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连带产品属性的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属性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4)03-0067-07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连带产品”(associative good)。
连带产品的基本特征是：当顾客选择商家时，他不仅关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且还关心其他顾客的个人特质。教育具有连带产品的这一基本特征。例如，当选择本科学院时，学生考虑的不仅是大学的教授、课程和设备，而且还同时考虑学校里其他同学的智力、先前的成绩、社交能力、体育特长、财产和家庭状况。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同学的这种或那种属性强烈地影响着学生的教育经历和社会经历的质量，影响着他今后的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影响着他的个人和职业声誉。简而言之，学院或大学出售给学生的主要是它的其他学生。假如哈佛大学的教授、课程和设备维持不变，但是它的学生——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与采取开放入学政策的普通州立大学的学生别无二致的话，哈佛肯定就不会对未来的求学者有如此的吸引力。
1.分层
市场对于连带产品的作用和对其他产品与服务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当某一个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或者由政府控制时，这种不同表现得十分明显，高等教育中的上层部分就是这种情形。最重要的是，当非营利组织生产连带产品时，顾客有一种强烈的分层倾向性：顾客根据自身的个人特质在不同的商家之间进行了分层。最优的顾客形成一类群体，麇集于一个商家，次优的顾客集中于另一个商家，以此类推。
这种分层是因为顾客自身的个人特质——我们称之为顾客的“质量”——构成了自己所购买的连带产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两个顾客都想选择同一个商家，都想以同样的价格购买商家的服务，商家肯定优先选择自身质量较高的顾客，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商家对其他高质量的客户具有吸引力。结果，提供连带产品的商家就有积极性去挑选顾客，只为那些最高质量的顾客提供服务。
非营利组织挑选顾客的积极性尤其高，它们在向顾客要价方面受到了约束，平均价格不高于提供服务的生产成本。教育服务的质量是既定的，服务于高质量顾客的成本与服务于低质量顾客的成本没有区别。因此不管顾客质量高低，非营利组织的要价都一样。但是，假如不同商家的要价相同，顾客将优先选择拥有高质量顾客的商家。因为顾客不用付出更高的价格，顾客能付给商家的惟一通货就是他们自身的质量。结果就出现了“群分”现象：每个人都想选择顾客质量最高的商家，但是只有最高质量的顾客才能被吸收为主顾，因为他们对商家有最大的支付能力。结果，高质量的顾客用自身的质量作为通货，走到了一起。一旦高质量的顾客以这样的方式集结于一个既定的商家，他们中那些没选定的人也将集结于另外一个商家，以此类推，直到顾客全被分配到不同等级的商家。（注：有关市场对连带产品的作用以及生产这种产品的组织的详细分析参见 Henry Hansmann.A Theory of Status Organizations,2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 1986,(2):119-130.以及Henry Hansmann.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Chapter.10.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有关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连带现象的分析参见：Dennis Epple and Richard Romano.Competi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chools,Vouchers,and Peer-Group Effec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33-62.）
这种分层现象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最高质量的学生倾向于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所精英院校，其次的学生群体集中到另外一类院校，以此类推。事实上，在精英院校之间，甚至在同一所大学内不同学院之间，也存在相对显著的分层倾向。如果让本文的读者从八所常青藤大学中按照顺序选择出他们最愿意学习的地方，相关度可能会是相当的高。
2.竞争
分层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极大地削弱了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尽管美国有三千多所学院和大学，但它们之间的竞争程度却比想象的低得多。在三千多所院校中，几乎没有可以与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大学竞争的潜在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只要降低学费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排名靠后的学校中吸引到学生。
阻碍竞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一所学院学生群体的特质很难发生快速变化。由于本科生通常的学习时间为四年，每年最多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发生变化。而且，吸引学生选择一所大学主要依靠以前学生的质量，以前的学生极大地促成了学校（因而也是未来所有学生）的声望。但是一所大学实际上根本无法改变过去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毕业生的特质。结果就是，一所大学学生群体的主要特质具有强大的惯性，学校对未来的本科生的相对吸引力也有了强大的惯性。正是这种惯性使得美国大学本科学院排名出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三个世纪以来，尽管高教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学院不断涌现出来，大学排名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呈现出大学系统这种稳定性。
尽管以上我们较多地关注本科生教育，事实上，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也是连带产品，它们的这种特性甚至比本科教育表现得更明显。大学里各系的教学活动也是一种连带产品。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会选择那些同行水平与自己相当的大学就职，因为当他们选择一所大学工作时，他们更看重与同事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合作，而不是薪水或者其他物质报偿形式。结果形成大学强烈分层的趋势，这种分层不仅表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质量，而且也表现为教师的质量。因为教授希望教好学生，学生喜欢好老师，因此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了连带性的链条，造成优秀的师资和生源集中到同一所大学。另外，大学教师的任期制也使得一所大学教师的质量很难发生快速改变，大学教师的这种连带特性进一步减弱了大学竞争的效果。
3.非营利机构
非营利性是教育组织分层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事实基础。对一所营利性的学院而言，与其根据学生的个人特质而招生，学院使用价格机制的动机可能会更强烈，因为通过招收那些希望付费从而结交较高质量学生的人入学，学校的利润将会提高。
然而，分层和学院非营利属性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为：教育的连带产品特性是教育机构成为非营利性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为认识这一点，我们假设哈佛突然变成一个营利性组织，那么，即使学生群体的特质不变，哈佛也有动机和能力去大幅度提高学费，因为许多学生宁肯花更多的钱来上哈佛也不去其他学校，提高学费的做法是可行的，提高学费几乎不会对入学需求有什么影响。结果，哈佛变成了“寡头”：它垄断了全美国最好的学生，因而它的学生群体的质量也高于其他与之竞争的大学学生群体的质量。以营利为目的哈佛也将开出一个垄断性的价格。毫无疑问，这会使哈佛学生的质量下降。对这种垄断性的利用将对哈佛学生产生更大的损害，因为学生付出垄断性价格购买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优势。相反，到非营利性的哈佛就读，学生能够避免这种利用，至少能避免一部分。（注：高等教育机构为什么是非营利性还有其他原因。最显著的原因是，这样做能吸引捐款。捐款资助在大学如此被强调也是个有趣的问题，一所学院几乎所有的捐款都主要来自它的毕业生——也就是它（原先）的顾客。为什么学院不直接提高价格，从学生中收钱，而要等他们毕业之后呢？一个似乎合理的答案是：捐款是潜在贷款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学校有效地借给贫困的大学生部分上学需要的经费，如果学生将来的生活成功了，他们以后会自动返还贷款。参见：Henry Hansmann.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89 Yale law Journal,1980:835,859-862.reprinted in Susan-Ackerman,(ed.).The Economics of Nonprofit Institu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当然，这意味着，随着教育贷款项目可行性和弹性的改进，相应地，非营利组织对于捐款资助的需求会减弱。）
4.学院规模
高等教育的连带特性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私立学校会保持相对小的规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私立学校都面临社会对精英教育需求增长的问题，它们尽可能不予以回应，在学生规模扩大的同时保证学生质量的稳定。更确切地说，它们倾向于保持学生规模的相对稳定和质量的提高。私立学校不愿意扩大招生，显然不是因为存在设备或课程意义上的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私立学院似乎在有效规模之下良好地运转。作为这方面的证据，只需要注意一下州立大学的巨大规模就可以了。
私立学校保持小规模的原因在于，学生规模的扩大会降低质量，也会降低在校学生、教师可能还有管理人员的福利（因为管理者通常也喜欢管理一所高选择性的学校）。为确保高质量，学院有积极性在学生人数远远低于具有最小平均成本学生规模的情况下运行，使学生有一个愉快的大学经历。如果这种激励机制被证实是有效的，实际情况也常常是这样，学院就不能因为学生质量的不同而收取不同的费用。由于非营利性机构可能对在校生、校友、在职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利益特别敏感，而不在意那些想交钱上学而被拒绝的学生的福利，所以这种激励机制发挥了进一步的作用。
5.市场容量
学生的地域流动性也对教育分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果学生不愿意到离家远的学校就读，那么分层将被限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学校中，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使得不同学校学生的类型差别很大。
近年来，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的下降以及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市场已经明显地全国化了。结果，高等教育分层现象表现得更加突出。伊利诺伊的学生过去只想上本州最好的学校，或者是想上中西部最好的学校，现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最好的大学就读。相应地，精英大学能从全国范围内选择最好的学生，而不仅仅限定在某个区域。
6.偏好的同质性
高等学校分层的程度和模式，也依赖于学生对其同学不同品质的重视程度。如果每个人的看法都相同，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学生都对其同学的数学能力、法国诗歌知识、球技、啤酒嗜好等持有相同的重视程度，那就有可能根据简单的线性排名，把学生从最好的到最差的区分开来，并根据这个排序把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学校。
事实上，在学生心目中对最好同学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同学看重智力和学习动机，另外的人更看重社交能力，而有的则特别强调宗教信条或者戏剧和音乐才能，结果学校也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所招来学生的种类而具有了某些特定的价值倾向，分层现象只有在招收相似学生的学校中才表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近些年来具有相同特质学生在同一类学校学习的集中化趋势加强了，学校分层化趋势也随之加强。社会日益突出的英才化特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智力水平高并有动机使用这种能力的人，其财富增长和社会地位提升显著。另外那些一度也可能对成功有重要影响的个人因素——诸如良好的家庭关系、遗产、社交能力和运动特长，变得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不管正确与否，一种有限的通用测量方法——比如在先前学习中取得的SAT分数和级别——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智力和动机的最好测量方法。结果，按广泛认可的通用方式对全国所有的大学申请者（或者对某类研究生和专业学院的申请者）进行排序变得相当容易了。因此，所有的大学都用同样的方式给申请者排序，而所有的申请者——进而学校自身——也都以同样的方式给大学里的学生群体排序。这种趋势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分层现象更加突出。
今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等媒体公开刊登大学排行榜的做法，对这个过程有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作为对已经出现的大学分层现象的部分回应，也可能由于所有学校都参与了同一场竞争，也可能由于流行刊物的简单化需要，这些排行榜对大学从最好到最差进行简单的线性排列。学生除此之外对大学知之甚少，当然有积极性去申请排名靠前并可能接受自己的学校。结果是学校间的学生分层进一步加剧，因而最初形成的等级排序越发稳定化了。
这个过程带来的这些结果，在我曾任教的耶鲁大学法学院表现得显著。多年以来，耶鲁法学院的报到率——也就是被录取学生来就读的百分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报到率迅速上升到80%左右，并且保持至今。放弃到耶鲁就读的那20%学生中，很多是为了进入文理研究生院或者寻找其他职业，那就意味着被耶鲁法学院录取的学生几乎不会选择到其他大学的法学院。
为什么耶鲁法学院会突然成为每个学生的首选呢？我认为一部分原因在于，与竞争者相比，耶鲁法学院的质量确实有所提高。有关法学院毕业生的宣传说明了学院真正的质量，引起人们对学校的极大关注，使学校得到普遍好评。但是，我猜测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开始了对全国法学院的排行榜。在1987年首次公开排名时，耶鲁法学院排在哈佛之后，位居第二。1990年再次排名时，耶鲁位居第一，而哈佛法学院很不幸地掉到第五。在1991年以及其后每年进行的排名中，耶鲁稳居第一，而哈佛也重新回到第二并一直保持这个名次。毫不奇怪，耶鲁的高报到率是在1992级、1993级学生的入学时开始的。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开始对大学排名之前，学生很难在耶鲁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之间进行选择。然而，一旦出现媒体对大学的排名，学生的选择变成了对最好和次好法学院的选择——或者至少是在别人认为最好和次好的学院间进行选择。谁会不选择（那些别人认为是）最好的学校呢？排名的出现使学生选择耶鲁法学院变成了一种理性行为。不管在公开排名之前，耶鲁法学院是否是最好的，公开排名之后，耶鲁肯定吸引了最好的申请者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而它也将因为精选品质最优的学生群体而变成最好的法学院。排名是一种自我实现性预言。
这种排名即使对耶鲁也有混合的光环效应。在排名出现之前，学生根据兴趣在不同法学院间进行选择。耶鲁法学院侧重于有较高学术兴趣或者有意从事公共职业的学生，而哈佛偏重于具有商业头脑的学生。排名可能正在打破这种差别，致使学生在选择学校时，简单地根据法学院的能力测试分数和大学平均级点。当然，耶鲁法学院也能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性，比如招生时参考学生的学术旨趣和对从事公共事务职业的兴趣，但是，入学申请书只能提供有关学生真实兴趣和抱负的部分证明。真正有效地按这些标准进行区分必须由申请者本人来做。大学排名的出现可能会打破那种自我分类，从而削弱学校的多样性。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术组织公开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微妙和复杂的，评价提供了各个学校大量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切实有助于学校根据一系列评价指标进行分化。随着评价系统的完善，它们会不再那么强调对大学的简单等级排名。但是我认为，信息经济作用的结果是这样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简单排名的作用将异常突出，学生也用这种办法进行自我分类，同样用某种简单的线性指标测量一所大学里学生的质量，学生质量本身将变成大学公开排名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元素。结果，学生在学校间的分层将继续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我强化过程。那么结果将是学校的分层程度远远高于个人根据教育质量选择学校的分化程度。
7.国际化
过去，高等教育分层化一直是一个全国性现象。现在，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一个国际性产业，学校的分层也变得国际化了。还是继续用我最熟知的例子来说明，人们甚至可以在法律这样古老和专门的领域看到这个过程。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近些年耶鲁法学院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申请者以及被录取者都有明显上升。当问到他们为什么选择耶鲁法学院时，猜猜外国申请者怎么说呢？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人说到，他们是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榜做出选择的。
当然，这个快速形成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对美国无疑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学科都可以在美国找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高等教育高度竞争的结果，这是美国与其他集权体制国家最重大的区别。但是无论它现在强大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美国大学可能在正在出现的更加分层化的全球市场中结束垄断地位。另外，即使存在着我前面所说的层级中的竞争力，这种等级体系中的顶尖地位似乎还能安全地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想想这个例子，在英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牛津和剑桥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保持了好几十年。
8.分层是件好事吗？
只要想到高等教育的连带性质使得行业有着强大的分层趋势，我们自然会问分层是件好事吗？相应地，公共政策、高校自身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分层的一个潜在不良后果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极大地降低高校间的有效竞争，这种状况也为学校的松散管理提供了机会。只要不失去对最优学生和教师的吸引力，一所精英学校可以在中流管理水平中维持很多年，因为教师和学生相互吸引，他们不是因为大学行政管理提供的环境和服务而走到一起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进程相对缓慢的一个原因，即使那些资产、经费、收入或者就业规模几个方面堪与美国最大公司相媲美的大学，其管理也是如此。
说到大学中的学生分类，分层的趋势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结果。我已经谈到过的一方面，就是申请学生获得的有限信息将促使学校的分层指标变得单一化。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即使学生获得了不同学校的完整信息，他们有很强的动机把自己分层到某一类学校中。设想一下，假如所有学生都发现进入一所同学背景都很强的学校的优势时，并且这种优势的程度对相对弱的学生比对好学生更强。这就是说，那些教育背景、动机甚至能力相对弱的学生进入好生集中的学校的收益大于好学生的收益，因为通常好学生在任何环境都学得快。教育的累积效益通过某种形式的混合而最大化，这种混合是各个学校内部和不同实力学生之间的混合。但是对于教育这样的连带产品，竞争的动力导致学生的分类是根据他们的资格进行的，从而破坏了最优的学生组合，尤其当学校是非营利性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当然，如果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好学生从好学生群体中收益最大——那么这种来自不规则竞争的分类结果倒是件好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只是不知道什么是最佳混合程度，以及高等教育是否过分分化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分配。假若一个高度分层的学生体系实现了高等教育平均效率的最大化，它可能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天分最高、动机最强烈的学生，同时受到良好发展和训练，无论在哪里上学都可能进入美国社会的上层。如果所有这些最强势学生都集中在同一类院校，他们不但会强化这种成功的机会，而且会形成社会关系紧密的精英集团。无论是好还是坏，培养这些学生的精英学校将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
9.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
未来的几十年可能是美国教育系统私营化的时代（这在其他国家也一样），这样说的理由之一是，公立学校开始收取更高学费，办学自主权扩大，运作上与私立学校趋同；理由之二是，私立学校开始取代公立学校。（注：这有一些原因。一个是公立学校所占有的巨大的市场份额主要是在近几十年，尤其是二战后形成的，当时，国家正处于高等教育需求急剧增长阶段。直到1950年，公立学校中的大学生的百分比稳定地保持着最高比例为50%。战后的需求激增是婴儿增多和高中毕业生比例增长的刺激向学院和大学的延续。由于私立学校没有迅速扩招的急迫必要性，所以当时现有的私立非营利性学校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而且，甚至如果政府授予其急迫性——某种程度上，政府也这样做了——私立学校也几乎没有扩招的积极性，部分原因就是我们这里所揭示的连带现象。结果，扩充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供给能力三倍的最佳办法——就是1950～1975年所发生的那样——州政府自己建立和运行大学。但是，如此快速地需求增长在未来的几十年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公立高校重要性将来要减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教育和保健一样，正在从卖方（如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希尔—柏顿那时，主要的基建资金流向医院，而60年代联邦政府主要资助大学）转向买方（正如医疗和医疗保健，以及目前正在扩展的政府资助、贷款给大学生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健康研究所(NHI)给大学教授竞争性研究资助）。学生和老师可以把这种需求资助带到他们愿意的任何一个机构——无论是公立的、私立非营利性的、或者私立营利性的——目前私立学校对效率的需求很高，在未来这种需求可能还会更高，州政府的需求也一样，这种对效率的需求将会加剧买方资助趋势。
我对这一观点的深入揭示见：Henry Hansmann.The Changing Role of Public,Private,and Nonprofit Enterprise inEducafion,Heahh Care,and other Human Service,in Victor Fuchs,(ed.).Individual and Social Resporoibility:Child Care,Education,Medical Care,and Long-Term Care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一个可能的结果将是高等教育的分层趋势戏剧性地增强。占美国高等教育80%的州立大学对于高教系统的分层起着阻碍性作用。是否因为规模大而成本效率较高（经济规模的原因）、教育效果更好（因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混合提高了学生的平均学习水平），或者产生较小的分布差异（因为他们避免了精英集中化），总的来说，与私立学校比，州立大学规模更大，学生分层现象较弱。
分层引出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因而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顺着已经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出现的争论思路，我们可以想象高等教育领域也将出现是否要通过公共经费支持促使部分私立学校接受不同学生群体的争论。但是，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中的差别远远超过种族、性别、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些通常关注的焦点。在未来许多年内，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区别尺度可能是智力倾向和成就测验。
10.竞争性策略
私立院校成功地在教育等级系统中位置攀升的例子并不多见。人们可以回想一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斯坦福、70年代的布朗和80、90年代纽约大学的情况。由于高等教育的连带性使得大学的质量具有强大的惯性，因此，一所学校要发展必须采取进取而有创意的战略。
例如，提高师资的策略之一是，为了使一个不起眼的系变得卓越，通过提供额外的薪酬和津贴，从而把学术明星挖到这个系。另外，为那些愿意在一起共事的教授群体提供来校工作的机会。
学生群体的质量有时能通过公开排名这种游戏而得到改善。几年前，大学只对能力测试平均分数进行排序，据说一些本科学院和专业学院持续几年只根据测试分数招生。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学生实际能力的下降——因为与既看能力测试成绩同时参考先前成就测试分数相比，仅看能力测试分数是个不太好的预测——但是调查表明：学生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最后的结果是，学生群体实际质量极大提高，由于学校排名的上升，真正好的学生被吸引到学校来。
学校和学生性质的改变也可能是有效的。在70年代，由于设立有弹性的“新课程体系”，布朗大学的学生质量有所提高，学校没付出什么代价，但极大地吸引了那个时代思想独立的学生。天才学生被吸引进来反过来又使布朗大学对各种兴趣的学生更有吸引力，学校在等级中的地位发生了飞跃。
11.学费与招生政策的协调
竞争优质生源的一个方法是，给具有特殊潜力的学生提供特别奖学金。这种竞争形式在文理研究生院中得到普遍使用。然而，在本科学院则比较少见。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那些彼此之间有生源竞争的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最知名的常青藤院校——开始签署正式协议，他们承诺不提供优秀奖学金，而是只根据学生的经济支付能力为学生提供补助。
这种协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锁定了这些学校的地位等级。根据协议，不管上那所学校，学费都一样，学生在学校间严格分层的激励变得很强。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是，协议的动机是什么呢？以常青藤院校为例试想一下，哈佛要求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se)同意不设优秀奖学金的原因好理解，因为后者这样做表明正式同意放弃与哈佛竞争特殊人才。但是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
一个似乎可信的答案是，“非优秀奖学金协议”使常青藤院校作为一个团体去提高他们学生群体的质量。根据协议，达特茅斯同意不通过价格与哈佛竞争天才学生和优秀学生。结果是（对达特茅斯这样的顶级学校有些遗憾）最好的学生通常上哈佛，哈佛将对他们收取高学费，哈佛用高学费收入给那些相对贫困却有极高天分的学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这样他们也会到哈佛来学习（因为即使在达特茅斯，他们能得到的也不会比哈佛更多），这意味着哈佛将得到全部最优学生，而不管他们家庭收入的多少。这同时也意味着哈佛不必为达到班级规模而降低优秀生源的等级范围。这样达特茅斯也将在招收较靠后的学生中没有竞争对手，它能要求这些学生支付全额学费——因为常青藤院校其他可能和达特茅斯竞争生源的学校也将依次地同意不通过价格与其竞争。达特茅斯也将利用向优秀学生所收取的高学费优势为贫困的天才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最终的结果是，达特茅斯把自身定位在位置等级明显低于哈佛的学生群体上，但是这种方式最终使得学生质量总体上高于无限制竞争得到的学生。事实上，常青藤院校同意对优秀的学生实行垄断性的学费价格，并用这种收入大量招收有天分的贫困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群体的质量。
但是，只有当常青藤院校作为一个形成于高等教育层级结构中有垄断能力的团体时，这样的运作方式才奏效。如果申请者看重常青藤协议之外的与常青藤学院势均力敌的学校时，常青藤院校对优秀学生开出的垄断价格就不起作用了。事实上，常青藤院校一直都视斯坦福为最有竞争力的学校，并为其没有加入协议而感到沮丧。
自1991年以来，法院和国会一直在争论常青藤院校采取的这种固定价格的做法是否要纳入反托拉斯法案的约束之下。从前面进行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理解问题为什么不容易得到解决。因为除了其他原因，它与高等教育系统根据天分而更加高度分层的诸多优点和劣势有关。（注：有关这一点的深入阐述参见：Henry Hansmann and Alvin Klevorick.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Market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Other Associative Goods(working paper,1998).）
12.教育市场中的非分层化部分
尽管高等教育的上层部分已经高度分层化了，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较低层次上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形，尤其是在非寄宿学校。在这些学校中，高等教育日益变成一种有用的手段。而且，个性化的课程——而不是四年制学位——正在成为学生消费和学校竞争的基本要素。学生以实用为目的在这所学校修这门课程，在另外一所学校修另外一门课程。然后，当他们修够课程的时候，就按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申请条件累计学分，申请学位。结果，教育的连带性特征在这些学校表现得并不显著。一个每周到校上一次夜校的走读生对学校里同学质量的兴趣远远低于四年制寄宿学生对同学质量的兴趣。于是一个拥有大量公立、非营利性、营利性学校的教育系统通过价格、课程、设备和师资这些方面开展激烈的生源竞争。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已经对精英大学分层趋势起促进作用的、日新月异的科技是否会减弱精英高等教育中学生寄宿经历的重要性，从而极大地消除高等教育的连带产品属性。如果真是那样，如同今天的非精英大学一样，那么精英大学，分层将会大幅度减弱，竞争性将加剧。然而，在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之前，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将有双重性：在底层，竞争相对单一；在顶层，分层相对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