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话语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文化与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4-0129-10 一、审美文化研究：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新课题 审美文化研究的出场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努力向现实审美文化经验与现实开放的结果。在起源语境上，审美文化研究深刻地呼应了1990年代中国当代社会大众文化崛起与消费文化勃兴的现实，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剧、精英主义文化趋于瓦解的过程中出现的。审美文化研究不但体现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积极投身大众审美文化建构的努力和要求，而且展现了现代文化发展中美学研究的一种现实性的文化境遇，因此在问题层面上，审美文化研究的出现也是中国美学研究的现代意识逐步觉醒的标志。 审美文化研究是1980、19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热点，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值得进一步反思的理论课题。审美文化研究广泛涉及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美学理论视阈拓展、审美话语转型、美学研究跨学科转向、美学研究方法论变革以及美学学科发展转型等复杂的理论问题，同时也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理论思维与价值观念变革紧密相连，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理论格局的拓展与理论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美学理论话语的不断引入以及当代美学与文论的发展，当代美学研究的问题域不断扩大，审美文化研究热渐渐冷却，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审美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启发。在近30年的审美文化研究进程中，它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正是促使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理论潜源，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理论精神。 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审美文化研究可以说贯穿了1980、19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全过程。198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中后期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倡导与初步发展、19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高潮和集中阐发、1990年代后期以来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延续阶段。1980年代中后期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倡导和初步发展时期。早在1980年代早期，潘一的文章《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就使用了“审美文化”概念。①在文章中，“审美文化”并没有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被提出，“审美文化”是在艺术社会学研究层面上被使用的，强调的是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的“青年审美文化”的概念，区别于后来美学研究中作为单独概念使用的“审美文化”概念。作者探究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发生条件，并认为“青年审美文化的产生正是文化分化和整合的某种结果”②，很显然，这样的研究立论是恰当的，而且与后来美学研究从文化分化和去分化的理论视阈中探究审美文化的历史与根源有着重要的理论相关性。1980年代，较为明确地在美学研究领域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是叶朗教授。叶朗在发表于1988年的《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中首次将审美文化研究提升到美学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在这篇论文中，叶朗先生提出了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的不同功能，批判了西方先锋派艺术的反传统、反艺术、反文学的倾向，提出了“审美文化的两极运动律”，并对现代科技与审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理论说明。③同年出版的《现代美学体系》则进一步将审美文化的概念引向美学的高度，在该书中，叶朗先生构筑了一个包括审美形态学、审美艺术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教育学、审美设计学、审美发生学、审美哲学8个理论分支的现代美学理论框架，④认为审美文化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⑤。叶朗先生的《现代美学体系》最早是作为美学教材出版的，但在这部理论著作中，叶朗先生从美学研究的现代形态与方法等问题出发，超越了传统美学的理论观念，对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及其理论完善做出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至今仍然是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原创性理论著述。在1980年代，《现代美学体系》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审美文化的理论内涵、构成与特性的理论阐发也为后来蓬勃发展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虽然有叶朗等前辈学者的理论倡导，但审美文化研究仍然处于零散状态，其中将审美文化概念用于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的区别意义上来使用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审美文化研究还没有在学理层面上进入美学研究的主导理论范畴。这个过程是在1990年代完成的。 1990年代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高涨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审美文化研究获得了美学研究领域众多学者的一致关注，在充分的理论共识和学术聚焦中，审美文化研究迅速成为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崭新课题，并由此带动了一批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的诞生。⑥这说明，审美文化的研究价值不但已被学术界认可，而且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其次，有关审美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研究辑刊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集中在中国美学研究的一批优秀学者身上，如叶朗、聂振斌、夏之放、刘叔成、肖鹰、高建平、徐岱、周宪、陈炎、姚文放、陶东风、王柯平、王一川、王德胜等不断把研究目光聚焦审美文化研究，不断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做出学理上、观念上和方法上的理论提升和学术争鸣，真正形成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高潮，并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夏之放、刘叔成主编，肖鹰作为执行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此书系也是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成果，包括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邹跃进《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周来祥主编《东方审美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同华《审美文化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王德胜《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聂振斌《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徐岱《艺术文化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汕头大学出版社的《审美文化丛刊》(1994年)等，这些优秀研究成果不断将审美文化研究引向深入。另外，不可计数的学术论文围绕审美文化的概念、审美文化的学科属性、审美文化的理论走向、审美文化的研究价值等问题展开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也促使审美文化研究开始作为中国美学的学术主流话语进入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最后，在19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的高涨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美学转向，即通过审美文化研究促使美学研究进一步关注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美学研究也进一步融入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大环境，实现了审美与生活的融通，审美文化研究也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19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的高涨带来了美学理论的繁荣和复兴，这是继1980年代“美学热”之后中国美学新的理论高峰，也带来了美学研究的“第三次理论转向”。⑦19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如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王柯平《中西审美文化随笔》(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年)、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王杰《神圣而朴素的美：黑衣壮审美文化与审美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仪平策《中古审美文化通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晶《当代审美文化新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周均平《秦汉宏观审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余虹《审美文化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徐放鸣《审美文化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这些理论著作虽然是在2000年以后出版，但有力地承续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在审美文化研究中所取得的理论成绩，特别是经过了一定的理论沉潜和思想提升之后，审美文化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因此也是审美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以来的重要的理论延续。由于审美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特别是审美文化研究涉及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背景较为复杂，使得审美文化研究的问题史和学术史的清理往往会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话语迷雾之中。这一点也正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虽然审美文化有着1990年代的高涨，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特别是理论主潮的转移，审美文化研究也不断走向泛文化研究，特别是随着199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大量引入，在美学理论研究中耕耘的审美文化研究日益被广义的文化研究所代替，这也正是从审美文化走向文化研究的中国美学的新的理论阶段。 二、什么是“审美文化” 从198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开始在中国美学界被倡导，一直到1990年代，关于“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美学理论界认真探讨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的理论见解各异。首先，在是否需要对审美文化进行概念界定上，学术界的看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不一定非得先确定它是什么东西才可以去研究，模糊一点没有关系”，“先做起来再说”。⑧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真的把这一问题悬置起来不闻不问，我们研究的范围、对象将是漫无边际的，研究的目的方向也将是模糊的”⑨。其次，在“审美文化”概念的学理来源上，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把审美文化概念追溯到了18世纪的席勒⑩；有的则从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有关论著中寻找审美文化概念的最早理论依据(11)；还有学者认为，审美文化这个范畴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在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突现出来的”体现了现代性的重要范畴(12)。再次，在审美文化概念的本土理论依据上，有的学者积极从中国美学研究的传统和历史中寻找理论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审美文化’这个概念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之后提出来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文化现象。”(13)在当代美学研究中，学者们对审美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理论向度，审美文化概念的理论探索和争鸣过程历时也较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审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美学话语转型的复杂关系。 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关于审美文化概念界定既是一种初步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又是一个严肃的美学理论问题。由于审美文化研究本身涉及美学学科的理论传统与现代美学理论发展及其当代演进等复杂的理论问题，所以，审美文化的概念的界定与理解一方面无法回避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无法脱离美学发展的当代语境，特别是美学发展的当代语境有可能使审美文化的概念滑入泛文化理解之中，这种理论研究和发展态势有可能抹杀审美文化在美学层面的内涵，使其学理意义不突出，让审美文化与通常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混为一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审美文化研究中，概念的明确、研究对象的清楚及理论共识是必要的。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多数学者积极探索一个恰当合理的能够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审美文化概念。因此，在1980、19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尽管学界对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着差异，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共同的理论指向。 首先，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关于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学界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审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审美文化研究领域的多面性以及审美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和广泛性，在这个意义上，从事审美文化研究的学者首先强调“审美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更多地从价值属性的角度看待审美文化，提出审美文化研究是对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文化现实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审美文化现象的研究，重在审美文化现象研究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引导。其次，对于审美文化的概念，学者们在整体性的立场上考虑到了“审美文化”一词与“审美”和“文化”这个两个概念的同属关系，强调“审美文化”不是简单的“审美的文化”或“文化的审美”，而是从审美现实的视角和文化态势的深度体现出来的掌握和改造世界的感性文化系统。(14)这种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方式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它肯定了人类文化生活中的美的追求与创造的价值理念，着眼于人们现实文化生活中的人文境界与理性意识，从而使人类文化生活中按照“美的尺度”来建造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再次，在对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中，学者们基本上都摈弃了那种单一概念的理解方式，对“审美文化”，不是就事论事式的本质主义的界定，而是将审美文化研究中的学理问题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种美学理论研究更具现实性与针对性。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论资源与美学研究传统，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充分考虑到了中西审美文化研究的不同的理论资源及其语境差异，做到了对中西审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入剖析，也展现出了对中西审美文化发展图景的全面深入分析，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理依据更加充分，审美文化的概念具有了一个明确的逻辑起源与价值支点，这对审美文化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在审美文化概念的研究中，学者们充分突出了审美文化研究的问题性，那就是审美文化研究在根本上不是那种宏大叙事的学理研究和体系构建，而是立足于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审美文化现实与经验，在深入挖掘中国优秀的审美文化传统以及合理吸收西方审美文化研究经验的过程中，充分提升当代美学理论把握现实审美文化经验的品格与能力，发挥美学研究把握当代社会人们审美体验的基础性功能。这一点也正是审美文化概念和理论内涵的应有之义。 尽管审美文化概念的内涵较为复杂，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待审美文化，但在1980、1990年代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学界对“什么是审美文化”能够达成基本的理论共识，那就是对审美文化概念的理解，基本上超越了以往美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的理论视角，强调从中西各种审美文化传统中挖掘合适而有效的理论资源，同时在充分观照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的过程中，走向了审美文化的现象研究和经验阐释。从根本上说，审美文化是体现了人类感性文化创造的文化形态，是伴随着人类自身的物质文化创造和审美观念变革而产生的，由于审美文化具有这样一种学理和现象特征，所以审美文化研究不能脱离现实文化语境中的感性审美经验与现实，特别是对具体的审美文化文本的阅读和分析，从而实现美学研究的现实审美关怀，彰显美学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和品格，这也是审美文化研究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及其价值。 三、审美文化研究的起源语境与美学吁求 审美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起源语境上，审美文化研究在1980、1990年代的出现既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发展现实决定的，同时也离不开西方美学理论的启发，更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语境中的美学研究格局的整体变革有关。审美文化研究的出现首先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现实文化语境促动的结果，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从事审美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曾经普遍经历的一种社会现实。在审美文化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普遍感到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各种样态的审美文化现象的勃兴给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朱立元先生在谈到审美文化研究时曾明确提出，迅捷走向大众化、世俗化的当代生活体现了审美文化研究的语境特征，他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发生、经历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出现了“当代文学中经典文本的匮乏以及对‘经典’的颠覆和消解；文艺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世俗化、生活化；雅俗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15)等现象。王一川总结描述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现实时也强调：“一方面，‘审美’不断向普通‘文化’领域渗透，弥漫于其各个环节；而另一方面，普通‘文化’也日益向‘审美’靠近，有意无意地把‘审美’规范当作自身的规范，这就形成两者难以分辨的复杂局面。在此意义上不妨说，当代文化实质上就是审美的文化。”(16)审美文化研究在起源语境上正是承续了1990年代中国当代社会世俗化、大众化、消费化发展的现实，在这种起源语境中，审美文化研究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影视作品、传播媒介、流行音乐、大众文学、青年亚文化等各种新兴文化形式，体现了美学研究对现实审美文化经验发展的一种理论回应。 审美文化研究的出场还是19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受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影响的结果。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美学与文学理论从西方文化研究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其间的理论交汇和实践影响所产生的思想张力也对审美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推动作用。审美文化研究在学理层面上首先受到雷蒙·威廉斯等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在审美文化研究中，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概念给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雷蒙·威廉斯等英国大众文化研究视角也为中国当代美学深入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深化审美文化学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其次，西方美学理论中对审美文化研究有较大影响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与雷蒙·威廉斯等英国文化理论对大众文化有不同的理论态度，更多地坚持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蕴含予以批判，在审美文化研究中，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视角，可以说相得益彰地促进了当代美学研究的话语转向，也是审美文化研究理论重要的发展方向。 在一次访谈中，叶朗先生谈到他的《现代美学体系》时曾说，《现代美学体系》的编写，有感于这样一种现实：“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审美实践相脱节，没有研究新时期的审美实践、文艺实践的新成果、新经验和提出的新问题。这些缺陷，使得我们的美学教材显得陈旧、单调、乏味，缺乏时代感和现实感，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学校美学教学的需要，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文艺实践的需要以及各行各业进行美育的需要。我们当时编写《现代美学体系》，就是希望能够克服这些缺陷。”(17)《现代美学体系》是中国美学研究中较早地涉及审美文化研究的著作，早已超越了美学教材建设原初的理论设想，它对审美文化问题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也极大地拓展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叶朗先生的说法在探讨审美文化的起源语境问题上较有代表性，审美文化研究的出场，除了现实文化语境的影响之外，另一方面，正像叶朗说的那样，正是反映了中国美学界试图扭转当时美学理论研究陈旧单调、脱离现实的理论努力，可以说，在这方面，审美文化研究体现了当代美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内在吁求。这个美学吁求就是在走出或者经过了1980年代的“美学热”之后，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在1990年代新的社会文化现实中，如何实现新的理论更新，如何走向新的超越与回归的理论道路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正是超越1980年代“美学热”的结果。所谓超越，正像高建平先生说的那样，“是说要走出‘纯’美学，也就是说，要挑战过去所理解的美学的一些基本前提，由此而做出一些新的研究”(18)。这种美学吁求既适逢其时，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发展的某种深层次的理论格局的变革态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审美文化研究的出场既是一种外在的文化现实促动的结果，同时也内在地体现了中国美学话语理论突围的努力和成绩。 四、审美文化与中国美学话语的理论突围 审美文化研究是中国当代美学继1980年代的“美学热”(19)之后的新一轮的美学热潮，正像1980年代的“美学热”促使中国美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有一个本质的飞跃一样，审美文化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理建构。1980年代的“美学热”曾引发了中国美学理论的深入拓展与学科交融，不但实践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生态美学等新的美学理论思潮不断出现，而且出现了美学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美学家的思想得到了深入阐释。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王朝闻等当代美学家的思想研究也在中国美学界充分展现，而且还出现了《文艺美学丛书》《艺术美学丛书》《美学译文丛书》等一批重要的美学理论著述，此外，电影美学、戏剧美学、绘画美学、雕塑美学、音乐美学等新的美学领域也得到了深入的拓展。从时间上来看，审美文化研究与1980年代的“美学热”有重合之处，在1980年代的“美学热”中已经出现了审美文化研究的趋向，但从内在的理论动向来看，审美文化研究与1980年代的“美学热”的整体理论趋向仍有不同之处。首先，从理论内涵来看，1980年代的“美学热”是一种宽泛的描述，所谓“美学热”其实难以描述那个时期具体的美学研究的理论与问题，也很难指涉美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而审美文化研究则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向，这种理论指向强调的就是美学研究进一步面向现实，走出美学研究踯躅于纯理论层面难以把握具体问题的理论困境；其次，从时间延续历程上看，审美文化研究显然持续得更持久，而且在审美文化研究中没有完全延续1980年代“美学热”的理论观念。最后，审美文化研究同样具有宽泛的领域，但这个宽泛的领域其实已经跟古典形态的美学研究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宽泛，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已经包含了更多的非纯粹美学理论的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不断融入美学研究中来，因而大大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当然，这也让美学研究承载着美学泛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审美文化研究在挑战了传统美学的学科定位之后，已经促使美学研究不断走向日常生活和现实文化，因此，不断向现实文化经验拓展的美学研究理路构成了审美文化研究主要的理论走向。在这个层面上，审美文化研究无疑代表了20世纪中国美学在新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思考。 向现实开放的审美文化研究首先带来美学研究边界的消解和变迁，审美文化研究明显的理论趋向在于拒绝纯粹的美的“意义”与“本质”，“传统审美文化的类型和规则，以及许许多多的禁忌正在或已经瓦解，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取而代之”(20)。审美文化研究在具体文化现象和审美文化个案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具体文化现象和个案研究已经不是为了说明和佐证纯理论问题，而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所在。王一川在1980年代持续关注张艺谋电影，在《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中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张艺谋电影做了出色的文化研究，认为“张艺谋神话的终结，表明1980年代的精英文化意义上的启蒙与个性神话已移位为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商业神话”(21)，就说明了这一点。肖鹰在他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中对先锋派文学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先锋文化与经典瓦解的现实语境，表明“先锋已经实现它与现实的结构性缝合”(22)。此外，像周宪的视觉文化研究、陶东风的大众文化研究其实都着眼于审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个案，从而体现出美学研究边界的文化泛化与变迁特征。 其次，向现实开放的审美文化研究还意味着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以及由方法论变革带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性问题的重新评估。在传统美学研究的理论格局中，理论的体系性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他们的理论研究均有明显的理论建构色彩。但随着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现实文化经验的发展，美学研究过分强调体系性的研究格局也具有明显的弊病，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那种偏重体系构建而忽略现象与问题研究的美学，不断脱离人们的现实文化经验，从而导致了美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日益狭窄、美学话语的日益空泛以及美学原理的极端抽象。随着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美学研究进一步向现实审美领域的扩展，因而给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格局以及理论内容方面予以强烈冲击，以至于有的研究者提出，“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迪斯科、肥皂剧、武侠片、警匪片、明星传记、言情小说、旅行读物、时装表演、西式快餐、电子游戏、婚纱摄影、文化衫”(23)都可以包括在审美文化研究之列。 再次，审美文化研究努力向现实审美开放还体现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现代文化扩张中的现代意识的逐步觉醒。美学现代意识的觉醒就在于突破以往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观念，在不断吸收新的理论资源及其现实养分的过程中，走向新的文化创造。这个过程既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比如商品经济觉醒给美学研究的现实性刺激，从而使审美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症候，但更多的是当代美学研究在变革的时代大潮中人文关怀意识的体现，从而体现出美学话语转型的超越性影响。审美文化的出现，其本质就是一定社会的文化现代化的结果，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化现代化发展中“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结构”的文化分化的结果。(24)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经典的消弭、大众文化的兴起、消费文化语境的生成、传媒文化的发展，等等，都是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剧以及文化现代性语境不断凸显的表现。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文化运动(或称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社会学问题。全面的现代化运动和现代主义的激烈反叛在制造了庞大的社会物质大厦和文化景观之余，更使人们普遍地进入了一种自我生存根基整体性崩溃的无根无依的漂泊和分裂状态。因为“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空虚感”(25)。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也面临着这样的理论及其现实的困惑，所以才走向深入的美学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文化研究向现实审美领域开放正体现了当代美学话语转型中中国美学的当代人文关怀意识，也体现了美学研究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前瞻意识。危机意识萌发于传统美学格局的拓展，审美文化研究就是要促使美学突破封闭的理论体系追求，引导美学研究不断走向大众文化经验，推动美学研究向深层而现实的方向演进；前瞻意识肇端于当代学者面对当代消费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美学现实问题，深入思考美学研究的实践性，规避美学话语中的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造成的美学内在精神沦丧，以消除和补充工具理性文化和社会理性文化所带来的对人类个体生存的某种限定和束缚，这也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共同的价值追求。 五、审美文化研究的批判向度及其当代价值 在1980、1990年代的审美文化研究中，批判性的视角与美学的批判性反思是审美文化研究主要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取向。批判性反思的内容与方向主要针对的是当代美学研究的困境与危机，审美文化研究试图走出美学研究格局的原有理论格局，特别是打破长期以来美学研究的本体论困囿，试图在面对复杂广泛的审美文化现实与经验的过程中实现美学的理论突围与价值重构，从这个意义上看，审美文化研究努力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美学理论“接地气”的理论趋向，其批判性理论的价值在今天来看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基于批判性反思的审美文化研究在深层次上也与1980年代“美学热”所体现出的美学吁求有关，在1980年代的“美学热”中兴起的实践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等理论思潮已经体现出了充分关注现实审美文化经验，特别是强调现实的人的个体生命体验的特征，只不过，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其理论方向和价值取向更加明确，美学理论研究的形而下走向更为明显，当然，它的理论调整的战略面临的现实文化经验的挑战也更加明显。高建平先生曾经谈到，如果说，1980年代的“美学热”让中国美学在争论中前行，那么到了1990年代，显然美学实际上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出现了“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要求与满足这个要求的条件还不成熟之间的矛盾”(26)。也就是说，“80年代的理想主义，那种‘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精神，那种勇于学习、勇于实践的学术气氛，造就了一种‘新启蒙’的话语。到了90年代，学术气氛为之一变，来到了一个‘后启蒙’时代”(27)。审美文化研究正是这种启蒙反思的结果。审美研究最值得重视的一种美学精神就是审美批判，审美批判体现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对审美文化现实的理论把握方式，即美学研究积极深入当代审美文化现象中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现实问题，如当代文化发展中经典意识的匮乏、经典文化边界的消失以及大众消费文化的崛起等，这种审美批判精神其实暗含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种深刻的理论反思意识，它指向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与“后启蒙”时代来临中的美学精神困境的问题，审美文化研究正是“出于困境的反馈，出现了从启蒙走向沟通”(28)。 审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在理论趋向上体现出了努力向现实开放的理论精神和文化精神，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中西美学发展历程中复杂的美学理论资源，更主要的是阐释评判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大众审美经验和文化现实，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基于批判性反思的审美文化研究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视野中，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是1980、19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化现实，大众文化的兴起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语境、商品化发展的经济环境以及媒介变革的现实促成的。从本质上看，大众文化的兴起其实也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审美文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文化研究有着等同于大众文化的成分，因此，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强调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是一种主要的理论趋向。很多学者旗帜鲜明地坚持审美文化不等于大众文化，滕守尧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历史与状况出发，提出不能将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混为一谈；(29)朱立元也提出，在审美文化研究中，把审美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是考虑到了审美文化发展中的大众共享性的、媒介化的文化特性，有一定道理，但是，把“审美文化”直接等同于当代大众文化，其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朱先生提出，“首先，‘审美文化’到底是否一个典型的现代概念，还难定论”。其次，“‘等同’说对‘审美的’(Aesthetic)一词的解释也存在片面性，它仅仅从形式上(即‘形象游戏’的外表且‘游戏’亦非康德的‘自由游戏’之意)把当代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技术化包装上升为‘审美的’，却忽略了此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更为实质性的一些含义，如‘自由性’、‘非功利性’、‘超越性’、‘愉悦性’等，这就把‘审美’降低为一种纯粹低级的功利的感官享乐，也是对‘审美的’一词的反传统新解。更确切地说，这是对‘审美’一词的反审美解释”。(30) 最后，审美文化研究的批判向度还表现在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现象中的商业性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很多学者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消费指向和趣味主义退避三舍，批判商品文化及消费文化成了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趋向。在审美文化研究中，自觉抵制批判商品文化的现象极为明显，朱立元提出，迅捷走向大众化、世俗化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当代文学中经典文本的匮乏以及对“‘经典’的颠覆和消解，文艺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世俗化、生活化，雅俗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31)，等等，都使得审美文化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从当代的哲学思潮、当代的社会心理、当代人的新宗教意识、传统审美文化、商品经济、科技以及地域、艺术形式变革、西方影响等方面全面批判了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特别是对商品经济、科技发展与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对审美文化发展中的商品化原则予以深入批判。体现出了批判商品文化的主要方向。林同华的《审美文化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李西健的《审美文化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对审美文化中的消费文化持批判态度；陈炎主编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广泛涉及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的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网络、广告等新兴的审美门类，对审美文化研究的消费景观做了全景式的展现。 审美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消费文化与商业文化，可以说这是审美文化发展既定的社会语境，同时也是它面临的研究主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批判消费文化和商品文化并非是单纯地反对消费文化，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阐释向度，即对新的美学语境中的消费审美文化现象的整体分析与解读，章建刚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强调，我们不能将“审美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混为一谈，审美文化研究既然诞生于审美文化现象的批判，但不能将审美文化研究简单地看作“审美文化现象的批判”，他提出：“对于近年来所谓‘审美文化’现象，人们完全有理由给予积极的评价。”(32)赵勇也提出：“在审美文化消费文化的转型中，并不是说审美文化完全销声匿迹了，而是说它失去了赖以存活的历史语境之后形神涣散并已极度边缘化。”(33)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发展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境地，法国学者波德里亚就强调，“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34)这样的判断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消费是个神话”(35)，消费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满足于消费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物质享受的同时，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地承受着被消费的现实，甚至有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36)的危险，正因为此，在消费文化、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地侵蚀当代审美文化的现实空间，消费中的文化借“通俗”与“大众”之名面目全非之时，我们就该在“无边的消费主义”中“重拾艺术崇高论的话题”，(37)这正是需要我们对消费文化进行严肃地批判反思的理由，也是审美文化研究给当代美学提出的重要的理论启发。 注释： ①潘一：《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11期。 ②潘一：《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11期。 ③叶朗：《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④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33页。 ⑤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0页。 ⑥1994年成立了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一些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审美文化研究所，一些报刊辟出专门的版面作为审美文化研究阵地，学术界召开了多次审美文化研讨会。19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中以“审美文化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有：1994年10月21日—23日，汕头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课题组与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于北京共同举办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前瞻”学术研讨会；1996年7月28日，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4年9月18-20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日照召开；2006年11月16-18日，中国传媒大学、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主办了“2006年审美文化高峰论坛”等。 ⑦高建平：《“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 ⑧李泽厚、王德胜：《关于哲学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话》，《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 ⑨聂振斌：《什么是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⑩肖鹰：《审美文化：历史与现实》，《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 (11)王柯平：《西方审美文化的绵延》，《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 (12)周宪：《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13)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2页。 (14)姚文放：《“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1期。 (15)朱立元等：《迅捷走向大众化、世俗化——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几点反思》，《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另见朱立元：《稚俗界限趋于模糊——9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审美文化之审视》，《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16)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17)彭锋：《美在意象——叶朗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18)高建平：《美学的超越与回归》，《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9)“美学热”指的是从1978年起，以“形象思维”讨论为开端的美学热潮。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后期，其后就为社会、经济、文化等一些学科的研究所取代。参见高建平：《“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 (20)周宪：《边界的消解与审美文化的变迁》，《浙江学刊》1998年第4期。 (21)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22)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23)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论纲》，《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4)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2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97页。 (26)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7)高建平：《后文化研究时代的美学》，《美育学刊》2011年第4期。 (28)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29)滕守尧：《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30)朱立元：《“审美文化”概念小议》，《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31)朱立元等：《迅捷走向大众化、世俗化——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几点反思》，《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32)章建刚：《何谓“审美文化”?》，《哲学研究》1996年第12期。 (33)赵勇：《从审美文化到消费文化——论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0期。 (34)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35)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3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7)徐岱：《艺术新概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标签：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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