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测度疑问副词“莫”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副词论文,疑问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测度疑问副词“莫”是“莫非”产生的源头。（吕叔湘1984:4-6）认清副词“莫”的来源，对于“莫非”乃至整个疑问情态系统的研究极为重要。目前，关于测度疑问副词“莫”的来源问题，叶建军(2007)提出一种颇为可信的看法：疑辞“莫”来源于劝止词“莫”。
笔者对叶文这一结论颇为赞同，不过认为其论证有失简略，而其理论依据更是不妥。本文从认知特性而不是“礼貌原则”的理论角度，证明“莫”类词语从劝止情态词发展为测度疑辞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而且本文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详细深入的事实证据。
2 关于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的已有观点
2.1 测度疑辞“莫非”与“莫非王土”之“莫非”
讨论现代汉语常用测度疑问副词“莫非”的来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经·小雅·北山》“莫非王土”这一句历代广为流传的话，将两个“莫非”联系起来是一个很容易得到的结论。（董秀芳2002：278-279）但是，从《诗经》到测度疑辞“莫非”产生的宋元时期，（叶建军2007）中间经历了漫长的空白时期，而其间却出现过“莫、莫是、莫不”等众多相关的测度疑辞，所以全称否定的“莫非”同疑辞“莫非”不可能有直接的来源关系，而无定代词“莫”也不可能是测度疑辞“莫”的来源。
2.2 测度疑辞“莫”与“约莫”之“莫”
目前，对于测度疑辞“莫”的来源，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测度疑辞“莫”来源于表示不定真确的“约莫”之“莫”。（苏晓青、吕永卫1990；香坂顺一1997:45-47）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是朱熹《论语集注》中对《论语·述而》“文莫吾犹人也”一句中“莫”的解释。
【集注】莫，疑辞。
朱熹这一释义，颇值得商榷。我们知道，从春秋到唐五代时期，“莫”字极少出现表示不定真确之义。进一步来说，朱熹集注将《论语》中之“莫”释为“疑辞”，并非是注疏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根据程树德《论语集释》所辑的各家释文，关于《论语·述而》“莫”的解释，各家观点差别极大：
【集解】莫，无也。【经义述闻】“莫”盖“其”之误。
《论语集解》为三国曹魏时期著名学者何晏所作，与朱熹相比，其所处时代更接近春秋战国。他将“莫”释为“无”，应更接近历史原貌。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莫”是“其”字之误，“莫”、“其”两字形近易讹，故这一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以前的《论语》古注中，还将“莫”视为“文莫”的构词成分，并以《方言》“侔莫，强也”作为佐证，认为“文莫”乃“勉强”之义，从而将此文释为“夫子谦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强而行自承”之义。从文义上看，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解释更合乎情理。
鉴于学者对《论语·述而》中“莫”字解释的差异较为明显，因而仅仅根据朱熹释义，就认为疑辞“莫”来源于语气副词“约莫”之“莫”，是颇为武断的看法。此外，其他常被学者引用的表“约莫”之“莫”的古汉语材料，也存有争议：
(1)阳不克，莫将集聚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2)莫为盗，莫为杀人。（《庄子·则阳》）
学者对于上述文句中的“莫”字释义，一直以来分歧较为明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推断例(1)中的“莫”字当属上句，为“暮”之义；《经义述闻》则将此句视为“其将集聚也”。两家都不认为“莫”为“约莫”之义。而对于例(2)，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其中“莫”为劝止词“莫”。这些争议提醒我们，将春秋战国时代的“莫”视为“约莫、大约”之义，似乎并不符合当时语言的常情。总之，无论上述文献材料中的“莫”之本义究竟为何，将观点建立于有争议的例子之上，至少是有失严谨的。
语法化理论认为，发生语法功能转移的词语具有高频性特征，极少使用的词语难以发生语法化。“约莫”的“莫”并非测度疑问副词“莫”的前身，从其使用频率上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检索了现有材料中从春秋到五代所有的“莫”字句，没有发现真正能确认为“约莫”的“莫”；我们相信，即使加上其他研究所举例证，（注：皆可疑，此处暂不一一辩明真伪。）“约莫”之“莫”在测度疑问副词“莫”产生以前至少是不常见的。当然书面材料的限制使我们不能窥见历史的全貌。但是与倾向性疑问相比，陈述性内容更为客观，更易出现在书面语材料中，所以作为盖然陈述的“莫”受到的书面语影响理应小于作为疑问测度的“莫”，故此表示不定真确的“莫”并不会因为语体限制而减少其出现的频率。何以从极为少见的“约莫”之“莫”产生出大量使用的测度疑问副词“莫”，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莫”字作为“大约、或许”解，应该是宋代以后的事情。朱熹的时代“莫”作为“疑辞”已是普遍现象，其观点正好是“约莫”之“莫”在宋代盛行的旁证；或许，反倒是“约莫”之“莫”产生于“疑辞”的“莫”字。
表示不定真确的语气副词并非都能发展为测度疑辞。古汉语“大抵（写作‘大底’）”、“率”、“约”都只能表示“大致”，没有疑问用法。（见刘淇1954；张相1977；杨伯峻1981）现代汉语“大概、大约”都不能单独承担疑问兼测度的功能。其原因很明显：汉语中这类副词所表示的真确程度虽然不精确，但却是确定无疑的。简言之，这类副词的语义与疑问并不相容。
世界上某些语言中，确有兼用于陈述和疑问的测度成分，如Hixkarayana语中表疑问的dubitative的标记也可用于陈述句中作为表potential的标记。(Palmer 2001:166-168)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吧”也是既能表示对陈述内容的不确定性，也用作测度疑问标记。将测度疑问副词“莫”的来源归结到表不确定的“约莫”，也算是一种合理的推论。但是，陈述句中的表不确定的成分与疑问句中表示测度倾向的成分之间，可能不存在完整的语法化过程：两者都是语气副词，意义均为表示主观不确定，两者之间只有语用环境转移问题（其互转的可能性均等），而无虚化程度的变化问题。所以，即便是将测度疑辞“莫”归结为“约莫”之“莫”，也未能触及“莫”产生的真正根源；我们还需要解释“约莫”之“莫”从何而来。总之，除了上面已经阐明的频率性、时序性和事实性原因之外，我们不从“约莫”寻找测度疑问副词“莫”之来源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测度疑辞“莫”和表不定真确的“莫”具有内在的语义一致性，无论其语用变化是从陈述到疑问还是从疑问到陈述，我们都需要寻找其共同的来源。
2.3 测度疑辞“莫”与劝止词“莫”
我们赞同叶建军(2007)提出的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于禁止词“莫”的观点，但其理论解释值得商榷，其事实证据也有待充实。
叶文认为，禁止的内容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而禁止“往往有盛气凌人的命令意味”，测度疑问有商量的口气，语气疏缓，这样用测度疑问实现禁止的功能就符合礼貌原则。禁止祈使与测度疑问的界限消失，从而产生了测度疑辞“莫”。
这一解释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首先，在祈使句中，相对明确的肯定祈使而言，否定祈使本来语气就比较缓和，试比较“站住”和“别走”；“莫”的意义不是强制命令，其作禁止祈使（或劝止）往往没有“盛气凌人的命令意味”，其语气一般比较和缓，所以礼貌之说需要重新考虑。更重要的是，既然测度的“莫”来源于劝止的“莫”，那么只有在测度语义产生后，才可以说测度疑辞“莫”影响到劝止词“莫”，使得表达符合礼貌原则，因此礼貌原则自然不能成为测度词“莫”产生的动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尚待产生的意义会反过来帮助原有的意义表达。测度疑问用的“莫”与劝止的“莫”在“不希望”意义上虽然相通，但只能从劝止词“莫”到测度词“莫”的发展过程进行解释，而不是相反。此外，事实上看，可作测度疑问理解的劝止“莫”字句，同不能两解的劝止“莫”字句之间，似乎没有语气轻重的差别。叶文所举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只能说明从劝止词“莫”到测度疑辞“莫”存在两可理解的中间状态，而并不能说明测度疑辞“莫”的产生是礼貌表达的需要。
关于测度疑辞“莫”何以来源于劝止词“莫”还需要更为合理的解释。下面，我们将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论证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于劝止情态词“莫”。
3 事实证据：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于劝止词“莫”
本节讨论事实方面的证据，主要涉及：劝止词“莫”与测度疑问副词“莫”的时序性和频率性特征关系、测度疑问副词“莫”的句法特征（包括辖域、否定形式、时间特征）和与“莫”同类的“不要、别”的语法化过程。
3.1 时序性和频率性特征
研究表明，测度疑问副词“莫”在唐代以前只有零星出现，主要是在中唐以后才得到广泛应用。（刘坚等1992：262）“莫”只能来源于唐以前就普遍使用的某一种意义的“莫”。而唐代以前，主要有三种意义的“莫”：产生于先秦的无定代词“莫”和简单否定词“莫”，以及汉代以后出现的劝止情态词“莫”。
无定代词“莫”的全称性会带来强烈的肯定语气，这可能会限制其向不确定的测度语气成分发展。而唐末时期一般否定词很多，其中常用“不”而非“莫”，从而使得一般否定词“莫”比较少见。因此，我们认为，测度疑问副词“莫”最可能的来源是劝止词“莫”。
劝止词“莫”在测度疑问副词“莫”产生之前，已经成为“莫”字最常见的用法。它带有口语色彩，用于弱祈使，相当于“不要”，表达弱主观道义情态意义。与“勿”相区别并逐步取代“勿”。（注：《六祖坛经》中“勿”字仅现15例，比禁止否定的“莫”还少5例；而《祖堂集》中“莫”的禁止否定用法为“勿”的两倍多。）例如：
(3)莫怪留步，因攀桂丛。（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
(4)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王维《送别》）(5)莫言钗意小，可以挂渠冠。（《游仙窟》）
(6)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总之，无论从频率特征还是时序特征上看，劝止词“莫”都具备语法化为测度疑问副词“莫”的条件。
3.2 句法特征：辖域变化、否定形式、时间特征
3.2.1 辖域变化
更重要的是，唐末五代的测度疑问副词“莫”的共时特征，反映出其与劝止词“莫”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其时，测度疑问副词“莫”正处在由谓语辖域到小句辖域的扩展虚化过程当中。《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莫”的语用情况，可粗略概括为两类：A.(Subject)+莫+VP；B.莫〔是〕+Subject+VP。
(7)净能问长官曰：“夫人莫先疾病否？”张令曰：“先无病疾，只到此门（间）有亡。”（《敦煌变文·叶净能诗》）
(8)师云：“第一义何在？”进云：“和尚莫通三教也无？”师云：“三教且致，老君什摩时生？”（《祖堂集·钦山和尚》8·178（注：8·178表示第八卷178页，余类推。））
(9)二将斫营已了，却归汉朝。王陵先到标下，灌婴不来。王陵心口思惟：莫遭项羽毒手？（《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
(10)师问：“久响宗风，请师一言。”夹山云：“目前无法。”师云：“莫错？”（《祖堂集·落浦和尚》9·195）
(11)相公接得，唯称大奇，莫是菩萨摩诃萨至我宅中？遂令取钱分付与牙人五百贯文，当即分付与白庄。（《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12)师云：“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僧云：“若一向不耘，莫草埋却去也无？”（《祖堂集·落浦和尚》9·197）
例(7)-(10)是A类例子，其中例(7)、(8)中有主语，例(9)、(10)中无主语。例(11)、(12)是“莫”引入小句的例子，这类例子在整个《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都出现得很少，多数都是A类省略主语的情况。而像例（注：转引自Frantisek Litchenberk(1995)，汉语注释为笔者添加。）这样的由“莫”单独引导小句的例子仅此一例，“莫是”引入的则相对常见些。“莫是”较为常见的原因，在于其中“是”依然为系词，连接的是一个小句形式的表语，表达广义的联系，即因果关系。（注：此时“是”字系词用法也正处于泛化过程中，解释因果关系的“是”大致始于南北朝时期。（柳士镇1992:287-298））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莫”依然是处于谓语之前的。
显然，此时测度疑问副词“莫”正处于形成初期，其句法位置的限制说明它还没有完全具备高层谓语的性质，不能自由移动到句首主语前。这与作为其来源的表劝止的“莫”的语法位置相当。（注：这说明测度疑问副词“莫”确是从否定性的“莫”发展来的，而非来源于其他语气词的音变通假；因为自源的语气词本身应该更适应于句首或句末位置，不太可能存在从修饰谓语到修饰全句的演变过程。）劝止词“莫”用于祈使，表示要求听话人不要VP，省略作为祈使对象的主语有助于缓和祈使语气，这是祈使句常用的策略，如例(3)-(6)。
此外，当时还少量运用“应莫、莫应、不是莫、莫不是”等复合形式；由于“应、不是”本身可表测度，这些形式的测度意义更为明显。如：
(13)方与佛为弟子，已前教法，何得闻之？今称“如是我闻”，应莫经中虚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
(14)昨夜频梦见，夫婿莫应知？（王甄《闺情诗》）
(15)青提夫人闻语，良久思惟，报言：狱主，我无儿子出家，不是莫错？（《敦煌变文·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
语气副词作为测度疑辞的身份越是确定，其高层谓语的性质也就越强，句法位置也更自由，引入事实小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B类形式只能由A类形式发展而来。在主语省略的条件下，A、B两类就会出现同形的情况；这是由A到B发展的中间阶段和重要桥梁。而“莫”出现在带主语的完整小句句首则是“莫”作为测度疑问副词语法成熟的重要标志。当“莫”发展成熟之后，其原有的主语后用法的语法化程度也随之变得更高，两种句法位置都变得很常用。也就是说，测度疑问副词“莫”的发展过程为：
Subject+莫+VP→(Subject)+莫+VP／莫+(Subject)+VP→莫+Subject+VP→Subject+莫+VP
3.2.2 否定形式
调查还发现，肯定形式是“莫”字测度问句的主要形式，而测度疑问副词“莫”用于否定形式只有极个别例证。（注：《祖堂集》中否定VP的“莫”字句有6句，肯定形式的有52句。）除“莫不是”外，带否定形式的“莫”字句如：
(16)大夫问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坐或踏，如今镌作佛像，还坐得不？”南泉云：“得得。”陆亘云：“莫不得不？”泉云：“不得不得。”（《祖堂集·陆亘大夫》18·399）
(17)师问侍者：“昔日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展开双足，放百宝光。”师却展足去：“吾今放多少？”对云：“昔日灵山，今日和尚。”师以手拔眉云：“莫不辜负摩？”（《祖堂集·龙迥和尚》12·282）
(18)师上堂，偏立告云：“莫不要升此座摩？”云禅大师云：“人义道中。”（《祖堂集·齐云和尚》11·253）
例(16)中“不”确为否定词，但它是一个省略句，全句应为“莫坐不得不”，所以将“不”作为全句命题的否定很是勉强。例(17)中“不”并不否定命题，“不”的意义是语用上的主观否定，即说话人所表达的测度内容是肯定的，否定词的使用仅仅是突出说话人的主观期望。正如大雨路滑的天气，我们会问“没摔跤吧”，“没”只是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期望。例(18)中，“不”可以理解为命题否定，但很可能也是主观的语用否定，因为如果说话人需要显得谦虚，不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他也会选择在测度内容前加上否定标记。
总之，早期测度疑问副词“莫”带否定形式非常罕见。我们仅发现《祖堂集》中有1个“莫是”带否定形式的例子。
(19)白槌云：“五百来人在这里，莫是不为向上事？”当头和尚道：“无。不可成持，合杀处折合了休去。”
测度疑问副词“莫”与否定性句子形式不兼容的现象，有两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或者是“莫”与否定语义重复，或者是两者语义冲突。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莫”的语法化程度还不高，还遗留一定的实在意义。只有词语实义才会和否定这种内容因素发生或重复或冲突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产生初期测度疑辞“莫”所带的否定形式，基本上是语用上的主观否定。这同测度疑辞“莫”来源中的那种“不希望”的主观意义完全一致。“不”本身从主观否定角度表测度，与“莫”的关系接近于同义复用。这正是后来“莫非、莫不、莫不是”大量使用的先声。
到元代以后，否定性的“莫不是、莫不、莫非”等“莫”类疑辞的使用，基本上取代了“莫、莫是、莫必、莫须”等肯定形式，成为最主要的测度疑辞。（注：“莫不是、莫不、莫非”占据《全元曲》中所有“莫”字测度问句的95%以上。）在“莫”类疑辞的发展中，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的机会并不均等。这说明，“莫不”等否定形式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也不是同为“半信半疑”的“肯定疑问一否定疑问”边界模糊、自由转化的结果，（香坂顺一1997:45-47；叶建军2007）而是受其来源制约的产物。
“莫”类测度疑辞在发展过程中对肯定否定形式的选择倾向，充分证明测度疑辞“莫”来源于劝止词“莫”。
3.2.3 时间特征
测度疑问副词“莫”与劝止词“莫”都具有对“不希望”情况的主观否定性。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言者主语对于事态的控制力上：否定祈使的“莫”针对可控的情况，而测度疑问的“莫”针对不可控的情况。这种可控性受到两个层次的影响，即言者主语对句法主语的支配力和句法主语对“莫VP”的可控性。言者主语只能支配在跟前的对象，而不能支配不在跟前的对象。而句法主语只能支配可控谓语（注：主要指由可控动词构成的谓语，或者谓语表现的状态是可控的。）代表的内容，而不能支配非可控谓语所表示的内容；在可控谓语表示的内容中，句法主语也只能支配未实现的情况，而不能支配已实现的情况。也就是说，言者主语的支配对象在不在眼前，句法主语是否带可控动词，以及这一可控动词表示的状态是否已然实现，是区别测度疑辞“莫”与劝止词“莫”的根本。
如果从劝止词“莫”到测度疑问副词“莫”的假设成立，那么两者的最小对比出现在句法主语处于言者主语面前、且此时VP为可控谓语的情况下，可控谓语的时间特征便是区分两者的关键。时间特征的模糊自然带来劝止词“莫”向测度疑辞“莫”的过渡。实现与未实现的时间差别，根据可控谓语主要动词类别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一般可持续动词的实现表现为动作的完成，而非持续动词的实现表现为已然状态。
唐五代时期是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此时时体成分正处于形成阶段。由于当时时体标注在句子中既不普遍又非必要，对句意的时间理解就需要依赖语境，从而具备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句子为负面评价的可控性内容，对“莫”的理解就可能会是对未实现状态的劝止与已然实现的测度这一两可的情况，这为“莫”从劝止词向测度疑问副词的语法化提供了基本而又可靠的条件。例如：
(20)即今龙厩水，莫带犬戎膻？（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转引自苏晓青等1990）
“带犬戎膻”是不好的不被中原人接受的状况。由于例(20)这句诗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记，所以它既可用于劝戒，让听话人防备这种不好的状况发生，也可以是对归来者已实现状态的猜测，表明说话人不希望结果是这种不好的状况。
随着祈使“莫”字句的广泛使用，其出现语境也变得更加自由。当“莫”出现于非可控动词句或非可控的言者主语句时，劝止祈使的“莫”也就只能理解为测度疑辞“莫”。例如，在特定语境中，祈使对象不在跟前，说话人的祈使也就变成了一种愿望（即心里对不定对象——多数是老天爷——的祈使），此时劝止就演化为测度。或者句法主语支配的是非可控谓语时，“莫”字句也就只能理解为测度疑问。
(21)净能问长官曰：“夫人莫先疾病否？”张令曰：“先无病疾，只到此门（间）有亡。”（《敦煌变文·叶净能诗》）
上文例(9)中灌婴不在王陵面前，王陵自然不能祈使灌婴小心毒手，而事态并未明了，他也只能期望灌婴未遭毒手。但这种不利情况是可能的，因而“莫遭毒手”便成了测度疑问。例(21)中“疾病与否”是“夫人”没办法自我控制的，因而此“莫”字句也只能是测度。
3.3 同类现象：别、不要
劝止情态词“莫”发展为测度疑问副词“莫”并非特例。晚起于“莫”的“别、不要”，其意义与“莫”相当，也经历了从劝止情态到认识情态的演变过程，其语法化历程可作为“莫”从劝止词到测度疑问副词的有力证据。“不要”的发展轨迹为：客观必要（不必要）——主观必要（禁止／劝止）——认识情态（测度）。
3.3.1 “不要”
早在六朝时期，“不要”就用于表示“不必要”。（李明2003）
(22)金秋取讫，至来年更不须种，自旅生也。唯须锄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种之，皆于根自出矣。（《齐民要术·伐木》）
敦煌变文中用于祈使的“不要”比较常见。（李明2003）
(23)不要称怨道苦，早晚得这个新妇。
(24)小娘子颠莫强，不要出头出脑，总王郎心里不嫌，前世业遇须要。
变文中还有表示主观愿望的“不要”，意为“不想、不希望”。此意之“不要”，其主语只能是言者主语，表示对非主观可控事件的愿望，即对不希望不合己意的事态的主观排斥态度。这与作为认识情态成分表示测度的“不要”，仅有时间特征上的实现与未实现的差别，（注：当然，这种实现与未实现的时间差异仅限于测度疑辞产生之初，针对言者主语在跟前且动词为可控的条件下，即从劝止词到测度疑辞的过渡阶段。后面类似的论述也采用这种限制，因为疑辞“莫”高度语法化之后，自然能用于各种语境各种时间状态的测度。）如：
(25)我舍慈亲来下界，不要将身作师僧。（《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
用于主观测度的“不要”至少在清代已经出现。如：
(26)戴大理一听这话不对，还要顶住跟班的问：“你不要看错了别的缺罢？”跟班的道：“巡捕老爷来送信的时候，小的在跟前听的明明白白的，怎么会看错呢。”（清《官场现形记》）
(27)众人道：“咱们栊翠庵的什么妙玉不是叫人抢去？不要就是他罢？”（清《红楼梦》）
3.3.2 “别”
高增霞(2003)从共时角度论证了“别”的语法化：主观必要（禁止／劝阻）——担心—认识情态（主观非期望事件）——认识情态（主观中性事件）。文章仅从理论上探讨汉语的担心—认识情态问题，没有对此结论提供历时证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否定词“别”确有从否定祈使到测度疑问的用法变化。
(28)别走！(29)别把汤洒了！(30)两点都过了，他别不来了？(31)你别在骗我吧？
(32)看你今天那么高兴，别是有什么喜事？(33)又苗条了，别是减肥了吧？
“别”作为“不要”的合音词自元代开始出现，（江蓝生1991）只用于否定性祈使，与现代汉语用法相当，如例(28)、(29)。例(29)生动地说明时间标注特征对“别”字句理解的影响。若“了”仅为语气词，例(29)为否定祈使；若“了”既表语气也表完成，例(29)便可理解为对不期望情况的测度。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祈使针对的都是说话人不期望的可控的情况。如果不期望的内容变成了已然状况，可控性特征就会消失，否定祈使也就只能转化为从主观角度进行的测度。这就是例(30)、(31)所表达的情况。当来源于否定祈使的认识情态词“别”进一步语法化，它就能从其基本语义中剥离“不期望”的意义，仅仅保留主观测度义，如例(32)、(33)。
“别”的认识情态用法是当代汉语中比较晚近的现象，考虑到否定祈使的“别”早在元代就已经产生，完全可以认为，存在着从表否定祈使的“别”到认识情态词“别”的历时变化过程。
既然“别、不要”都能从表否定祈使的主观必要情态标记发展成为表测度的认识情态标记，意义相当的祈使否定词“莫”语法化为测度疑问副词“莫”也是合情合理的。测度疑问副词“莫”开始也常用于表示对非期望事件的测度，如上文例(7)、(9)。情感因素（主观）上，说话人倾向于否定，“不希望如此”；而事实因素（客观）又使说话人倾向于认为“莫”后的陈述为真。再如：
(34)如是经一月，其家厌患有语。善友闻声不乐，即自思惟。明日早辞欲去。牧牛人曰：“莫是我家小幼？”答日：“不然，非汝家大小不垂情，自为五分矣。故不宜久住也。”（《敦煌变文·双恩记》）
例(34)中牧牛人出门前嘱咐家人要善待其友，但过了一个月，“其家厌患有语”。所以友人辞去，路遇牧人。牧人看到这种情况，测度其家人可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使得友人离开；而他曾经嘱咐过家人，不希望他们做出这样的事。“莫是”句很好地体现出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意思是“别是我们家孩子做了什么让你要走吧”，当时的情态体现得非常真确。这类初期“莫”问句对非期望事件的测度，充分体现出“莫”的来源特征。随着“莫”的发展，表测度的“莫”的感情色彩变得模糊，“莫”成为真正的测度疑辞，如例(8)、(10)等。
3.3.3 重庆话的“莫”
现代汉语西南官话的重庆方言中，依然保留着“莫”分别表否定祈使和表测度的用法。（注：笔者为重庆人。重庆话中没有表否定祈使的“别、不要”，也不用它们的测度疑问形式。只能用“莫”表否定祈使，同时也只有“莫”和“莫必”作为测度疑辞。）如：
(35)莫走！莫听他的！莫哄我！（别走！别听他的！别骗我！）
(36)这个药医咳嗽啊？你莫遭别个骗了？（这种药能治咳嗽吗？你别是被人骗了吧？）
(37)还没来呀？他莫迟到了？（还没来吗？他别迟到了？／他不会迟到吧？）
上面的例子中，重庆方言的“莫”恰好和普通话“别”形成整齐对应（无论是劝止祈使还是测度功能）。例 (35)、(36)可对比说明时间的已然和未然在“莫”字句理解中的作用。例(36)中“被骗”是已然的事实，由其前的反问句加以提示；如果此句为“出门小心”，那么同样的形式“莫遭别个骗了”显然就是祈使。例 (37)中“他还没来”是事实，但会不会迟到还得等等才知道，所以“莫迟到”是对将然情况的测度，由于“他”不在跟前，理解为祈使比较难，但祈使中包含的“使……不发生”的意义还是很明显的。此外，重庆方言“莫”字的语法化尚未完成，仅能用于对不期望不好的情况的测度，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劝止词“莫”否定祈使的原意，这也从侧面说明否定祈使与不利测度的语义相通性。
综上所述，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于劝止否定词的“莫”。其发展经历了从谓语辖域到小句辖域的辖域扩展，从引入肯定形式成分到引入否定形式成分的搭配功能泛化，以及从否定意义显著（意义否定、主观不期望态度）到否定意义的逐步弱化乃至消失。其功能发展路径为：主观必要（否定祈使）——担心认识情态（对不期望状况的测度）——认识情态（无明显主观态度的测度）。
4认知解释：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于劝止词“莫”
本节借用Frantisek Litchenberk(1995)提出的担心—认识情态观点，从理论方面探讨劝止词“莫”发展为认识情态词“莫”的认知因素，以及“莫”类词语的发展与常见的“lest”类担心—认识情态的差别。
Frantisek Litchenberk(1995)提出，语言中除了认识情态和作为认识情态来源的其他情态外，还存在着一种复合情态，称为担心—认识情态(apprehensional-epistemic modality)。担心—认识情态提供了情态演化的一个全新的路径，是认识情态产生的又一根源：
Precautioning＞fear（注：Frantisek Liehenberk(1995)不能确定precautioning能否直接发展为担心—认识情态。所以，某些语言的担心—认识情态的发展可能不必经历fear过程。由于epistemic阶段在Frantisek Lichenberk研究的例证中比较少见， Frantisek Lichenberk并未列出这个阶段。这一阶段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添加的。）＞apprehensional-epistemic＞epistemic
预防＞害怕＞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
当一个人担心害怕某种情形，他往往害怕的是一种潜在的情况。所以表达担心害怕的成分能够自然转移到表达对一种潜在情况的认识。这种对潜在情况的认识无论从事实根据上还是从主观期望态度上，都倾向于不确定：事实上未验证，主观上不希望担心的情况发生。担心—认识情态就产生于这种双重的不确定上，表达potential（可能性）意义。
担心害怕与担心—认识情态从两个方面相互关联：1)未确知性；2)主观否定性。担心害怕的内容一般具有precautioning（预防）的性质，引入从句，表达提防未然的不利状况的愿望；担心—认识情态若针对已然状况，对说话人而言，担心的情况依然是未确切发生的。无论未然还是已然，说话人对情况的知识状态都是未确知的，这是两者的共性。而人们担心害怕的都是不期望发生的不利情况，这一语义遗留到担心—认识情态中，使得这一情态发展的早期，只能表达对不期望状况的不确定的认识（有的词语只演化到这一阶段）。可以说，担心害怕和担心—认识情态都包含着一个语用否定：担心害怕否定的是 VP的将然发生，担心—认识情态否定的是说话人主观视野中的客观现实。
两者的差别主要是时间特征的不同，模糊时间状态的情况是两者之间关键的过渡阶段。例如：
(38)我怕他不来了。
如果将“不”理解为泛时否定，否定的是愿望，即他不想来，那么例(38)就是担心—认识情态，“我估计他不想来”。如果将“不”理解为瞬时否定，那么他来不来还是未然未定的情况，他可能来，但“我担心他不来”。这里的“担心”实际上隐含着“不希望”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担心。在某些词语的演化过程中，这个“不希望”阶段有其独立的表现，如例(25)。
Frantisek Lichenberk所举的例子，基本都经历了从从句连接成分（类似于lest）到单句实义成分 (fear)再到句首附加成分(potential)的转变过程。仅有Classical Greek（经典希腊语）中mé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禁止(prohibition)到apprehensional-avertive（担心—避免）到cautious assertion（谨慎确认）的阶段。这与我们研究的否定祈使词“莫、别、不要”等的发展路径是相关而又有别的。
“莫”类与“lest”类情态成分的发展相关性表现在，Precautioning（预防）、avertive（避免）与prohibition（禁止）在“不希望、非期望”这个中间概念上是相通的。例如：
(39)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人，莫错用意，名为真行性自用。（《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例(39)既是对普遍情况“错用意”的劝止，那么就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在将来发生。说话人的语用目的可以随话语情境的不同表现为“预防”（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或者是“避免”（这种情况很在一定条件下常发生），或者是“禁止”（这种情况当前发生）。同样，例(9)中“莫遭项羽毒手”也是说话人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只不过涉及的听话人不在跟前，也就不能从实际上去“禁止”，情况也不是将然的，所以没有办法“预防”和“避免”，只能从心理上去发挥愿望的效力，期望其不是那样。总之，人们预防的、想要转变的和极力禁止的都是“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它们都属于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根据情态发展的单向性，由道义情态到认识情态的发展符合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否定祈使词与担心害怕成分在概念上都隐含“不希望”这一意义共性，它们对相应状态的知识状况都是“未确知”。再来看例(39)、(9)。例(39)为祈使，因为是将来的情况，且行动的执行需要听话人的配合（当然可以选择不配合），所以说话人对“不错用意”是不确定不确知的。而例(9)中，王陵没有亲自看到灌婴的情况，只能从自己内心去希望“莫遭毒手”（可以看作一种心理上的祈使，以愿望为力量，以不知名的对象为对象），这只是根据“没来”做出的判断，真实情况他并不确知。
同样，担心害怕与担心—认识情态的差别同否定祈使词与非期望认识情态的差别相当。主要是时间状态上已然和未然的区别。否定祈使的例子前面已经作了说明，这里只举担心—认识情态的例子。在To'aba'ita语中，现在和过去时间状态（已然）和未然时间状态的分野对ada(1est)句意义的理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对已然的状态无法预防或避免，对已然状态只能作可能性理解。
(40)Ada wane'erikarikinau.(12)
Lest manthathe:SEOseeme
害怕 那个人 标句词 他：序列句 看见我
（〔我害怕〕那个人看见我／〔我害怕〕那个人可能看见我了）
例(40)中，说话人可以改变潜在的未来状况，也就是“预防、避免”，如躲起来使不被看见。如果是已然状况，ada就只能是可能性标记成分，表示“可能性”。我们将其总结如表1：
项目特征担心害怕担心—认识否定祈使 非期望性
成分 情态标记成分 认识情态标记
时间特征 未然已然未实现 已实现
知识状态未确知 未确知未确知 未确知
主观愿望不希望 不希望不希望 不希望
表1 “莫”类情态与“lest”类情态的发展比较
具体而言，“莫”类情态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希望、未确知”的内容从行为域到知识域的隐喻投射；时间特征从未实现到已然实现的变化乃这一投射的自然结果。（注：类似的现象有，表测度疑问的“是不是”兼用于表祈使（即从知识域转移到行为域）。似乎两域之间的隐喻转换并不是单向的。）
“莫”类情态与“lest”类的差别在于，“莫”类最终都发展出单纯的认识情态，不再附带非期望的感情色彩。另外，“莫”类发展而来的认识情态，常用于疑问句而非陈述句中表示测度。这可能与其来源密切相关。现代汉语中，类似于“lest”类的“怕、恐怕、看”等发展出来的认识情态就只用于盖然陈述。
总之，测度疑问副词“莫”来源于劝止词“莫”不仅有事实方面的确切证据，也有认知方面的充分理据。
5 结论与余论
长期以来，对于情态及其发展的探讨不断丰富，传统的情态分类，采用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的二分法，并总结出从道义情态到认识情态的普遍发展规律。Sweetser(1990:152)区分根情态和认识情态，其发展规律是从根情态到认识情态；Bybee(1994:241)对情态的认识更加深化，划分出施事取向的情态、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和认识情态，三者的关系是施事取向的情态分别发展出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和认识情态，而说话人取向的情态与认识情态之间没有明显的发展关系。
语言事实表明Bybee的分类更细致也更有说服力。但是实际上，由于施事取向的情态能够发展为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在某一情态成分兼具三种情态用法的情况下，如果缺乏详尽准确的历史资料，我们将难以判断其认识情态是直接由施事取向的情态发展而来，还是经由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发展而来。
如汉语史上的“应、须”兼表施事取向的“客观必要”、说话人取向的“主观必要”和认识情态“必然”。（注：刘淇《助字辨略》：“应，……当也”；“须，应也，宜也”。“应、须”在特定的语境下，还可以表示“盖然”。如“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其中原因待考。）理论上，其发展为认识情态确实不必经历主观必要的阶段。而历史材料中客观必要与主观必要的产生时代接近，自然很难说认识情态从主观必要而非客观必要发展而来。
但是，如果某一情态成分没有施事取向的用法，只存在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和认识情态，那么就只能是由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发展为认识情态，而非相反。本文从事实和理论上证明了“莫、别、不要”从否定祈使到盖然情态的发展过程，也就证明了说话人取向的情态（主观道义）与认识情态存在特定的发展关系；因为“莫、别”一开始就只用于祈使，不存在施事取向的情态用法，而“不要”的测度用法显然不能从客观必要中引申出来，所以，对Bybee(1994)的理论应该作一定的修正：在特定情况下，说话人取向的情态可以发展为认识情态。这可能与否定祈使的弱祈使性和说话人主观愿望有关，其中规律尚待进一步研究。