似乎再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出发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哲学本身也由此受到了多方面的洗礼。
“文革”时期的哲学往往蕴含着一系列的悖论，诸如辩证法形式下的独断论、唯物论形式下的意志主义、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并行，等等。就哲学史的研究而言，其基本的趋向是将哲学史理解为“两军对战”的历史，所谓“两军对战”，不外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与之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代表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的思想公式。这种简单化、公式化的哲学史观给人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一幅真实的思想图景，而是被肢解的哲学史。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哲学也开始进入了“后文革”时期，它的特点之一，便是对“文革”时期的哲学加以解构。
与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相联系，哲学的解构首先表现为对独断论等等的否定。而从哲学史的研究看，哲学的解构则意味着对“两军对战”等哲学史模式的超越。从70年代末开始，哲学史界中的一些研究者便已开始对“两军对战”说提出质疑，并将哲学史广义地理解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作为认识史，哲学的衍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的学派、人物、思潮等对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发展原理及广义认识过程的反思，这些哲学系统尽管在哲学立场上有唯物、唯心等差异，但其中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说，往往都以其一偏之见，相反之论把握了世界的某一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相应于哲学史观的如上转换，这一时期的哲学史研究，常常比较注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重新评价，一些以往作为评判和否定对象的哲学家，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到朱熹、王阳明，一一得到了新的审视。
80年代初始哲学研究进入多元化状态
从80年代初开始，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从研究的形态看，这一时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首先是整体性的考察，各种哲学通史便是整体性研究的结果。从主要的特点看，这一时期通史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其一偏重于历史的考察，它主要以源流的疏通、史料的考辩等等见长；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其二较为注重逻辑分析，这里所说的逻辑分析，既是指对概念、命题等等的细致分析，也包括对哲学史所内含的逻辑脉络、规律性联系的把握，它较多地以理论内涵的阐发、逻辑环节的揭示见长，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是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当然，这里所作的区分，是就相对的意义而言，以历史考察见长的，并非完全排斥逻辑分析，以逻辑分析见长的，也并非隔绝于历史考察之外，但二者在各自的侧重上，又确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通史之外，各种断代的哲学研究及人物的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哲学等等，都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论文或著作，这些研究截取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横断面，并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而深化了对中国哲学发展长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认识。人物个案研究主要涉及重要的哲学家，从先秦时期，到近代哲学，中国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几乎都有不止一种的研究著作。这种个案分析具体地深入到了哲学衍化的各种环节，使哲学史的全貌呈现出更为细致的品格。
与断代史及个案研究相联系的是思潮的研究。魏晋的名辩思潮、宋明的心学思潮、近代的科学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等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思潮的这种研究，可以看作是学派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学派的研究所重在一种学说的内涵及其传承，思潮研究则注重一定时代某种哲学趋向的演化，后者一方面更突出了哲学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较多地考察了深层哲学观念的逻辑展开过程。与思潮的研究相辅相成的，是范畴的研究。范畴作为最普遍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史发展过程的具体环节；对范畴的考察，从一个方面推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自80年代初，范畴的研究便开始受到了重视，中国哲学史界还曾举行了全国性的有关范畴的学术讨论会，这一领域的论文及著作也颇为可观。
多元的研究关联着多样的方法。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路向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类：即哲学家的研究方式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哲学家的方式往往以哲学本身的建构为出发点，把历史上的哲学理解为哲学本身的展开，它的前提，是对哲学本身具有一种元理论的把握；历史学家的方法则侧重于对哲学演化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它更多地涉及时间之维。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有所谓“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分，哲学家的方法更接近前者，历史学家的方法则与后者较为一致，这里也可以看到当代的哲学研究与传统学术之间的历史联系。方法论上的这种区分，与前文提到两种通史的分野，也具有某种理论上的对应性。
80年代中期，哲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相互融合
至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出现了若干变化。哲学史的研究与文化史的研究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新的趋向。这种融合或者表现为注重考察哲学思想演变的文化背景，或者表现为从文化观及文化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哲学史中的概念和命题，揭示其所谓文化意蕴。文化史与哲学史的相互结合，无疑扩大了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它也有助于使哲学史的考察避免仅仅限于思辩的推绎。同时，文化讨论的主题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它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否相容？现代化的过程是否意味着拒斥传统文化？能否以及如何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换？等等。以此为背景，一些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往往亦偏重于阐发传统哲学观念的现代意义，论述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作用。哲学沉思与文化讨论的这种联系，赋予哲学的研究以较强的时代特征，并使哲学史的研究在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活力。
不过，80年代的文化讨论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从总的趋向看，研究者往往集中于所谓宏观的层面，热衷于宽泛的意义上讨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中西文化的同异、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等等；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的准备，这种讨论常常不免流于空洞、抽象，其研究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于本世纪20、30年代的水平。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世纪之末的文化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回到了世纪之初，二者在所面对的问题，考察问题的方式，引出的结论，达到的深度等方面，都颇多相似之处。哲学史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泛化，同时也使哲学的考察往往停留于外在之缘，而未能进一步深入到哲学史本身的内核。
90年代，回归哲学自身的研究
在文化这一总的观念下，学术的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似乎具有综合的特点：各个学术分支都以广义的文化为视角，并将各自的研究纳入文化之域。相对于80年代的这一特征，90年代的学术研究似乎更多地呈现分化的趋向，而哲学史的研究，也相应地由广义的文化视域，逐渐在一定意义上回归哲学自身的具体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离开文化的背景，而是表明哲学史的研究开始超越空泛的宏观论域，而较多地着眼于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深入考察。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国学热”，从现象上看，国学热的特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成果作了较多的认同，而在这种认同的背后，则是研究视域的转换：综合式的宏观考察，开始转向各个学术分支的具体探析；继宽泛的文化认同之后，学科的认同逐渐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哲学自我认同的标志之一，便是哲学史的研究开始与哲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90年代，由“史”的研究进而走向“论”的沉思，由“照着讲”转向“接着讲”，成为哲学史与哲学领域一道引人瞩目的景观。尽管真正比较成熟的体系还不多见，但建构新体系的努力和尝试却已不难注意到。在较为成熟的体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冯契的“智慧说”或广义认识论。虽然冯契的哲学建构并非始于90年代，但它的系统问世，主要是在90年代。从冯契的研究路向看，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构成了其显著特点，他以哲学家的方式治史，同时又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展开其哲学思考。在80年代出版了三卷本的哲学史研究著作后，系统论述其哲学学说的《智慧说三篇》于90年代问世。
其中，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是冯先生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知识以名言之域为对象，智慧则指向名言之域。在近代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那里，二者往往处于彼此对峙的状态。与近代哲学的以上思路不同，冯先生将知识与智慧视为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以二重飞跃（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联结了康德的知性与理性。作为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与智慧并不是彼此并列或对峙的二重序列，知识之中即包含着智慧的因素，智慧则始终与知识经验有着内在的联系。知识固然应向智慧转化，但转识成智的飞跃是在与知识经验的联系中实现的。这里所体现的，是一种知识与智慧相统一的广义认识论立场。冯先生以广义认识论打通知识论与本体论、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无疑为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路。这种研究既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又表现为中国哲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它以理论的形态，展示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史与思相互融合的趋向。
当然，哲学的发展不会终结于某一个阶段或人物，以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为背境，在不同思想的激荡中，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将逐渐得到推进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