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军事政治思想述略--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家璇对三次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为中心的考察_严复论文

严复军政思想述要——以严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场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政论文,世纪末论文,三场论文,战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E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4-0116-12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4.01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发生三场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大战，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的性质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了世界军事技术与军事思想发展的新趋势，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远东及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影响着此后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从这三场战争发生之时起，中国军政界和思想界就对之密切关注并跟踪研究，严复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但是，严复在这方面所做的观察与思考，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①。有鉴于此，我们就严复对上述三场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中所形成的军政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分析，以期对其军政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②。

      一、甲午战争：“世变”方殷，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1894—1895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击败清军

      中国作为一个堂堂大国，何以会败在自己一向瞧不起的邻国日本之手？严复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败于“蕞尔日本”，原因很多，主管官员的贪污腐败、将官的无知无能、派系之间钩心斗角等，都与战败有关联③。但是，这些还不是根本原因。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没有顺应“运会”，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运会”一词在汉语中很早就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该词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到宋代，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分别以“元”“会”“运”“世”观念来描述日、月、星、辰④，以年月日时的变化来推衍世局人事的变迁，形成一套完整但“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毫无意义，甚至“完全是一种胡编乱造、根本站不住脚”的“运会”理论⑤。严复所说的“运会”与传统的“运会”观念显然不同，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而把近代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大势纳入其中。他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第1册1页)“运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圣人”出现，也无法改变其趋势，只能顺应“运会”的要求，顺势而为，逐渐改变、转移“运会”。

      在严复看来，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西交通已是大势所趋，“运会”已成，要想躲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清朝当局却无视这一趋势，错误地采取了“驱夷”政策；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之后，仍保守旧局，不思进取，完全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改革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体面。这就像郭嵩焘《罪言》所说的那样：“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而且不仅如此，“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长期发展下去，最终结果将是“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第1册3～4页)。

      第二，以传统的“治匪之术”抵抗列强的侵略。

      严复指出：“国朝武功之盛，莫著于高宗，而衰端即伏于是。降及道、咸，官邪兵窳极矣。故发、捻之乱，蔓延浸淫，几天下无完土。湘、淮二军起煨烬之中，百折不回，赫然助成中兴之业，其功诚有不可没者。然究切言之，

。”（第1册37页）这可谓点中了鸦片战争以来晚清中国兵制的死穴：虽然见识了西洋军队坚船利炮的厉害，也开始采用若干西式的武器装备，到了后期军服、器械都改用洋式，甚至连军队训练所用口令都改用外语，表面上看似乎已经非常西化，但稍一考察即可看出，在“西化”的表象背后，其营规军制，即军事制度层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切苟且因循。因此，在对内镇压民众时，尚可勉强应付，但要抵抗列强入侵则绝无能力。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怎么办？严复提出了“变旧法”“学西学”的“救亡”主张。

      

      严复指出，无论是练军实、裕财富、造船炮、开矿山，还是讲通商务树畜、开民智正人心，都“非西学格致不可”。即以“练兵”一事而言，人人都以为容易，实则不然。“

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他举例说，军队“行军必先知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裎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壕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联，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与扎营踞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第1册47页)。如果为将帅者不懂近代科学，那么，“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第1册47～48页)。由此，他断言，“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第1册50页)。而变之之法，须标本兼治，“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而所谓的“标”，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本”，则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而已，只要“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严复指出，在民智、民德、民力三者中，“又以民智为最急”。因此，“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第1册14页)。

      对于战争后期清政府与日本进行的和谈，严复持强烈反对态度。他说：“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遂不可复振。是故举今日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为今日之计，议不旋踵，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没尽而已。诚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天子以天下为家，有以死社稷教陛下者，其人可斩也。愿诸公绝‘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唯军实之求。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此时不独宜绝求和之心，且当去求助各国之志。何则？欲求人助者，必先自助。使我自坐废，则人虽助我，亦必不力，而我之所失多矣。”(第1册39～40页)

      拒和，持久抵抗，在长期抵抗中锻炼军队，提高其素质，最终战胜侵略者，这是严复向清朝当政者提出的正确建议。但是，他的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光绪皇帝最终还是批准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二、日俄战争：“内政腐败，军声未有克扬于外者”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匪役不利，而俄则陆海二军，仅存余烬，虽欲更举，力亦殚矣”。“强大”者一败涂地，“弱小”者大获全胜，这样“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严复的极大注意。他想探讨成败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规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岂疆场之事？利钝本不可知，抑未战而所以胜负者已存，特世之人不之察耶？”(第1册157页)

      严复对俄国在远东的所作所为甚为关注，在日俄之战还未爆发时，就已经预言日俄之间必有一战，且早在癸卯年(1903)十月就曾在翻译《社会通诠》最后一章时，写下一条长长的按语，列举出俄国的七大弱点，认为其国运十分堪忧⑥。1905年初，严复陪张冀到欧洲为开平煤矿事打官司期间，也非常关注英国社会对日俄之战的反应(第1册170页)。

      1905年9月，严复在《外交报》第120期上发表《原败》一文，对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严复指出，战争开始之前，俄皇尼古拉无权，太后揽权，权贵用事，任用小人、私人，上下日以发财致富为事。亲藩大公，“所领库帑，名整军实者，大抵自肥”(第1册160页)，又集资投机于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及朝鲜等地矿产森林，以求巨富，对于备战，则大都毫不措意。而战争爆发之后，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如去岁三月塞尔哲大公(即本年二月间为人所刺杀者)所领库款数十兆罗卜，名筹备军储。至四月，所办罐头熟肉，至于糖酒烟茶，由莫斯科运往东方军前，值罗卜者以兆计矣。当是时，有塔马老甫者，实司转饷，拟取道德国之丹辑，由海运以达辽海。乃其物至德，皆已转售，其取值不及原购之半也。至其四月，复由莫斯科有运致军衣之事，然至萨麻拉，以受载过重，毁车中止。借词夏令天热，而一切毡毳呢羽之品，皆散之。六月，国民捐送药物扶伤器品，费至不赀。起运后二十余日至墨梅勒，有二贾人，以什一之价尽收之而去。同月，由圣彼得堡运佛企酒十万箱至满洲，云以犒军，及至开箱，则无酒也。八月，运军火，亦于中途以半价出售之于二华商。”(第1册161页)国民捐助用来抚恤伤残军人及其家属的款项多被贪污(第1册161页)。士兵所穿之军靴、军衣，所食之白糖等，更因主管者克扣而不敷使用，“而莫斯科、圣彼得堡二京大官，事其事者，皆以致富。闻所侵吞者，不下数百万罗卜也”(第1册162页)。在军官提拔方面，腐败更加严重：“海陆军员缺，欲得之者，非贿不行，学术、资格、劳积皆不问。大抵一少年居海军学塾中年余，第令其家有财，费罗卜数千，即可得缺。陆军亦然，惟其价值，较海军为稍贱。以是之故，二路之官，多愚劣稚呆，于驾海行军，几无所晓。问其何能，但饮佛企酒、吸雪茄烟足矣！”(第1册162页)更为糟糕的是，俄国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司纠弹者之腐败，且更甚于他曹”(第1册162页)。

      

      严复指出，俄国“自大彼得以来，蔚然为一强大国”(第1册162页)，但由于内政腐败，引发人民不满，时有民众起而反抗，因此，日俄之战中，“俄之所调发，以应前敌者，大抵皆豫备之兵也”。为什么不派遣常备兵而派遣预备役兵？原因就在于俄国国内“内乱方殷，尼古拉与其族所恃以弹压其民者，仅仅恃此素所嗅咻豢养之常备兵耳”(第1册162页)。而这些预备役兵，都是平民百姓，本来就是不满和反抗沙皇的“乱众”，把他们强行送往前线，就是要一石二鸟，借刀杀人，即“外之有御敌之用，内之有去疾之功”(第1册162页)。但是，这些乌合之众在被派赴前线途中大量逃亡或自杀，到了战场上的也无心作战。所以，“今夫俄之败者，非日本之能败也，其十七八皆俄自败之”(第1册163页)。

      严复从种种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溃败，“于俄国非因也，果也。果于何？果于专制之末路也。夫俄皇尼古拉，亲为十九、二十世纪之国主，乃欲守二三百年大漠西域之旧制。宗教则务使民为迷信，风俗则塞外输之文明，报纸则监之以申援尔，宪法则言其时之未至，加以群凶在位，独厉威严。海牙之会，粉饰野心，以欺天下，谓帝王之位可长保也。率之民不聊生，内乱大作，方其与日战也，犹冀引通国之目光，使之外向。天不佑暴，师徒舆尸，国财虚糜，而民心益怨”，“革命党人，日益猖横，俄皇之命，悬其手中”，“罗马诺甫之朝代，其不为法国褒尔谤之续者，盖亦仅耳”(第1册164页)。

      1906年2、3月间，严复在《外交报》第133—135期上发表《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一文，对该年度世界大事做了一番回顾，重点对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做了探讨。他指出，俄国败北的根本原因，就在俄国自身。俄国“自大彼得崛起开基，以专制曹署二者，为必用之机关久矣。一主于武功，而文教则有未逮。……根本不图，而徒勤远略，兵无斗志，而吏售其奸。其于日本也，甫一交绥，败端即见”(第1册173页)。沙皇尼古拉二世“以懦弱庸暗之才，守朽索针毡之天位，言其情景，殆如蹴踘之皮球，毫无自主之力，而听外力所左右高下而已。夕许其民以莫大之自由，朝则收回成命，或反其道而行之。今日为维新，明日主守旧。既下廷旨言天赋人权矣，而哥萨克与军官之以非理残民者，又蒙不次之锡命”(第1册174页)，如此失信于民，与民为敌，终于引发工人罢工，民众骚动，交通阻断，政府大危，最后不得不动用大量兵力，才算暂时平息下来。

      严复在评点《老子》有关章节时，也从哲理层面对俄国的失败做过评论。在《老子》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一句处，严复批注：“人主，凡一国之主权皆是，不必定帝王也。故孟德斯鸠谓伐国非民主事，藉使为之，适受其敝。何则？事义相反，不两存也。”同章“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句上，严复批注：“不云胜而云果。有道之师，胜乃有果。不道者，无果也。”在同章“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句，严复批注：“夫不得已，岂独用兵然哉？凡事至不得已而后起而应之，则不中理亦寡矣。俄日之战，俄之所以败者，以取强也；日之所以胜者，不得已也。顾不得已前，尚有无数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借口也。”在同章“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句，严复批注：“不道之师，如族庖之刀，不折则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国古之以兵强者，蚩尤尚已。秦有白起，楚有项羽，欧洲有亚力山大，有韩尼伯，有拿破仑，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还，日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耶！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强而不得已者也。今中国方欲起其民以尚武之精神矣。虽然，所望他日有果而已，勿以取强也。”⑦

      1906年春，严复还在上海中国环球学生会发表演说，对西方历史上主张强权的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评析，并进而指出：“五洲之国，其纯以兵力开基者固多，而纯由兵力之国，欲祈景命之隆长，尤绝无而不见也。方其用兵，兵者，所以辅其名号者也。名为体，兵为用，公理为主，强权为奴，而后事成，反此者未见其能成立也。故徒兵不足以定名分也，必名分先定，而兵力加诸不尊此名分者。然则强权不足以生公理，特为公理之健仆，使不憓者必公认其主人。历史中欲不由公理，而但操强权者众矣，顾其中有一成事存立者乎！”⑧

      从这些材料都可以看出，严复不仅是在反思俄国失败的原因，而且也是在谋划中国的未来，告诉国人：强国如果不遵道义，一味取强，其结果必然是自取败亡。中国要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争取进入强国行列。但是，成为强国，并非“取强”，而是希望“有果”，希望不要重蹈俄国的覆辙。

      三、欧战：强国强军之路在何方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严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第3册624页)。在整个一战期间，他不仅部分翻译了英国《泰晤士今战史》⑨，作为《居仁日览》的一部分，呈送袁世凯当局供决策参考，而且还以“地雷”为笔名，在《公言报》上发表大量时评文章⑩，对欧洲战局、战史和俄国革命、中国应否参战等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他还通过与师友的通信、诗词等形式，发表对欧战的观察及对中国军政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一时期，严复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欧战的新特点

      在严复看来，欧战与以往的所有战争都不同，具有若干新的特点。

      第一，交战双方以民族(种族)—国家集团为组织形式，战争规模空前。严复在所译《泰晤士今战史·欧战缘起第一》开篇这样描述：“耶稣降生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之初，欧罗巴所谓诸文明国，一时民气趋于作战，愤盈激烈，殆生民以来之所无，即在拿破仑末造，亦未有如是之蹈厉也……斯拉夫、拉丁、条顿、盎格鲁种族之异，厘然分明，方各起以交相残杀。盖世界忽然一复于狉榛，而所以分强弱、判存亡者，各视其种力为何如已耳。”(11)

      在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也说：“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故其来也，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格，皆倚为衡。”(第3册674页)

      第二，科学发明被普遍应用于战争，大量新式武器投入实战，战况空前惨烈，伤亡极大。

      严复指出，“欧洲是役为历史中最烈之战”(第3册626页)。“今者欧战之开历三岁矣，其惨烈浩大，为人类历史之所无，已死伤者二千余万人，所糜金钱以一国言，日费六七兆镑，其作战杀人之机械，空有飞艇，水有潜舟，凡三百余年彼中科学所发明者，靡无不用，交战之国，几于有妇皆髽，无男不役。以今方古，不独东方旧战视之蔑如，即拿破仑诸役，与夫最近之南非、辽沈，皆儿戏耳。”(12)

      第三，财政、经济等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严复注意到，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影响战争的诸多要素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兴的兵种海军潜艇部队(当时空军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重要性凸显，传统的陆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作战，都比过去更加依赖于大炮、机枪等重型武器。而新式武器装备等均较以往冷兵器时代更依赖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近代化的机器大生产，都必须有强大的财政和经济实力等才能够支撑，因此，财政和经济等因素在近代化的战争中成为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农业生产水平和交通运输、社会组织能力等，也都成为支持长期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严复指出：“谋国之事，异于谋身……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第3册617页)在致熊纯如书中，严复说：“欧战行又经年……以仆策之，则今日之事，其解决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总之，今之战事，非同昔比，英、德两系，必有一亡，而长短在所不论。平意观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第3册628～629页)

      相较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国虽有足够的粮食可以支持长期战争，但由于工业不发达，军械装备跟不上，战时最为吃亏。严复指出：“欧战将及三年，而吾辈旁观各交战国之短长程度，悉见其发达于制造实业者，平日坐享熟货之厚利，至于战时，兵工虽有暂时缺乏之虞，转盼之间，可以至足。德奥蓄谋数年，久备不待论矣。即如英如法，则一经部署，各种军械，且可度德人而过之，而所苦者，则在粮食树畜之短少，封锁有效，可以立饥。至于农国，则谷麦食品，常处有余，每忧红朽不得出运，而兵械则既无其厂，又乏其工，作战之时，受创最巨。”(13)

      (二)“强权”必败、“公理”必胜

      “强权”与“公理”都是近代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等往往打着“公理”的旗号以维护其霸权，而后起的德国等则鼓吹“强权”，以挑战英国等的霸权。我们注意到，严复在“强权”与“公理”之间，明显是偏向于“公理”一方的。

      严复指出，“德之促战，强半亦军人党所催成也。大抵尚武之国，每患此弊。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力，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杀，尤为畅胆。顾以正法眼藏观之，纯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则如是学说，必不久行，可断言也”(第3册622页)。“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也。顾自伏烈大力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八百七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摩厉以须，以有近今之结果。其国家学说，大抵以‘有强权，无公理’一言蔽之而已。虽然太横，计自师兴以来，其恃强而犯国际人道之大不韪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坏比中立而外，其于军事，实无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实不审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尽。”(第3册625页)“今人皆曰天下有强权无公理矣，然而自我观之，强权公理竞争剧烈之时，最后之胜，必归公理。”(14)

      欧战爆发时，强盛的德国似乎“操万全之胜算”，战争开始之初，不独德人以此自许，“即欧美军学老宿，亦群然以为非诬”。但实际情况则是，“军兴以来三十阅月，舍破灭三四小邦，侵入北法西俄数部边境而外，羝羊触藩，进退维谷，伤亡以千万计，罗雀掘鼠，坐困重围，前之目的固无从达，而后来廪廪，且怀不国之忧，其事效之反于所期如此，是中殆有天焉。详而著之，所以为专恃强权黩武穷兵者戒也”。“总之，强德自开战以来，所行实不知人道为何物。比、塞、波兰之惨虐，上通于天，而其与国土耳其无端惨杀异种隔教之亚孟尼亚男女老少，数逾百万，其事皆为历史之所未闻，而德人从不过问。”(15)

      严复指出，德国的政治家杜来斯基(Henrich von Treitsche，1834-1896，今译特赖奇克)等所鼓吹的“国家者，强权而已矣”“兵战者，医国之圣药，无之则衰”等，对整个社会造成误导。严复由此感慨：“甚矣，学说之可畏也。世运之升降，人类之惨舒，视其时之极端语而可知。……呜呼！积骸成莽，喋血为渠，大抵皆数学说为之耳。”(16)

      正是由于对“强权”学说抱持这样一种批判的态度，认定“强权”与“公理”相遇时“公理”必胜、“强权”必败，因此，从欧战一开始，严复就与当时国内一些认为“欧战德必胜”的政客不同，他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结论：“欧战，德必终凶。”(第3册634页)

      (三)西方“文明科学”沦为杀人利器

      晚清时期，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西学、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社会中是颇受排斥的。义和团被镇压以后，社会对西学、西方科学文明的态度又偏向另一极端，崇洋媚外之风盛行，“科学主义”也成为思想界一些精英分子的信条。1913-1914年，《进步》杂志等甚至还开设“科学万能”专栏，约请记者、学者等撰写专题文章，宣传科学的好处和力量(17)。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只要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就会进入理想社会，过上幸福生活，每人每天“只要作工两小时，便已各尽所能。于是在每天余下的二十二小时内，睡觉八小时，快乐六小时，用心思去读书发明八小时……到那时候，人人高尚、纯洁、优美……全世界无一荒秽颓败之区，几如一大园林”(18)。

      甲午战败后，严复主张学西学以救危亡，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科学上。但是，欧战爆发以来的惨状，让他看到了科学的另一面，促使他对西方科学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在1916年8月21日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说：“欧战英、法、俄、意虽有进步，然德殊不易败，欲睹结局，尚不知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第3册642页)1918年7月11日致熊纯如信中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第3册690页)

      在《畴人》一诗中，严复对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说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平等说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了对比，指出：用孔孟之说，人类才能“日去禽兽远，用礼能贵和”，社会才能“人皆得分愿，后舞间前歌”；反之，就会大动干戈，生灵涂炭。诗中说：“孔门说人性，智愚都三科。其才可为善，著论先孟轲。至今二千载，为说弥不磨。脱若荀卿语，黔首长荐瘥。人当自相食，白骨高嵯峨。岂能若今者，治化方纷罗。以兹推人理，前路知无他。日去禽兽远，用礼能贵和。人皆得分愿，后舞间前歌。自由复平等，一一如卢梭。所忧天演涂，争竞犹干戈。藉云适者存，所伤亦已多。皇人未受穀，荆棘悲铜驼。黄炎日以远，涕泪双滂沱。”(第2册400页)

      在《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前两绝中，严复说：“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自注：“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横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自注：“德之言兵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第2册403页)

      严复从欧战中所看到、所发现的，不过是人类近代以来所面对的一大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大幅度增加人类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但另一方面，一旦失控，它又会反过来成为伤害人类的利器。因此，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机制，既能让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又能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为祸害人类的利器，成为人类必须回答的新课题。严复情急之下一方面正确地看到中国文化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化解此种危机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还无法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来防止科学被用来残害人类。不过，无论如何，他能看到这一困境本身并试图找出一种解救办法，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

      (四)中国的军政现状堪忧

      严复研究欧战的出发点是中国，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中国军政建设。

      严复认为，中国的军政状况，总体而言，是中央无权、“武人专制”，军队虽多，但对外无用、对内有害。他说：“夫中国之兵，以现状言，其对外本为无用，诚以谋国为心，所编诸师，强半可罢，所坐项城怀挟野心，致使益深益烈，中道即世(逝)，而藩镇之祸遂成。”(第3册676页)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武人譬犹毒药，当暴民专制之秋，乃为对证(症)，今暴民已去，则毒药徒有杀人之功，甚可畏耳。总之，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长此终古，惟有乱耳，他无可言也。”中国“南北决裂，各诉诸武力，此自势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然则多难兴邦，历史惯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顾愚之所忧者，则吾国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项城怀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国遂酿成武人世界。夫吾国武人，固与欧美大异，身列行伍，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于是以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真如来教所云：藩镇之祸，必见今日者也。况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输械，动涉外交，于是密约阴谋，遂启卖国”(第3册670页、675～676页)。

      为什么“分土据权”“借款输械”就会“动涉外交”，就会引发“卖国”？严复分析说：“军械划一，原属兵政要图，但不宜谋诸日本而行之，此时尤为巨谬，何以言之？盖欧战虽烈，要有告终之时，两年以外，断无更延之势，届时欧美枪炮及飞潜诸器，浩若山海，贱若土苴，且皆精利之物，中国不俟其时为之，乃此时以贵价购诸日本，此何说耶！藉曰今平内乱，不能待之，则闻日本恐伤南派感情，有不得用诸湘粤川滇之条件，然则自戕之举，所为何来。又铁煤藏富，乃国命脉，兵工尚为其次，实业耕织，万政攸资。尔乃倒持太阿，投诸强敌。夫以一二人私计之便，乃使黄炎种族，欲兴无具[由]，是则设何心肝，吾不得而喻之矣。”(第3册676～677页)为打内战而这样急不可待地以国家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作抵押，以“贵价”向日本购买并不先进的军火，不是卖国又是什么？

      严复进一步指出，中国军政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状况，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袁世凯等当政者的原因。他说，“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仿东西尚武之习。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而不凋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为幸耳！此军人操权之究竟也”(第3册686页)。“对于时局，终是悲观。所悲者，一是大乱方始；二是中国人究竟无治军能力；三是吾辈后日不知托足何所。……至于包办军政，终为一国祸源，此制不更，则中国国防永无此物。盖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军人暴富，酣豢淫奢，虽有颇、牧之才，终归腐败，求其死敌，必无是事者也。善夫日本某公之言曰：‘士官得一美妻，银行中有廿万元存款，其人即非军人。’此真破的之论。试问吾国士官，自督军、师长以降，其人何止一妻？而不动储存诸产，奚翅廿万？吾不识国民何辜，乃出其绞脑沥血之赋税，以养此无数钩爪锯牙之猛兽也。自前清铁良首建练兵卅六镇之议，项城起乘其权，自诩组织新军，大变湘、淮壁垒。乃不悟根本受病，则兵愈盛而国愈危。甚矣！自营之为祸烈也。”(第3册709页)

      在严复看来，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弊端，其根源并不全在军队本身，政府当政者负有主要责任。他指出：“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外交失败，其过亦不尽在兵。自光、宣间，当路目光不远，亦不悟中西情势大殊，僩然主张练兵，提倡尚武，而当日所集合者，依然是‘以不义之夫，执杀人之器’，此吾国今日所由赜赜大乱，而万劫不复也。哀哉！”(第3册714页)

      (五)中国强国强军策

      严复花如此多的时间来观察、研究、反思欧战，显然并非仅仅是“奉命”翻译西报以供当局者参考(事实上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毙命之后，严复受其牵累，几遭不测，也再无“命”可“奉”)，更非闲来无事看热闹，而是要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借欧洲之石攻中国之玉，最终的目的是要探索中国强国强军之路。

      1.追求人道正义，主动加盟协约，走向世界。

      鸦片战争以来，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是在外交上，基本上还是恪守着“以夷制夷”的传统，希望利用“夷狄”的力量来牵制“夷狄”。甲午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中国当局所奉行的“中立”政策，仍是“以夷制夷”传统的继续，任凭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互相争夺厮杀，幻想着列强在互相斗争、互相牵制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在华均势”，中国能够在这种“均势”之下苟延残喘。在这种传统之下，近代中国迟迟没有形成一种积极的对外政策，更谈不上积极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

      欧战爆发之后，特别是到了欧战后期，1917年春夏间，这一情况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少数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分子，主张打破“以夷制夷”的传统，主动走向世界，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这少数人之中，就包括严复。

      1917年2月1日，美国对德宣战，要求中国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并表示愿意在经济财政等方面给中国提供帮助。随后，中国各界围绕是否应该参战问题发生争论。严复认为，中国应乘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对德宣战。他指出：“吾国以历史上之习惯，前者过于自大，后者过于自轻。共和以来，鸡虫得失，人人所企，不过一身旦暮之权利，国家大计，主持无人，本不识联盟、协商于外交上为何物。”他认为，“今日所以为千载一时之机会者”，首先是“美总统起而为倡于诸中立国，有‘瞻余马首’之言。吾执干戈以从其后，所谓从众，而政府固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华民走海，多在外国之船，以和平营业受攻，万无坐视无言之理”。其次，加入之后可得到种种利益，特别是协商国减轻中国的庚子赔款、中国停付对德赔款等，这些“虽属物质一边之谈，然而利在国民，亦谋国者所当急起直追，不宜放弃”。更何况加入之后，一切国际问题，皆可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严复指出：“战事之了，大抵不出今年，届时海牙将必有最大之和平会，后此五洲人事视此为标。吾国此时因加入协商，则预会发言，乃系当然权利。反是而观孤立者，势必屏诸国群之外，以静待胜家之处分，坐客阶囚，荣辱利害，相去远矣。”更重要的是，“此番各协商国之望我加入战团，其用意固别有在，所谓经济界之宣战是也，但此举于吾国所关极巨，政府认为有益，即当猛毅进行，不容延宕，事机一失，悔且莫追！”(19)

      2.反思西式共和，主张建设“对外能强对内能治”的“强人”政府。

      对于民国以后实行的西式“共和”制度，严复深表不满和忧虑，认为好听的道德虚名断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不佞垂老，百思羌无善术，黎(元洪)、段(祺瑞)二公，道德皆高，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不然，虽季札、子臧，吾辈亦相率为虏。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第3册646页)

      严复指出：“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第3册620页)又说：“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由此而知，

。”（第3册625页）“吾国际阳九百六之运，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足撑此政局。……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第3册652页)

      在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还引用欧美诸国在大战开始以后纷纷对原有的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制度和原则进行改造，以一事权而利作战的例子，来论证他自己的观点：“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今有一证在此：有如英国自十四年军兴以来，内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微(征)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漂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内阁五人，各部长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法、俄、意诸协商国，靡然从之。夫人方日蜕化，以吾制为最便，而吾国则效颦学步，取其所唾弃之刍狗而陈之，此不亦大异也耶？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第3册661～662页)

      严复认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只要有“能人”“强人”出来主持大政，中国必能成为一流强国；反之，持续乱下去，就会亡国灭种。他指出：“此后种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之繁庶如此，假有

；相反，如果“日从事于小小权利之争，自为波兰之续”(第3册657页)。欧洲战事“兵事一解之后，国土世局，必将大异于前，而远东诸国，亦必大受影响。

；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不成国则奥区地产，将必为他人所利用，而长为牛马，望印度且不可得，况其余乎？”(第3册663～664页)

      展望战后的世界局势，严复对西式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前途充满怀疑。他指出：“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途，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第3册667页)在他看来，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的老路，则前途将极其凶险，“吾国此后，自是遍地荆棘。常说瓜分之惨，恐怕后来有求瓜分不可得者”。他指出，“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无从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但此时天下汹汹，而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所谓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必求平定，自当先出曹孟德、刘德舆辈，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后乃可徐及法治之事”(第3册677～678页)。

      很显然，辛亥以来动荡的政局和腐败的军政状况让严复对西式的共和制度产生了失望和怀疑，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新变化，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其中就包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并从中发掘传统的资源。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秦皇、汉武那样的“雄杰”“强人”个人身上，而没有看到时代已经变了，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那样的“强人”固然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秦皇、汉武之类的强人再世，恐怕同样也难以扭转乾坤。时代在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也必须寻求新的方向。

      军事史专家指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军事思想变化的被动性和间歇性。前者表现为总是在经历了反侵略战争失败以后，军事思想才被动地逐步地发生变化，而不是主动地系统地发生变化。后者表现为一种新的军事思想出现以后，总要经历较长的周期，才出现另一种新的军事思想。”“二是所提出的军事思想，实用性强，理论性弱。其优点是便于指导实践，易于操作；缺点是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难于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指导军事实践。”(20)这样的评论，从总体上来说，确实精辟，一语道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所存在的弱点。

      但是，这样的结论具体运用于严复，却并不合适。一方面，严复对军事问题所做的观察、思考并非都是在中国战败之后，相反，他是在时刻警惕地关注着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并思考这种潮流的变化会对人类尤其是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严复的观察与思考，虽然含有实用性、战术性、技术性的内容，但主要不是实用性、战术性、技术性的，而是学术性、理论性、战略性的。换言之，严复对于这三场战争的观察思考，都不是简单地就军事论军事、就战争论战争，而是跳出军事，跳出战争，力求站在时代的、世界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发掘出决定近代化战争胜负的那些深层次、根本性、规律性的东西。与严复同时代的中国洋务派军事家及其后继者们，多数还停留在从武器装备的先进与落后上思考战争的胜负。相比之下，欧洲以克劳塞维茨等为代表的军事理论家似乎高出一筹，他们把“战争”看作一种“政治行为”，看作“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认为“政治目的是目标，战争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手段决不能与其目的分开来考虑”，“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然带有政治的特点，并用政治的标准加以衡量。因此，战争从宏观上讲就是政治本身”(21)。对于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严复当然并不陌生，他在有关论著和译作之中，曾经数次提到过克氏的军事学说，并进行过批评。实际上，一战之后，克氏的观点仍是西方军政界的主流看法，“多数人，特别是在德国，仍然相信，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22)。相比之下，严复一方面也在用政治的眼光审视战争，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一部分，不过，严复所说的“政治”，显然与克氏的“政治”不同。克氏的“政治”，是西方近代典型的“强权政治”，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严复的“政治”，带有一种浓厚的“道”的色彩，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是一种“人道”的、平和的、“有果”的“政治”，它所企求的不是强权、霸权，而是人类的和平共处与友好交往。另一方面，由于受这种政治观念的影响，严复不是简单地从军事或政治的角度来衡估战争的胜负，而是把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都纳入考虑之中，把财政经济实力、公理、人道、正义、学术、人心、风俗等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也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则是公理、人道、正义、人心、风俗、学术、财政经济的延续。这就把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

      严复对这三场战争的思考，前后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总起来看，他向近代以来饱经外患内乱的中华民族指出了这样的道理：中国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单靠袁世凯等人那种“新于服制”而旧于学术、营制的军队是不行的，必须跟上时代潮流，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从学术、制度层面彻底改弦更张；军队再强大，都不能保证军事上必胜，政治上的腐败和穷兵黩武、漠视人道公理，最终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因此，要强军，首先必须强政治；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同时，必须吸取其教训，在强军强国的同时，只求“有果”，不求称王称霸。总之，落后于时代必危，逞强好战必亡，中国一方面要通过变革跟上世界的发展，成为强国，另一方面，又不能像“西方一德”“东方一倭”那样走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两百多年来，国际性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是由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发动的，世界性的大战更是如此。但是，长期以来，欧美学术界对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的研究，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和反思，多集中在“溯源”(战争的起因)、“追责”(战争的责任)等方面，冷战开始以后又有学者陆续从“威慑论”“遏制论”“转型论”等角度展开讨论(23)，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种“好战”“强权”的色彩，而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科学技术率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没有能够预见到近代战争的巨大破坏力等，则关注不够(24)。相比之下，严复的思考是超前的、深刻的。今天，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强军梦、强国梦的过程中，严复对军、政、学关系的思考，其背后的世界眼光和人文关怀、民族情怀，无疑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吸收借鉴。

      本文初稿曾提交解放军天津军事交通学院2014年11月主办的“严复与强军梦”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交流。

      ①一些军事史方面的权威工具书对严复缺少介绍，例如，198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的《军事思想》及《军事学术》卷、李智瞬主编《军事千万个为什么·军事思想、军事谋略》(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均没有严复。2009年第2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严复”条，但未涉及其军事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5册第559～560页)。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史方面的专著、教科书中，也很少有严复的位置。

      ②笔者发表有《严复的海军强军梦及其当代意义》(《河北学刊》2013年第6期)，本文对严复海军建设方面的思想一般不再涉及。

      ③有关严复对清朝上层及社会一般情况的批评，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下文引《严复集》均随文夹注册数、页码，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④邵雍：《皇极经世书》卷12《现物篇》第六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07页。

      ⑥详见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5～156页。

      ⑦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第1087～1088页。其中最后一段批注写作的时间是1904年7月13日。

      ⑧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⑨The Times History of the War,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Times,Printing House Square,London,1914.

      ⑩有关考证，详见拙文《严复佚文十五篇考释》，《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另可参见严孝潜《严复确是用过“地雷”笔名》，郭卫东、牛大勇主编：《中西融通：严复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81～382页。

      (11)《泰晤士今战史·欧战缘起第一》，民国四年严复译呈袁世凯，收入《居仁日览》。

      (12)地雷：《时乎时不再来》，《公言报》1917年2月10—11日。

      (13)《俄国革命之因果》(续)，《公言报》1917年3月29日。

      (14)地雷：《信道不可不笃》，《公言报》1917年3月24日。

      (15)地雷：《时乎时不再来》，《公言报》1917年2月10—11日。

      (16)地雷：《极端语》，《公言报》1917年3月14日。

      (17)参见《进步》杂志第5卷第1号(1913年11月)至第6卷第6号(1914年10月)各期的“科学万能”栏。另，有关清末民初中国“唯科学主义”的一般情况，可参见[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8)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4月15日)。

      (19)《时乎时不再来》，《公言报》1917年2月10—11日。

      (20)施渡桥：《晚清军事变革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2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张蕾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8页、267页。

      (22)赫尔穆特·施密持、弗里茨·斯特恩：《百年世事：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王蓉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74～175页。

      (23)Richard N.Lebow,"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8,no.2,2014,pp.245-250; Richard N.Lebow,"What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earn from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8,no.4,2014,pp.387-410; Franca Loewener,"World War I:A Matter of Respectabi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8,no.2,2014,pp.251-255.

      (24)Margaret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The Road to 1914,New York:Random House,2013,p.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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