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毛泽东诗词与20世纪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点江山论文,诗词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文字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4-0037-03
20世纪已成为历史。回眸20世纪的文学更是让人心潮起伏，感慨万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无数光照文坛的星座正失去昨日的光耀，也许不少曾洛阳纸贵的作品正变成历史的陈迹，也许几多文坛论争、文苑遗事、文人佳话已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但是，历史是不会中断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依然将三个能称为世纪性的疑难问题留给了21世纪，这就是：
文学语言的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关系。
审美风格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
创作态度的为着人生与为着自我的关系。
与其说是历史的有幸，不如说是文学的有幸。毛泽东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在扭转中国历史乾坤的同时，也开创出了文坛的一代风气。在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至80年代为止，共公开发表50首，数量虽不多，却佳作纷呈，其中不少堪称词坛扛鼎之作，诗坛千古名篇，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艺术经典。他以他独特的创作实践和深刻的文艺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难题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破解，并给我们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形成新时代的民族风格、怎样评价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诸方面，无不以洞幽烛微式的深刻启迪。
一、在文学语言上，把握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分寸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毛泽东诗词的成功，与诗人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创造艺术语言的匠心是密不可分的，更在于他对文学语言的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分寸感的把握上。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是从《诗经》开始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脉源流，而新文学与旧文学表现出来的最大差别也恐怕在于文学的语言吧。于是在如何处理文言和白话的问题上，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场论争。不论是林纾、吴宓、梅光迪，还是章士钊、汪懋祖都用文言文的所谓“剀切简明”来攻击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文言与白话真的就是形同水火吗！毛泽东的诗词采取的是古典的形式，其语言当然属于“文言文”范畴，然而他不但能古为今用，化古为今，更能亦古亦今，古今结合；既闪烁着文言文典雅、华贵的豪光，又流淌着白话文自然、清新的生机，既保持了古典诗词的原汁原味，又溶进了现代语言的灵动自然。总之，这种传统中有求新变异，创新中又不离经叛道，是毛泽东诗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最大特征。
毛泽东诗词在遣词用字上极其精当，他诗词中炼字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其中的“飞”、“变”、“立”、“截”、“出”，通俗易懂，鲜明生动；又如“飞”字多次被用入毛泽东诗词中，“浪遏飞舟”、“飞起玉龙三百万”、“一桥飞架南北”、“泪飞顿作倾盆雨”、“乱云飞渡仍从容”、“记得当年草上飞”等，一字之妙，境界全出。为了追求炼字的艺术效果，毛泽东不时大胆挣脱传统的束缚，显示出崭新的面貌，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直下龙岩上杭”中的“下”依词谱应押平声，如改为“攻”，虽合平仄，但无法展示上句“红旗跃过汀江”红军所向披靡的气势。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诗词语言的运用上，依古而不泥古，在古典语言的形式限制里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怀意志。戴着“镣铐”，却跳出了如此美妙的舞蹈。
毛泽东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他的创作实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紧密联系。所以，他的诗词采用了许多反映革命斗争实践的语言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语言，如“红军”、“炮声”、“战地”、“春风”、“青山”、“三家条约”、“土豆烧牛肉”、“不爱红装爱武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甚至直接将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引用入诗词，更觉亲切而风趣，“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前头捉了张辉瓒”、“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特别是他擅长将人们熟知的事物和新鲜活泼的口语入诗入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战地黄花分外香”、“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以通晓的语言书写常见的事物，以浅显的方式传达深刻的事理。毛泽东就是如此地化腐朽为神奇，化艰深为通畅，化古典的诗词格律为现代的佳词丽句，对文学语言的继承与创新，对诗歌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无不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参照的范本意义，这一切难道不应归功于他对文学语言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分寸感的高超把握吗。
二、在审美风格上，把握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度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我国古代文艺的两大创作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于1958年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二者的结合具有两点开创性的意义，一是，通过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使二者不仅具有创作方法上的典范价值，而且有着审美风格上的全新意义，因为一定的创作方法只有上升到审美风格，才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反之，一定的审美风格也必须体现到创作方法上，才不至于空泛而不实在，并且从古至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未能上升到审美风格学的高度，只有毛泽东的诗词才第一次体现了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团体林立，流派纷呈，其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形成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审美风格源远流长，然而二水分流。毛泽东以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超人气魄，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进行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融合，其结合的交点，既不是古代文人的风花雪月、羁旅愁思，也不是当今作家的生活阅历和个人体验，而是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
不论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换了人间”，还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只争朝夕”，毛泽东都是诗情似岩浆奔涌于胸中，诗作如火山爆发于笔端，既有现实主义的佳作，又有浪漫主义的精品，更多的则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绝唱。纵览毛泽东的诗词，这种“两结合”有如下几点特色：
其一，在改造现实的斗争中畅想美好的未来。《念奴娇·昆仑》，诗人托物咏怀，以奇特的想象、艺术的夸张，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通过对昆仑形象的描绘、评说和改造，表现了无产阶级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伟大气魄和无穷力量，抒发出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革命情怀和崇高理想。《水调歌头·游泳》在抒发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豪情，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诗人又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远景，并用“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借用天上神女的惊异来衬托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化，意境新奇，想象丰富。这样现实与未来相通，人间与天上相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异彩夺目。
其二，在艰苦的斗争中展现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与艰难曲折的道路，毛泽东的诗词就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如实地反映了环境的艰险、斗争的残酷和形势的危急，同时又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西江月·井冈山》、《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就是上述精神的最好体现，特别是《七律·长征》，它处处写实，不回避困难，但又用“腾细浪”、“走泥丸”表现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用“只等闲”、“尽开颜”抒发红军将士战胜艰难险阻的乐观情怀。
其三，借助虚拟的境界反映真实的现实。如在《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就诗歌的意境是为虚设的，然而用以铺垫衬托的却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极度夸张的阔大景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是高度浓缩的中国历史。又如《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从现实到浪漫，从真实到虚拟，人神化、神人化、人神同台、人间天上，艺术幻想和革命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奇丽的艺术境界，鼓舞人们去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总之，真实描写、典型概括与想象丰富、夸张奇特的合一，表现为毛泽东诗词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最大特色。
三、在创作态度上，区分为着人生与为着自我的主从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之所以双峰并峙，其关键原因在于二者大相径庭的创作态度，前者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和现实性，要求文学承担起拯救社会、改造国民和解放民族的历史重任；后者看重的是文学的个体性、情感性和唯美性，希望文学成为表达理想、慰藉心灵、直抒性灵的审美载体。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强调的是“为人生的艺术”，但又不时染上“文以载道”的流弊，成为时事政治的传声筒；浪漫主义文学思想高扬的“为自我情绪而艺术”，但有时又难免过分雕琢形式和咀嚼情感，进而沉缅于个人的伤感体验而不能自拔。而怎样做到二者的结合，虽有40年代胡风的“主观论”文艺思想提供了一条思路，但其指导思想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且又无多少有说服力的艺术实践。终于历史将弥合这创作态度上裂痕的艰巨任务落在了诗人式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肩上。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艺术追求统一起来了，将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种批评标准和创作态度，由二水分流的状态归为一江春水。并且，毛泽东并不认为二者是等量齐观，不分轩轾，在讲清了“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问题后，接着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总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联系现代文学史因两种流派而产生的两种创作态度，结合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在区分为着人生与为着自我的创作态度上，毛泽东非常清楚地分清了二者的主从性，用它来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通观毛泽东的50首诗词，契合“为人生”的政治标准的大约有42首，接近“为自我”的艺术标准的只有4首，还有4首是二者兼具。先看这四首抒发个人情怀的伤己、悼亡、怀友之作。1920年《虞美人》是毛泽东早年的一首爱情诗，那“江海翻波浪”的愁思、“百念都灰尽”的痛苦，诗人“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三年后的《贺新郎》更写出了“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千古知音。而34年后，即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天上与人间，过去与现在，领袖与恋人溶为一体，水乳交融，展示出了毛泽东奇幻、瑰丽、美妙的浪漫主义情怀，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作为一代伟人的诗人气质，只此一诗便使古代非常著名的陆游悼唐婉、苏轼悼王弗、贺铸悼赵氏的三篇悼亡诗相形见绌了，足见毛泽东缠绵的儿女情愫，火热的人间情怀是何等的深挚而炽烈。《七律·答友人》则以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工稳的形式、优美的意境，为我们留下了真挚的友谊之歌，深情的怀乡曲和理想与现实交相辉映的二重奏。至于为人生与为自我完善结合的《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和《七律二首·送瘟神》，既表达了革命家毛泽东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伟大抱负，又抒发了诗人毛泽东放飞想象，驰聘情怀的个人意趣，展现了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完美结合。
无疑，毛泽东诗词是一首真实记载中国人民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壮丽史诗，他以政治家的胆识，革命家的气魄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曲折、辉煌的道路用艺术的形式做了生动的记录。一定的创作内容决定相应的创作方法，并折射出鲜明的创作态度。在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创作要求指导下，毛泽东诗词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巨历程，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到凯歌高奏的社会主义建设、乌云四合的国际反华势力喧嚣，毛泽东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用大量的重大题材的创作，表明了他借助艺术为武器来实现他早年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理想境界和“环球同此凉热”的伟大抱负。
毛泽东诗词产生在一个以革命进军曲为主导，悲歌、壮歌、凯歌和颂歌混声交响的时代。他以他领袖式的磅礴气势、哲人式的美学思想和诗人一样的艺术实践，将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由社会变革引起的语言形式，由创作方法产生的审美风格，由创作内容决定的创作态度三大疑难问题，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解答。不论答案怎样，但是，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气派、气魄所燃起的诗情和哲思的火炬，都将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照亮一条道路。
〔收稿日期〕2003-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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